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洪命熹在韩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和崔南善、李光洙被称为朝鲜三才。他的创作大力推进了朝鲜文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过度。他的文学观的中心是民众与民族，他关于文学创作观点有民众指导论、关注生活论、民族文化树立论。
关键词：洪命熹；文学观；民众指导轮；关注生活论；民族文化树立论
洪命熹仅有一部作品《林巨正》是一部百科书式的大河历史小说，这部小说的连载历时十三年，虽然终未完结，但依然被誉为“奇书”。洪命熹以及林巨正一直以来都是韩国现代文化学者的研究对象。下面我们从他的出身以及他的文学论谈中探讨一下这位一代大家的民族文学观。
一、名门之后，朝鲜三才之一
碧草洪命熹于1888年出生在忠北槐山的士大夫之家，是洪氏宗族洪范植和其妻宋氏的长子。其宗祖父曾任朝鲜时期的判书，祖父也是李朝时期的参判，父亲在国家遭遇庚戌国耻之后，不愿做亡国奴自杀身亡，是民族英雄。由于出生在士大夫之家，洪命熹自小就有书香门第的风范。韩国作家杨健植在1920年见到洪命熹的时候，对他的这种风范进行了描述。
“洪君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书香门第之范。偏瘦的身材加上有光洁额头的脸庞透漏着智慧，谦恭，儒雅之态。特别是他明亮又略带羞涩的笑容给人印象深刻。如果用汉字成语来形容他的话那就是‘如玉其人’，与社会上一般文人相比他更有世家风雅。”
金泽荣所作的《洪范植传》评语部分对洪命熹做了如下的评价：
“洪范植有四个儿子，其中大儿子名叫命熹。父亲的三年祭过后逃到中国来，在6-7年的流浪生活中游览了山水景色，也见过不少人。我见过他几次，他的文章光彩夺目，人长得温和恭敬而内心却异常强悍。他是一个宁愿饿死街头也不愿在仇国保全性命的人”
1910年洪命熹的父亲洪范植不甘做亡国奴，自杀身亡。时任锦山郡守。从“光彩夺目”、“不愿在仇国保全性命”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洪命熹秉异的文学天赋及民族情操。
洪命熹与崔南善，李光洙一起被称为“朝鲜三才”。在幼年时期学习汉文的时候，洪命熹就表现出了非凡的记忆力和突出的文采。在五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习千字文，八岁已经会作汉诗，十一岁已经熟读《三国志》等中国名著。
幼年之后，洪命熹饱读诗书，不仅是东方的各类文学巨著，他阅读的范围还涉猎到西方近代的思想和文学作品。关于洪命熹的爱读，杨健植在《名人交往记》里说“如果要数当代朝鲜文坛的大读家的话，洪君当属第一。不用说他阅读涉猎的范围让人叹为观止，就是他不停阅读的勤奋也人惊叹不已。”
洪命熹的世家风范，博学多识造就了他的文学意识。
二、文学观——民众指导论
在解放前后关于洪命熹的几篇人物评论、访谈以及《自叙传》中都表现了他的文学观，文学理念，文学基调。在解放初期出刊《新世纪》当中，有一篇《洪命熹·抒情式的访谈》中，洪命熹对文人的义务、作用和职业道德做出了定义：
“作为文人什么时候都需铭记的是：文人要有指导民众的使命，不能盲目从众。如果趋附于某种势力是永远不能创作出真正的作品的。”
从上面的话可以看出，洪命熹认为文学创作既不是为了迎合大众又不应该屈服于任何势力，而应该是能指导民众的良心之作。这就是体现洪命熹文化论中核心的“民众指导论”。他一直坚守着这种文学是大众启蒙最上策的思想。
关于文学艺术的“民众指导”作用，黑格尔有一个很精辟的论述。他说：“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状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只是为着它们直接本身或是它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的心灵的旨趣，因为它们有力量从人的心灵深处呼唤起反应和回响。”文学的作用从方式上讲，是内在的、情感的，没有政治理论或道德观念的精神作用的那种对实践活动的指导性和规范性；从作用的内容上讲，它主要也不是简单地传达某种是非观念，或一般地惩恶扬善，而是立足于对优美高尚的思想感情的表现，显示人生的价值复议，通过对美的追求和高扬来陶冶性情，塑造灵魂。洪命熹在1910年以后，是想通过具有朝鲜情调的文学创作唤醒民众的心灵，纯化重塑民众的民族意识。
洪命熹认为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新思想的注入、韩国文化传统和民族情调的重新生成。文学是“人的文学”，对民众有指导作用的启蒙文学是“立人”的文学。
三、文学观——关注生活论
在1964年，与李泰俊、李源朝、金南天的“文化谈议”中，洪命熹对文学的启蒙论又做了如下的解释：
“今后朝鲜作家的义务是为了启蒙大众多作启蒙性的作品。如果想启蒙大众的话，文学是最有效的捷径。这种信念并不是说文学是单纯的手段，也是说文学作品来自于生活，亲近民众从而启发民众，做生活化的学问。”
从这点来看，洪命熹并没有把文学的作用固着在“民众指导”这一点上，也指出了，作家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要急于带领民众奔跑，作家的作品要深入民间以关注的态度进行探讨批判。另外，洪命熹认为文学创作关注民众的想法在“文化谈议”中很好的表现了出来。
毛：老师，您觉得作为作家对社会是否应该抱有责任心和义务感。
洪：责任心是一定要有的。但是仅凭责任心是完不成艺术创作的。作家首要具备的是要有情感有情操。
…中略…
洪：如果没有感情，单纯来按照某种要求来完成作品的话，即使这个作品具有文字性，道德性，向善性也不会得到民众的认可。
通过洪命熹和毛允秀的对话可以看出，洪命熹主张，文学作品并不是通过作家的社会义务，道德义务来创作出来的，作者的感情情操在文学创作中起关键的作用。他所说的情感，情绪并不是来源于单纯的感性主义至上，更是指扎根于民族传统，蕴涵于民众生活中的深厚民族情感。艺术作品不能脱离民众生活，必须包含民族情感才能得到民众的认可。
“没有脱离实际的生活也没有脱离生活的人生，脱离人生的艺术根本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艺术是不可能脱离生活的。那些‘为了艺术的艺术’这样的理论都是谬论。” 洪命熹在《青年们该走的路》中这样说道。 洪命熹认为文学作品要来自于生活，回归于生活。大众的生活应该被作家关注并进入文学叙事。
四、文学观——民族文化树立论
洪命熹认为文艺的中心意识是民族主义，树立民族文化。在1926年《文艺运动》的创刊号中，洪命熹提出在历史小说的创造中要有“魂”的见解。
我读过从形式上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小说，它吸引人的地方不过是事件而已，只是停留于趣味性事件的追求。我认为历史小说要有独特的魂，以魂为源写出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其他的文学形式也一样，如果作品不具备生魂，那么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它是失败的。
洪命熹在这里所说的“魂”是民族魂，一个民族的精髓，体现一种民族精神，是文学创作的灵感之根，也是民族文学的内涵所在。文学创作离开了民族情调，民族意识就只能是单纯的形式和内容。
下面一段话中，洪命熹在说明韩国语言是在历史中变迁的这一点上，也表现出了他的这种民族文化是文学创作的根的意识。
如果追溯我们语言的语源的话，是要跟史实分不开的。比如说，‘’和‘’是一样的。‘’是新罗时期，对花郎贬义的称呼。‘’、‘’这两个词也是在新罗时期产生于对高句丽的厌恶。在燕山朝时期，有采青使和采红使的说法。让采青使和采红使在八道之内选拔美女，放到联芳院、合芳院、聚红院这样的地方以供淫乐。那时的三百妓女被分为“与清”、“连平”、“续红”三种。“与清”又被细分为“天与清”和“地与清”两种。到“与清”去参礼的女子的行为被称为‘’，这个词语就是那时产生的。
上面一段话的阐述意义不在于语言学，而在于作家的态度。洪命熹强调的重点在于“民众的生活”如何“通过文学作品来表现”。这段话反映了作家创作的态度，文学作品要反映民众的生活情趣、风情，即独具特色的朝鲜民族情调。
下面的几句话直接表明了洪命熹认为文学是通过民众的生活来丰富的这一观点。
洪命熹：和农民们接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们虽然不知道文学是什么但是他们具有文学性的表述却很丰富。
…中略…
洪命熹：我可以举个农民们文学性的表现很丰富的例子。在一个村里，一帮农民正在看牛耕地的时候，泥土溅到眼睛里，他们说道“慌不择路的泥土跑到了眼睛里”，这是多么好的表述啊。还有，在描述光线的时候说“像是在笑一样的粉红光线”。走出了村子之后，我再回味这句话觉得，光线里面，像是在微笑的光线也只有粉红光线了。朝鲜农民具有文学性的表现的例子是数不胜数，举不胜举的。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韩国民众的语言生动活泼，文学创作中这种语言可以保持作品的鲜活性，民族性。洪命熹倡导要继承这种民族文化精华。
民族文学乃至民族文化的树立是非常重大的问题。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所强调的民族跟那些强烈的法西斯、纳粹有根本上的不同。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文学是要集中在民族文化的继承上……
在《青年们该走的路》中的论述表明，洪命熹认为民族文学树立论不是民族文学只能是纯韩国的这种狭隘的目标论。也不认为是对所有过往的全盘继承。而是创造新的韩国文学，这种文学能给传统韩国文化、韩国民众进行正确指导，深入人心，自然而然地重树立民族文化。
另外，洪命熹还一贯主张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在文学中，最注重事实，赞赏不盲从于潮流的反抗精神。通过作品展现的主题和思想，要忠实于自己内心真实的这想法。强调作为作者的诚实性。
五、结语
自从《林巨正》这部大河小说连载以来，洪命熹的文学观，文学创作意图都受到了广泛关注，研究的切入点也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文学观点的起点在于民众、生活、民族。这种指导民众，关注民生，树立民族文化的创作意识贯穿于他的文学论谈，作品创作中。
参考文献：
[1]林荧泽.碧初洪命熹与《林巨正》[J].文学艺术.
关键词：洪命熹；文学观；民众指导轮；关注生活论；民族文化树立论
洪命熹仅有一部作品《林巨正》是一部百科书式的大河历史小说，这部小说的连载历时十三年，虽然终未完结，但依然被誉为“奇书”。洪命熹以及林巨正一直以来都是韩国现代文化学者的研究对象。下面我们从他的出身以及他的文学论谈中探讨一下这位一代大家的民族文学观。
一、名门之后，朝鲜三才之一
碧草洪命熹于1888年出生在忠北槐山的士大夫之家，是洪氏宗族洪范植和其妻宋氏的长子。其宗祖父曾任朝鲜时期的判书，祖父也是李朝时期的参判，父亲在国家遭遇庚戌国耻之后，不愿做亡国奴自杀身亡，是民族英雄。由于出生在士大夫之家，洪命熹自小就有书香门第的风范。韩国作家杨健植在1920年见到洪命熹的时候，对他的这种风范进行了描述。
“洪君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书香门第之范。偏瘦的身材加上有光洁额头的脸庞透漏着智慧，谦恭，儒雅之态。特别是他明亮又略带羞涩的笑容给人印象深刻。如果用汉字成语来形容他的话那就是‘如玉其人’，与社会上一般文人相比他更有世家风雅。”
金泽荣所作的《洪范植传》评语部分对洪命熹做了如下的评价：
“洪范植有四个儿子，其中大儿子名叫命熹。父亲的三年祭过后逃到中国来，在6-7年的流浪生活中游览了山水景色，也见过不少人。我见过他几次，他的文章光彩夺目，人长得温和恭敬而内心却异常强悍。他是一个宁愿饿死街头也不愿在仇国保全性命的人”
1910年洪命熹的父亲洪范植不甘做亡国奴，自杀身亡。时任锦山郡守。从“光彩夺目”、“不愿在仇国保全性命”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洪命熹秉异的文学天赋及民族情操。
洪命熹与崔南善，李光洙一起被称为“朝鲜三才”。在幼年时期学习汉文的时候，洪命熹就表现出了非凡的记忆力和突出的文采。在五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习千字文，八岁已经会作汉诗，十一岁已经熟读《三国志》等中国名著。
幼年之后，洪命熹饱读诗书，不仅是东方的各类文学巨著，他阅读的范围还涉猎到西方近代的思想和文学作品。关于洪命熹的爱读，杨健植在《名人交往记》里说“如果要数当代朝鲜文坛的大读家的话，洪君当属第一。不用说他阅读涉猎的范围让人叹为观止，就是他不停阅读的勤奋也人惊叹不已。”
洪命熹的世家风范，博学多识造就了他的文学意识。
二、文学观——民众指导论
在解放前后关于洪命熹的几篇人物评论、访谈以及《自叙传》中都表现了他的文学观，文学理念，文学基调。在解放初期出刊《新世纪》当中，有一篇《洪命熹·抒情式的访谈》中，洪命熹对文人的义务、作用和职业道德做出了定义：
“作为文人什么时候都需铭记的是：文人要有指导民众的使命，不能盲目从众。如果趋附于某种势力是永远不能创作出真正的作品的。”
从上面的话可以看出，洪命熹认为文学创作既不是为了迎合大众又不应该屈服于任何势力，而应该是能指导民众的良心之作。这就是体现洪命熹文化论中核心的“民众指导论”。他一直坚守着这种文学是大众启蒙最上策的思想。
关于文学艺术的“民众指导”作用，黑格尔有一个很精辟的论述。他说：“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状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只是为着它们直接本身或是它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的心灵的旨趣，因为它们有力量从人的心灵深处呼唤起反应和回响。”文学的作用从方式上讲，是内在的、情感的，没有政治理论或道德观念的精神作用的那种对实践活动的指导性和规范性；从作用的内容上讲，它主要也不是简单地传达某种是非观念，或一般地惩恶扬善，而是立足于对优美高尚的思想感情的表现，显示人生的价值复议，通过对美的追求和高扬来陶冶性情，塑造灵魂。洪命熹在1910年以后，是想通过具有朝鲜情调的文学创作唤醒民众的心灵，纯化重塑民众的民族意识。
洪命熹认为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新思想的注入、韩国文化传统和民族情调的重新生成。文学是“人的文学”，对民众有指导作用的启蒙文学是“立人”的文学。
三、文学观——关注生活论
在1964年，与李泰俊、李源朝、金南天的“文化谈议”中，洪命熹对文学的启蒙论又做了如下的解释：
“今后朝鲜作家的义务是为了启蒙大众多作启蒙性的作品。如果想启蒙大众的话，文学是最有效的捷径。这种信念并不是说文学是单纯的手段，也是说文学作品来自于生活，亲近民众从而启发民众，做生活化的学问。”
从这点来看，洪命熹并没有把文学的作用固着在“民众指导”这一点上，也指出了，作家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要急于带领民众奔跑，作家的作品要深入民间以关注的态度进行探讨批判。另外，洪命熹认为文学创作关注民众的想法在“文化谈议”中很好的表现了出来。
毛：老师，您觉得作为作家对社会是否应该抱有责任心和义务感。
洪：责任心是一定要有的。但是仅凭责任心是完不成艺术创作的。作家首要具备的是要有情感有情操。
…中略…
洪：如果没有感情，单纯来按照某种要求来完成作品的话，即使这个作品具有文字性，道德性，向善性也不会得到民众的认可。
通过洪命熹和毛允秀的对话可以看出，洪命熹主张，文学作品并不是通过作家的社会义务，道德义务来创作出来的，作者的感情情操在文学创作中起关键的作用。他所说的情感，情绪并不是来源于单纯的感性主义至上，更是指扎根于民族传统，蕴涵于民众生活中的深厚民族情感。艺术作品不能脱离民众生活，必须包含民族情感才能得到民众的认可。
“没有脱离实际的生活也没有脱离生活的人生，脱离人生的艺术根本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艺术是不可能脱离生活的。那些‘为了艺术的艺术’这样的理论都是谬论。” 洪命熹在《青年们该走的路》中这样说道。 洪命熹认为文学作品要来自于生活，回归于生活。大众的生活应该被作家关注并进入文学叙事。
四、文学观——民族文化树立论
洪命熹认为文艺的中心意识是民族主义，树立民族文化。在1926年《文艺运动》的创刊号中，洪命熹提出在历史小说的创造中要有“魂”的见解。
我读过从形式上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小说，它吸引人的地方不过是事件而已，只是停留于趣味性事件的追求。我认为历史小说要有独特的魂，以魂为源写出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其他的文学形式也一样，如果作品不具备生魂，那么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它是失败的。
洪命熹在这里所说的“魂”是民族魂，一个民族的精髓，体现一种民族精神，是文学创作的灵感之根，也是民族文学的内涵所在。文学创作离开了民族情调，民族意识就只能是单纯的形式和内容。
下面一段话中，洪命熹在说明韩国语言是在历史中变迁的这一点上，也表现出了他的这种民族文化是文学创作的根的意识。
如果追溯我们语言的语源的话，是要跟史实分不开的。比如说，‘’和‘’是一样的。‘’是新罗时期，对花郎贬义的称呼。‘’、‘’这两个词也是在新罗时期产生于对高句丽的厌恶。在燕山朝时期，有采青使和采红使的说法。让采青使和采红使在八道之内选拔美女，放到联芳院、合芳院、聚红院这样的地方以供淫乐。那时的三百妓女被分为“与清”、“连平”、“续红”三种。“与清”又被细分为“天与清”和“地与清”两种。到“与清”去参礼的女子的行为被称为‘’，这个词语就是那时产生的。
上面一段话的阐述意义不在于语言学，而在于作家的态度。洪命熹强调的重点在于“民众的生活”如何“通过文学作品来表现”。这段话反映了作家创作的态度，文学作品要反映民众的生活情趣、风情，即独具特色的朝鲜民族情调。
下面的几句话直接表明了洪命熹认为文学是通过民众的生活来丰富的这一观点。
洪命熹：和农民们接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们虽然不知道文学是什么但是他们具有文学性的表述却很丰富。
…中略…
洪命熹：我可以举个农民们文学性的表现很丰富的例子。在一个村里，一帮农民正在看牛耕地的时候，泥土溅到眼睛里，他们说道“慌不择路的泥土跑到了眼睛里”，这是多么好的表述啊。还有，在描述光线的时候说“像是在笑一样的粉红光线”。走出了村子之后，我再回味这句话觉得，光线里面，像是在微笑的光线也只有粉红光线了。朝鲜农民具有文学性的表现的例子是数不胜数，举不胜举的。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韩国民众的语言生动活泼，文学创作中这种语言可以保持作品的鲜活性，民族性。洪命熹倡导要继承这种民族文化精华。
民族文学乃至民族文化的树立是非常重大的问题。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所强调的民族跟那些强烈的法西斯、纳粹有根本上的不同。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文学是要集中在民族文化的继承上……
在《青年们该走的路》中的论述表明，洪命熹认为民族文学树立论不是民族文学只能是纯韩国的这种狭隘的目标论。也不认为是对所有过往的全盘继承。而是创造新的韩国文学，这种文学能给传统韩国文化、韩国民众进行正确指导，深入人心，自然而然地重树立民族文化。
另外，洪命熹还一贯主张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在文学中，最注重事实，赞赏不盲从于潮流的反抗精神。通过作品展现的主题和思想，要忠实于自己内心真实的这想法。强调作为作者的诚实性。
五、结语
自从《林巨正》这部大河小说连载以来，洪命熹的文学观，文学创作意图都受到了广泛关注，研究的切入点也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文学观点的起点在于民众、生活、民族。这种指导民众，关注民生，树立民族文化的创作意识贯穿于他的文学论谈，作品创作中。
参考文献：
[1]林荧泽.碧初洪命熹与《林巨正》[J].文学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