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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白居易辞去刑部侍郎的职务。作为刑部的最高长官(因为刑部尚书在当时不过是政府赏赐给退休官员的虚衔)，他离宰相的位置也许只有一步之遥。是激流勇退，还是另有隐情?他辞职的理由是疾病，但从退居洛阳后的生活看，身体好像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他的辞职显然另有隐情。
我们不妨看看他的“履历”。他一生为官十五任。从风尘走吏的县尉，到炙手可热的翰林学士，从官邸冷落的江州司马，到位居清要的中书舍人，从杭州刺史到刑部侍郎，宦海沉浮，几落几起。
他初入仕途一帆风顺。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元和二年就做了翰林学士，才用了不到七年的时间。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与天子近在咫尺，他不免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有较高的期望。唐宪宗又是位难得的中兴英主，一时君臣相得，他的建议多被采纳。可他年轻，不懂得伴君如伴虎。他写诗讽刺权贵、讽刺宪宗重用的宦官也罢了，最后还批评到皇帝老子头上了，当着大家的面说“陛下误矣!”皇帝冷落他，该优待翰林学士的好处就没怎么给他。他元和六年出翰林院，元和十年被贬为江州司马，罪名是越职言事，但与失去宪宗的庇护不能说没有关系。
“早攀霄汉上天衢，晚落风波委世途”，是他对宦海沉浮的切身感受。直到元和十五年宪宗去世，年近半百、头发花白的他才重返朝廷。回朝后的升迁多半得力于好友元稹的提携。元稹固然深得穆宗赏识，怎奈锋芒毕露，树敌太多，做了不足四个月宰相就被罢免了。白居易很知趣地自求外放，被任命为杭州刺史。
他还任过太子左庶子、苏州刺史、秘书监等职，现任的刑部侍郎是最有实权的。可思考一下当时的政治环境，却非常令人担忧。宪宗后的皇帝几乎都是由宦官扶植起来的，个个昏庸无能，贪恋享乐，出现了宦官专权的现象。大臣们则结为朋党，互相倾轧，比如牛李党争就愈演愈烈。他与牛党关系密切，牛僧孺是他的门生，牛党的三杨(杨嗣复、杨虞卿、扬汝士)是他的姻亲；他与亲近李党的不少人是挚友，如元稹就颇亲近李德裕。他一贯奉行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但身居要路，要想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他感到长安真是个权力角逐场，到处是陷阱。看来，进不如退，他于是选择了退。这才是他辞职的主要原因。
可他退得并不彻底。他请求到东都洛阳工作，政府在那里有一套办事机构，叫“分司”。在那里，除三年河南尹是实职外，太子宾客、太子少傅基本上都是替政府装点门面、只拿工资不上班的，他戏称自己的生活为“中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中隐也就是唐人说的“吏隐”。在禅宗的影响下，唐人将“出处”归结为心理问题，说一个人当着官，却不妨心理上保持一点超脱。隐与仕未必截然对立，关键看个人心态。也许他觉得，自己远离政治中心，又没能遁迹山林，大隐小隐都算不上，干脆就叫中隐吧!
选择“中隐”多是为生计着想。他一生走的都是“以仕代耕”的路线，除做官获得俸禄外，别无长技。中隐也是他思想发展的结果，他一生思想庞杂，儒、佛、道兼修，中隐是儒家中庸主义、道家知足不辱、禅宗“即心即佛”的混合体。
履道里是他的中隐之地。按那时的标准，这里并不奢华。十六七亩的宅子，仅水池就占去十余亩，但他喜欢自家的千竿翠竹，台榭舟桥。不出门的时候，坐在青石上，酌一杯自酿的新酒，聆听樊素婉转的歌喉。欣赏小蛮优美的舞姿，或者在家池上泛舟采莲。他也出游：“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林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他还与一帮“文敌”诗友来往，刘禹锡、李绅、舒元舆、皇浦镛等文人名士先后在洛阳与他在一起饮酒作赋。这个文化圈的名人效应还真不小，几朝元老裴度对朝政厌倦，在东都别业修建绿野堂颐养天年，很难说没有受到白居易的影响。
“中隐”生活是平静的，只有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才使他心里起了点波澜，被害大臣中有他的朋友舒元舆，也有陷害过他的王涯。他的心情想必是复杂的：对朋友的惋惜，对朝政的担忧，为自己及早脱身、全身远祸的暗自庆幸，对政治倾轧的心有余悸……他留下两首内容隐晦的诗，引起后人无数的猜测。
后人对他的晚年生活褒贬不一。有人指责他拿着国家俸禄却只管自己享乐，失去了应有的良知；有人说他看透了世情，真正懂得知足保和；有人说他清高旷达；有人说他贪恋富贵(朱熹就说：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有人羡慕他晚年生活的闲适安逸；还有人认为他蓄妓饮酒的颓放生活是一种风流……
宋朝人推崇他的中隐思想。宋代官吏兼有多种身份：国家干部、文化人、风流场上的才子。他们要应付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又要有文人情调；要在官场上一本正经，又要在私人场合放松自我，有忙也有闲。他们大多早年生活清苦，经过科场的残酷竞争，好不容易踏人仕途，多少有点补偿心理。欧阳修、晏殊出身寒微，位居宰相后，都十分懂得享乐，不仅是填词高手，还是护花使者。北宋经济发达，社会太平，为吏隐(中隐)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吏隐的好处在于：当官时不妨严肃认真，公务之余却无妨来点热闹；雅一点的，作作诗，抚抚琴，欣赏一下自家后院的美景。俗一点的，饮饮酒，看看歌女们优美的舞姿，与歌妓闹闹恋爱。吏隐也好，中隐也罢，当官与放松两不误!宋代士人在白居易的“中隐”里找到了社会与个人、理性和感性的平衡点。
编枝 张红玲
我们不妨看看他的“履历”。他一生为官十五任。从风尘走吏的县尉，到炙手可热的翰林学士，从官邸冷落的江州司马，到位居清要的中书舍人，从杭州刺史到刑部侍郎，宦海沉浮，几落几起。
他初入仕途一帆风顺。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元和二年就做了翰林学士，才用了不到七年的时间。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与天子近在咫尺，他不免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有较高的期望。唐宪宗又是位难得的中兴英主，一时君臣相得，他的建议多被采纳。可他年轻，不懂得伴君如伴虎。他写诗讽刺权贵、讽刺宪宗重用的宦官也罢了，最后还批评到皇帝老子头上了，当着大家的面说“陛下误矣!”皇帝冷落他，该优待翰林学士的好处就没怎么给他。他元和六年出翰林院，元和十年被贬为江州司马，罪名是越职言事，但与失去宪宗的庇护不能说没有关系。
“早攀霄汉上天衢，晚落风波委世途”，是他对宦海沉浮的切身感受。直到元和十五年宪宗去世，年近半百、头发花白的他才重返朝廷。回朝后的升迁多半得力于好友元稹的提携。元稹固然深得穆宗赏识，怎奈锋芒毕露，树敌太多，做了不足四个月宰相就被罢免了。白居易很知趣地自求外放，被任命为杭州刺史。
他还任过太子左庶子、苏州刺史、秘书监等职，现任的刑部侍郎是最有实权的。可思考一下当时的政治环境，却非常令人担忧。宪宗后的皇帝几乎都是由宦官扶植起来的，个个昏庸无能，贪恋享乐，出现了宦官专权的现象。大臣们则结为朋党，互相倾轧，比如牛李党争就愈演愈烈。他与牛党关系密切，牛僧孺是他的门生，牛党的三杨(杨嗣复、杨虞卿、扬汝士)是他的姻亲；他与亲近李党的不少人是挚友，如元稹就颇亲近李德裕。他一贯奉行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但身居要路，要想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他感到长安真是个权力角逐场，到处是陷阱。看来，进不如退，他于是选择了退。这才是他辞职的主要原因。
可他退得并不彻底。他请求到东都洛阳工作，政府在那里有一套办事机构，叫“分司”。在那里，除三年河南尹是实职外，太子宾客、太子少傅基本上都是替政府装点门面、只拿工资不上班的，他戏称自己的生活为“中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中隐也就是唐人说的“吏隐”。在禅宗的影响下，唐人将“出处”归结为心理问题，说一个人当着官，却不妨心理上保持一点超脱。隐与仕未必截然对立，关键看个人心态。也许他觉得，自己远离政治中心，又没能遁迹山林，大隐小隐都算不上，干脆就叫中隐吧!
选择“中隐”多是为生计着想。他一生走的都是“以仕代耕”的路线，除做官获得俸禄外，别无长技。中隐也是他思想发展的结果，他一生思想庞杂，儒、佛、道兼修，中隐是儒家中庸主义、道家知足不辱、禅宗“即心即佛”的混合体。
履道里是他的中隐之地。按那时的标准，这里并不奢华。十六七亩的宅子，仅水池就占去十余亩，但他喜欢自家的千竿翠竹，台榭舟桥。不出门的时候，坐在青石上，酌一杯自酿的新酒，聆听樊素婉转的歌喉。欣赏小蛮优美的舞姿，或者在家池上泛舟采莲。他也出游：“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林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他还与一帮“文敌”诗友来往，刘禹锡、李绅、舒元舆、皇浦镛等文人名士先后在洛阳与他在一起饮酒作赋。这个文化圈的名人效应还真不小，几朝元老裴度对朝政厌倦，在东都别业修建绿野堂颐养天年，很难说没有受到白居易的影响。
“中隐”生活是平静的，只有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才使他心里起了点波澜，被害大臣中有他的朋友舒元舆，也有陷害过他的王涯。他的心情想必是复杂的：对朋友的惋惜，对朝政的担忧，为自己及早脱身、全身远祸的暗自庆幸，对政治倾轧的心有余悸……他留下两首内容隐晦的诗，引起后人无数的猜测。
后人对他的晚年生活褒贬不一。有人指责他拿着国家俸禄却只管自己享乐，失去了应有的良知；有人说他看透了世情，真正懂得知足保和；有人说他清高旷达；有人说他贪恋富贵(朱熹就说：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有人羡慕他晚年生活的闲适安逸；还有人认为他蓄妓饮酒的颓放生活是一种风流……
宋朝人推崇他的中隐思想。宋代官吏兼有多种身份：国家干部、文化人、风流场上的才子。他们要应付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又要有文人情调；要在官场上一本正经，又要在私人场合放松自我，有忙也有闲。他们大多早年生活清苦，经过科场的残酷竞争，好不容易踏人仕途，多少有点补偿心理。欧阳修、晏殊出身寒微，位居宰相后，都十分懂得享乐，不仅是填词高手，还是护花使者。北宋经济发达，社会太平，为吏隐(中隐)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吏隐的好处在于：当官时不妨严肃认真，公务之余却无妨来点热闹；雅一点的，作作诗，抚抚琴，欣赏一下自家后院的美景。俗一点的，饮饮酒，看看歌女们优美的舞姿，与歌妓闹闹恋爱。吏隐也好，中隐也罢，当官与放松两不误!宋代士人在白居易的“中隐”里找到了社会与个人、理性和感性的平衡点。
编枝 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