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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全国性供血严重紧张,不仅让医院、患者、血液中心等相关各方手忙脚乱,疲于应付,也让不尽完善的医疗用血体系浮出水面。“缺血”背后,缺的是什么?
公开的秘密:“血头”救场
11月11日,坐在病床上的于大姐不停地绞着衣角,非常地焦虑。她从山西来到北京某三甲医院等待切除肿瘤已经20多天了,但因为医院供血不足,一直都不能进行手术,而带来的钱已经在住院费和控制病情的药物上耗掉了一半。
11月9日,同病房的张大姐终于做了手术。因为供血不足,张大姐的手术被推迟了6次,眼看着病症已经恶化到危及生命,医院只得以牺牲供血质量为代价将张大姐家属的500毫升B型血调配成了500毫升的O型血,才完成了手术。
于大姐说,病房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大家都在急等着用血。于大姐哽咽着说:“我就怕等死在这儿,把钱也花完了,我家娃怎么办?”
到了中午,于大姐的丈夫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说:“有救了,有救了!”全病房的人哗啦一下都围了上来。
原来,10月份开始,于大姐所在的医院为解决供血紧张问题,临时实行了“家庭互助”献血的应急程序,即不论与患者所需血液的血型是否相同,患者亲属均可先在北京市血液中心献血,然后持血液中心开具的献血量证明,到医院获得同量血液的优先使用权。
通过别的病患家属介绍,于大姐的丈夫认识了“血头”小张。下午,小张带了3个人过来。于大姐的丈夫赶紧和他们明确了一下各自的“亲属关系”,然后就带着他们去了北京市血液中心大厅。
大厅里,有很多人在四处东张西望,据小张介绍,这些都是在寻找需要血源的人。最近,因为各大医院供血紧张,采取了“家庭互助”方法,所以许多人像小张一样,开始做起了“血头”。一个月前,小张还是一位建筑工人。
大厅里,有两位巡警不时盘问来献血的人是什么关系,于大姐的丈夫很紧张,生怕被看出自己的猫腻。小张则直奔窗口,领了3份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家庭互助献血申请表和健康咨询表,三位“亲属”飞快地填写,然后拿出身份证,等待“献血”。“献血”前,窗口的医生询问了一下亲属关系,于大姐的丈夫回答时语速极快,双腿一个劲地抖。
很快,1200毫升的鲜血输入到袋中。出了大厅,于大姐的丈夫掏出了3000元钱给了小张,还说了一堆感谢的话。
事后,记者询问了窗口的医生,如何确认家属关系。医生说,无法确认,只是例行询问一下,“其实我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这总比没血用等死强吧。”
回到医院,于大姐很高兴,虽然比正常输血多花了3000元,但是买来了希望。于大姐等待着,这些“昂贵的血”能够尽早输入到自己体内。
于大姐的主治医生李大夫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是医院里“公开的秘密”。医院里的供血箱基本上已经空了,于大姐所需的B型血还不到800毫升,根本不够1200毫升的手术用量。从10月起,医院已经宣布暂停择期手术及一般性输血治疗,血液优先供给急危症患者和突发公共事件的急症用血。“这种能拖则拖的办法也实属无奈之举,我们医院的所有健康人员已经全部献血了。”
截至发稿时间,于大姐还没有做手术,只能拿着通过“家庭互助”方法得来的“配额 ”,在焦急地等待着。
为应对“用血危机”,全国各地的各大医院都鼓励患者自行组织亲属献血,用“家庭互助”的方式满足用血需求。但是,亲属关系的辨别成为这种“互助方式”最大的漏洞,像于大姐这样寻求“血头”小张非法买卖血液的情况越来越多。
北京某三甲医院院长介绍说,原来也有“血头”,但他们很隐蔽,至少在医院范围内一直都没有很“惹眼”。自从开了“家庭互助献血”的口子,现在每天都有二三十个“血头”在医院各病房间流窜,甚至有部分医生与“血头”关系紧密,为其提供急需用血的患者名单。虽然有些医院表示不接受“家庭互助献血”,但实际上很少有医院能够做到,因为急迫缺血的困境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导致这条漏洞百出的通道难以关闭。
采血工作缺少激励?
在云南省昆明市血液中心供血科,各大医院的救护车排成了长队,医生们必须在这里等待一个小时甚至更長时间才能领到血。血库里的血正在生产线上加工,出来一袋拿走一袋。10月以来,昆明“缺血”情况越来越严重,各级领导、医院院长都把昆明市血液中心的电话打爆了,要求供血的条子开了一大堆,可是谁都拿不着血。
昆明市血液中心血源管理科主任李开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是她工作近10年来,遇到最严重的一次供血危机。“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每天平均供出去两三万毫升血液,但实际需求量在8万至10万毫升左右。”
从7月开始,昆明市血液中心出现了供血缺口。最近3个月,持续性缺血达到了顶峰。昆明市血液中心正常的血液存储量应该是40万毫升,以满足昆明地区260多家医疗机构的用血需求,但10月中旬以来,该中心的血液库存不足2万毫升,还不到正常库存的1/20。据李开红介绍,国庆节后,昆明已经有200多家医疗机构亮起了红灯,近九成手术被迫停止。
李开红认为,血库告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供血群体不稳定,采血工作对大学生有着过度依赖。“在昆明,大学生、外来务工人员和公司职员这三个群体占到全市献血者总数的70%。”
此外,献血覆盖点少、献血不方便将很多血源都关在了门外。“我们遇到的障碍就是城市规模扩大以后,由于投入资金有限,血液供给点基本上没有增长,还是集中在原有闹市区,新的人员密集区和商业区都没有设置流动采血点。但由于昆明的医疗条件比周边地区要好,所以大量病患集中到昆明来治疗,导致血液需求增长得非常快。”李开红说。
按照1998年实施的新献血法规定,原有的“责任单位”行政献血指标已废止;如今,只能通过创建文明单位等方式来鼓励和推动无偿献血。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没有实质性的鼓励措施,单靠荣誉鼓励收效甚微。
昆明市血液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则认为,供血不足的最根本原因,是从2008年起,由于薪酬制度改革,采血人员奖励制度被取消,采血工作成了义务劳动,采血员的工作积极性日渐降低,采血车的工作时限也越来越短,采血点的覆盖范围和密度也跟不上需求。再加上昆明市区的大部分高校搬往郊区,采血工作日渐困难,今年的“大缺血”在诸多因素积累之下最终爆发。
据该名工作人员介绍,采血工作原来有各种奖励办法,比如完成任务的奖励、或按每袋血给奖励,或者设置年终奖等,但因为奖励机制比较混乱,各地情况也不同,所以在2008年被取消。
“献血容易,用血难”
北京的大学生小王则认为,“献血容易,用血难”使他失去了献血的热情。
小王从2006年起开始献血,至今已累计献血3200毫升。今年初,小王的父亲因手术需要用血400毫升。按照北京的相关规定,无偿献血者及其直系亲属需要输血时,可以免费使用其献出血液量3倍的血液。小王认为,“好人有好报”的时候来了。
可是,让小王大失所望的是,“免费”不是那么容易的。小王要先垫付所有费用,自行结清医院账单,然后带着献血证明、个人证件和亲属证明材料等到医院领取用血证明、发票等凭证,再到血液中心办理报销手续。手续的繁杂让小王非常烦躁。为了开各种证明,他在医院上上下下地跑,到血液中心去了三次,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让小王觉得“非常不划算”。他不满地说:“以后我不献血了,也不占这便宜了。”
此外,血液管理不透明的嫌疑,也让许多人对这份“公益事业”失去了信任。
2009年,一组“人血浇花”的照片被各大网站争相转载。图片中,一袋血浆被当作浇灌兰花的“高档化肥”,血浆袋上的标签显示采血日期为2009年10月3号,失效日期为2014年10月3号,血浆来自成都市血液中心。图片公开后,网友们反应激烈。就此,成都市卫生局曾公开回应表示,这袋血浆是报废的血浆。
但是,解释并未能平息风波,质疑越来越多:怎么证明是报废血浆?报废血浆就可以拿来浇花吗……
昆明市血液中心血源管理科主任李开红表示,作为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她清楚地了解血液的保存、流动和使用的全过程,但出于对献血者和用血者隐私保密的考虑,一直没有开放公开的平台让献血者跟踪自己血液的流向和使用情况。这种信息不透明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献血者的热情,使献血者不能切实感受献血的价值和意义。
每天,北京市血液中心的流动采血车都会停在热闹的王府井商业步行街上。11月13日(周六)下午,记者发现,近3个小时的时间里,只有不到20人到街上的参与献血。记者随机采访了50多位行人,大部分表示,献血存在安全隐患,也会对自身健康造成损害。
在1998年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以前,血液需求主要靠事业单位摊派献血指标和有偿供血为主。但在有偿供血的环节,由于利益驱动,采供血系统曾一度混乱,乙肝、丙肝和艾滋病毒感染盛行一时,这种沉痛的记忆影响至今。另外,很多人认为,献血会损伤体内血液储量和供血系统的功能。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党委副書记田喜惠认为,宣传不足导致很多人对献血常识不了解甚至有误区。其实,血站采血有严格的操作规范以确保安全性,而且,定期适当献血有益于身体健康。
全国临床一半以上不合理用血
解决供血紧张问题,除了“开源”,还要“截流”。
据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调查,今年在北京做手术需要输血的患者将达到78.8万人,2012年血液需求量有可能突破100万毫升。田喜惠强调,推广合理用血的理念势在必行。
一些医生告诉记者,很多患者及其家属都认为输血可以补充营养、加快伤口愈合,有益于患者康复,因此往往会要求医生“多输点血”,部分医生在“红包”的诱惑下就会一味迁就患者要求,不合理输血的现象屡见不鲜。
北京某三级甲等医院妇科大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输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学科,病患身体素质不同、病症不同、手术情况不同都会影响到合理输血的剂量,比如:同样的宫颈病症和手术,最少可以输血400毫升,最多可以输血1000毫升,就看医生怎么决定了,一般为了保险起见,医生都会选择较大剂量的输血,以保证手术效果。从医学领域来看,输血的合理剂量一直没有严格的标准和适用范围,因此,多大的剂量才是合理输血是一个非常考验医生功力的难题。
2009年,四川省针对199家二级医院和16家三级医院合理用血情况的调查显示,不合理用血情况普遍达到20%～30%,在对有关输血知识的调查中,370位二级医院临床医生只有67%的正确率,160位三级医院临床医生的正确率为73%。
据业内人士介绍,全国临床不合理用血达50%以上。为促进合理用血,11月初,北京市率先启动了“医疗质量万里行”,对本市31家医院展开督查,并号召全市医生参加“节血培训”,学习“无血手术”技术。
“无血手术”,是指身体较为健康的患者可以在手术前分期抽出的定量血液存放在血库,以便手术时使用自己的血液,而不是由他人供血。“无血手术”的用血,因为减少了检验和加工程序,不仅可以节省花销和用血量,最重要的是,自身血液更适合身体需求,有利于身体健康。
“全国大缺血”还引发了对无偿献血制度的思考。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宋文质认为,“缺血危机”的根源在于,目前实施的无偿献血的制度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宋文质认为,无偿献血就像慈善事业一样,用道德来约束和实现是非常被动的。目前,适度地恢复计划献血也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从根本上明确稳定的血源,才是解决缺血危机的关键,而且计划献血的主体是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和各高校的学生,这部分人群的血液质量更有保证。
我能直接给家人输血吗?
电视剧里,命运多舛的主角经常会被送到医院急救,而医院此时肯定会血浆不够,这时,另一位主角肯定会血型匹配,而且肯定会不顾自身安危地为其输血,结果,生命得救,爱情到来,皆大欢喜。
但生活不是电视剧。一般情况下,医院不允许个体之间直接输血,医疗用血都必须由正规渠道如血液中心等提供。
因为除血型相同外,还要进行非常复杂的交叉配血实验以确认血样一致。血型相同的直系亲属间也可能会有血样差异,如果血样差异过大,就很可能使用血者发生排异反应。另外,采血后,血液中心还要通过各种检验和加工程序,以确定血液的安全和成分配比,血液才能够成为医疗用血。所以,电视剧只是电视剧,你基本上不可能给家人或者爱人直接输血。
公开的秘密:“血头”救场
11月11日,坐在病床上的于大姐不停地绞着衣角,非常地焦虑。她从山西来到北京某三甲医院等待切除肿瘤已经20多天了,但因为医院供血不足,一直都不能进行手术,而带来的钱已经在住院费和控制病情的药物上耗掉了一半。
11月9日,同病房的张大姐终于做了手术。因为供血不足,张大姐的手术被推迟了6次,眼看着病症已经恶化到危及生命,医院只得以牺牲供血质量为代价将张大姐家属的500毫升B型血调配成了500毫升的O型血,才完成了手术。
于大姐说,病房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大家都在急等着用血。于大姐哽咽着说:“我就怕等死在这儿,把钱也花完了,我家娃怎么办?”
到了中午,于大姐的丈夫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说:“有救了,有救了!”全病房的人哗啦一下都围了上来。
原来,10月份开始,于大姐所在的医院为解决供血紧张问题,临时实行了“家庭互助”献血的应急程序,即不论与患者所需血液的血型是否相同,患者亲属均可先在北京市血液中心献血,然后持血液中心开具的献血量证明,到医院获得同量血液的优先使用权。
通过别的病患家属介绍,于大姐的丈夫认识了“血头”小张。下午,小张带了3个人过来。于大姐的丈夫赶紧和他们明确了一下各自的“亲属关系”,然后就带着他们去了北京市血液中心大厅。
大厅里,有很多人在四处东张西望,据小张介绍,这些都是在寻找需要血源的人。最近,因为各大医院供血紧张,采取了“家庭互助”方法,所以许多人像小张一样,开始做起了“血头”。一个月前,小张还是一位建筑工人。
大厅里,有两位巡警不时盘问来献血的人是什么关系,于大姐的丈夫很紧张,生怕被看出自己的猫腻。小张则直奔窗口,领了3份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家庭互助献血申请表和健康咨询表,三位“亲属”飞快地填写,然后拿出身份证,等待“献血”。“献血”前,窗口的医生询问了一下亲属关系,于大姐的丈夫回答时语速极快,双腿一个劲地抖。
很快,1200毫升的鲜血输入到袋中。出了大厅,于大姐的丈夫掏出了3000元钱给了小张,还说了一堆感谢的话。
事后,记者询问了窗口的医生,如何确认家属关系。医生说,无法确认,只是例行询问一下,“其实我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这总比没血用等死强吧。”
回到医院,于大姐很高兴,虽然比正常输血多花了3000元,但是买来了希望。于大姐等待着,这些“昂贵的血”能够尽早输入到自己体内。
于大姐的主治医生李大夫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是医院里“公开的秘密”。医院里的供血箱基本上已经空了,于大姐所需的B型血还不到800毫升,根本不够1200毫升的手术用量。从10月起,医院已经宣布暂停择期手术及一般性输血治疗,血液优先供给急危症患者和突发公共事件的急症用血。“这种能拖则拖的办法也实属无奈之举,我们医院的所有健康人员已经全部献血了。”
截至发稿时间,于大姐还没有做手术,只能拿着通过“家庭互助”方法得来的“配额 ”,在焦急地等待着。
为应对“用血危机”,全国各地的各大医院都鼓励患者自行组织亲属献血,用“家庭互助”的方式满足用血需求。但是,亲属关系的辨别成为这种“互助方式”最大的漏洞,像于大姐这样寻求“血头”小张非法买卖血液的情况越来越多。
北京某三甲医院院长介绍说,原来也有“血头”,但他们很隐蔽,至少在医院范围内一直都没有很“惹眼”。自从开了“家庭互助献血”的口子,现在每天都有二三十个“血头”在医院各病房间流窜,甚至有部分医生与“血头”关系紧密,为其提供急需用血的患者名单。虽然有些医院表示不接受“家庭互助献血”,但实际上很少有医院能够做到,因为急迫缺血的困境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导致这条漏洞百出的通道难以关闭。
采血工作缺少激励?
在云南省昆明市血液中心供血科,各大医院的救护车排成了长队,医生们必须在这里等待一个小时甚至更長时间才能领到血。血库里的血正在生产线上加工,出来一袋拿走一袋。10月以来,昆明“缺血”情况越来越严重,各级领导、医院院长都把昆明市血液中心的电话打爆了,要求供血的条子开了一大堆,可是谁都拿不着血。
昆明市血液中心血源管理科主任李开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是她工作近10年来,遇到最严重的一次供血危机。“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每天平均供出去两三万毫升血液,但实际需求量在8万至10万毫升左右。”
从7月开始,昆明市血液中心出现了供血缺口。最近3个月,持续性缺血达到了顶峰。昆明市血液中心正常的血液存储量应该是40万毫升,以满足昆明地区260多家医疗机构的用血需求,但10月中旬以来,该中心的血液库存不足2万毫升,还不到正常库存的1/20。据李开红介绍,国庆节后,昆明已经有200多家医疗机构亮起了红灯,近九成手术被迫停止。
李开红认为,血库告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供血群体不稳定,采血工作对大学生有着过度依赖。“在昆明,大学生、外来务工人员和公司职员这三个群体占到全市献血者总数的70%。”
此外,献血覆盖点少、献血不方便将很多血源都关在了门外。“我们遇到的障碍就是城市规模扩大以后,由于投入资金有限,血液供给点基本上没有增长,还是集中在原有闹市区,新的人员密集区和商业区都没有设置流动采血点。但由于昆明的医疗条件比周边地区要好,所以大量病患集中到昆明来治疗,导致血液需求增长得非常快。”李开红说。
按照1998年实施的新献血法规定,原有的“责任单位”行政献血指标已废止;如今,只能通过创建文明单位等方式来鼓励和推动无偿献血。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没有实质性的鼓励措施,单靠荣誉鼓励收效甚微。
昆明市血液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则认为,供血不足的最根本原因,是从2008年起,由于薪酬制度改革,采血人员奖励制度被取消,采血工作成了义务劳动,采血员的工作积极性日渐降低,采血车的工作时限也越来越短,采血点的覆盖范围和密度也跟不上需求。再加上昆明市区的大部分高校搬往郊区,采血工作日渐困难,今年的“大缺血”在诸多因素积累之下最终爆发。
据该名工作人员介绍,采血工作原来有各种奖励办法,比如完成任务的奖励、或按每袋血给奖励,或者设置年终奖等,但因为奖励机制比较混乱,各地情况也不同,所以在2008年被取消。
“献血容易,用血难”
北京的大学生小王则认为,“献血容易,用血难”使他失去了献血的热情。
小王从2006年起开始献血,至今已累计献血3200毫升。今年初,小王的父亲因手术需要用血400毫升。按照北京的相关规定,无偿献血者及其直系亲属需要输血时,可以免费使用其献出血液量3倍的血液。小王认为,“好人有好报”的时候来了。
可是,让小王大失所望的是,“免费”不是那么容易的。小王要先垫付所有费用,自行结清医院账单,然后带着献血证明、个人证件和亲属证明材料等到医院领取用血证明、发票等凭证,再到血液中心办理报销手续。手续的繁杂让小王非常烦躁。为了开各种证明,他在医院上上下下地跑,到血液中心去了三次,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让小王觉得“非常不划算”。他不满地说:“以后我不献血了,也不占这便宜了。”
此外,血液管理不透明的嫌疑,也让许多人对这份“公益事业”失去了信任。
2009年,一组“人血浇花”的照片被各大网站争相转载。图片中,一袋血浆被当作浇灌兰花的“高档化肥”,血浆袋上的标签显示采血日期为2009年10月3号,失效日期为2014年10月3号,血浆来自成都市血液中心。图片公开后,网友们反应激烈。就此,成都市卫生局曾公开回应表示,这袋血浆是报废的血浆。
但是,解释并未能平息风波,质疑越来越多:怎么证明是报废血浆?报废血浆就可以拿来浇花吗……
昆明市血液中心血源管理科主任李开红表示,作为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她清楚地了解血液的保存、流动和使用的全过程,但出于对献血者和用血者隐私保密的考虑,一直没有开放公开的平台让献血者跟踪自己血液的流向和使用情况。这种信息不透明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献血者的热情,使献血者不能切实感受献血的价值和意义。
每天,北京市血液中心的流动采血车都会停在热闹的王府井商业步行街上。11月13日(周六)下午,记者发现,近3个小时的时间里,只有不到20人到街上的参与献血。记者随机采访了50多位行人,大部分表示,献血存在安全隐患,也会对自身健康造成损害。
在1998年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以前,血液需求主要靠事业单位摊派献血指标和有偿供血为主。但在有偿供血的环节,由于利益驱动,采供血系统曾一度混乱,乙肝、丙肝和艾滋病毒感染盛行一时,这种沉痛的记忆影响至今。另外,很多人认为,献血会损伤体内血液储量和供血系统的功能。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党委副書记田喜惠认为,宣传不足导致很多人对献血常识不了解甚至有误区。其实,血站采血有严格的操作规范以确保安全性,而且,定期适当献血有益于身体健康。
全国临床一半以上不合理用血
解决供血紧张问题,除了“开源”,还要“截流”。
据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调查,今年在北京做手术需要输血的患者将达到78.8万人,2012年血液需求量有可能突破100万毫升。田喜惠强调,推广合理用血的理念势在必行。
一些医生告诉记者,很多患者及其家属都认为输血可以补充营养、加快伤口愈合,有益于患者康复,因此往往会要求医生“多输点血”,部分医生在“红包”的诱惑下就会一味迁就患者要求,不合理输血的现象屡见不鲜。
北京某三级甲等医院妇科大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输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学科,病患身体素质不同、病症不同、手术情况不同都会影响到合理输血的剂量,比如:同样的宫颈病症和手术,最少可以输血400毫升,最多可以输血1000毫升,就看医生怎么决定了,一般为了保险起见,医生都会选择较大剂量的输血,以保证手术效果。从医学领域来看,输血的合理剂量一直没有严格的标准和适用范围,因此,多大的剂量才是合理输血是一个非常考验医生功力的难题。
2009年,四川省针对199家二级医院和16家三级医院合理用血情况的调查显示,不合理用血情况普遍达到20%～30%,在对有关输血知识的调查中,370位二级医院临床医生只有67%的正确率,160位三级医院临床医生的正确率为73%。
据业内人士介绍,全国临床不合理用血达50%以上。为促进合理用血,11月初,北京市率先启动了“医疗质量万里行”,对本市31家医院展开督查,并号召全市医生参加“节血培训”,学习“无血手术”技术。
“无血手术”,是指身体较为健康的患者可以在手术前分期抽出的定量血液存放在血库,以便手术时使用自己的血液,而不是由他人供血。“无血手术”的用血,因为减少了检验和加工程序,不仅可以节省花销和用血量,最重要的是,自身血液更适合身体需求,有利于身体健康。
“全国大缺血”还引发了对无偿献血制度的思考。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宋文质认为,“缺血危机”的根源在于,目前实施的无偿献血的制度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宋文质认为,无偿献血就像慈善事业一样,用道德来约束和实现是非常被动的。目前,适度地恢复计划献血也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从根本上明确稳定的血源,才是解决缺血危机的关键,而且计划献血的主体是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和各高校的学生,这部分人群的血液质量更有保证。
我能直接给家人输血吗?
电视剧里,命运多舛的主角经常会被送到医院急救,而医院此时肯定会血浆不够,这时,另一位主角肯定会血型匹配,而且肯定会不顾自身安危地为其输血,结果,生命得救,爱情到来,皆大欢喜。
但生活不是电视剧。一般情况下,医院不允许个体之间直接输血,医疗用血都必须由正规渠道如血液中心等提供。
因为除血型相同外,还要进行非常复杂的交叉配血实验以确认血样一致。血型相同的直系亲属间也可能会有血样差异,如果血样差异过大,就很可能使用血者发生排异反应。另外,采血后,血液中心还要通过各种检验和加工程序,以确定血液的安全和成分配比,血液才能够成为医疗用血。所以,电视剧只是电视剧,你基本上不可能给家人或者爱人直接输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