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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实比理想来得更伟大，她所给予我们的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总是让我感慨万千。”
以这样一句话为开篇，2014年1月，陈东升出版自传《一槌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这位“92派企业家”领军人物，在书中首次回顾了他创办嘉德，并与之一起成长的二十年风雨历程。
一个小小的细节颇耐人寻味——陈东升的自传并未依惯例自家庭、童年起笔，却是从“母校武汉大学”和“大学时代”直接切入，这个章节被命名为：积蓄。可见在陈东升的心里，大学才是他成功人生的真正起点。
2015年5月，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开幕新闻发布会上，陈东升特别强调，他创办了三个成功的企业但都没有上市，他也不是一个资本运作的高手，从来没有去卖他的股份，“我就像一个农民辛辛苦苦……其实是把我的奖金、薪水捐出来的，不是说我有多少个亿在手上”。
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从贴身口袋里掏出来，陈东升的作为大可被套之以某种“情怀”。
然而，了解陈东升的个人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他是一位非常理性的经济学博士，酷爱读书长于思辩；他是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企业家，白手起家先后创办的嘉德拍卖、泰康人寿、宅急送三个企业已成为各自领域的标杆；他是一个思路清晰的商界“隐形大鳄”，其成功之路引导着许多年轻创业者的梦想。
这样一个企业家，在他功成名就之后回转身来，为什么首先回顾的是他的大学时代？为什么用“艺术博物馆”这样独特的礼物回馈给他的母校？
这就不能仅仅用情怀或者梦想来概括，显然，陈东升有自己深入的思考。
一 .儿子
陈东升，1957年出生于湖北天门。他时常自谦为“农民”，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天门古称“竟陵”，抵依水紧靠武汉，是“茶圣”陆羽故里，也是湖北省人口最多的县级市。陈东升出身于科级干部家庭，在古老而繁华的县城中长大。2010年他的另一个母校天门中学百年校庆，陈东升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盖起万林图书馆。
“万林”是陈东升父亲的名字。不用“东升”而用“万林”，陈东升说这是一个传承，“大家都知道兆龙饭店、长庚医院。‘长庚’是台湾企业家王永庆的父亲王长庚，‘兆龙’是船王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兆龙饭店是改革开放之初，包玉刚出一千万美金在北京捐建的，在当年是很轰动的新闻，占了报纸、电视的头版头条……像这些对我们是很有影响的。这就是东方文化。”
武大校长李晓红的说法是：这充分体现了陈东升校友，对家人、对父母、对养育之恩的不忘。
Q：你为母校捐了一个亿，而且全部是自己的财产。你家“领导”怎么同意的？
A：我就作主了，批评就批评，我接受。其实，我的家人都很支持，很理解，尤其是我的母亲，这次专程来了。
Q：能讲一讲你家庭的故事吗，比如父母对你人生的影响？
A：西方人做慈善，都是以自己命名。但是改革开放的时候，船王（包玉刚）到中国来，却捐了一个“兆龙”饭店，以他父亲命名。“万林”也是一个好的名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父亲的名字里，这个两个意思都有，我觉得非常好。我父亲也是穷苦出身，一个放牛娃1940年参加新四军。我父母是京山县人，我兄弟姐妹四个是在天门长大的。
二.校友
陈东升有大学情结。
他曾回忆，上世纪70年代他中学毕业赶上上山下乡，于是到天门县科委下属的微生物研究所当了农工，算是下乡了。那时的他一心想上大学，去之前特意询问有没有机会，“不能上大学我是不去的”。1979年，陈东升考上武汉大学经济系。他懵懵懂懂地知道，国家经济建设是未来的潮流。
当时的武汉大学学生不多，“在校学生只有三四千人，经济系也就不到三百学生。”武大经济系有浓厚的英美风，拥有不少哈佛、耶鲁作风的教授：吴纪先、谭崇台、刘涤源、付殷……在新闻发布会上，陈东升随口就能数出一大串儿老师的名字。大学四年他把几乎所有著名教授家都跑遍了，“我们学生跟老师的互动非常深。董辅礽老师所有的文章都是用圆珠笔写，从来是自己操刀，这对我有深厚影响。”
那时校内没有太多建筑，陈东升喜欢去一些没什么人去过的地方，到处荆棘、茅草、小树，很荒野，感觉很原始。他用“天人合一，质朴而浪漫”形容武大生活，他当时觉得人生最美妙的事莫过于：有个大的皮划艇，和自己心爱的人，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荡漾在湖中，纵论学术和人生。
Q：这次捐赠的两三千万的作品中，你最喜欢哪一个作品？
A：这次捐赠的艺术作品，准确说是当代艺术作品中，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基本都有。我跟李校长讲的，过去讲的“当代艺术四大天王”，在这里三大天王都有了。其中有些非常有意义——大家知道台湾经济起飞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叫李国鼎，一个叫赵耀东，他们两个都曾是武汉大学的老师，如今我把他们的作品拿到武汉来了。还有一个是武汉大学王世齐先生的作品，我买下来捐出来。
Q：你认为企业家需要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精神？
A：文艺复兴就是因为一个伟大的商业家族，美第奇家族，他们赞助了达·芬奇这样伟大艺术家的创作。中国经济的繁荣带来艺术的繁荣。扬州八怪为什么在扬州？因为当时的盐商、海运都在扬州，这就是经济的繁荣带动艺术的繁荣。上世纪初，上海是整个远东的金融中心，所以上海的艺术非常繁荣。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繁荣，艺术也繁荣。
“泰康”十五周年在中国美术馆做展览的时候，我们曾说：艺术的背后有企业家，企业家是艺术的守护者。一个企业家成功后，大家还是愿意做一些公益事业的。关于艺术的收藏展览，还有一个龙美术馆（由企业家刘益谦、王薇夫妇创办）。 但我走的路跟大家不一样。我认为博物馆跟企业一起做最好，会一直留下来，因为企业的能力更强。博物馆并不是我个人的。现在武汉有了万林艺术博物馆，不久北京泰康总部也要建一个泰康美术馆，南北呼应。
三. 人文情怀
陈东升理想中的大学有三个功能：首先是学知识；第二是培养独立思考、批判的精神和能力——不然怎么叫知识分子呢？不然怎么能够创新和发展人类文明呢？纯粹学知识只是最基本的，学知识的结果应该是独立思考并具有批判精神。而第三条是他自己加上的：培养人文情怀。人文情怀怎么来？“比如说我，出生在县城，今天人们说我还算一个儒雅的商人或者是知识分子，这跟家庭背景是没关系的，跟在某个小地方的成长没关系。源于初中、高中接受的教育，崇拜的师友是榜样，大学里的各种讲座，还有优秀的教授群体——学习生活中这种耳濡目染、这种浸透，逐渐积淀成了这样一种素养。”
陈东升也毫不讳言，当年他年轻气盛，怀揣着对新兴行业未来发展的憧憬，放弃了中央国家机关的铁饭碗，下海弄潮，也靠的是“老乡、校友形成了一个核心人脉基础。”此后他全球游历，最喜欢去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大学，一个是博物馆。
他用“震撼”二字形容参观的感受。因是做艺术拍卖起家，他深知唐太宗“昭陵六骏”是超级国宝的艺术品，其中一件居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而哈佛大学的宋代瓷器可能是台北故宫之外最好的收藏。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末他第一次去参观斯坦福大学，发现博物馆里收藏了相当多非常有价值的中国艺术品，包括绘画和瓷器。还有整群的罗丹雕塑，一部分散落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一部分放在博物馆的外面。那一刹那，他心里涌出一个想法：“我一定要为母校捐赠一个艺术博物馆。”
卡内基有一句话：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陈东升表示不完全赞同，但基本思想他认可。再成功的企业家，在人生尽头也带不走一分钱的财富。在他看来，真正的企业家并不是为追逐财富而来，而是为对社会的贡献而来。如果秉承着这样的价值观，那么捐赠就是一个结果。
2013年，武汉大学120周年庆时，李晓红校长使陈东升心中捐赠的火花再次激荡起来。但是，如果只是捐一个没有内容的建筑，是不能被称为博物馆的。陈东升的梦想也绝不止于一座建筑，他指出，博物馆未来的路很长。但是“我们有这个想法，先把万林艺术博物馆作为一个华中地区的艺术重镇、一个标志。再从华中到全国乃至于全球。”
Q：刚才你谈到了大学对人生的影响，那么艺术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A：我是学经济的，而且学的是欧美体系。我年轻时候很崇洋，但我现在很讲传统文化。因为我创办的第一个企业是嘉德拍卖，我在工作中看到了宋代画、文人画，一千年前，中国艺术已经进入到这个境界。
所以我想，如果做慈善事业，一定是做在艺术文化上。
Q：你为人一直低调。这次却做这么大的宣传，这还是陈东升吗？
A：我还是我，因为“万林”不是陈东升的。要把这个万林艺术博物馆说透了，就得做一次品牌推介，让更多人知道有万林艺术博物馆，未来它会有很多的内容，让它成为未来华中的一流。
其实捐一个建筑非常简单，这些年地产商做艺术馆非常多，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有专业的团队，但那是为了销售房子。而我们一定要以斯坦福、哈佛大学为标杆，一定要跟国际看齐。欧美的大学体制、艺术体制，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未来泰康的路子，就是MoMA的路子，会划出来成立一个基金会。我没有做个人美术馆，是因为如果是个人的美术馆，没有人会捐赠给你。
我还有一个家乡情怀，要带动武汉艺术的繁荣。你看四川，四川美院出了很多名人，比如何多苓，其实湖美也是非常厉害的，出了冷军、石冲、还有曾梵志。
Q：你是想通过这个机会，把楚商推广出去吗？
A：你这样一说，我倒这样想了，我赞成你这样想。刚才说到我这次这么高调，其实是万林艺术博物馆开幕这么高调，这是武汉大学的艺术博物馆，是企业家的人文情怀以及对公益的关心。
Q：作为楚商联合会的会长，你是要把楚商品牌做得比浙商、徽商更好吗？
A：我有一个口号：向浙商学习。现在徽商不行。浙商里有马云、郭广昌。我们楚商也非常不错，有雷军、陈东升，北京还有很活跃的刘宝林。楚商的活动，浙商每次都去，浙商的活动，我们楚商也经常去，我们现在跟浙商合作很多，尤其是马云，是很好的伙伴。
Q：决定博物馆水平的是藏品。现在当代艺术中的著名作品都是被个人或者是机构收藏，你如何把这些东西弄过来？
A：我现在是武汉大学联席会的会长、武汉楚商会的会长，我今天晚上就要把两个会，还有北京湖北商会里的三拨企业家请过来。今天下午，展览开幕会有八十几个企业家到场。我不要他们捐钱，但是我要熏陶他们。
李晓红讲过一个故事：1983年陈东升大学毕业，他跑去和石匠师傅学了几天刻字，然后又跑到珞珈山上选了块石头，刻上一个大字“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今，万林艺术博物馆的造型就像一块巨石，坐落在珞珈山脚下。
以这样一句话为开篇，2014年1月，陈东升出版自传《一槌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这位“92派企业家”领军人物，在书中首次回顾了他创办嘉德，并与之一起成长的二十年风雨历程。
一个小小的细节颇耐人寻味——陈东升的自传并未依惯例自家庭、童年起笔，却是从“母校武汉大学”和“大学时代”直接切入，这个章节被命名为：积蓄。可见在陈东升的心里，大学才是他成功人生的真正起点。
2015年5月，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开幕新闻发布会上，陈东升特别强调，他创办了三个成功的企业但都没有上市，他也不是一个资本运作的高手，从来没有去卖他的股份，“我就像一个农民辛辛苦苦……其实是把我的奖金、薪水捐出来的，不是说我有多少个亿在手上”。
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从贴身口袋里掏出来，陈东升的作为大可被套之以某种“情怀”。
然而，了解陈东升的个人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他是一位非常理性的经济学博士，酷爱读书长于思辩；他是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企业家，白手起家先后创办的嘉德拍卖、泰康人寿、宅急送三个企业已成为各自领域的标杆；他是一个思路清晰的商界“隐形大鳄”，其成功之路引导着许多年轻创业者的梦想。
这样一个企业家，在他功成名就之后回转身来，为什么首先回顾的是他的大学时代？为什么用“艺术博物馆”这样独特的礼物回馈给他的母校？
这就不能仅仅用情怀或者梦想来概括，显然，陈东升有自己深入的思考。
一 .儿子
陈东升，1957年出生于湖北天门。他时常自谦为“农民”，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天门古称“竟陵”，抵依水紧靠武汉，是“茶圣”陆羽故里，也是湖北省人口最多的县级市。陈东升出身于科级干部家庭，在古老而繁华的县城中长大。2010年他的另一个母校天门中学百年校庆，陈东升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盖起万林图书馆。
“万林”是陈东升父亲的名字。不用“东升”而用“万林”，陈东升说这是一个传承，“大家都知道兆龙饭店、长庚医院。‘长庚’是台湾企业家王永庆的父亲王长庚，‘兆龙’是船王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兆龙饭店是改革开放之初，包玉刚出一千万美金在北京捐建的，在当年是很轰动的新闻，占了报纸、电视的头版头条……像这些对我们是很有影响的。这就是东方文化。”
武大校长李晓红的说法是：这充分体现了陈东升校友，对家人、对父母、对养育之恩的不忘。
Q：你为母校捐了一个亿，而且全部是自己的财产。你家“领导”怎么同意的？
A：我就作主了，批评就批评，我接受。其实，我的家人都很支持，很理解，尤其是我的母亲，这次专程来了。
Q：能讲一讲你家庭的故事吗，比如父母对你人生的影响？
A：西方人做慈善，都是以自己命名。但是改革开放的时候，船王（包玉刚）到中国来，却捐了一个“兆龙”饭店，以他父亲命名。“万林”也是一个好的名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父亲的名字里，这个两个意思都有，我觉得非常好。我父亲也是穷苦出身，一个放牛娃1940年参加新四军。我父母是京山县人，我兄弟姐妹四个是在天门长大的。
二.校友
陈东升有大学情结。
他曾回忆，上世纪70年代他中学毕业赶上上山下乡，于是到天门县科委下属的微生物研究所当了农工，算是下乡了。那时的他一心想上大学，去之前特意询问有没有机会，“不能上大学我是不去的”。1979年，陈东升考上武汉大学经济系。他懵懵懂懂地知道，国家经济建设是未来的潮流。
当时的武汉大学学生不多，“在校学生只有三四千人，经济系也就不到三百学生。”武大经济系有浓厚的英美风，拥有不少哈佛、耶鲁作风的教授：吴纪先、谭崇台、刘涤源、付殷……在新闻发布会上，陈东升随口就能数出一大串儿老师的名字。大学四年他把几乎所有著名教授家都跑遍了，“我们学生跟老师的互动非常深。董辅礽老师所有的文章都是用圆珠笔写，从来是自己操刀，这对我有深厚影响。”
那时校内没有太多建筑，陈东升喜欢去一些没什么人去过的地方，到处荆棘、茅草、小树，很荒野，感觉很原始。他用“天人合一，质朴而浪漫”形容武大生活，他当时觉得人生最美妙的事莫过于：有个大的皮划艇，和自己心爱的人，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荡漾在湖中，纵论学术和人生。
Q：这次捐赠的两三千万的作品中，你最喜欢哪一个作品？
A：这次捐赠的艺术作品，准确说是当代艺术作品中，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基本都有。我跟李校长讲的，过去讲的“当代艺术四大天王”，在这里三大天王都有了。其中有些非常有意义——大家知道台湾经济起飞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叫李国鼎，一个叫赵耀东，他们两个都曾是武汉大学的老师，如今我把他们的作品拿到武汉来了。还有一个是武汉大学王世齐先生的作品，我买下来捐出来。
Q：你认为企业家需要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精神？
A：文艺复兴就是因为一个伟大的商业家族，美第奇家族，他们赞助了达·芬奇这样伟大艺术家的创作。中国经济的繁荣带来艺术的繁荣。扬州八怪为什么在扬州？因为当时的盐商、海运都在扬州，这就是经济的繁荣带动艺术的繁荣。上世纪初，上海是整个远东的金融中心，所以上海的艺术非常繁荣。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繁荣，艺术也繁荣。
“泰康”十五周年在中国美术馆做展览的时候，我们曾说：艺术的背后有企业家，企业家是艺术的守护者。一个企业家成功后，大家还是愿意做一些公益事业的。关于艺术的收藏展览，还有一个龙美术馆（由企业家刘益谦、王薇夫妇创办）。 但我走的路跟大家不一样。我认为博物馆跟企业一起做最好，会一直留下来，因为企业的能力更强。博物馆并不是我个人的。现在武汉有了万林艺术博物馆，不久北京泰康总部也要建一个泰康美术馆，南北呼应。
三. 人文情怀
陈东升理想中的大学有三个功能：首先是学知识；第二是培养独立思考、批判的精神和能力——不然怎么叫知识分子呢？不然怎么能够创新和发展人类文明呢？纯粹学知识只是最基本的，学知识的结果应该是独立思考并具有批判精神。而第三条是他自己加上的：培养人文情怀。人文情怀怎么来？“比如说我，出生在县城，今天人们说我还算一个儒雅的商人或者是知识分子，这跟家庭背景是没关系的，跟在某个小地方的成长没关系。源于初中、高中接受的教育，崇拜的师友是榜样，大学里的各种讲座，还有优秀的教授群体——学习生活中这种耳濡目染、这种浸透，逐渐积淀成了这样一种素养。”
陈东升也毫不讳言，当年他年轻气盛，怀揣着对新兴行业未来发展的憧憬，放弃了中央国家机关的铁饭碗，下海弄潮，也靠的是“老乡、校友形成了一个核心人脉基础。”此后他全球游历，最喜欢去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大学，一个是博物馆。
他用“震撼”二字形容参观的感受。因是做艺术拍卖起家，他深知唐太宗“昭陵六骏”是超级国宝的艺术品，其中一件居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而哈佛大学的宋代瓷器可能是台北故宫之外最好的收藏。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末他第一次去参观斯坦福大学，发现博物馆里收藏了相当多非常有价值的中国艺术品，包括绘画和瓷器。还有整群的罗丹雕塑，一部分散落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一部分放在博物馆的外面。那一刹那，他心里涌出一个想法：“我一定要为母校捐赠一个艺术博物馆。”
卡内基有一句话：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陈东升表示不完全赞同，但基本思想他认可。再成功的企业家，在人生尽头也带不走一分钱的财富。在他看来，真正的企业家并不是为追逐财富而来，而是为对社会的贡献而来。如果秉承着这样的价值观，那么捐赠就是一个结果。
2013年，武汉大学120周年庆时，李晓红校长使陈东升心中捐赠的火花再次激荡起来。但是，如果只是捐一个没有内容的建筑，是不能被称为博物馆的。陈东升的梦想也绝不止于一座建筑，他指出，博物馆未来的路很长。但是“我们有这个想法，先把万林艺术博物馆作为一个华中地区的艺术重镇、一个标志。再从华中到全国乃至于全球。”
Q：刚才你谈到了大学对人生的影响，那么艺术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A：我是学经济的，而且学的是欧美体系。我年轻时候很崇洋，但我现在很讲传统文化。因为我创办的第一个企业是嘉德拍卖，我在工作中看到了宋代画、文人画，一千年前，中国艺术已经进入到这个境界。
所以我想，如果做慈善事业，一定是做在艺术文化上。
Q：你为人一直低调。这次却做这么大的宣传，这还是陈东升吗？
A：我还是我，因为“万林”不是陈东升的。要把这个万林艺术博物馆说透了，就得做一次品牌推介，让更多人知道有万林艺术博物馆，未来它会有很多的内容，让它成为未来华中的一流。
其实捐一个建筑非常简单，这些年地产商做艺术馆非常多，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有专业的团队，但那是为了销售房子。而我们一定要以斯坦福、哈佛大学为标杆，一定要跟国际看齐。欧美的大学体制、艺术体制，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未来泰康的路子，就是MoMA的路子，会划出来成立一个基金会。我没有做个人美术馆，是因为如果是个人的美术馆，没有人会捐赠给你。
我还有一个家乡情怀，要带动武汉艺术的繁荣。你看四川，四川美院出了很多名人，比如何多苓，其实湖美也是非常厉害的，出了冷军、石冲、还有曾梵志。
Q：你是想通过这个机会，把楚商推广出去吗？
A：你这样一说，我倒这样想了，我赞成你这样想。刚才说到我这次这么高调，其实是万林艺术博物馆开幕这么高调，这是武汉大学的艺术博物馆，是企业家的人文情怀以及对公益的关心。
Q：作为楚商联合会的会长，你是要把楚商品牌做得比浙商、徽商更好吗？
A：我有一个口号：向浙商学习。现在徽商不行。浙商里有马云、郭广昌。我们楚商也非常不错，有雷军、陈东升，北京还有很活跃的刘宝林。楚商的活动，浙商每次都去，浙商的活动，我们楚商也经常去，我们现在跟浙商合作很多，尤其是马云，是很好的伙伴。
Q：决定博物馆水平的是藏品。现在当代艺术中的著名作品都是被个人或者是机构收藏，你如何把这些东西弄过来？
A：我现在是武汉大学联席会的会长、武汉楚商会的会长，我今天晚上就要把两个会，还有北京湖北商会里的三拨企业家请过来。今天下午，展览开幕会有八十几个企业家到场。我不要他们捐钱，但是我要熏陶他们。
李晓红讲过一个故事：1983年陈东升大学毕业，他跑去和石匠师傅学了几天刻字，然后又跑到珞珈山上选了块石头，刻上一个大字“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今，万林艺术博物馆的造型就像一块巨石，坐落在珞珈山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