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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江西省3949个农民用水协会数据为例，对不同组建边界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统计分析表明，不同组建边界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差异明显，按行政村边界组建的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好于按水文边界组建的用水协会。通过计量模型分析，本文进一步发现：不同组建边界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的影响因素不同。协会起源、协会主要领导人产生方式、是否有工程产权证、灌溉设施完好率对按水文边界组建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有正向影响，而是否注册、租借用办公场、参与农户数、协会工作人员数、协会主要领导人身份对按水文边界组建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有负向影响；是否注册、参与农户数、协会主要领导人产生方式、灌溉设施完好率、灌区规模对按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有正向影响，而协会成立年限、协会起源、租借用办公场、协会工作人员数、协会主要领导人身份对按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有负向影响。最后，本文给出提升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的政策建议。
关 键 词：农民用水协会的类型；运行绩效；影响因素
一、引言
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却削弱了县乡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1]，从而使农田水利市场化的进程加快，然而，市场化改革使它们陷入无人管理的困境，致使建成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无法发挥作用，结果是税费改革后，农业干旱连年发生，给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重大损失，妨碍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2]。为了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发展农村经济，2002年9月，国办转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提出：“要探索建立以各种形式农村用水合作组织为主的管理体制”；2005年水利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的意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加强用水户协会建设的重要性、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规范了协会的职责任务、组建程序和运行管理，明确指出要为农民用水户协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用水协会的发展作为灌区管理改革的方向提上了议程。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大力发展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加强末级渠系工程运行维护管理，提高农业灌溉管理水平，解决好农业灌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对于大力推进用水协会建设，解决我国末级水利工程存在有人用、无人管、工程设施老化失修、灌溉效益衰减等问题有重要意义。
随着农民用水协会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学术界围绕农民用水协会的利弊之争一直较为激烈。对农民用水协会实际运行效果持中立态度或赞同者则认为，农民用水协会对提高灌溉用水效率[3]，增强用水户的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意识[4]，调动农民参与农业灌溉管理的积极性[5]，减少水事纠纷、节约农业劳动力投入、改善渠道质量、提高弱势群体灌溉用水的获得性、增强农户节水意识、保证水费上缴和减轻干部工作压力[6]，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7-10]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的同时，一些学者也深刻地指出了农民用水协会实际运行表现严重偏离了顶层设计的预期方向[11]。例如“协会组建流于形式使其成为‘形象工程’”[12]、沦为谋求上级配套经费或收取水费的工具[13]以及“协会呈现空壳化”[14]。主要原因是农民用水协会在组建时，并没有实事求是地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及当地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而是简单地将试点地区的模式拿来死搬硬套；推广过程中缺乏创新意识，没有进行有效的宣传，使得农民不理解用水协会的性质，更没有参与到其中来[15-16]。最终导致农民用水协会不适应中国国情，“水土不服”[17]。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对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宏观上定性分析了当前协会发展与运作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二是从微观视角定量分析农民用水协会对农民农业生产的影响。学者针对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并构成了本项研究的基础。然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评估农民用水协会运行所取得的成效，鲜有针对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及影响因素精深的定量研究。另外，已有研究都是将农民用水协会作为整体分析，忽视了不同组建边界的用水协会运行绩效的差异性及其原因。事实上，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不同组建边界的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具有显著差异性。农民用水协会组建边界是影响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的重要因素。鉴于此，本文利用江西省3949个样本用水协会的数据，实证分析不同组建边界的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提升农民用水协会绩效提供经验性的支撑。
二、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江西省水利厅收集的全省用水协会2012年基本情况数据。该数据库共有5385个用水协会基本情况数据，基本上涵盖了江西省范围内所有用水协会。将那些数据不完整（即水利厅要求填报的所有指标数据）的用水协会从样本中删除，剩下3949個样本协会数据，是本研究的样本总量，它们涉及到江西省11个地级市，79个县（区）。南昌市134个，占样本总数的3.4%；九江市499个，占样本总数的12.6%；上饶市587个，占样本总数的14.9%；抚州市277个，占样本总数的7.0%；宜春市988个，占样本总数的25.0%；吉安市271个，占样本总数的6.7%；赣州市679个，占样本总数的17.2%；景德镇市193个，占样本总数的4.9%；萍乡市108个，占样本总数的2.7%；新余市91个，占样本总数的2.3%；鹰潭市122个，占样本总数的3.1%。
表1给出了3949个有效样本协会的基本信息。从表1中数据可见，从协会成立的时间来看，绝大多数协会运行时间不足7年（占94.8%）；从注册情况来看，大多数协会都在相关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从办公场所情况来看，仅有27.2%的协会有自己固定的办公场所；从协会灌溉管理面积来看，灌溉面积在133.33公顷以下的协会占了近64%；从参与协会的农户数来看，参与农户数在500户以上的仅占总协会数的1/3，从协会工作人员数量来看，大部分协会工作人员规模为3～5人，这类协会占总数的65.5%，总体而言，协会规模相对较小；从协会起源来看，由农民自发成立的协会比例非常低，仅为4.4%；从组建边界来看，大部分协会按行政村边界组建，为82.6%；从协会主要领导人产生方式来看，绝大多数协会主要领导是选举产生的（77.7%），而不是指定的；从协会主要领导身份来看，略高于3/4的协会主要领导为乡村干部；从是否有工程产权证来看，没有工程产权的情况较为普遍（占83.8%）；从灌溉设施完好率来看，协会管辖的灌溉工程设施状况，不容乐观，完好率在75%以上的约1/4强；从协会所在灌区类型来看，3/4的协会建立在小型灌区。总体而言，样本用水协会的基本特征与江西省的实际情况大致相同，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变量的定义与赋值
1.因变量
在本研究中，协会运行绩效是有序分类变量，有三种情况，即“不好”、“一般”和“良好”，依次赋值为“1”、“2”、“3”。运行“不好”指制度不健全，经费无来源，群众参与不积极，目前很难发挥作用；运行“一般”指制度基本健全，经费来源不稳定，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目前尚能运行；运行“良好”指协会管理制度健全，经费来源有保障，群众参与积极性高，目前能夠正常运行的。
2.自变量
本研究选择的自变量涉及协会基本特征因素、协会规模因素、治理结构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四个层面。
在协会基本特征因素方面，有成立年限、协会起源、是否注册和办公场所4个变量。成立年限的获得方法：2012年与成立时间的差额年限（如协会成立于2009年，则协会的成立年限为2012-2009=3）。为了更好地研究成立年限对协会绩效的影响，根据样本的成立年限特征，将成立年限划分为3年及以下、4～6年和7年及以上三种情况，分别赋值为“1”、“2”、“3”。已注册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办公场所为哑变量，以自有为参照组。反映协会起源的变量，把水行政部门、水管单位、乡镇机构和村委会发起组建的协会归为外部力量发起成立，赋值为“0”，农民自发成立赋值为“1”。
体现用水协会规模的变量有灌溉管理面积、参与农户数和协会工作人员数。灌溉管理面积在66.67公顷以下及以下赋值为“1”， 66.67-133.33公顷赋值为“2”， 133.33公顷及以上赋值为“3”。参与农户数在300户以下赋值为“1”，300-500户赋值为“2”，500户以上赋值为“3”。协会工作人员数在2人及以下赋值为“1”、3～5人赋值为“2”、6人及以上赋值为“3”。
表征协会治理结构的变量有协会主要领导产生方式、协会主要领导人身份和是否有工程产权证。选举赋值为“1”，指定赋值为“0”。普通农民赋值为“1”，乡村干部赋值为“0”；有工程产权证赋值为“1”，无工程产权证赋值为“0”。
在外部环境方面，有灌溉设施完好率和灌区类型二个变量。灌溉设施完好率为连续变量。灌区类型为小型赋值为“1”，中型赋值为“2”，大型赋值为“3”。
根据前文研究假设，拟选择的变量、含义及赋值情况如表2所示。
（三）计量模型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是有序分类变量。为了避免有些研究使用线性概率模型来处理有序分类变量因不同赋值导致模型中参数估计结果不同从而造成研究结果稳定受到影响的弊端，因此本研究选择Ordered Logit模型来分析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利用Stata 12.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用Logit的概率函数模型来表示函数变化：
三、计量分析
（一）不同组建边界的用水协会运行绩效情况
协会组建边界问题就是界定协会成员范围的问题，即用水协会成员的构成，用水协会成员资格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它划定了谁在组织中享有权利和承担责任，这对于协会的运行绩效有重要影响。Ostrom（1994）曾指出，界定服务范围和谁得到水的边界是设计可持续、长期存在的自组织的首要原则[18]。为了使协会在世界各地能获得成功，世界银行曾提出了用水协会组建条件之一，就是按照水利边界组建，而不按现行的行政村边界组建。也就是说，用水协会的管辖范围，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按渠系布局划分，成立用水协会；另一类是按行政区划组建用水协会。就我国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而言，当前我国用水协会组建的特征之一是大多数协会按照行政村边界而不是水文边界组建[19]。之所以如此，原因是按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协会容易获得乡镇政府的配合和支持，也容易得到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支持，因而在灌溉管理中能够节约大量的组织成本[20]。这对组建之初的协会而言，是大有裨益的。
在3949个样本用水协会中，按水文边界组建设的用水协会为686个，按行政村边界组建的用水协会为3263个（见表1）。前者运行绩效为“良好”的比例为30.7%，“一般”的比例为14.3%，“不好”的比例为16.5%；后者运行绩效为“良好”的比例为69.3%，“一般”的比例为85.7%，“不好”的比例为83.5%（见表3）。总体而言，按行政村边界组建的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好于按水文边界组建的用水协会。
（二）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使用Stata12.0软件对每一种组建边界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构建Ordered Logit模型并对其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4，两个模型都具有较好拟合优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无法拒绝原假设，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对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在总体上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估计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各自变量对不同组建边界的用水协会绩效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成立年限对行政村边界组建的用水协会绩效影响显著且系数为负，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即成立年限越长，用水协会运行绩效越差。协会起源对水文边界组建的协会绩效有显著正影响，而对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协会绩效有显著负影响，说明水文边界组建的协会更多的是农民自发成立的，农民更愿意投资投劳以支撑协会的有效运行，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协会更多的是来自农民之外的其他力量推动建立的，在这类协会中农民是被动入会的，他们对协会了解程度低，认知少，接受程度也低，因而不愿意为协会的运行做出贡献，从而制约了协会绩效。是否注册对水文边界组建的协会绩效有显著负影响，而对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协会绩效有显著正影响。借用和租用办公场所对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协会绩效有显著负影响，而对水文边界组建的协会绩效前者有显著正影响，后者有显著负影响。租借用办公场所对两类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主要有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是租借用办公场所增加了协会运行成本。 参与协会的农户数反映了协会组织合作的难易程度。一般而言，参与协会的农户数越多，协会组织集体行为越困难，协会绩效就越低。回归结果表明，参与农户数对水文边界组建的协会绩效有显著负影响，而对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协会绩效有显著正影响。这可能是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协会领导机构与村委会领导机构高度重合，使得协会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明显要高于水文边界组建的协会，从而协会绩效也好于水文边界组建的协会。协会工作人员数对两类协会绩效都有显著负影响。
协会主要领导人产生方式对两类协会绩效均有显著正影响，说明选举产生的协会领导人对两类协会绩效的提升都有积极作用。协会主要领导人身份对两类协会绩效都有显著负影响，说明身份为普通农民的协会主要领导人在促进绩效方面不如身份为乡村干部的协会主要领导人。工程产权证变量对水文边界组建的协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有工程产权证的协会绩效要高于没有工程产权证的协会。可能原因是，按水文边界组建的协会工程产权界定要比按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协会好。
用水协会良性运行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灌溉设施完好率对两类协会绩效都有显著正向影响。灌区规模对两类协会绩效有正向影响，只不过对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协会影响显著而已。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基于江西省3949个农民用水协会数据，本文对不同组建边界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不同组建边界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差异明显，统计分析表明，按行政村边界组建的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好于按水文边界组建的用水协会。（2）不同组建边界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的影响因素不同。协会起源、协会主要领导人产生方式、是否有工程产权证、灌溉设施完好率对按水文边界组建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有正向影响，而是否注册、租借用办公场、参与农户数、协会工作人员数、协会主要领导人身份对按水文边界组建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有负向影响；是否注册、参与农户数、协会主要领导人产生方式、灌溉设施完好率、灌区规模对按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有正向影响，而协会成立年限、协会起源、租借用办公场、协会工作人员数、协会主要领导人身份对按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有负向影响。
（二）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对不同组建边界的农民用水协会的具体扶持措施和扶持力度应有差异，这是提升农民用水协会绩效的基础和前提。第二，要注重外部支持对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租借用办公场所、是否注册和灌溉设施完好率对不同组建边界的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均有显著影响。农民用水协会是一种非营利性自治组织，其运行的好坏离不开外部条件的支持。如果用水协会开展工作所需的基础设施需要重新购置和兴建，如果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在用水协会注册时人为设置较高门槛或提高注册费用，如果将严重破坏的灌溉工程转交给用水协会管理，这无形中会增加用水协会的运行成本，从而不利于用水协会发展。第三，完善协会主要领导人产生方式，控制协会工作人员规模。研究表明，协会主要领导人产生方式对两类协会运行绩效都有正向作用，而协会工作人员数对两类协会运行绩效均有负影响。因此政府在推动用水协会发展时，协会负责人的产生应严格按协会章程规定，民主选举，选出有能力、办事公道、热心公益事业、农民信得过的人，同时也要做到规模要适度，结构要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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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农民用水协会的类型；运行绩效；影响因素
一、引言
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却削弱了县乡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1]，从而使农田水利市场化的进程加快，然而，市场化改革使它们陷入无人管理的困境，致使建成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无法发挥作用，结果是税费改革后，农业干旱连年发生，给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重大损失，妨碍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2]。为了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发展农村经济，2002年9月，国办转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提出：“要探索建立以各种形式农村用水合作组织为主的管理体制”；2005年水利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的意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加强用水户协会建设的重要性、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规范了协会的职责任务、组建程序和运行管理，明确指出要为农民用水户协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用水协会的发展作为灌区管理改革的方向提上了议程。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大力发展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加强末级渠系工程运行维护管理，提高农业灌溉管理水平，解决好农业灌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对于大力推进用水协会建设，解决我国末级水利工程存在有人用、无人管、工程设施老化失修、灌溉效益衰减等问题有重要意义。
随着农民用水协会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学术界围绕农民用水协会的利弊之争一直较为激烈。对农民用水协会实际运行效果持中立态度或赞同者则认为，农民用水协会对提高灌溉用水效率[3]，增强用水户的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意识[4]，调动农民参与农业灌溉管理的积极性[5]，减少水事纠纷、节约农业劳动力投入、改善渠道质量、提高弱势群体灌溉用水的获得性、增强农户节水意识、保证水费上缴和减轻干部工作压力[6]，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7-10]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的同时，一些学者也深刻地指出了农民用水协会实际运行表现严重偏离了顶层设计的预期方向[11]。例如“协会组建流于形式使其成为‘形象工程’”[12]、沦为谋求上级配套经费或收取水费的工具[13]以及“协会呈现空壳化”[14]。主要原因是农民用水协会在组建时，并没有实事求是地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及当地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而是简单地将试点地区的模式拿来死搬硬套；推广过程中缺乏创新意识，没有进行有效的宣传，使得农民不理解用水协会的性质，更没有参与到其中来[15-16]。最终导致农民用水协会不适应中国国情，“水土不服”[17]。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对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宏观上定性分析了当前协会发展与运作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二是从微观视角定量分析农民用水协会对农民农业生产的影响。学者针对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并构成了本项研究的基础。然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评估农民用水协会运行所取得的成效，鲜有针对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及影响因素精深的定量研究。另外，已有研究都是将农民用水协会作为整体分析，忽视了不同组建边界的用水协会运行绩效的差异性及其原因。事实上，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不同组建边界的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具有显著差异性。农民用水协会组建边界是影响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的重要因素。鉴于此，本文利用江西省3949个样本用水协会的数据，实证分析不同组建边界的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提升农民用水协会绩效提供经验性的支撑。
二、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江西省水利厅收集的全省用水协会2012年基本情况数据。该数据库共有5385个用水协会基本情况数据，基本上涵盖了江西省范围内所有用水协会。将那些数据不完整（即水利厅要求填报的所有指标数据）的用水协会从样本中删除，剩下3949個样本协会数据，是本研究的样本总量，它们涉及到江西省11个地级市，79个县（区）。南昌市134个，占样本总数的3.4%；九江市499个，占样本总数的12.6%；上饶市587个，占样本总数的14.9%；抚州市277个，占样本总数的7.0%；宜春市988个，占样本总数的25.0%；吉安市271个，占样本总数的6.7%；赣州市679个，占样本总数的17.2%；景德镇市193个，占样本总数的4.9%；萍乡市108个，占样本总数的2.7%；新余市91个，占样本总数的2.3%；鹰潭市122个，占样本总数的3.1%。
表1给出了3949个有效样本协会的基本信息。从表1中数据可见，从协会成立的时间来看，绝大多数协会运行时间不足7年（占94.8%）；从注册情况来看，大多数协会都在相关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从办公场所情况来看，仅有27.2%的协会有自己固定的办公场所；从协会灌溉管理面积来看，灌溉面积在133.33公顷以下的协会占了近64%；从参与协会的农户数来看，参与农户数在500户以上的仅占总协会数的1/3，从协会工作人员数量来看，大部分协会工作人员规模为3～5人，这类协会占总数的65.5%，总体而言，协会规模相对较小；从协会起源来看，由农民自发成立的协会比例非常低，仅为4.4%；从组建边界来看，大部分协会按行政村边界组建，为82.6%；从协会主要领导人产生方式来看，绝大多数协会主要领导是选举产生的（77.7%），而不是指定的；从协会主要领导身份来看，略高于3/4的协会主要领导为乡村干部；从是否有工程产权证来看，没有工程产权的情况较为普遍（占83.8%）；从灌溉设施完好率来看，协会管辖的灌溉工程设施状况，不容乐观，完好率在75%以上的约1/4强；从协会所在灌区类型来看，3/4的协会建立在小型灌区。总体而言，样本用水协会的基本特征与江西省的实际情况大致相同，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变量的定义与赋值
1.因变量
在本研究中，协会运行绩效是有序分类变量，有三种情况，即“不好”、“一般”和“良好”，依次赋值为“1”、“2”、“3”。运行“不好”指制度不健全，经费无来源，群众参与不积极，目前很难发挥作用；运行“一般”指制度基本健全，经费来源不稳定，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目前尚能运行；运行“良好”指协会管理制度健全，经费来源有保障，群众参与积极性高，目前能夠正常运行的。
2.自变量
本研究选择的自变量涉及协会基本特征因素、协会规模因素、治理结构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四个层面。
在协会基本特征因素方面，有成立年限、协会起源、是否注册和办公场所4个变量。成立年限的获得方法：2012年与成立时间的差额年限（如协会成立于2009年，则协会的成立年限为2012-2009=3）。为了更好地研究成立年限对协会绩效的影响，根据样本的成立年限特征，将成立年限划分为3年及以下、4～6年和7年及以上三种情况，分别赋值为“1”、“2”、“3”。已注册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办公场所为哑变量，以自有为参照组。反映协会起源的变量，把水行政部门、水管单位、乡镇机构和村委会发起组建的协会归为外部力量发起成立，赋值为“0”，农民自发成立赋值为“1”。
体现用水协会规模的变量有灌溉管理面积、参与农户数和协会工作人员数。灌溉管理面积在66.67公顷以下及以下赋值为“1”， 66.67-133.33公顷赋值为“2”， 133.33公顷及以上赋值为“3”。参与农户数在300户以下赋值为“1”，300-500户赋值为“2”，500户以上赋值为“3”。协会工作人员数在2人及以下赋值为“1”、3～5人赋值为“2”、6人及以上赋值为“3”。
表征协会治理结构的变量有协会主要领导产生方式、协会主要领导人身份和是否有工程产权证。选举赋值为“1”，指定赋值为“0”。普通农民赋值为“1”，乡村干部赋值为“0”；有工程产权证赋值为“1”，无工程产权证赋值为“0”。
在外部环境方面，有灌溉设施完好率和灌区类型二个变量。灌溉设施完好率为连续变量。灌区类型为小型赋值为“1”，中型赋值为“2”，大型赋值为“3”。
根据前文研究假设，拟选择的变量、含义及赋值情况如表2所示。
（三）计量模型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是有序分类变量。为了避免有些研究使用线性概率模型来处理有序分类变量因不同赋值导致模型中参数估计结果不同从而造成研究结果稳定受到影响的弊端，因此本研究选择Ordered Logit模型来分析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利用Stata 12.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用Logit的概率函数模型来表示函数变化：
三、计量分析
（一）不同组建边界的用水协会运行绩效情况
协会组建边界问题就是界定协会成员范围的问题，即用水协会成员的构成，用水协会成员资格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它划定了谁在组织中享有权利和承担责任，这对于协会的运行绩效有重要影响。Ostrom（1994）曾指出，界定服务范围和谁得到水的边界是设计可持续、长期存在的自组织的首要原则[18]。为了使协会在世界各地能获得成功，世界银行曾提出了用水协会组建条件之一，就是按照水利边界组建，而不按现行的行政村边界组建。也就是说，用水协会的管辖范围，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按渠系布局划分，成立用水协会；另一类是按行政区划组建用水协会。就我国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而言，当前我国用水协会组建的特征之一是大多数协会按照行政村边界而不是水文边界组建[19]。之所以如此，原因是按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协会容易获得乡镇政府的配合和支持，也容易得到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支持，因而在灌溉管理中能够节约大量的组织成本[20]。这对组建之初的协会而言，是大有裨益的。
在3949个样本用水协会中，按水文边界组建设的用水协会为686个，按行政村边界组建的用水协会为3263个（见表1）。前者运行绩效为“良好”的比例为30.7%，“一般”的比例为14.3%，“不好”的比例为16.5%；后者运行绩效为“良好”的比例为69.3%，“一般”的比例为85.7%，“不好”的比例为83.5%（见表3）。总体而言，按行政村边界组建的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好于按水文边界组建的用水协会。
（二）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使用Stata12.0软件对每一种组建边界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构建Ordered Logit模型并对其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4，两个模型都具有较好拟合优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无法拒绝原假设，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对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在总体上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估计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各自变量对不同组建边界的用水协会绩效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成立年限对行政村边界组建的用水协会绩效影响显著且系数为负，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即成立年限越长，用水协会运行绩效越差。协会起源对水文边界组建的协会绩效有显著正影响，而对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协会绩效有显著负影响，说明水文边界组建的协会更多的是农民自发成立的，农民更愿意投资投劳以支撑协会的有效运行，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协会更多的是来自农民之外的其他力量推动建立的，在这类协会中农民是被动入会的，他们对协会了解程度低，认知少，接受程度也低，因而不愿意为协会的运行做出贡献，从而制约了协会绩效。是否注册对水文边界组建的协会绩效有显著负影响，而对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协会绩效有显著正影响。借用和租用办公场所对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协会绩效有显著负影响，而对水文边界组建的协会绩效前者有显著正影响，后者有显著负影响。租借用办公场所对两类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主要有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是租借用办公场所增加了协会运行成本。 参与协会的农户数反映了协会组织合作的难易程度。一般而言，参与协会的农户数越多，协会组织集体行为越困难，协会绩效就越低。回归结果表明，参与农户数对水文边界组建的协会绩效有显著负影响，而对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协会绩效有显著正影响。这可能是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协会领导机构与村委会领导机构高度重合，使得协会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明显要高于水文边界组建的协会，从而协会绩效也好于水文边界组建的协会。协会工作人员数对两类协会绩效都有显著负影响。
协会主要领导人产生方式对两类协会绩效均有显著正影响，说明选举产生的协会领导人对两类协会绩效的提升都有积极作用。协会主要领导人身份对两类协会绩效都有显著负影响，说明身份为普通农民的协会主要领导人在促进绩效方面不如身份为乡村干部的协会主要领导人。工程产权证变量对水文边界组建的协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有工程产权证的协会绩效要高于没有工程产权证的协会。可能原因是，按水文边界组建的协会工程产权界定要比按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协会好。
用水协会良性运行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灌溉设施完好率对两类协会绩效都有显著正向影响。灌区规模对两类协会绩效有正向影响，只不过对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协会影响显著而已。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基于江西省3949个农民用水协会数据，本文对不同组建边界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不同组建边界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差异明显，统计分析表明，按行政村边界组建的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好于按水文边界组建的用水协会。（2）不同组建边界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的影响因素不同。协会起源、协会主要领导人产生方式、是否有工程产权证、灌溉设施完好率对按水文边界组建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有正向影响，而是否注册、租借用办公场、参与农户数、协会工作人员数、协会主要领导人身份对按水文边界组建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有负向影响；是否注册、参与农户数、协会主要领导人产生方式、灌溉设施完好率、灌区规模对按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有正向影响，而协会成立年限、协会起源、租借用办公场、协会工作人员数、协会主要领导人身份对按行政村边界组建的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有负向影响。
（二）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对不同组建边界的农民用水协会的具体扶持措施和扶持力度应有差异，这是提升农民用水协会绩效的基础和前提。第二，要注重外部支持对农民用水协会运行绩效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租借用办公场所、是否注册和灌溉设施完好率对不同组建边界的用水协会运行绩效均有显著影响。农民用水协会是一种非营利性自治组织，其运行的好坏离不开外部条件的支持。如果用水协会开展工作所需的基础设施需要重新购置和兴建，如果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在用水协会注册时人为设置较高门槛或提高注册费用，如果将严重破坏的灌溉工程转交给用水协会管理，这无形中会增加用水协会的运行成本，从而不利于用水协会发展。第三，完善协会主要领导人产生方式，控制协会工作人员规模。研究表明，协会主要领导人产生方式对两类协会运行绩效都有正向作用，而协会工作人员数对两类协会运行绩效均有负影响。因此政府在推动用水协会发展时，协会负责人的产生应严格按协会章程规定，民主选举，选出有能力、办事公道、热心公益事业、农民信得过的人，同时也要做到规模要适度，结构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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