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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古代史上，取代希腊辉煌的是盛极一时的罗马。从公元前753年罗慕洛兄弟建罗马城，到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的建立，这一阶段被称为“王政时代”，是从氏族社会向阶段社会过渡的时代。此时罗马有300多个氏族部落，元老院即长老议事会由300个氏族长组成，执掌最高权力，带有“军事民主制”特点。公元前8世纪中叶，罗马由每个部落或胞族各征集一定数量的人组成军队，是一个具有氏族特色的军队联合体。公元前6世纪时，随着奴隶制的出现，罗马氏族军队基本由共和国的统一军团取代，其性质同早期希腊军队相似，也属于奴隶制下的公民军队。
军事天才汉尼拔终败于罗马
罗马军团的军官是奴隶主贵族的重要职业，士兵由自由民担任，即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境内的奴隶担负劳作而没有服兵役的权利。此时罗马军团的征战，主要是扩张领土和抓捕战俘充当奴隶，并让意大利半岛和周围的部落臣服纳贡。
在罗马的称霸过程中，打败迦太基最为艰难，这也是取得地中海霸权的关键。迦太基的疆土主要在北非，即今天的突尼斯一带，是一个由元老院执政的奴隶制共和国，其公民擅长航海并一度掌握了地中海的大多数贸易，对罗马开战前可称西方国家的首富。迦太基人将主要精力用于经商，其军队主要靠雇用外国人，同主要由本国公民组成的罗马军交锋，在组织、指挥和士兵勇气上都要逊色。通过第一次对迦太基的战争（布匿战争），罗马获得了大量赔款，并割让西地中海的岛屿。
决心复仇的迦太基通过向西班牙扩张，发展了军事力量。公元前219年，罗马为遏制这个对手向迦太基发起进攻，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此时迦太基出现了一位世界古代战争史上的名将汉尼拔，他以出敌不意的远征一度让罗马陷入困境。
在罗马以海、陆两路进攻迦太基时，汉尼拔率领驻西班牙的军队和争取到的仇恨罗马的高卢骑兵，远袭对手本土。他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创造了古代战史上艰难行军的纪录，随后突然出现在意大利平原。进入半岛后，汉尼拔争取到过去受罗马压迫的许多城邦部落站在自己一边，使自己的军队扩大了1倍达到6万人，并一再取得胜利。
公元前216年，汉尼拔以4万步兵、1万骑兵在坎尼同罗马军主力7万人决战。迦太基军首先将正面部队后撤，引诱罗马军进入半月形的地带，再以骑兵突然迂回对手后方将其包围。被围的罗马军因队形密集，在箭矢如雨的攻击下全军溃乱，只有1万多人逃生，其余基本都被杀死，汉尼拔方面仅损失6000人。
“坎尼”一词，后来在西方成为包围歼灭战的代名词，显示了汉尼拔卓越的军事才能。罗马在坎尼战后一度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一些部落与城市纷纷臣服于汉尼拔，西西里岛、马其顿王也主动与迦太基结盟。罗马的公民兵役制此时发挥了起死回生的作用，适龄青壮年迅速参军补充了损失，并使首都成为汉尼拔不敢攻击的目标，接着又避免同迦太基军决战而持久周旋。汉尼拔的军队多是雇佣兵，时间一长便想归家，给养、金钱枯竭难以补充。地中海边的许多小国和部落通过同迦太基人打交道，感到这个只重商业的国家太贪婪，只顾短期收买效益而无长远之计，也纷纷与之分手。
汉尼拔在意大利转战15年，越战越弱，而罗马军却攻下西班牙，并于公元前204年以3万军队远征北非。迦太基元老院只得调回汉尼拔保卫本土，而在公元前202年随他返回的军队只有2万人。汉尼拔临时招募新军，凑到了4万人，在扎马同罗马军决战。此前曾受雇于迦太基的北非最强悍的努米底亚骑兵（生活在现在的利比亚一带）此时投靠了罗马人，结果罗马军依靠骑兵优势击溃了迦太基军。“战神”汉尼拔逃回首都，迦太基被迫向罗马求和，接受了苛刻条件—放弃非洲以外的全部领土，交出战象与战船，并付出巨额赔款。汉尼拔后来逃到马其顿等地帮助建军，却受到罗马追捕和索要引渡，被迫自杀。
罗马人对已经一蹶不振的迦太基并未放过，于公元前149年到前146年发起最后一次布匿战争。经三年围攻，攻陷迦太基城，随即将其夷为平地，投降者皆被卖为奴隶，这个罗马最大的敌国就此被彻底消灭。
在历时百年的布匿战争中，罗马获胜的主要原因是平民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权益，平民特别是农民能在一次次惨败后补充罗马军团，而且有持久战斗的坚韧性，罗马兵也很少有投降者。迦太基以商贸立国，主要靠雇佣兵组成部队，一旦打持久战，财源不济就导致兵源补给困难，逃亡和叛降也甚多。可以说，罗马建立的公民军队，保障了早期对外战争的胜利。
“兵”与“民”脱节促成帝制
罗马共和国进入中后期，奴隶制中酝酿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出来，爆发了古代史上最著名的斯巴达克奴隶大起义。斯巴达克率领的起义军队最多时达到10万人以上，并模仿罗马军团建立自己的军制。不过起义的奴隶来自不同国家，打了胜仗就想返回各自的国家，内部意见不一，斯巴达克经常管辖不住部下，队伍行进方向也游移不定。罗马上层和自由民在镇压奴隶暴动时却有着一致性，军队动员补充迅速，指挥严密划一，又有军事技能训练的优势，经过3年战争终于将这些暴动奴隶镇压下去。
罗馬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使公民普遍服兵役不再适应社会需求。公元前107年左右，著名将领马略主持了军事改革。此前每个拥有土地的男子都要服一段时间的兵役，变革后当兵逐渐成为一种职业。服役的士兵领国家军饷，服役期至少长达16年，完全变成了职业军人。在军队编制上，马略实行新的军团编制，把重步兵作为军团编制的主要单位。
马略的军事改革在罗马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这使传统型的公民普遍服役的国民军向职业军队转变，公民没有服兵役的义务也丧失了很大的权利，皇帝权力集中代替过去共和制。这种职业化军队平时不从事生产，一心训练，战斗力更强，使罗马获得更大的武力进行扩张，建立横跨一个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不过事情往往具有两面性，马略的变革使“兵”与“民”彻底分离，职业兵的生活一直要依附于军官和统帅，往往就不是为国家尽义务而是为长官尽忠，从长远看必然会带来军阀势力的扩大。同时，职业化军队使军队统帅掌握了最大的权力，元老院主宰社会传统就无法维持。公元前27年，屋大维获得了对罗马的最高统治权，从此开始帝国时代，皇帝又靠直接掌握军队维持统治。 在帝制初期，罗马帝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当时帝国范围内有约6000万人口，其中500万人有公民权，30～40万人服兵役就能维持疆域内外稳定。罗马有公民权的人，能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奴隶的侍候服务，在角斗场内欣赏着血腥的格斗，泡在温暖的浴室内谈天说地。不过这种腐朽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上层人物乃至公民阶层尚武精神的丧失。
罗马军队职业化之后，军队统帅就能左右国家形势，建立帝制后君主如同走马灯一样被更换，被弑也是常事。新皇帝为防止被推翻，只得亲自指挥军队并率领其出征。对实行奴隶制的罗马帝国来说，对外出征才能掠夺财富和奴隶，并树立本国以及皇帝的威望。
当时罗马帝国是以地中海为内湖的农业国家，南面是不可逾越的撒哈拉沙漠，北面是野蛮善战的日耳曼人，其所居之处又多是暗无天日的森林，罗马军团进入后就以游击战来应付，何况那里也没有多少物资可掠取。对罗马帝国而言，只有东方的两河流域有经济价值，因而在300年间同波斯进行了一系列战争。
早在公元前53年，刚刚指挥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的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就指挥4万人的罗马军团，向两河流域的帕提亚帝国进攻，结果他的军队陷入包围，2万人被杀、1万人被俘，克拉苏的头颅被斩下后也成了对方君主的玩物。公元114年—117年，罗马有名的皇帝图拉真又亲率10余万大军进攻两河流域，虽一度占领部分地区却无法巩固，在对手反击下只得退回。
公元226年，伊朗高原至两河流域建立了一个面积很大的萨珊波斯帝国（中国古籍称其为“安息”）。萨珊人的最重要装备是弓箭和马匹，从贵族到平民从小就练习骑马和射箭，同罗马军队比占有骑兵优势。公元243年春，罗马皇帝戈狄安率10万军队东征，遭受波斯军骑兵突袭摔断了大腿伤重而亡，留下的罗马军和波斯军签订了和约，许诺赔偿和让出大片土地才得以平安撤退。
此时，对罗马人来说祸不单行，公元250年一场瘟疫降临到帝国，史称“西普里安瘟疫”。大灾难持续猖獗了15年，高峰期罗马城每天死亡多达5000人，皇帝克劳第乌斯·哥特库斯也因染病而亡。瘟疫导致罗马城乡一片混乱，许多人逃难又把病菌扩散到各地。由于农村枯竭，城市衰落，内战连绵，帝国政府全面瘫痪，历史上称作“3世纪危机”。
公元253年，军事统帅瓦勒良登上罗马帝位，他为了立威，不顾国内瘟疫大灾，又派6万人的军队远征萨珊波斯，结果全军覆没。公元260年瓦勒良亲自带领7万军队再次来攻两河流域，结果被萨珊波斯骑兵截断了后方粮道，军队全部被歼，自己也当了俘虏。
皇帝被外敌俘获，这是罗马建国后最为耻辱的例子。据说被俘后的瓦勒良皇帝成了萨珊波斯皇帝沙普尔的御用上马石，即在沙普尔出门时要跪俯于地，让这个对手踩着他的后背上马。此人所受之辱，胜过中国宋朝被金国俘虏的徽、钦二帝，却幻想着能被赎回而不愿自尽，然而本国已立新君无心救他，最后只能困死于被囚地。
大扩兵使军队蛮族化招致灭亡
罗马帝国对东方战争惨败，加上瘟疫造成经济衰退，刺激了各臣服民族的反抗加剧。在此内外交困之时，公元306年被军队拥戴称帝的君士坦丁进行了一次罗马史上著名的军事改革。
君士坦丁是第一位皈依基督宗教的罗马皇帝，看到故都罗马城的衰败便到原属希腊的拜占庭建立新首都，后称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土耳其占领此城后改称伊斯坦布尔，是世界建都最长的城市）。他的军事改革主要是削弱军事高官的权力，解散了多次弑君的近卫军，并把军队重新整编分为卫戍军团和野战军团，其中又分为正规军团和雇佣军团，用以相互牵制。
这时骑兵在欧洲兴起并成为战争的主要兵种，君士坦丁加强了骑兵军团的力量，并将其划分为披甲的重骑兵和没有甲胄的轻骑兵，还有雇佣骑兵，作战时相互配合，使军队机动性和灵活性不断提升。他的这次改革，加强了国家对军队的控制，使罗马帝国有了“回光返照”的一次重振，享受到一段周边稳定的环境，其军制也为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后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次君士坦丁改革，是在罗马政治衰落时进行的，他的军事改革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为求国家稳定大量扩军，扩军造成的财政危机和成分复杂又破坏了国家生存。
经过这次军事改革，罗马帝国的军队数量达到此前的3倍，超过100万人。由于罗马帝国的公民普遍不愿再去当兵服役，只得雇用过去被称为野蛮人的日耳曼人来补充军队，导致了罗马军队的蛮族化。
其实早在罗马共和国时，罗马就雇用过少数外族人从军，主要从事劳役等服务工作。恺撒大帝远征高卢和其他地区时，也雇用一些臣服的外族人到军队中充当辅助作战力量，还承诺对表现好的人给予罗马公民权（这有点近似如今一些国家给效忠自己的外国人以“绿卡”和国籍），不过军队主体一直是罗马本国人。君士坦丁当政时，昔日的罗马军团已经面目全非，是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武士的“大杂烩”，一些军团的首领也是外族人。尤其是强悍的北欧哥特人（生活在后来的普鲁士地区）起义后，各地被罗马人蔑称为蛮族人组成的军队纷纷造反，加上被中国的西汉王朝打败的匈奴又万里迁徙进入西欧，他们所向无敌被西欧人称为“上帝之鞭”，罗马帝国因外族攻击和内部腐朽最终走向崩溃。
公元410年，哥特军队包围罗马，城内奴隶打开了城门。这支蛮族军队在城内“大掠三日”，昔日欧洲这座最繁华的城市受到毁灭性打击，到处是残垣断壁。接着，西罗马帝国皇帝沦为了蛮族军官频繁更换的傀儡，国家奴隶纷纷逃走，原来的公民变成自耕农，只求谋生无心从军打仗。公元476年，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被日耳曼将领废掉，过去称雄西方几百年的帝国到此灭亡。
罗马帝国的崩溃，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是一次进步，表明了靠对外族压迫维持的奴隶制国家不能长久，过去的奴隶和普通公民也在此过程中变成了自耕农。罗马由盛极一时而逐步走向败亡，也说明社会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军事制度的变革。
回顾罗马帝国的历史，有过几次军事改革，军队的性质也发生了质变—可形容为从“国军”（国家公民军队）变成“皇军”（皇帝管辖的职业军），再变成“私军”（军阀和外族自己雇佣组织的私家军）。公民从军和尚武的传统丧失，所谓“文明人”就彻底被“蛮族”压倒。
摘編自《脱胎换骨：纵横古今谈军改》
长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靖鑫
军事天才汉尼拔终败于罗马
罗马军团的军官是奴隶主贵族的重要职业，士兵由自由民担任，即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境内的奴隶担负劳作而没有服兵役的权利。此时罗马军团的征战，主要是扩张领土和抓捕战俘充当奴隶，并让意大利半岛和周围的部落臣服纳贡。
在罗马的称霸过程中，打败迦太基最为艰难，这也是取得地中海霸权的关键。迦太基的疆土主要在北非，即今天的突尼斯一带，是一个由元老院执政的奴隶制共和国，其公民擅长航海并一度掌握了地中海的大多数贸易，对罗马开战前可称西方国家的首富。迦太基人将主要精力用于经商，其军队主要靠雇用外国人，同主要由本国公民组成的罗马军交锋，在组织、指挥和士兵勇气上都要逊色。通过第一次对迦太基的战争（布匿战争），罗马获得了大量赔款，并割让西地中海的岛屿。
决心复仇的迦太基通过向西班牙扩张，发展了军事力量。公元前219年，罗马为遏制这个对手向迦太基发起进攻，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此时迦太基出现了一位世界古代战争史上的名将汉尼拔，他以出敌不意的远征一度让罗马陷入困境。
在罗马以海、陆两路进攻迦太基时，汉尼拔率领驻西班牙的军队和争取到的仇恨罗马的高卢骑兵，远袭对手本土。他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创造了古代战史上艰难行军的纪录，随后突然出现在意大利平原。进入半岛后，汉尼拔争取到过去受罗马压迫的许多城邦部落站在自己一边，使自己的军队扩大了1倍达到6万人，并一再取得胜利。
公元前216年，汉尼拔以4万步兵、1万骑兵在坎尼同罗马军主力7万人决战。迦太基军首先将正面部队后撤，引诱罗马军进入半月形的地带，再以骑兵突然迂回对手后方将其包围。被围的罗马军因队形密集，在箭矢如雨的攻击下全军溃乱，只有1万多人逃生，其余基本都被杀死，汉尼拔方面仅损失6000人。
“坎尼”一词，后来在西方成为包围歼灭战的代名词，显示了汉尼拔卓越的军事才能。罗马在坎尼战后一度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一些部落与城市纷纷臣服于汉尼拔，西西里岛、马其顿王也主动与迦太基结盟。罗马的公民兵役制此时发挥了起死回生的作用，适龄青壮年迅速参军补充了损失，并使首都成为汉尼拔不敢攻击的目标，接着又避免同迦太基军决战而持久周旋。汉尼拔的军队多是雇佣兵，时间一长便想归家，给养、金钱枯竭难以补充。地中海边的许多小国和部落通过同迦太基人打交道，感到这个只重商业的国家太贪婪，只顾短期收买效益而无长远之计，也纷纷与之分手。
汉尼拔在意大利转战15年，越战越弱，而罗马军却攻下西班牙，并于公元前204年以3万军队远征北非。迦太基元老院只得调回汉尼拔保卫本土，而在公元前202年随他返回的军队只有2万人。汉尼拔临时招募新军，凑到了4万人，在扎马同罗马军决战。此前曾受雇于迦太基的北非最强悍的努米底亚骑兵（生活在现在的利比亚一带）此时投靠了罗马人，结果罗马军依靠骑兵优势击溃了迦太基军。“战神”汉尼拔逃回首都，迦太基被迫向罗马求和，接受了苛刻条件—放弃非洲以外的全部领土，交出战象与战船，并付出巨额赔款。汉尼拔后来逃到马其顿等地帮助建军，却受到罗马追捕和索要引渡，被迫自杀。
罗马人对已经一蹶不振的迦太基并未放过，于公元前149年到前146年发起最后一次布匿战争。经三年围攻，攻陷迦太基城，随即将其夷为平地，投降者皆被卖为奴隶，这个罗马最大的敌国就此被彻底消灭。
在历时百年的布匿战争中，罗马获胜的主要原因是平民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权益，平民特别是农民能在一次次惨败后补充罗马军团，而且有持久战斗的坚韧性，罗马兵也很少有投降者。迦太基以商贸立国，主要靠雇佣兵组成部队，一旦打持久战，财源不济就导致兵源补给困难，逃亡和叛降也甚多。可以说，罗马建立的公民军队，保障了早期对外战争的胜利。
“兵”与“民”脱节促成帝制
罗马共和国进入中后期，奴隶制中酝酿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出来，爆发了古代史上最著名的斯巴达克奴隶大起义。斯巴达克率领的起义军队最多时达到10万人以上，并模仿罗马军团建立自己的军制。不过起义的奴隶来自不同国家，打了胜仗就想返回各自的国家，内部意见不一，斯巴达克经常管辖不住部下，队伍行进方向也游移不定。罗马上层和自由民在镇压奴隶暴动时却有着一致性，军队动员补充迅速，指挥严密划一，又有军事技能训练的优势，经过3年战争终于将这些暴动奴隶镇压下去。
罗馬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使公民普遍服兵役不再适应社会需求。公元前107年左右，著名将领马略主持了军事改革。此前每个拥有土地的男子都要服一段时间的兵役，变革后当兵逐渐成为一种职业。服役的士兵领国家军饷，服役期至少长达16年，完全变成了职业军人。在军队编制上，马略实行新的军团编制，把重步兵作为军团编制的主要单位。
马略的军事改革在罗马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这使传统型的公民普遍服役的国民军向职业军队转变，公民没有服兵役的义务也丧失了很大的权利，皇帝权力集中代替过去共和制。这种职业化军队平时不从事生产，一心训练，战斗力更强，使罗马获得更大的武力进行扩张，建立横跨一个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不过事情往往具有两面性，马略的变革使“兵”与“民”彻底分离，职业兵的生活一直要依附于军官和统帅，往往就不是为国家尽义务而是为长官尽忠，从长远看必然会带来军阀势力的扩大。同时，职业化军队使军队统帅掌握了最大的权力，元老院主宰社会传统就无法维持。公元前27年，屋大维获得了对罗马的最高统治权，从此开始帝国时代，皇帝又靠直接掌握军队维持统治。 在帝制初期，罗马帝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当时帝国范围内有约6000万人口，其中500万人有公民权，30～40万人服兵役就能维持疆域内外稳定。罗马有公民权的人，能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奴隶的侍候服务，在角斗场内欣赏着血腥的格斗，泡在温暖的浴室内谈天说地。不过这种腐朽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上层人物乃至公民阶层尚武精神的丧失。
罗马军队职业化之后，军队统帅就能左右国家形势，建立帝制后君主如同走马灯一样被更换，被弑也是常事。新皇帝为防止被推翻，只得亲自指挥军队并率领其出征。对实行奴隶制的罗马帝国来说，对外出征才能掠夺财富和奴隶，并树立本国以及皇帝的威望。
当时罗马帝国是以地中海为内湖的农业国家，南面是不可逾越的撒哈拉沙漠，北面是野蛮善战的日耳曼人，其所居之处又多是暗无天日的森林，罗马军团进入后就以游击战来应付，何况那里也没有多少物资可掠取。对罗马帝国而言，只有东方的两河流域有经济价值，因而在300年间同波斯进行了一系列战争。
早在公元前53年，刚刚指挥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的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就指挥4万人的罗马军团，向两河流域的帕提亚帝国进攻，结果他的军队陷入包围，2万人被杀、1万人被俘，克拉苏的头颅被斩下后也成了对方君主的玩物。公元114年—117年，罗马有名的皇帝图拉真又亲率10余万大军进攻两河流域，虽一度占领部分地区却无法巩固，在对手反击下只得退回。
公元226年，伊朗高原至两河流域建立了一个面积很大的萨珊波斯帝国（中国古籍称其为“安息”）。萨珊人的最重要装备是弓箭和马匹，从贵族到平民从小就练习骑马和射箭，同罗马军队比占有骑兵优势。公元243年春，罗马皇帝戈狄安率10万军队东征，遭受波斯军骑兵突袭摔断了大腿伤重而亡，留下的罗马军和波斯军签订了和约，许诺赔偿和让出大片土地才得以平安撤退。
此时，对罗马人来说祸不单行，公元250年一场瘟疫降临到帝国，史称“西普里安瘟疫”。大灾难持续猖獗了15年，高峰期罗马城每天死亡多达5000人，皇帝克劳第乌斯·哥特库斯也因染病而亡。瘟疫导致罗马城乡一片混乱，许多人逃难又把病菌扩散到各地。由于农村枯竭，城市衰落，内战连绵，帝国政府全面瘫痪，历史上称作“3世纪危机”。
公元253年，军事统帅瓦勒良登上罗马帝位，他为了立威，不顾国内瘟疫大灾，又派6万人的军队远征萨珊波斯，结果全军覆没。公元260年瓦勒良亲自带领7万军队再次来攻两河流域，结果被萨珊波斯骑兵截断了后方粮道，军队全部被歼，自己也当了俘虏。
皇帝被外敌俘获，这是罗马建国后最为耻辱的例子。据说被俘后的瓦勒良皇帝成了萨珊波斯皇帝沙普尔的御用上马石，即在沙普尔出门时要跪俯于地，让这个对手踩着他的后背上马。此人所受之辱，胜过中国宋朝被金国俘虏的徽、钦二帝，却幻想着能被赎回而不愿自尽，然而本国已立新君无心救他，最后只能困死于被囚地。
大扩兵使军队蛮族化招致灭亡
罗马帝国对东方战争惨败，加上瘟疫造成经济衰退，刺激了各臣服民族的反抗加剧。在此内外交困之时，公元306年被军队拥戴称帝的君士坦丁进行了一次罗马史上著名的军事改革。
君士坦丁是第一位皈依基督宗教的罗马皇帝，看到故都罗马城的衰败便到原属希腊的拜占庭建立新首都，后称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土耳其占领此城后改称伊斯坦布尔，是世界建都最长的城市）。他的军事改革主要是削弱军事高官的权力，解散了多次弑君的近卫军，并把军队重新整编分为卫戍军团和野战军团，其中又分为正规军团和雇佣军团，用以相互牵制。
这时骑兵在欧洲兴起并成为战争的主要兵种，君士坦丁加强了骑兵军团的力量，并将其划分为披甲的重骑兵和没有甲胄的轻骑兵，还有雇佣骑兵，作战时相互配合，使军队机动性和灵活性不断提升。他的这次改革，加强了国家对军队的控制，使罗马帝国有了“回光返照”的一次重振，享受到一段周边稳定的环境，其军制也为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后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次君士坦丁改革，是在罗马政治衰落时进行的，他的军事改革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为求国家稳定大量扩军，扩军造成的财政危机和成分复杂又破坏了国家生存。
经过这次军事改革，罗马帝国的军队数量达到此前的3倍，超过100万人。由于罗马帝国的公民普遍不愿再去当兵服役，只得雇用过去被称为野蛮人的日耳曼人来补充军队，导致了罗马军队的蛮族化。
其实早在罗马共和国时，罗马就雇用过少数外族人从军，主要从事劳役等服务工作。恺撒大帝远征高卢和其他地区时，也雇用一些臣服的外族人到军队中充当辅助作战力量，还承诺对表现好的人给予罗马公民权（这有点近似如今一些国家给效忠自己的外国人以“绿卡”和国籍），不过军队主体一直是罗马本国人。君士坦丁当政时，昔日的罗马军团已经面目全非，是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武士的“大杂烩”，一些军团的首领也是外族人。尤其是强悍的北欧哥特人（生活在后来的普鲁士地区）起义后，各地被罗马人蔑称为蛮族人组成的军队纷纷造反，加上被中国的西汉王朝打败的匈奴又万里迁徙进入西欧，他们所向无敌被西欧人称为“上帝之鞭”，罗马帝国因外族攻击和内部腐朽最终走向崩溃。
公元410年，哥特军队包围罗马，城内奴隶打开了城门。这支蛮族军队在城内“大掠三日”，昔日欧洲这座最繁华的城市受到毁灭性打击，到处是残垣断壁。接着，西罗马帝国皇帝沦为了蛮族军官频繁更换的傀儡，国家奴隶纷纷逃走，原来的公民变成自耕农，只求谋生无心从军打仗。公元476年，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被日耳曼将领废掉，过去称雄西方几百年的帝国到此灭亡。
罗马帝国的崩溃，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是一次进步，表明了靠对外族压迫维持的奴隶制国家不能长久，过去的奴隶和普通公民也在此过程中变成了自耕农。罗马由盛极一时而逐步走向败亡，也说明社会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军事制度的变革。
回顾罗马帝国的历史，有过几次军事改革，军队的性质也发生了质变—可形容为从“国军”（国家公民军队）变成“皇军”（皇帝管辖的职业军），再变成“私军”（军阀和外族自己雇佣组织的私家军）。公民从军和尚武的传统丧失，所谓“文明人”就彻底被“蛮族”压倒。
摘編自《脱胎换骨：纵横古今谈军改》
长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靖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