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瓶装旧酒：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
　　中国政治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循环，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呼吁新一轮改革时，各种主义便粉墨登场。一些主义花样翻新，颇具迷惑性。卷土重来的新自由主义，便是其中一例。
　　自由主义在中国此起彼伏，掀起了不少波澜。第一波是“五四运动”倡导的“德先生、赛先生”，尽管其导火索是外争国权，但是运动在实际进行中演变为内争民权，呼吁国民从传统思想和体制中解放出来。第二波则是苏联解体前的普世价值论，其冠以新自由主义之名，以线性进化论为历史观，主张落后的政治体制必须学习、融入到先进的政治体制中，通过转型、接轨，到达“历史终结”的彼岸。
　　新一轮自由主义的流行，可算得上是第三波。其在新一轮改革中得到了简政放权思路的呼应，但是在政治主张中则是新瓶装旧酒，将重蹈前两波的覆辙。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发酵，本来已使西方道路吸引力不再，华盛顿共识破产，自由主义黯然失色，但中国问题积累，经济增长降速，一些人乘机鼓吹“中等收入陷阱”的伪命题，公共知识分子推波助澜，助长了民粹主义的泛滥。于是，他们将解决中国问题的目光再次投射到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上。
　　厘清中国问题：解开新自由主义的钥匙
　　误读中国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卷土重来的时代背景；厘清中国问题，是解开新自由主义的钥匙。中国面临着什么问题？从雾霾、腐败到社会诚信下滑，凡此种种，可归结为三大问题：一是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这个在西方历史上和现在也有。能否通过规避别人的错误来解决？一定程度上，还得遵循经济发展规律，难以完全避免。指望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就把西方历史上几百年才解决的问题解决好，或将我们过去累积的学习西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全部消除是不现实的。二是中国文明转型、经济转型所带来的问题。中华文明五千年来首次实现从传统农耕型走向工业（信息）化，从传统内陆型走向海洋，从传统地区型走向全球的三大转型，真正掀开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深刻挑战。简单指责我们的道德观、价值观、诚信的丧失，是浅薄的。要重建我们的传统价值，挖掘我们原生文明中优秀的东西，适应现代文明，同时还开创一种符合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这样的挑战是空前的。三是所有的国家现在都遇到的困难，这是全球化造成的。比如全球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问题等等。17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和西方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过去一直是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等，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经济危机、党同伐异等。但是现在我们和其他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多相同的问题，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对比上述三大问题，新自由主义显得捉襟见肘。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无论规模、性质、结构还是时代背景均超越西方历史，新自由主义不仅不能解决今天西方面临的问题，遑论中国。各种主义不时卷土重来，只能说明中国迄今没有走出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情结，陷入线性进化论圈套，始终在仰视西方而不自觉地失去自我。
　　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中国自身的实践和创新。当然，这种实践和创新，是在与各国合作、对外开放的情形下进行的。解决这些问题，还要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因此，我们必需对改革的伟大历史意义、世界意义和时代挑战，有清醒的认识。改革不只是消除发展道路上的体制或制度障碍，更是制度创新、文明转型。文明转型的逻辑是以“中国梦”实现“世界梦”，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公共精神产品。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大国与文明古国，中国不仅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也要帮助其他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成为世界强国，也要让世界强国寻找到维护自身地位、生活水准和尊严的非“零和”之路，实现包容性发展，彰显中国和平发展的普遍关怀与世界意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博导，近著《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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