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柳子谷，恐怕当今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会比较陌生。记得1981年，早已扬名国际的画坛巨匠、旅居台湾的张大千得知老友柳子谷居住在山东济南，于是专门托香港“山东同乡会”友人来济南探望子谷并索画，这让当时很多人感到十分惊讶和不可思议，他究竟和张大千什么关系？一位享誉国际的画坛巨匠会托人专程来济南看望默默无闻的柳子谷并索画。同样，2年后，也就是1983年，刘海粟夫妇应山东有关部门之邀来济南做客，当时请求召见的人众多，但刘老首先想到的就是柳子谷，于是，他提出第一个就要见子谷，这又让很多人百思不解。刘老夫妇约见子谷时，当场赠条幅一帧：“青山不老松长翠，雪压霜欺只枉然。”子谷后送刘老《竹鸡图》，题词：“画祝海翁老师长寿。”原来比柳子谷大五岁的刘海粟是柳子谷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美专学习时的老师，刘海粟对柳子谷才华和人品非常欣赏，记忆犹新，特别是在三四十年代柳子谷在画坛的声望一度超过了老师。而张大千则是柳子谷多年好友，1933年柳子谷第一次在南京办展时，张大千就专门同高剑父、梅兰芳等名流从上海赶来南京观展、买画、捧场，两人时常切磋画艺，互赠画作。
　　民国时期占尽风光
　　柳子谷（1901—1986），江西玉山县人。常自号“怀玉山人”，现代著名书画家、美术教育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徐悲鸿、张书旂合称“金陵三杰”。有趣的是，“金陵三杰”都出自吕凤子之门，可谓吕氏一门出“三杰”。 柳子谷出身于一个中过秀才的郎中家庭，母亲早逝，由祖母抚养，幼即读书习字，爱绘画，常临摹《芥子画谱》。由于他天赋很高，10岁即能绘梅、兰、竹、菊“四君子图”，一次为邻村财主作画，得酬铜元百枚，并获神童之誉，画名亦渐闻全乡。1919年他考入南昌中学，一边读书，一边自修绘画。20年代初，南昌有两个少年艺术家名闻一时，一个是擅篆刻的一师学生傅抱石；一个便是擅绘画的南昌中学学生柳子谷。1924年柳子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就学于吕凤子、刘海粟、黄宾虹、潘天寿、谢公展等诸名师下，画艺大进。1926年柳子谷因学业优异，提前从上海美专毕业，后投身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艺术宣传员。1928年柳子谷定居南京，开始职业画家的生涯。1929年参加由郑午昌、王师子、张善孖、谢公展、贺天健、陆丹林、孙雪泥等发起的“蜜蜂画社”。1933年，江北发生水灾，柳子谷曾义卖画竹百幅，收入全部赈灾，为此柳氏获“急公好义”锦旗一面。1934年柳子谷在南京中央饭店举行画展，一时盛况空前，海内社会贤达名士纷至沓来。冯玉祥、于右任、何香凝、蔡元培、陈树人、经亨颐、柳亚子等人纷纷在柳先生的画作上题诗作赋，远在上海的好友张大千、高剑父、梅兰芳等艺术界的大腕也赶来祝贺，全部展品不到5天便被订购告罄。1935年上海出版的《美术年鉴》将他列为当代知名画家，同年，出版《子谷画存》第一集，于右任先生作序，谢公展题写书名。以后，柳辗转于南京美专、上海美专任国画系主任、教授等职。30年代末柳还应张治中之邀，在湖南湘西的绥宁、通道两县当了近两年县长。子谷感到当官不如卖画自由自在，于是就借张治中离任之际，主动辞去县长职务，继续以卖画为生。40年代柳子谷在各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由于柳子谷在画界声望极高，所以党、政、军、商的上层人士及柳子谷好友都会亲临祝贺捧场，且作品销路十分好，价格动辄数百上千大洋。据陈大羽等老画家回忆，四十年代中后期，柳子谷的画价在南京可谓傲视群雄，售价之高已与画坛盟主张大千不相上下。1948年李宗仁得知柳子谷的作品多年来在党、政、军、艺、商的上层人士中颇有知名度，竞相收藏，得之为快，便及时亲临展览会，订购了非卖品以外的全部展品，用以答谢支持他竞选副总统的国大代表。由此可以看出柳子谷当时在中国画坛的影响。据笔者研究，民国时期，柳子谷凭借手中这支笔，养活了一大家子人，那时他家有保镖、管家和佣人等，这在民国时期也是罕见的。解放前夕，他的挚友张书旂、张大千曾邀他赴美、赴台任教，他考虑再三、婉言谢绝，毅然留下来迎接祖国的新生。
　　建国后屡遭不公正待遇
　　1950年，经马寅初推荐，柳子谷从杭州到了东北，先后在大连中学、沈阳师范学院美术系、辽宁大学美术系、辽阳鞍山师范学院任教。这段时间柳子谷并不太如意，他原本想在艺术上大显身手，但是，柳子谷作为旧社会过来人，他同许多老画家一样，社会关系不可能很“清白”，所以，在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柳子谷创作的作品竟然无处发表，从此他在中国美术界销声匿迹、默默无闻达30多年之久。即使1952年为抗美援朝筹款，与朱鸣冈、罗叔子联展书画义卖，也被中止。好友徐悲鸿由北京发函给大连有关部门，邀子谷赴中央美术学院讲学，也未成行。 1955年在大连参加肃反运动时，组织上给柳子谷的正式结论为“一般历史问题” 。
　　1957年至1959年，柳子谷与满健怀着一股满腔热情，呕心沥血创作了长达27.5米的《抗美援朝战争画卷》，1960年又创作了7.5米长卷《山村新貌》。由于各种原因，这两件花费柳子谷大量心血的力作并未引起人们关注，反而被莫须有的罪名打入“冷宫”。
　　1966年“文革”爆发后，柳子谷家里连续三次被抄，珍藏几十年的名人字画损失殆尽，自己所作的600多幅作品被付之一炬，上百枚名贵的印章也被洗劫一空。“反动权威”、“历史反革命”、“里通外国”、“中统军统双料特务嫌疑”等一顶又一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最后竟被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牛棚。打倒四人帮多年之后，所抄物品仍未归还。据家人回忆，他是1968年夏天被关进牛棚里的。古稀之年身子骨本来就瘦弱，还得参加许多惩罚性的劳动，比起当时还是壮年的我们来说，他就更苦了。加上牙齿所剩无几，啃窝头很慢，一餐饭要分成好几次，常常在夜里还起来摸索着啃窝头，有人曾与他开玩笑，问他如今想不想当年县太爷的日子？他豁然大度地笑笑，说他本来就在农村长大，此时此刻更多的是想起儿时的农村生活！
　　1972年，柳子谷与黑伯龙、宗惟成等老画家被学校强迫退休，只发数十元的退休金。柳子谷与老伴住在共青团路电力局宿舍的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床占去小屋大半，一张小书桌下面堆满蜂窝煤之类的杂物，据他女儿回忆，“那张桌子是万能的，吃饭时它是餐桌，父亲画画时它是画案，我们来探亲时它又变成了床……”有趣的是：文革期间，当柳子谷被勒令从牛棚回宿舍反省时，这位年迈七十的老人却小心翼翼地关起门来画了许多精妙绝伦的小画，在只有书本大小的元书纸上，一枝海棠花，一位纺织娘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柳子谷先生那段时间留下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小画，以至于有人说“柳子谷画不了大画”，其实那都是条件所限，根本画不开大画，七八十年代，他蜗居在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长达11年之久。 　　1982年柳子谷被平反。此时的柳子谷已年过80岁，尽管心情好转，但身体大不如以前，创作大画已力不从心。1985年经邓小平、余秋里等军委领导同意，将《抗美援朝战争画卷》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同年山东省为了抢救柳子谷的艺术拍摄了专题片——《柳子谷的绘画艺术》。1986年因病去世。江西玉山县为弘扬柳子谷艺术建立了“柳子谷纪念馆”。
　　从上可以看到，他前半生极尽风光，后半生屡受政治运动冲击。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柳子谷艺术创作环境极其恶劣，但他仍抱着满腔热情投入到艺术创作之中，并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两件经典巨作——《抗美援朝战争画卷》和《山村新貌》。
　　艺术格调秀丽清新，诗情画意
　　柳子谷的艺术修养十分全面，有“诗、书、画三绝”之誉。柳早年曾临摹过不少古代的名迹，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涉、无所不精。其艺术风格秀丽清新，诗情画意、雅俗共赏。他的山水，在继承南宋马远、夏圭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元、明、清诸家，又糅合了某些西洋画法。其山水作品强调质感、层次，突出意境、情趣、气势，自成风格；柳的人物画主要以传统形式为主，师法任伯年、吴友如，人物造型典雅、意趣盎然；他的花鸟以竹、兰、松最精，尤其是柳子谷的竹子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别开生面。蔡元培曾称其“画竹圣手”。柳子谷的书法也很有特色，擅长行书和魏体，结体舒朗自如，拙巧兼至，风神透逸。诚如于右任先生所说，柳先生的书法与他的绘画作品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构成了一个意味隽永的艺术整体。
　　对柳子谷的艺术特点和成就，八九十年代国内外一些媒体曾作过报道，许多业内人士呼吁画界去挖掘和研究柳子谷的艺术。近期，笔者通过对柳子谷艺术的研究，深感柳子谷的艺术成就很高，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笔墨当随时代”。柳子谷自上海美专毕业后，在艺术创作上始终紧扣时代脉搏。早在北伐时期，他在军中就创作了《雪中从军图》，当时担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林伯渠还题诗一首：“万里长征人，怀才意不薄。于斯风景中，合赋从军乐。”1933年江北水灾肆虐，柳先生曾赴灾区体察民情，毅然创作了《水灾图》《流民图》《忍听哀鸿》等作品，在《水灾图》中如实描写了狂风暴雨中灾民的惨状：有的在洪水中挣扎，有的蜷缩在房顶上，啼饥号寒，树木、耕牛、房舍全淹没在一望无际的洪水之中……在《忍听哀鸿》作品中，柳题诗倾诉：“斯岁辛劳一次空，浮沉泪海任西东。伤心瑟瑟秋声里，忍听哀鸿泣晚风。”对处在危难之中的百姓表示了极大同情。以后，柳又创作《闸北劫后》《还我河山》《戚继光抗倭》等爱国主义题材。50年代末，为了歌颂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柳子谷与青年画家满健合作，费时3年，创作了巨幅长卷《抗美援朝战争图卷》。60年代初他又深入农村，创作了巨幅《山村新貌》。这些不仅是反映生活、针砭时弊、讴歌时代的优秀作品，而且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宝贵财富。
　　二是柳的画竹，中西融合，工写兼备，最见精神，最见个性，有“板桥第二”之誉。古往今来，画竹的大家不胜枚举。但是柳子谷画竹显然有过人之处。在技法上，柳子谷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渗以西法，追求西画中的明暗法和立体感。他画竹时中锋、侧锋并用，一笔出去，通过水墨浓淡的渗化，便有阴阳之分，光感很强，这种画法与前人明显不同。他的墨竹，萧萧有声，其竹干遒劲挺拔、颇具骨力；竹枝富有弹性，柔韧劲健；竹叶造势奇险，千变万化。从而达到了炉火纯青、游刃有余的境地。有评论家说，柳子谷的兰竹既保持了郑板桥等人清劲挺拔的特点，同时又有俊俏优美和极强立体感和空间感，这是恰如其分的。在题材上，柳子谷什么竹都能画，在种类上如毛竹、水竹、扶竹等数十种竹；同时又以风、晴、雨、雪、月、露、云、雾等形式表现出来，再与山水、花鸟虫鱼等巧妙搭配，开创了自古以来画竹的一代新风。那“成组竹叶”与“散片竹叶”的有机结合；那竹林的深度、烟雨的湿度、积雪的厚度及竹竿本身的圆润、华滋、刚柔都能表现淋漓尽致。从中可以看出柳子谷对画竹下过苦功。据柳子谷家人回忆：柳早年为了画好雨竹、雪竹，常常站立在雨雪中专心致志地观察写生。在东北大连时，为画好雪竹，双脚冻肿了也全然不知。如果说宋代文同以“富潇洒之姿，逼檀栾之秀”成就了画竹第一次高峰；清代郑板桥以眼中之竹、自然之竹、胸中之竹成就了画竹第二次高峰，那么柳子谷以竹喻人、以人喻竹，达到竹人合一成就了画竹的第三次高峰。他的好友徐悲鸿曾赞子谷《雨竹》“画到濛濛翠欲滴，先生墨妙耐寻思”；他的老师刘海粟则赞誉“子谷画名远扬海外，其竹鸡无人可比”；国学泰斗蔡元培曾题句：“坚贞君子节，正直古人风。”评价之高，由此可见。
　　三是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经典之作。柳在解放以后，尽管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仍尽全力投入到艺术创作之中，并完成了两件巨幅力作。一件就是长达27.5米的《抗美援朝战争画卷》，这件作品是柳子谷与朝鲜战场回国的军旅青年画家满健合作，费时达3年。整个画面描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急行军、宿营、运输、修桥、救火救人、开办战地医院、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控调、爬山筑工事以及在战火中冲锋陷阵的种种情景，它全景式展现了抗美援朝的情景，气势磅礴，宏伟壮观。平心而论，无论是画家丰富的想象和概括，还是独具匠心的立意、布局、构图、敷色都是可圈可点。特别是柳和满用传统画法反映现代战争场面，这在中国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继《抗美援朝战争画卷》完成后，柳子谷又创作了一件长达7.5米的人民公社画卷《山村新貌》（40×750厘米），这是柳老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深入山区写生完成的另一件重要作品。整幅画面人物、山水造型优美，笔法细腻，过渡自然，丝毫不显人工雕琢，充分显示了柳子谷深厚的功力和长卷的魅力，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反映当时农村生活的作品。记得张大千曾经说过，“会作文章的一生必要有几篇大文章……这才可以站得住，画家也必须要有几幅伟大的画，这才能够在画坛立得住”。所以柳的这两幅力作，足以使他在中国画坛上名垂青史，光照人间，同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重要作品之一。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美术界对柳子谷这两幅巨作没有作很好的研究和宣传。
　　四是柳子谷的绘画理论很有建树。柳子谷不仅精通诗书画印，而且对绘画理论也有相当的研究，像李苦禅、王雪涛、陈大羽等众多著名老画家在解放后都曾与柳老切磋过绘画技艺，许多精辟的论述至今对广大中青年画家仍有很强指导意义，限于篇幅笔者摘取若干：
　　在谈到形与神的关系时，他主张形似与神似统一。他曾说：“好画一定要神形兼备，形似难，神似更难，形神统一则难上难”。柳还认为大写意难以形似，工笔又不易神似，唯有半工半写运用得体，可以恰到好处，炉火纯青。
　　对绘画技法，柳子谷主张继承和传统相统一。他说：“画本无定法，所谓要‘从有法到无法’，就是指在学习、继承前人传统绘画方法的基础上有突破，有创新，从固有的模式中跳出来，走自己的路，获得我法，自成一家。‘有法’是为了‘无法’，‘无法’则来自‘有法’。”
　　在谈到画的格调时，他说：“画之格调高低，应视艺术价值高低决定；艺术价值高低，应视艺术客观效果大小决定。今某些人以“雅赏”为格调高，“雅俗共赏”为格调低，是以艺术客观效果小者（即“雅赏”）为艺术价值高、格调高；反以艺术客观效果大者（即“雅俗共赏”）为艺术价值低、格调低，此不通之至也。”
　　对绘画题材，柳子谷认为在内容上应突出时代的气息，反映现实，贴近生活，这样才能感染人、教育人。这些精辟的论述很值得我们细细地体会。
　　纵观柳子谷先生的一生与艺术，笔者时常感慨万千，特别是柳先生在解放后的消失与埋没，不仅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事业的一大损失，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的一大悲哀。尤令人遗憾的是，在海内外市场上，柳子谷书画作品一直没有被藏界和博物馆重视。为此笔者不止一次地扪心自问——难道民国藏家、评论家眼光有问题？
　　不过，“是金子总要发光的”。有关柳子谷的艺术，笔者曾在撰写《中国画百年回眸》一文中，用了一段文字阐述了柳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其目的旨在向世人说明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坛上，柳子谷不能缺席，他的艺术不仅现在、乃至将来都是不朽的。
　　同时，笔者坚信：随着人们鉴赏水平的提高和对柳子谷艺术价值的认识，柳子谷作品受藏界和机构关注度会大幅提高，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