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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墨子是春秋战国时候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其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来源于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特殊的生活经历以及唯物论的思想。墨子以“兼爱交利”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和精髓,一切以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为目的,为形成完整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文章试从墨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完整的内容体系以及对现代道德教育的启示进行阐述。
【关键词】兼相爱;交相利;德育
墨子(墨翟,公元前468—前384年)是一位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受到历代思想家的高度赞扬。如庄子说“墨子备世之急,槁枯不舍也,才士也夫。”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以后,墨学遭到了封建社会统治者的封禁。尽管如此,曹操认为墨子“兼爱尚同,疏者为戚”。
到了近代,随着民主意识的觉醒,墨家思想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如梁启超说:“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坠,固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假使中国今日有墨子,则中国可救。毛泽东赞誉墨子为“平民圣人”。鲁迅说:“墨子是中国的脊梁”。
当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可精神生活方面在继承传统思想与吸收外来文化的双重压力下开始出现了相对的“滞后”。特别是道德思想“荒漠化”有所蔓延。所以本论文要尝试探讨墨子道德思想的“兼相爱,交相利”,以期对我国的现代德育工作有所启示。
一、“兼相爱,交相利”道德思想概述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旧的生产关系趋于解体,而新的生产关系尚未建立,社会思想处于一种动乱状态。各国诸侯为了自身利益,连年征战。社会的动荡,战争的频繁,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其原因,都开出了自己的“治世良方”。如孔子的“克己复礼”;老子的“小国寡民”。而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首先分析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不相爱,认为:“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调和,此天下之害也。然则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爱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爱生。(《墨子兼爱中》)
接着墨子提出:“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子弟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户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兼爱中》“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兼爱下》
墨子讲“兼爱”,还常与“利”相并提。如“兼相爱,交相利”、“爱利万民”、“爱人利人”、“相爱相利”等等。在墨子的观念里,爱人利人必表现于实际的事功,没有实际事功的爱就不能称作真正的爱。“兼相爱”就等于“交相利”。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讲: 墨子者, 以爱与利为结合而不可离也, 故爱之本原。[1]
在《墨子》一书中,“利”字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他注重人的物质利益,把人的价值同一定的经济生活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曾“习儒者之业”的墨子作为工匠,有着不同于其他“习儒者”的特殊身份,他亲眼目睹广大民众“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食”[2]的悲惨情景,并深感平民百姓生存状况的艰辛,进而致力于提出一套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道德价值体系。墨子说“夫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3]他认为能否兴天下之利,是衡量一切人是非善恶的标准,而不同于儒家那一套不能使人直接获得利益,无助于国计民生的高高在上仁义道德。
墨子的“利”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层含义:其一是“天下之利”,是公利,其二是交相利,即爱人利人之利,是他利;其三是私利。
二、墨子道德思想的局限性
墨子生活的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导致当时社会财富的贫乏。这些本来贫乏的社会财富又被少数的统治阶级占有,所以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很低,下层人民终其一生都在为生存奔波,基本上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直接限制人们的眼界,包括像墨子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眼界。再加上当时我国社会小农经济正在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孤立,要想看出波澜壮阔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不可能的。墨子虽然亲身体验到百姓生活的艰辛并且认识到应该为实现“天下之大利”而奋斗,但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社会不平均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也就没法找解决这些不平等不平均的方法途径。他天真的设想,如果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充满爱而不是恨,人人都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天下就会太平。他提出的“兼爱”表达他朴素的平等思想。他主张不论出身,不分阶层,人与人之间应相互爱戴。国君要爱惜民生,节俭生活,把广大的社会财富平均分配,尽量让每一个人吃饱穿暖,建立一个和睦的、和平的、没有强凌、欺诈的社会。他把希望倾注在国君的身上,也体现墨子思想的空想性。墨子义利观思想即具有人民性,体现广大老百姓的普遍利益,这是他的理论的生机和具有历史意义之处,但是墨子的道德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从而体现出空想性的特点。
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一书中曾指出墨子思想的三个矛盾:“第一个矛盾是既为劳动者利益呼吁,又讲全社会同利,即思想的特定的阶级内容与普遍性形式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平等互助观念与等级观念同时并存;第三个矛盾是,一方面讲究实际、注重实行,另一方面又富于幻想、迷信说教。”[4]
三、墨子“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对现代德育工作的启示意义
在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中国社会各行各业都认识到经济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经济就是要提高整个社会生产的效率,也就是实现“利”,但是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道德价值取向。长期以来,由于受政治化了的儒学思想的影响,传统的中国人在表面上耻于言利,从而使义利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如程颐认为“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5]“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6]明确置义利于非此即彼的对立地位。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义利之辨就是“朱陈之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天理为义,人欲为利,二者是水火不容,将贵义贱利的主张升华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都使的我们的德育工作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显得软弱乏力,急欲富起来的愿望使得其中许多人忙乱地寻找自己的发财之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有些企业或个人不择手段、丧失良心, 缺乏起码的道德水准,导致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的现象时有发生,流行一种利己主义。我们从一个利义对立的传统观念下步入以利益最大化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出现种种问题是必然的,但我们应该牢牢树立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观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共产主义者即不会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会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他们清楚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7]在这里马、恩所讲的利己主义,应该是理性利己主义,即合理的利己主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迫切需要“兼相爱、交相利”伦理精神的回归。可见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原则应是当前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的传统文化资源,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与之有相通之处,与我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也有相通之处。因此,我们要大力弘扬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精神,把它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交往的一条重要伦理原则。[8]
通过上面对墨子“兼相爱,交相利”思想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墨家思想恰恰为义与利在道德上找到了合理的理论支持。
“兼相爱”使得我们在“交相利”的过程中建立起信任机制。“兼相爱”要就人们互相信任,视人若己。他认为“信,言合于意也”也就是说,信就是言行一致,“墨子言:“夫唯能信身而从事,故利若此”。墨子是很重视诚信的,“言不信者行不果”,“行不信者言必耗”。言行的诚信直接关系到“天下之利”的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也要建立信任机制。这也是社会主义义利观能得以实现的保证。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交换的经济实际上就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关系,交换的关系不可能确定。在道德上也就相应地要求社会必须以“信任”作为整个道德秩序的核心。
“兼相爱,交相利”使得我们认识到必须重视道德主体之爱的相互性。心理学中有一条规律我们对别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往往会作出同样方式的反应和回答。在与人打交道时,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待人态度会在别人对我们的态度中反射回来。它告诫我们你想要别人是你的朋友,你必须是别人的朋友心要靠心来交换,感情只有用感情来博取。[9]在墨子的叙述中,爱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要求每个道德主体都必须“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在这里,爱是每个主体的权利,同时也是义务,而不仅仅是义务。当前,我们重视青少年思想教育,提出要关爱青少年的成长时,必须切实落实这一点。我们不仅对德育工作者要作“兼爱”的要求,同时对受教育者也有这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青少年奉为关爱的对象,而且要让他们成为关爱别人的主体。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悠久的历史虽然不可能向我们提供解决某个问题的现成答案,但却能启发我们处理现实问题可以遵循的某种思路,真正使“古”能为“今”所用。“兼爱”、“相利”合起来说,就是合理公正地爱人利人,或合理公正地相爱相利。求利决不是“唯利是图”,必须首先受到道德规范制约,只有在遵循道德规范前提下,获取“义中之利”,才能获得最大的长远的利益。
参考文献
[1]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80.
[2](清)孙诒让.墨子·尚贤下.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清)孙诒让.墨子·非乐上.(清)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6](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61.275.
[8]陈道德.墨家“兼相爱,交相利”伦理原则的现代价值[J].哲学研究,2004,(11).
[9]高瓴主编.人性的弱点智慧集[M].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44.
作者简介:
张东娇(1979—),男,河南舞钢人,硕士,郑州轻工业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科技哲学。
杨韬(1984—),男,江西南昌人,郑州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哲学。
【关键词】兼相爱;交相利;德育
墨子(墨翟,公元前468—前384年)是一位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受到历代思想家的高度赞扬。如庄子说“墨子备世之急,槁枯不舍也,才士也夫。”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以后,墨学遭到了封建社会统治者的封禁。尽管如此,曹操认为墨子“兼爱尚同,疏者为戚”。
到了近代,随着民主意识的觉醒,墨家思想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如梁启超说:“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坠,固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假使中国今日有墨子,则中国可救。毛泽东赞誉墨子为“平民圣人”。鲁迅说:“墨子是中国的脊梁”。
当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可精神生活方面在继承传统思想与吸收外来文化的双重压力下开始出现了相对的“滞后”。特别是道德思想“荒漠化”有所蔓延。所以本论文要尝试探讨墨子道德思想的“兼相爱,交相利”,以期对我国的现代德育工作有所启示。
一、“兼相爱,交相利”道德思想概述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旧的生产关系趋于解体,而新的生产关系尚未建立,社会思想处于一种动乱状态。各国诸侯为了自身利益,连年征战。社会的动荡,战争的频繁,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其原因,都开出了自己的“治世良方”。如孔子的“克己复礼”;老子的“小国寡民”。而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首先分析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不相爱,认为:“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调和,此天下之害也。然则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爱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爱生。(《墨子兼爱中》)
接着墨子提出:“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子弟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户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兼爱中》“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兼爱下》
墨子讲“兼爱”,还常与“利”相并提。如“兼相爱,交相利”、“爱利万民”、“爱人利人”、“相爱相利”等等。在墨子的观念里,爱人利人必表现于实际的事功,没有实际事功的爱就不能称作真正的爱。“兼相爱”就等于“交相利”。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讲: 墨子者, 以爱与利为结合而不可离也, 故爱之本原。[1]
在《墨子》一书中,“利”字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他注重人的物质利益,把人的价值同一定的经济生活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曾“习儒者之业”的墨子作为工匠,有着不同于其他“习儒者”的特殊身份,他亲眼目睹广大民众“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食”[2]的悲惨情景,并深感平民百姓生存状况的艰辛,进而致力于提出一套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道德价值体系。墨子说“夫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3]他认为能否兴天下之利,是衡量一切人是非善恶的标准,而不同于儒家那一套不能使人直接获得利益,无助于国计民生的高高在上仁义道德。
墨子的“利”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层含义:其一是“天下之利”,是公利,其二是交相利,即爱人利人之利,是他利;其三是私利。
二、墨子道德思想的局限性
墨子生活的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导致当时社会财富的贫乏。这些本来贫乏的社会财富又被少数的统治阶级占有,所以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很低,下层人民终其一生都在为生存奔波,基本上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直接限制人们的眼界,包括像墨子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眼界。再加上当时我国社会小农经济正在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孤立,要想看出波澜壮阔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不可能的。墨子虽然亲身体验到百姓生活的艰辛并且认识到应该为实现“天下之大利”而奋斗,但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社会不平均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也就没法找解决这些不平等不平均的方法途径。他天真的设想,如果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充满爱而不是恨,人人都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天下就会太平。他提出的“兼爱”表达他朴素的平等思想。他主张不论出身,不分阶层,人与人之间应相互爱戴。国君要爱惜民生,节俭生活,把广大的社会财富平均分配,尽量让每一个人吃饱穿暖,建立一个和睦的、和平的、没有强凌、欺诈的社会。他把希望倾注在国君的身上,也体现墨子思想的空想性。墨子义利观思想即具有人民性,体现广大老百姓的普遍利益,这是他的理论的生机和具有历史意义之处,但是墨子的道德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从而体现出空想性的特点。
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一书中曾指出墨子思想的三个矛盾:“第一个矛盾是既为劳动者利益呼吁,又讲全社会同利,即思想的特定的阶级内容与普遍性形式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平等互助观念与等级观念同时并存;第三个矛盾是,一方面讲究实际、注重实行,另一方面又富于幻想、迷信说教。”[4]
三、墨子“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对现代德育工作的启示意义
在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中国社会各行各业都认识到经济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经济就是要提高整个社会生产的效率,也就是实现“利”,但是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道德价值取向。长期以来,由于受政治化了的儒学思想的影响,传统的中国人在表面上耻于言利,从而使义利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如程颐认为“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5]“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6]明确置义利于非此即彼的对立地位。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义利之辨就是“朱陈之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天理为义,人欲为利,二者是水火不容,将贵义贱利的主张升华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都使的我们的德育工作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显得软弱乏力,急欲富起来的愿望使得其中许多人忙乱地寻找自己的发财之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有些企业或个人不择手段、丧失良心, 缺乏起码的道德水准,导致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的现象时有发生,流行一种利己主义。我们从一个利义对立的传统观念下步入以利益最大化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出现种种问题是必然的,但我们应该牢牢树立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观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共产主义者即不会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会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他们清楚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7]在这里马、恩所讲的利己主义,应该是理性利己主义,即合理的利己主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迫切需要“兼相爱、交相利”伦理精神的回归。可见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原则应是当前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的传统文化资源,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与之有相通之处,与我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也有相通之处。因此,我们要大力弘扬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精神,把它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交往的一条重要伦理原则。[8]
通过上面对墨子“兼相爱,交相利”思想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墨家思想恰恰为义与利在道德上找到了合理的理论支持。
“兼相爱”使得我们在“交相利”的过程中建立起信任机制。“兼相爱”要就人们互相信任,视人若己。他认为“信,言合于意也”也就是说,信就是言行一致,“墨子言:“夫唯能信身而从事,故利若此”。墨子是很重视诚信的,“言不信者行不果”,“行不信者言必耗”。言行的诚信直接关系到“天下之利”的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也要建立信任机制。这也是社会主义义利观能得以实现的保证。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交换的经济实际上就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关系,交换的关系不可能确定。在道德上也就相应地要求社会必须以“信任”作为整个道德秩序的核心。
“兼相爱,交相利”使得我们认识到必须重视道德主体之爱的相互性。心理学中有一条规律我们对别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往往会作出同样方式的反应和回答。在与人打交道时,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待人态度会在别人对我们的态度中反射回来。它告诫我们你想要别人是你的朋友,你必须是别人的朋友心要靠心来交换,感情只有用感情来博取。[9]在墨子的叙述中,爱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要求每个道德主体都必须“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在这里,爱是每个主体的权利,同时也是义务,而不仅仅是义务。当前,我们重视青少年思想教育,提出要关爱青少年的成长时,必须切实落实这一点。我们不仅对德育工作者要作“兼爱”的要求,同时对受教育者也有这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青少年奉为关爱的对象,而且要让他们成为关爱别人的主体。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悠久的历史虽然不可能向我们提供解决某个问题的现成答案,但却能启发我们处理现实问题可以遵循的某种思路,真正使“古”能为“今”所用。“兼爱”、“相利”合起来说,就是合理公正地爱人利人,或合理公正地相爱相利。求利决不是“唯利是图”,必须首先受到道德规范制约,只有在遵循道德规范前提下,获取“义中之利”,才能获得最大的长远的利益。
参考文献
[1]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80.
[2](清)孙诒让.墨子·尚贤下.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清)孙诒让.墨子·非乐上.(清)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6](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61.275.
[8]陈道德.墨家“兼相爱,交相利”伦理原则的现代价值[J].哲学研究,2004,(11).
[9]高瓴主编.人性的弱点智慧集[M].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44.
作者简介:
张东娇(1979—),男,河南舞钢人,硕士,郑州轻工业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科技哲学。
杨韬(1984—),男,江西南昌人,郑州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