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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形式开展调查，毛泽东善于从细微处发现重大问题
为了得到更全面、真实、准确的情况，毛泽东除请人前来参加调查会外，还多次到商会、苏维埃政府、工会、乡村等地走访，进行不拘形式的实地调查。有时刚刚吃完饭就找人谈；有时在山坡遇上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就开起了调查会；有时则带着工作人员到城郊的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民耕田劳作，一边进行田间调查。
这天中午，毛泽东与前委机关成员、警卫连战士一起，在驻县城南门外的红四军政治部开完会后返回住地，远远看见一群人正在秧苗田中拔稗草。
在农村长大并熟悉农家生活的毛泽东知道，这属于粗农活中的精细活，既费神、又耗时。现在正好有点时间，帮老百姓干点农活，还可以搞点调查。
“同志们，拔稗草去！”毛泽东说着，走到田埂边，把鞋子一脱，挽起裤腿和衣袖，下到了田里。
见毛泽东下了田，随行人员也纷纷走下田来，与群众一起劳动。
警卫连战士小陈站在田里，看看这个，望望那个，显得有点手足无措。
毛泽东见状，问道：“你是分不清楚哪是禾苗哪是稗草吧？”
小陈不好意思，点了点头，回答说：“是，我分不清楚。”
“谁都不是天生就会的，不知道就要大胆问，否则损人害己！” 毛泽东说着，把小陈叫到身边，从秧苗丛中拔出一棵稗草，对他说，“你看，稗草节上光溜溜的，你拿它跟禾苗比一比，发现有什么不同么？”
小陈从毛泽东手上接过稗草，再凑前与禾苗一比较，发现稗草节上光溜溜的，而禾苗节上却长有细毛。
“对，节上长有细毛的就是禾苗，节上光溜溜不长细毛的就是稗草！” 毛泽东耐心地对小陈说。
一位大嫂听了毛泽东的话，感慨地说：“红军干部尽是能人，你们不但会指挥打仗，干农活也非常内行。”
“大嫂，红军干部也不是什么都内行。我们对寻乌城的情况，还有寻乌农民老表的生活情况，现在就还很外行，你们才是这方面的先生……”毛泽东接过这位大嫂的话头，真诚地说。
见毛泽东这么谦逊平和，这位大嫂爽快地说：“先生不敢当，但寻乌乡下的事情，我们还是知根知底的。你们想知道什么，尽管问好了。”
在田里劳作的其他老表，也都围拢过来，表示很乐意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
于是，毛泽东一边拔稗草，一边进行田间调查。他详细询问村里有多少户人，都姓什么，有几户贫雇农，几户地主豪绅，多少耕田的，多少手艺人，多少人参加红军和赤卫队，红军田留了没有，有没有派人耕种，富农有没有分田，贫雇农每人分有多少田，今年的田能不能种好，等等。
老表们七嘴八舌地抢着回答毛泽东的提问，气氛热烈，十分融洽。
几天后，毛泽东在马蹄岗天主教堂，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大队以上干部会议，对军队管理，尤其是军队教育管理方面作了重要讲话。会上，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毛泽东问与会人员：“你们来寻乌做过调查没有？”
大家回答：“调查了！”
毛泽东又问：“那你们讲一讲，寻乌做生意的人，哪一类最多？”
这一下把大家问住了。
停顿了片刻，有人根据自己观察到的寻乌城人们爱吃豆腐、喝水酒的特点，试探着回答：“大概是做豆腐、酿水酒的多吧。”
毛泽东笑着说：“就算说对了。那我再问你们，寻乌城里哪家豆腐做得好、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的水酒酿得最好？”
这一追问，又把大家给难住了，都答不上来。
毛泽东把自己调查的结果告诉大家，然后十分严肃地说：“大家到一个地方作调查研究是好的，但调查要深入细致，下马看花，才能了解问题的实质。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到处只问一下子，不了解实际，做表面文章，只能是睁着眼睛瞎说话、乱指挥，既自欺欺人，又危害革命！同志们务必记住：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说到这里，毛泽东结合红四军干部中一些不良风气，特别是针对调查研究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作了严肃批评：“我们有的同志，不知从哪里学会了一套‘本领’，写些发誓让人家看不懂的怪字，如工人的‘工’字，中间那一竖硬是要拐两个弯；人民的‘人’字，右一捺硬要添上三撇，这让老百姓多么难认，这种作风万万要不得！”
与会人员聆听着毛泽東的教诲，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调查总结会上，一个“灯笼椒”话题引发了毛泽东的一番革命宏论
这一天，马蹄岗天主教堂石砌楼房的二楼大厅，虽比平时多添了好些凳子，但仍是座无虚席。古柏站在前排，一边维持着秩序，一边在清点人数。
原来，经过近20天时间的走访调查，毛泽东已做了十几万字的调查笔录，掌握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但他仍感觉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未弄清楚，需要作进一步探讨核实。于是，他与古柏商议，决定再召开一次总结调查会。应邀参会的，除了前几次参加调查会的人外，又增加了一些乡村教师、回乡学生、店铺职员、民间医生等，人数约有五六十人。毛泽东站在教堂门口，笑容满面地恭迎前来参加调查总结会议的客人们。
人到齐了，大家围坐在毛泽东四周。
毛泽东微笑着对大家说：“这次寻乌调查，承蒙诸位先生指点，使我懂得了不少闻所未闻的知识。今天请大家来，还有一些问题要向大家请教。” 说着，随即摊开几张写有提纲的纸和一个本子，拔出钢笔来边说边记。
像前几次调查会一样，开始多数人都有点拘束，但在郭友梅、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发言的带动下，慢慢地，大家发言也就踊跃起来。等到谈开了，大家就无拘无束了，有时还互相争论一番。毛泽东总是等意见基本一致时才记下来，还从头至尾念给大家听，直到大家说“是这样”了，他才提出下一个问题。
时至晌午，谈兴正浓。此时，毛泽东在古柏耳边嘀咕了几声，然后向大家摆摆手，说：“好，上午调查会就开到这里，大家一齐先吃饭，吃饱了再接着谈。” 午饭就在天主堂外的大坪上。由于人多，共摆了八桌，凳子不够，大家干脆都站着吃饭。饭是砻去了谷壳的糙米，菜是一盆豆角，还有一大碗“灯笼泡”辣椒。
毛泽东同大家一样，也是站着吃饭。席间，毛泽东吃饭很少，菜也只夹了一点点豆角。
“毛同志，你是湖南人，不是爱吃辣椒吗？” 有人把辣椒端到毛泽东面前，问道。
“吃的，还蛮喜爱吃。不过近来胃不太好，不太敢吃。” 毛泽东笑着回答。
“这是我们本地辣椒，因其形狀像个小灯笼，大家就叫它‘灯笼泡’。别看它个大，味却不辣。” 同桌的另一个人对毛泽东介绍道。
“哦，是这样？我们湖南的辣椒可不同，它虽只有小指头大小，却辣得很呢。”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夹了半个‘灯笼泡’，咬了一口，嚼了嚼，说，“嘿，果真不辣，这真叫大而无用。”
接着，毛泽东用筷子指着碗里的“灯笼泡”，大声地对大家说：“凡事不能光看外表。像这个‘灯笼泡’，表面看起来这么大，以为一定是辣得厉害，实际上一点不辣；湖南辣椒虽然小，却辣得很！正像现在的反动派，别看它表面上貌似强大，其实不过是空空的‘灯笼泡’。而我们这些革命同志，个个都是湖南辣椒！”
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一碗“灯笼泡”，引发了毛泽东的一番宏论，也触动了在场每个人的心。
午饭后，毛泽东不歇片刻，又和大家围坐在一起座谈。大家完全消除了顾虑，彼此没有一点拘束感，发言也就更踊跃了。
见此情景，毛泽东、古柏会心一笑，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这次调查总结会，整整开了两天。会上，毛泽东先后询问、核实和补充了近百个问题，内容包括政治、经济、交通、文化、教育、旧有土地关系、土地斗争以及妇女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的表现，还有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等。特别是对城市商业状况，如市场、土特产品、进出口货物、运输、交易、商品价格、流通，土客商经营的行业、资本、盛衰情况及各阶层人员的政治态度等方面的情况，问得最多，核得最细，记录下来的资料简直就是一部翔实鲜活的寻乌地方志。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第一次对城市进行的系统、全面和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调查活动结束后，毛泽东感慨良多，收获极大。
——通过对寻乌城47家商店和94家手工业店铺经营商品来源、种类、销售和竞争以及彼此盛衰荣枯情况的调查，较清晰地了解了各阶层的政治态度。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小商人、手工业者，他们一般能够参加革命和拥护革命，是革命很好的同盟者，必须争取和保护。
——通过对寻乌城乡封建剥削形式、手段和程度等方面的调查，揭露了封建剥削制度的残酷性。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的关系！” 只有实行土地革命，贫苦大众才能从残酷的剥削压迫下解放出来。
——通过对寻乌旧有土地关系和各阶级各阶层的调查，毛泽东确定了一条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他欣喜地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
总之，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较好地厘清了当时党要依靠谁、团结谁和打倒谁的根本问题，对于后来党制定城市工商政策和土地革命策略，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重要的依据。
半年多后，也就是1931年1月上旬，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一结束，毛泽东就在古柏的协助下，在宁都县的小布龚家祠，将在寻乌进行社会调查的笔记及搜集的材料，整理成了一篇8万余字的调查报告，取题为《寻乌调查》，由贺子珍负责保管。
毛泽东十分珍视自己的调研成果，他嘱咐贺子珍，不管战事多么频繁，环境条件多么恶劣，一定要把《寻乌调查》及其他调查材料带在身边。贺子珍不负嘱托，将这些材料视作生命带在身边，伴随她转战赣南闽西，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直至到了陕北延安。
1937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编辑组，筹备编辑出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直到此时，贺子珍才把珍藏多年视为珍宝的这些调查资料交给毛泽东，再由毛泽东转交给了编辑组。《寻乌调查》正式公开发表后，连同毛泽东写的其他调查报告，成为指导全党工作的重要文献。
1990年，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由美国西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汤若杰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发行，成为美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了解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的重要文献。2003年11月25日，汤若杰先生偕夫人专程从美国慕名来到寻乌，将再版的精装英文版的《寻乌调查》译著，郑重地赠送给马蹄岗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收藏。
毛泽东根据自己在寻乌调查时的感悟，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 的经典著作
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深入基层，广交朋友，不耻下问，认真思考，不仅获得了真知，而且在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
调查结束后，毛泽东一边细心整理调查笔记，一边联系党和红军的实际，思考着一些重大问题。
当时，中共党内马列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愈演愈烈。在教条主义者看来，只有上了马列主义“本本”的才是正确的，只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革命经验才是正确的，因而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是中国的革命实际，而是马列主义的“本本”。因此，当毛泽东提出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后，立即遭到教条主义者的反对、压制和打击，认为苏联十月革命走的城市武装起义道路是马列主义“本本”上肯定了的，中国革命只能照抄照搬。红四军进入寻乌前夕，当时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连续在党中央机关报《红旗》上发表文章，对毛泽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会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当毛泽东正在寻乌组织大规模社会调查时，李立三又把这些文章汇集起来，重新刊登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以示对毛泽东进行“系统”的再批判，指责毛泽东在根据地实行的土地分配政策是“富农路线”。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同志，不注重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闭着眼睛说瞎话，到处发号施令，作出了一系列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政策，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毛泽东深深为此而担忧。 这天晚饭后，毛泽东在住地的院子里散步时，看见古柏与他有身孕的妻子曾碧漪，正从红军医院出来，迎面朝自己走来。毛泽东见状，顿有所悟。他在与古柏的交谈中，结合近期的寻乌调查，深有感触地说：“是啊，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要解决问题啊！”
“对，应好好总结一下寻乌调查的体会，这对解决当前大家在思想和工作上的问题肯定有帮助！” 古柏建议道。
“好，有寻乌这个调查为依据，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就有發言权了！”毛泽东十分兴奋，决定立即写篇文章，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唤醒人们，使他们从教条主义的框框中挣脱出来。
当晚，毛泽东有感而发，文思泉涌。经过一个通宵的挑灯夜战，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脱稿。
第二天，毛泽东把这篇文章送给古柏以及前委机关一些同志传阅征求意见，大家都说这是篇好文章，只是篇幅短些，看后不过瘾。古柏等人还建议毛泽东，为足以说服同志，针砭时弊的内容，分量可再重些。
毛泽东接受古柏及同志们的建议，立即对原稿进行了修改，并结合时局，联系在寻乌等地调查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在原有的基础上，对部分章节内容作了适当扩充和增补。
重新修改后的文章，观点更突出，主题更鲜明，针对性更强。尤其是毛泽东那缜密的文思、犀利的笔锋，以及独特的语言风格，令古柏拍案叫绝。
文章一开头，毛泽东就用“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这个醒目的标题 ，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又批评了“瞎说”的危害性。文章写道：“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么？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特别针对党内一部分同志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动辄拿出“本本”来吓唬人的唯上、唯书作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写道：“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做调查。”
最后，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用醒目的标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的论断。他大声疾呼：“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
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迅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声声呐喊，振聋发聩！在当时教条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毛泽东以一种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向全党发出呼喊，这无疑是一副清醒剂！
毛泽东的文章失而复得，成为再版《毛泽东选集》中唯一增补的一篇珍贵历史文献
《调查工作》仅是毛泽东一生浩瀚著述中的一篇短文，但无疑也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标志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因此，这篇文章一诞生，就在赣南闽西苏区引起轰动。
《调查工作》写出后，红四军政治部很快就在寻乌县城将其油印成小册子，发至红四军党内干部学习。同年8月21日，中共闽西特委又将其石印出版发行。于是，这本小册子便在红四军中和中央苏区的广大地区传播开来。由此，红军队伍中，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知道了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30年6月5日，毛泽东随部队离开寻乌县城，沿赣闽边界进入福建境内，经剑溪、武平，转入上杭。
离开寻乌马蹄岗时，毛泽东将古柏调到红四军前委任秘书长，从此，古柏就随毛泽东转战赣南闽西，两人之间建立了兄弟般诚挚的友谊。1935年3月6日，古柏在广东龙川不幸遇难。长征到达延安的毛泽东获此噩耗后，深感痛惜，并为其亲属寄去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古柏这位死难战友的深情厚谊和深切怀念。
毛泽东离开寻乌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因战事甚为频繁、居无定所，很多资料也就难于保存。毛泽东的《调查工作》原稿也在反“围剿”的战争中丢失了。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托人到处找这篇文章，但一直找不到，对此，他感到比失去自己的孩子还难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与人谈起这篇文章，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并不喜欢，但这篇《调查工作》我是喜欢的。” 为此，他常想念这篇文章，就“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
1957年2月，福建上杭县茶地公社大燮大队一位叫赖茂基的64岁农民，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石印本《调查工作》小册子作为革命文物送到了龙岩地委有关部门。 1959年春，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的同志在龙岩地委收集到了《调查工作》这本珍贵的小册子。1960年，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从中国革命博物馆借出这本小册子作为研究之用。
1月13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兴冲冲地将一本纸张已发黄的《调查工作》小册子呈送给毛泽东，并将这篇珍贵历史文献的发现经过作了简要汇报。
原来，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代英县苏区做生意的赖茂基，经常为红军送信送物。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回到了福建上杭茶地老家。其家原是红军兵工厂，曾秘密生产过枪支弹药。一天，他偶然在家中发现了中共闽西特委翻印的毛泽东《调查工作》石印本。当时，茶地已沦为国民党统治区，家中私藏毛泽东的书，若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把此书用油纸包好，装在一个小木盒子里，在自己的卧室墙壁上凿开一个洞，把小木箱藏匿在墙洞里，然后把洞封好。后来，国民党地方当局了解到赖茂基曾在苏区为红军做过事，地方民团对他家进行了全面搜查。但因赖茂基藏得严实巧妙，这本小册子得以逃过劫难而幸存下来。
见到30多年前写的这篇心爱之作时，毛泽东激动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当获悉赖茂基在战争年代冒着生命危险珍藏这本小册子的事迹后，毛泽东十分感动。为感谢赖茂基，他曾派人联系，邀请赖茂基到北京见面，但赖茂基老人已于1960年去世了。毛泽东深为遗憾。
3月11日，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印发给在广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传阅，并写了以下一段按语：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党内许多同志也建议能公开发表此文。
1964年，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关于调查工作》，并请田家英对该文作了一些文字修订。毛泽东最后审阅定稿时，正式把这篇文章题目改定为《反对本本主义》，并将此文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予以公开发表。
1991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建立7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修订再版《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这次修订，仍保持第一版原有的篇目，唯一增加的一篇，就是长期散失又失而复得、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后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珍贵历史文稿。
薪火相传，真理永恒。把马列主义“本本”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苦苦探寻的毛泽东，堪称老一辈革命家们注重调查、实事求是的典范，也成为新一代共产党人勇探新知的楷模。
在毛泽东作寻乌调查80多年后的今天，习近平庄重向全党发出學习“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调查时”“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 的号召，正是传承中国共产党人注重调查、实事求是精神的最好见证！（题图为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
（责任编辑：徐 嘉）
为了得到更全面、真实、准确的情况，毛泽东除请人前来参加调查会外，还多次到商会、苏维埃政府、工会、乡村等地走访，进行不拘形式的实地调查。有时刚刚吃完饭就找人谈；有时在山坡遇上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就开起了调查会；有时则带着工作人员到城郊的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民耕田劳作，一边进行田间调查。
这天中午，毛泽东与前委机关成员、警卫连战士一起，在驻县城南门外的红四军政治部开完会后返回住地，远远看见一群人正在秧苗田中拔稗草。
在农村长大并熟悉农家生活的毛泽东知道，这属于粗农活中的精细活，既费神、又耗时。现在正好有点时间，帮老百姓干点农活，还可以搞点调查。
“同志们，拔稗草去！”毛泽东说着，走到田埂边，把鞋子一脱，挽起裤腿和衣袖，下到了田里。
见毛泽东下了田，随行人员也纷纷走下田来，与群众一起劳动。
警卫连战士小陈站在田里，看看这个，望望那个，显得有点手足无措。
毛泽东见状，问道：“你是分不清楚哪是禾苗哪是稗草吧？”
小陈不好意思，点了点头，回答说：“是，我分不清楚。”
“谁都不是天生就会的，不知道就要大胆问，否则损人害己！” 毛泽东说着，把小陈叫到身边，从秧苗丛中拔出一棵稗草，对他说，“你看，稗草节上光溜溜的，你拿它跟禾苗比一比，发现有什么不同么？”
小陈从毛泽东手上接过稗草，再凑前与禾苗一比较，发现稗草节上光溜溜的，而禾苗节上却长有细毛。
“对，节上长有细毛的就是禾苗，节上光溜溜不长细毛的就是稗草！” 毛泽东耐心地对小陈说。
一位大嫂听了毛泽东的话，感慨地说：“红军干部尽是能人，你们不但会指挥打仗，干农活也非常内行。”
“大嫂，红军干部也不是什么都内行。我们对寻乌城的情况，还有寻乌农民老表的生活情况，现在就还很外行，你们才是这方面的先生……”毛泽东接过这位大嫂的话头，真诚地说。
见毛泽东这么谦逊平和，这位大嫂爽快地说：“先生不敢当，但寻乌乡下的事情，我们还是知根知底的。你们想知道什么，尽管问好了。”
在田里劳作的其他老表，也都围拢过来，表示很乐意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
于是，毛泽东一边拔稗草，一边进行田间调查。他详细询问村里有多少户人，都姓什么，有几户贫雇农，几户地主豪绅，多少耕田的，多少手艺人，多少人参加红军和赤卫队，红军田留了没有，有没有派人耕种，富农有没有分田，贫雇农每人分有多少田，今年的田能不能种好，等等。
老表们七嘴八舌地抢着回答毛泽东的提问，气氛热烈，十分融洽。
几天后，毛泽东在马蹄岗天主教堂，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大队以上干部会议，对军队管理，尤其是军队教育管理方面作了重要讲话。会上，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毛泽东问与会人员：“你们来寻乌做过调查没有？”
大家回答：“调查了！”
毛泽东又问：“那你们讲一讲，寻乌做生意的人，哪一类最多？”
这一下把大家问住了。
停顿了片刻，有人根据自己观察到的寻乌城人们爱吃豆腐、喝水酒的特点，试探着回答：“大概是做豆腐、酿水酒的多吧。”
毛泽东笑着说：“就算说对了。那我再问你们，寻乌城里哪家豆腐做得好、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的水酒酿得最好？”
这一追问，又把大家给难住了，都答不上来。
毛泽东把自己调查的结果告诉大家，然后十分严肃地说：“大家到一个地方作调查研究是好的，但调查要深入细致，下马看花，才能了解问题的实质。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到处只问一下子，不了解实际，做表面文章，只能是睁着眼睛瞎说话、乱指挥，既自欺欺人，又危害革命！同志们务必记住：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说到这里，毛泽东结合红四军干部中一些不良风气，特别是针对调查研究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作了严肃批评：“我们有的同志，不知从哪里学会了一套‘本领’，写些发誓让人家看不懂的怪字，如工人的‘工’字，中间那一竖硬是要拐两个弯；人民的‘人’字，右一捺硬要添上三撇，这让老百姓多么难认，这种作风万万要不得！”
与会人员聆听着毛泽東的教诲，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调查总结会上，一个“灯笼椒”话题引发了毛泽东的一番革命宏论
这一天，马蹄岗天主教堂石砌楼房的二楼大厅，虽比平时多添了好些凳子，但仍是座无虚席。古柏站在前排，一边维持着秩序，一边在清点人数。
原来，经过近20天时间的走访调查，毛泽东已做了十几万字的调查笔录，掌握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但他仍感觉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未弄清楚，需要作进一步探讨核实。于是，他与古柏商议，决定再召开一次总结调查会。应邀参会的，除了前几次参加调查会的人外，又增加了一些乡村教师、回乡学生、店铺职员、民间医生等，人数约有五六十人。毛泽东站在教堂门口，笑容满面地恭迎前来参加调查总结会议的客人们。
人到齐了，大家围坐在毛泽东四周。
毛泽东微笑着对大家说：“这次寻乌调查，承蒙诸位先生指点，使我懂得了不少闻所未闻的知识。今天请大家来，还有一些问题要向大家请教。” 说着，随即摊开几张写有提纲的纸和一个本子，拔出钢笔来边说边记。
像前几次调查会一样，开始多数人都有点拘束，但在郭友梅、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发言的带动下，慢慢地，大家发言也就踊跃起来。等到谈开了，大家就无拘无束了，有时还互相争论一番。毛泽东总是等意见基本一致时才记下来，还从头至尾念给大家听，直到大家说“是这样”了，他才提出下一个问题。
时至晌午，谈兴正浓。此时，毛泽东在古柏耳边嘀咕了几声，然后向大家摆摆手，说：“好，上午调查会就开到这里，大家一齐先吃饭，吃饱了再接着谈。” 午饭就在天主堂外的大坪上。由于人多，共摆了八桌，凳子不够，大家干脆都站着吃饭。饭是砻去了谷壳的糙米，菜是一盆豆角，还有一大碗“灯笼泡”辣椒。
毛泽东同大家一样，也是站着吃饭。席间，毛泽东吃饭很少，菜也只夹了一点点豆角。
“毛同志，你是湖南人，不是爱吃辣椒吗？” 有人把辣椒端到毛泽东面前，问道。
“吃的，还蛮喜爱吃。不过近来胃不太好，不太敢吃。” 毛泽东笑着回答。
“这是我们本地辣椒，因其形狀像个小灯笼，大家就叫它‘灯笼泡’。别看它个大，味却不辣。” 同桌的另一个人对毛泽东介绍道。
“哦，是这样？我们湖南的辣椒可不同，它虽只有小指头大小，却辣得很呢。”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夹了半个‘灯笼泡’，咬了一口，嚼了嚼，说，“嘿，果真不辣，这真叫大而无用。”
接着，毛泽东用筷子指着碗里的“灯笼泡”，大声地对大家说：“凡事不能光看外表。像这个‘灯笼泡’，表面看起来这么大，以为一定是辣得厉害，实际上一点不辣；湖南辣椒虽然小，却辣得很！正像现在的反动派，别看它表面上貌似强大，其实不过是空空的‘灯笼泡’。而我们这些革命同志，个个都是湖南辣椒！”
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一碗“灯笼泡”，引发了毛泽东的一番宏论，也触动了在场每个人的心。
午饭后，毛泽东不歇片刻，又和大家围坐在一起座谈。大家完全消除了顾虑，彼此没有一点拘束感，发言也就更踊跃了。
见此情景，毛泽东、古柏会心一笑，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这次调查总结会，整整开了两天。会上，毛泽东先后询问、核实和补充了近百个问题，内容包括政治、经济、交通、文化、教育、旧有土地关系、土地斗争以及妇女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的表现，还有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等。特别是对城市商业状况，如市场、土特产品、进出口货物、运输、交易、商品价格、流通，土客商经营的行业、资本、盛衰情况及各阶层人员的政治态度等方面的情况，问得最多，核得最细，记录下来的资料简直就是一部翔实鲜活的寻乌地方志。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第一次对城市进行的系统、全面和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调查活动结束后，毛泽东感慨良多，收获极大。
——通过对寻乌城47家商店和94家手工业店铺经营商品来源、种类、销售和竞争以及彼此盛衰荣枯情况的调查，较清晰地了解了各阶层的政治态度。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小商人、手工业者，他们一般能够参加革命和拥护革命，是革命很好的同盟者，必须争取和保护。
——通过对寻乌城乡封建剥削形式、手段和程度等方面的调查，揭露了封建剥削制度的残酷性。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的关系！” 只有实行土地革命，贫苦大众才能从残酷的剥削压迫下解放出来。
——通过对寻乌旧有土地关系和各阶级各阶层的调查，毛泽东确定了一条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他欣喜地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
总之，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较好地厘清了当时党要依靠谁、团结谁和打倒谁的根本问题，对于后来党制定城市工商政策和土地革命策略，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重要的依据。
半年多后，也就是1931年1月上旬，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一结束，毛泽东就在古柏的协助下，在宁都县的小布龚家祠，将在寻乌进行社会调查的笔记及搜集的材料，整理成了一篇8万余字的调查报告，取题为《寻乌调查》，由贺子珍负责保管。
毛泽东十分珍视自己的调研成果，他嘱咐贺子珍，不管战事多么频繁，环境条件多么恶劣，一定要把《寻乌调查》及其他调查材料带在身边。贺子珍不负嘱托，将这些材料视作生命带在身边，伴随她转战赣南闽西，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直至到了陕北延安。
1937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编辑组，筹备编辑出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直到此时，贺子珍才把珍藏多年视为珍宝的这些调查资料交给毛泽东，再由毛泽东转交给了编辑组。《寻乌调查》正式公开发表后，连同毛泽东写的其他调查报告，成为指导全党工作的重要文献。
1990年，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由美国西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汤若杰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发行，成为美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了解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的重要文献。2003年11月25日，汤若杰先生偕夫人专程从美国慕名来到寻乌，将再版的精装英文版的《寻乌调查》译著，郑重地赠送给马蹄岗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收藏。
毛泽东根据自己在寻乌调查时的感悟，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 的经典著作
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深入基层，广交朋友，不耻下问，认真思考，不仅获得了真知，而且在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
调查结束后，毛泽东一边细心整理调查笔记，一边联系党和红军的实际，思考着一些重大问题。
当时，中共党内马列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愈演愈烈。在教条主义者看来，只有上了马列主义“本本”的才是正确的，只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革命经验才是正确的，因而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是中国的革命实际，而是马列主义的“本本”。因此，当毛泽东提出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后，立即遭到教条主义者的反对、压制和打击，认为苏联十月革命走的城市武装起义道路是马列主义“本本”上肯定了的，中国革命只能照抄照搬。红四军进入寻乌前夕，当时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连续在党中央机关报《红旗》上发表文章，对毛泽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会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当毛泽东正在寻乌组织大规模社会调查时，李立三又把这些文章汇集起来，重新刊登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以示对毛泽东进行“系统”的再批判，指责毛泽东在根据地实行的土地分配政策是“富农路线”。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同志，不注重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闭着眼睛说瞎话，到处发号施令，作出了一系列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政策，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毛泽东深深为此而担忧。 这天晚饭后，毛泽东在住地的院子里散步时，看见古柏与他有身孕的妻子曾碧漪，正从红军医院出来，迎面朝自己走来。毛泽东见状，顿有所悟。他在与古柏的交谈中，结合近期的寻乌调查，深有感触地说：“是啊，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要解决问题啊！”
“对，应好好总结一下寻乌调查的体会，这对解决当前大家在思想和工作上的问题肯定有帮助！” 古柏建议道。
“好，有寻乌这个调查为依据，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就有發言权了！”毛泽东十分兴奋，决定立即写篇文章，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唤醒人们，使他们从教条主义的框框中挣脱出来。
当晚，毛泽东有感而发，文思泉涌。经过一个通宵的挑灯夜战，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脱稿。
第二天，毛泽东把这篇文章送给古柏以及前委机关一些同志传阅征求意见，大家都说这是篇好文章，只是篇幅短些，看后不过瘾。古柏等人还建议毛泽东，为足以说服同志，针砭时弊的内容，分量可再重些。
毛泽东接受古柏及同志们的建议，立即对原稿进行了修改，并结合时局，联系在寻乌等地调查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在原有的基础上，对部分章节内容作了适当扩充和增补。
重新修改后的文章，观点更突出，主题更鲜明，针对性更强。尤其是毛泽东那缜密的文思、犀利的笔锋，以及独特的语言风格，令古柏拍案叫绝。
文章一开头，毛泽东就用“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这个醒目的标题 ，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又批评了“瞎说”的危害性。文章写道：“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么？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特别针对党内一部分同志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动辄拿出“本本”来吓唬人的唯上、唯书作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写道：“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做调查。”
最后，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用醒目的标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的论断。他大声疾呼：“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
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迅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声声呐喊，振聋发聩！在当时教条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毛泽东以一种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向全党发出呼喊，这无疑是一副清醒剂！
毛泽东的文章失而复得，成为再版《毛泽东选集》中唯一增补的一篇珍贵历史文献
《调查工作》仅是毛泽东一生浩瀚著述中的一篇短文，但无疑也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标志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因此，这篇文章一诞生，就在赣南闽西苏区引起轰动。
《调查工作》写出后，红四军政治部很快就在寻乌县城将其油印成小册子，发至红四军党内干部学习。同年8月21日，中共闽西特委又将其石印出版发行。于是，这本小册子便在红四军中和中央苏区的广大地区传播开来。由此，红军队伍中，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知道了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30年6月5日，毛泽东随部队离开寻乌县城，沿赣闽边界进入福建境内，经剑溪、武平，转入上杭。
离开寻乌马蹄岗时，毛泽东将古柏调到红四军前委任秘书长，从此，古柏就随毛泽东转战赣南闽西，两人之间建立了兄弟般诚挚的友谊。1935年3月6日，古柏在广东龙川不幸遇难。长征到达延安的毛泽东获此噩耗后，深感痛惜，并为其亲属寄去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古柏这位死难战友的深情厚谊和深切怀念。
毛泽东离开寻乌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因战事甚为频繁、居无定所，很多资料也就难于保存。毛泽东的《调查工作》原稿也在反“围剿”的战争中丢失了。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托人到处找这篇文章，但一直找不到，对此，他感到比失去自己的孩子还难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与人谈起这篇文章，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并不喜欢，但这篇《调查工作》我是喜欢的。” 为此，他常想念这篇文章，就“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
1957年2月，福建上杭县茶地公社大燮大队一位叫赖茂基的64岁农民，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石印本《调查工作》小册子作为革命文物送到了龙岩地委有关部门。 1959年春，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的同志在龙岩地委收集到了《调查工作》这本珍贵的小册子。1960年，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从中国革命博物馆借出这本小册子作为研究之用。
1月13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兴冲冲地将一本纸张已发黄的《调查工作》小册子呈送给毛泽东，并将这篇珍贵历史文献的发现经过作了简要汇报。
原来，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代英县苏区做生意的赖茂基，经常为红军送信送物。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回到了福建上杭茶地老家。其家原是红军兵工厂，曾秘密生产过枪支弹药。一天，他偶然在家中发现了中共闽西特委翻印的毛泽东《调查工作》石印本。当时，茶地已沦为国民党统治区，家中私藏毛泽东的书，若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把此书用油纸包好，装在一个小木盒子里，在自己的卧室墙壁上凿开一个洞，把小木箱藏匿在墙洞里，然后把洞封好。后来，国民党地方当局了解到赖茂基曾在苏区为红军做过事，地方民团对他家进行了全面搜查。但因赖茂基藏得严实巧妙，这本小册子得以逃过劫难而幸存下来。
见到30多年前写的这篇心爱之作时，毛泽东激动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当获悉赖茂基在战争年代冒着生命危险珍藏这本小册子的事迹后，毛泽东十分感动。为感谢赖茂基，他曾派人联系，邀请赖茂基到北京见面，但赖茂基老人已于1960年去世了。毛泽东深为遗憾。
3月11日，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印发给在广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传阅，并写了以下一段按语：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党内许多同志也建议能公开发表此文。
1964年，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关于调查工作》，并请田家英对该文作了一些文字修订。毛泽东最后审阅定稿时，正式把这篇文章题目改定为《反对本本主义》，并将此文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予以公开发表。
1991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建立7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修订再版《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这次修订，仍保持第一版原有的篇目，唯一增加的一篇，就是长期散失又失而复得、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后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珍贵历史文稿。
薪火相传，真理永恒。把马列主义“本本”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苦苦探寻的毛泽东，堪称老一辈革命家们注重调查、实事求是的典范，也成为新一代共产党人勇探新知的楷模。
在毛泽东作寻乌调查80多年后的今天，习近平庄重向全党发出學习“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调查时”“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 的号召，正是传承中国共产党人注重调查、实事求是精神的最好见证！（题图为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
（责任编辑：徐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