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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额信贷合理利率的确定,需要同时从供给方与需求方考虑。对农户的调查显示,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是高度利率敏感的。小额信贷的需求弹性与当地的劳动力成本和流动性情况密切相关,考虑劳动力成本后农户能够承受的利率水平不高,而高利率的小额信贷项目往往指向高风险。
关键词:小额信贷 利率 劳动力成本
在我国小额信贷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合理利率的确定一直是理论界和实践者关心的中心议题。由于小额信贷操作成本高、风险大,一般认为小额信贷的利率应当高于市场形成的商业利率。有研究认为小额信贷的利率应高于一般商业利率十個百分点才能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另外,国内外大量和长期的经验己经证明有补贴的优惠贷款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寻租行为,并不能达到有效的扶贫效果,因此适当的利率也被认为是保持小额信贷效率的重要手段。研究者和实践家普遍认为,当前我国对小额信贷的利率限制,是阻碍我国小额信贷发展的最大壁垒之一。由于不能自由地制定利率,导致获取资金成本过高,从而使小额信贷组织普遍无法覆盖成本,获得可持续的自主发展。但这些意见主要都是从供给方的成本角度考察,本文将从小额信贷需求方的角度提供一些新的事实和分析。
一、小额信贷客户的贷款需求是利率敏感的
大量农村金融方面的调查显示,农户的贷款需求极为旺盛,往往占样本的85%以上,但笔者带领调查小组于2008年赴河南某县的4个村庄进行调研,所得到的调查结果却与此不同——在访谈的农户中,有贷款需求的仅占44.4%,远低于一般调查的报告水平。
导致这一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调查问卷设计与实际访谈中,都着重提示了利率的影响,而不是泛泛的问农户是否想贷款。当地信用社当时执行的贷款利率为11.4%,期限最多为一年。到期后可以缴纳本期利息并续约,称为“换票”,换票后利率为13.2%。受访农户普遍表示,当前已经处于一个比较高的利率水平,无论是养殖还是种植,都很难保证有如此高的利润率。尽管当地土地肥沃,亩产小麦800斤左右,基本旱涝保收,但当前农资价格很高,种粮食即使不算人力成本,利润也非常微薄。而且对种植和养殖业来说,农资价格和产品价格的波动都非常大,利润很不稳定,动物养殖还要受到疫病的影响,风险更大,可能血本无归,因此对于借入利率10%以上的贷款,大量农民都持谨慎态度。他们普遍认为,当前已经进入了一个“干啥赚钱都很难”的时期,很多农民认为外出务工是一个更稳妥的选择。未进入养殖和种植业的农户,考虑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家庭劳动力状况,对进入新产业谨慎观望;而已经进入养殖和种植业的,也更多的倾向于积累自有资金稳步发展而不是通过贷款快速扩大生产规模。表现出强烈贷款需要、需求数额很大的农户,更多的体现着对风险的偏好,而很少能提供资产保证或是稳定的预期利润来源。
而实践中即使政策允许利率浮动有较大空间,但无论是一般商业银行还是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有一定比例小额信贷业务的农村信用社,选择的利率一般都在两倍基准利率以内这一事实,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户的利率承受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我们认为,一般调查所获得的农户贷款需求的数据,未指定利率,不涉及市场当前行情,因此更多的体现着农民对致富的强烈愿望,却不完全是理性人的经济选择。事实上,农户的贷款需求,和当前的利率水平,农资价格和产品价格等市场状况,以及自身的风险偏好密切相关,尤其对利率非常敏感,对于补贴下的低息贷款,几乎所有的农户都有兴趣;但当利率高于普通生产活动的正常利润率,农户将变得非常谨慎。这样充满变动的贷款需求,是和我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市场化程度已经较深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
尽管调查地当地并没有农信社之外的小额贷款项目,贷款供给整体不足,但是可以想象,即使有新的面向农户的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如果利率高于15%,则很难吸引到客户,相反,还极易出现逆向选择,吸引到那些风险很大的客户。
二、小额信贷客户的劳动供给是有成本有弹性的
为什么以往的研究经常认为小额信贷客户的劳动供给是无弹性的,能够承担很高的利率呢?我们对此的解释是,那些有关小额贷款客户可以承受很高利率的研究,往往包含着一个重大的假设:即农民的人力成本往往不计价,只要有了资金支持,项目就能将闲置的劳动力利用起来,获取利润,即使负担着高额利息,只要有剩余利润也比彻底的无收入好。比如孟加拉的乡村银行向当地妇女提供贷款,可以组织起妇女在家中日常开展手工劳作获得收入。
但是事实上,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农村的劳动力已经有了高度的流动性。笔者08年在河南某县进行的调查显示,48.1%的农户都有打工收入,家庭的青壮年劳力往往常年外出务工,而不方便外出的中老年和部分妇女,也可以选择在农闲时节就近打一些零工。当地农户的收入结构比较多元,户均收入约1万元,人均收入约2000元,普遍为兼业型农户,纯粮食种植户约占调查户的20%,多同时伴有外出打工收入。在调查与访谈的大部分家庭,都由妇女和老人承担了主要的农业生产任务。
这一现象在全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日前就新农村建设现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涉及17 省(市、区)、20 个地级市、57 个县(市)、166 个乡镇、2749 个村庄;调查显示在全国范围内,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占到了26.51%,在本地从事非农活动的占到了21.06%,中西部地区外出打工的比例还要高于这一平均水平,中部达到了31.02%,西部达到了29.44%。
对农户来说,劳动力毫无疑问是有机会成本的,劳动力闲置的程度非常有限。因此如果一个项目支付过利息后能赚到的钱,还不如相关劳动力外出打工得到的多的话,农户根本不会选择开展这一项目,何况项目往往具有风险,而打工的收入几乎是稳定的。据我们在当地的调查,无论是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养鹅、养鸡、养猪、养鱼还是开展加工业、跑运输,都受到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很难有项目能在考虑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有稳定的高于10%的利润率。
小额信贷的需求弹性与当地的劳动供给情况密切相关。在劳动力就业不充分,流动性很差的地区,闲置劳动力迫切地需要参与生产,因而有较大的空间将生产对劳动的回报出让给对资本的回报,从而承担很高的利率;而在劳动力就业充分,能自由流动以获取市场平均回报的地区,小额信贷项目并不能天然地比普通商业项目更有利可图。当劳动力充分可流动,能实现其在市场上的真实价值时,小额信贷的贷款项目和任何商业项目一样,都必须对劳动,资本等要素做出与市场均衡水平一致的补偿,而小额信贷运作成本带来的较高利率,将体现为其对风险的补偿。
三、小额信贷合理利率的政策建议
在金融市场中利率代表着资金的价格,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信号与工具。在完全自由化的金融市场中,利率由资金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它不仅反映实际市场的供求状况,还反映市场对未来的预期;利率的变化调整着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在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其作用与影响也不像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那样明显。但扭曲的市场始终是市场,利率作为价格信号对小额信贷活动的规模、形式与作用的影响,在过去的研究与舆论中,往往被低估了。
农户的金融行为实际上对利率非常敏感,这一事实对我们在小额信贷的利率政策制定方面,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我国农村发展到今天,劳动力逐步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就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流动性非常高,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常年高速发展,为流出的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机会和逐步合理的工资水平,劳动力的价格日益提高。这和一些处于发展初期,劳动力大量剩余的国家是极为不同的。制定过高的利率,不仅对农户的帮助非常有限,而且容易导致逆向选择,给小额信贷机构本身带来很大风险。
我国小额信贷机构近二十年来发展缓慢,可能也与此有很大关系。利率过低,则往往不能覆盖小额贷款机构本身的成本,而利率过高则会超出农户的负担水平,也很难扩大业务。我们认为,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信贷活动最根本的矛盾所在,小额信贷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正在于信息优势,在于对本地客户的熟悉和了解。尽管我们论证了小额信贷客户对利率的平均承受水平应与普通信贷相差不远,但不同客户群体对利率的承受能力有着显著的差异,而向不同客户提供差异性的金融产品,应是小额信贷组织生存和盈利的关键。
总体来说,当前农村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农村的金融供给在总体上有很大缺口,但是以利率为代表的金融供给的成本,将是影响农户金融行为最重要的指导因素。小额信贷利率的市场化应该是供需双方多次博弈而达到平衡的过程,在这个开放的博弈过程中,包括小额信贷机构在内的农村金融机构都可以逐渐地成熟起来,政策指定者应着力于为这一过程创造相对公平和宽松的环境,而不宜直接对利率等市场指标直接干涉。由于低收入人口的金融需求是极为多样化的,小额信贷的项目的形式、制度也必然应该多样化,形成一个有层次,规模足够的小额信贷体系。在利率之外,增加金融服务种类,降低贷款的制度困难,开展有利于分担风险的担保机构等等也将是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刘文璞:《小额信贷的利率政策》,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2] Adams ,D. W.1984:“Are the Argueents for Cheap Agricultural Credit Sound?” in Adams, Graham and Von Pischke, eds, Understanding Rural Developmetn with Cheap Credi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749个村庄调查》,《农村金融研究》2007年8月
[4]王卓:《农村小额信贷利率及其需求弹性》,《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6月
[5]张改清、陈凯:《中国小额信贷的利率探析》,《商业研究》2003 年第16 期
[6]杜晓山等(主编):《中国小额信贷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
[7]茅于轼:《兴办小额贷款的几点经验》,《农村金融研究》2006 年第2 期
[8]杨家才:《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03 年第3 期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关键词:小额信贷 利率 劳动力成本
在我国小额信贷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合理利率的确定一直是理论界和实践者关心的中心议题。由于小额信贷操作成本高、风险大,一般认为小额信贷的利率应当高于市场形成的商业利率。有研究认为小额信贷的利率应高于一般商业利率十個百分点才能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另外,国内外大量和长期的经验己经证明有补贴的优惠贷款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寻租行为,并不能达到有效的扶贫效果,因此适当的利率也被认为是保持小额信贷效率的重要手段。研究者和实践家普遍认为,当前我国对小额信贷的利率限制,是阻碍我国小额信贷发展的最大壁垒之一。由于不能自由地制定利率,导致获取资金成本过高,从而使小额信贷组织普遍无法覆盖成本,获得可持续的自主发展。但这些意见主要都是从供给方的成本角度考察,本文将从小额信贷需求方的角度提供一些新的事实和分析。
一、小额信贷客户的贷款需求是利率敏感的
大量农村金融方面的调查显示,农户的贷款需求极为旺盛,往往占样本的85%以上,但笔者带领调查小组于2008年赴河南某县的4个村庄进行调研,所得到的调查结果却与此不同——在访谈的农户中,有贷款需求的仅占44.4%,远低于一般调查的报告水平。
导致这一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调查问卷设计与实际访谈中,都着重提示了利率的影响,而不是泛泛的问农户是否想贷款。当地信用社当时执行的贷款利率为11.4%,期限最多为一年。到期后可以缴纳本期利息并续约,称为“换票”,换票后利率为13.2%。受访农户普遍表示,当前已经处于一个比较高的利率水平,无论是养殖还是种植,都很难保证有如此高的利润率。尽管当地土地肥沃,亩产小麦800斤左右,基本旱涝保收,但当前农资价格很高,种粮食即使不算人力成本,利润也非常微薄。而且对种植和养殖业来说,农资价格和产品价格的波动都非常大,利润很不稳定,动物养殖还要受到疫病的影响,风险更大,可能血本无归,因此对于借入利率10%以上的贷款,大量农民都持谨慎态度。他们普遍认为,当前已经进入了一个“干啥赚钱都很难”的时期,很多农民认为外出务工是一个更稳妥的选择。未进入养殖和种植业的农户,考虑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家庭劳动力状况,对进入新产业谨慎观望;而已经进入养殖和种植业的,也更多的倾向于积累自有资金稳步发展而不是通过贷款快速扩大生产规模。表现出强烈贷款需要、需求数额很大的农户,更多的体现着对风险的偏好,而很少能提供资产保证或是稳定的预期利润来源。
而实践中即使政策允许利率浮动有较大空间,但无论是一般商业银行还是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有一定比例小额信贷业务的农村信用社,选择的利率一般都在两倍基准利率以内这一事实,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户的利率承受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我们认为,一般调查所获得的农户贷款需求的数据,未指定利率,不涉及市场当前行情,因此更多的体现着农民对致富的强烈愿望,却不完全是理性人的经济选择。事实上,农户的贷款需求,和当前的利率水平,农资价格和产品价格等市场状况,以及自身的风险偏好密切相关,尤其对利率非常敏感,对于补贴下的低息贷款,几乎所有的农户都有兴趣;但当利率高于普通生产活动的正常利润率,农户将变得非常谨慎。这样充满变动的贷款需求,是和我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市场化程度已经较深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
尽管调查地当地并没有农信社之外的小额贷款项目,贷款供给整体不足,但是可以想象,即使有新的面向农户的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如果利率高于15%,则很难吸引到客户,相反,还极易出现逆向选择,吸引到那些风险很大的客户。
二、小额信贷客户的劳动供给是有成本有弹性的
为什么以往的研究经常认为小额信贷客户的劳动供给是无弹性的,能够承担很高的利率呢?我们对此的解释是,那些有关小额贷款客户可以承受很高利率的研究,往往包含着一个重大的假设:即农民的人力成本往往不计价,只要有了资金支持,项目就能将闲置的劳动力利用起来,获取利润,即使负担着高额利息,只要有剩余利润也比彻底的无收入好。比如孟加拉的乡村银行向当地妇女提供贷款,可以组织起妇女在家中日常开展手工劳作获得收入。
但是事实上,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农村的劳动力已经有了高度的流动性。笔者08年在河南某县进行的调查显示,48.1%的农户都有打工收入,家庭的青壮年劳力往往常年外出务工,而不方便外出的中老年和部分妇女,也可以选择在农闲时节就近打一些零工。当地农户的收入结构比较多元,户均收入约1万元,人均收入约2000元,普遍为兼业型农户,纯粮食种植户约占调查户的20%,多同时伴有外出打工收入。在调查与访谈的大部分家庭,都由妇女和老人承担了主要的农业生产任务。
这一现象在全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日前就新农村建设现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涉及17 省(市、区)、20 个地级市、57 个县(市)、166 个乡镇、2749 个村庄;调查显示在全国范围内,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占到了26.51%,在本地从事非农活动的占到了21.06%,中西部地区外出打工的比例还要高于这一平均水平,中部达到了31.02%,西部达到了29.44%。
对农户来说,劳动力毫无疑问是有机会成本的,劳动力闲置的程度非常有限。因此如果一个项目支付过利息后能赚到的钱,还不如相关劳动力外出打工得到的多的话,农户根本不会选择开展这一项目,何况项目往往具有风险,而打工的收入几乎是稳定的。据我们在当地的调查,无论是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养鹅、养鸡、养猪、养鱼还是开展加工业、跑运输,都受到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很难有项目能在考虑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有稳定的高于10%的利润率。
小额信贷的需求弹性与当地的劳动供给情况密切相关。在劳动力就业不充分,流动性很差的地区,闲置劳动力迫切地需要参与生产,因而有较大的空间将生产对劳动的回报出让给对资本的回报,从而承担很高的利率;而在劳动力就业充分,能自由流动以获取市场平均回报的地区,小额信贷项目并不能天然地比普通商业项目更有利可图。当劳动力充分可流动,能实现其在市场上的真实价值时,小额信贷的贷款项目和任何商业项目一样,都必须对劳动,资本等要素做出与市场均衡水平一致的补偿,而小额信贷运作成本带来的较高利率,将体现为其对风险的补偿。
三、小额信贷合理利率的政策建议
在金融市场中利率代表着资金的价格,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信号与工具。在完全自由化的金融市场中,利率由资金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它不仅反映实际市场的供求状况,还反映市场对未来的预期;利率的变化调整着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在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其作用与影响也不像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那样明显。但扭曲的市场始终是市场,利率作为价格信号对小额信贷活动的规模、形式与作用的影响,在过去的研究与舆论中,往往被低估了。
农户的金融行为实际上对利率非常敏感,这一事实对我们在小额信贷的利率政策制定方面,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我国农村发展到今天,劳动力逐步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就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流动性非常高,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常年高速发展,为流出的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机会和逐步合理的工资水平,劳动力的价格日益提高。这和一些处于发展初期,劳动力大量剩余的国家是极为不同的。制定过高的利率,不仅对农户的帮助非常有限,而且容易导致逆向选择,给小额信贷机构本身带来很大风险。
我国小额信贷机构近二十年来发展缓慢,可能也与此有很大关系。利率过低,则往往不能覆盖小额贷款机构本身的成本,而利率过高则会超出农户的负担水平,也很难扩大业务。我们认为,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信贷活动最根本的矛盾所在,小额信贷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正在于信息优势,在于对本地客户的熟悉和了解。尽管我们论证了小额信贷客户对利率的平均承受水平应与普通信贷相差不远,但不同客户群体对利率的承受能力有着显著的差异,而向不同客户提供差异性的金融产品,应是小额信贷组织生存和盈利的关键。
总体来说,当前农村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农村的金融供给在总体上有很大缺口,但是以利率为代表的金融供给的成本,将是影响农户金融行为最重要的指导因素。小额信贷利率的市场化应该是供需双方多次博弈而达到平衡的过程,在这个开放的博弈过程中,包括小额信贷机构在内的农村金融机构都可以逐渐地成熟起来,政策指定者应着力于为这一过程创造相对公平和宽松的环境,而不宜直接对利率等市场指标直接干涉。由于低收入人口的金融需求是极为多样化的,小额信贷的项目的形式、制度也必然应该多样化,形成一个有层次,规模足够的小额信贷体系。在利率之外,增加金融服务种类,降低贷款的制度困难,开展有利于分担风险的担保机构等等也将是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刘文璞:《小额信贷的利率政策》,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2] Adams ,D. W.1984:“Are the Argueents for Cheap Agricultural Credit Sound?” in Adams, Graham and Von Pischke, eds, Understanding Rural Developmetn with Cheap Credi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749个村庄调查》,《农村金融研究》2007年8月
[4]王卓:《农村小额信贷利率及其需求弹性》,《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6月
[5]张改清、陈凯:《中国小额信贷的利率探析》,《商业研究》2003 年第16 期
[6]杜晓山等(主编):《中国小额信贷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
[7]茅于轼:《兴办小额贷款的几点经验》,《农村金融研究》2006 年第2 期
[8]杨家才:《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03 年第3 期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