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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使得我国人力资源优势战略得以发挥,在增加就业、提高国民收入的同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从而奠定了大国崛起的基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老问题还没有解决,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新老问题纠合在一起便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局面。因此,在目前的形势下更需要深化改革,改善经营环境,推动中小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第一波发展:
舀干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这缸水
假定我们把自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小企业发展视为第一波,那么最明显的拐点标志就是基本上“舀干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这缸水”。
如果我们将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加以比较,那么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口众多。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可是从人口平均的自然资源来看,地也不大,物也不博,只剩人口众多了。面对数量巨大的就业人口,改革开放前一直被视为负担,没有办法解决,只好实行计划生育了。而现在,沉重的就业负担通过经济发展的手段基本解决,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事实,包括对中国抱有深刻成见的那些人。
改革初期的中国人口80%生活在农村,而在农村劳动力中剩余劳动力几乎占一半左右。同时农村经济落后,几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何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就业,提高收入水平,是中国改革乃至现代化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在没有前人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摸着石头过河,先易后难,螺旋上升,推动改革不断深化;运用市场机制,城乡互动,发展民营经济,尤其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以物美价廉的经营理念,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经过30余年的艰苦奋斗,创造了巨额财富,成就了大国崛起的梦想。
中国正在经历“刘易斯拐点”,这是许多人在研究东部地区“用工短缺”这一现象时用到的最多的词汇。“刘易斯拐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的理论,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于今后的发展意义重大。当然,用“民工荒”来描述东部地区用工短缺现象是有些夸大了。
第二波发展:任务更艰巨
如上所述,目前中国已经基本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以此为界线可以认为中国中小企业已经进入第二
波发展阶段。与第一波发展相比,虽然基础条件要好得多了,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更容易些。正如今年两会期间溫家宝总理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2010年是复杂的一年。依笔者理解,复杂的一年只是个开端,今后较长时期的若干年内,中国都处于复杂时期。说复杂是因为历史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错综复杂的新老问题的交叉,使问题变得十分深刻,且影响范围广泛,因而解决起来难度大。在两会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又对问题的复杂性做了具体的阐述。指出,包括就业在内的民生问题、收入差距拉大、发展不平衡、以及分配不公,加之腐败等问题,解决不好的话,不仅影响社会稳定,还可能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巩固。所以,在今后的较长时期内,这些问题是非解决不可的。
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应当说,解决这些问题是有难度的,但也是完全能够解决的。就总理列举的以上几个问题,除腐败问题外,其他问题都属于经济发展问题,而且都和中小企业发展紧密关联。
例如就业问题。虽然中国目前已经基本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但是并不等于说严峻的就业形势已经改变了。目前虽然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用工短缺”或“季节性用工短缺”的现象,但是还依然存在着大量的“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现象;去年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一部分没有找到工作,今后每年需要安排的大学生都在600万以上;还有每年近千万进入就业年龄的劳动力需要安排。基本的事实是,中国人口众多的问题并没有改变,仍然需要发展中小企业,以解决就业。值得注意的是,今后需要安排的这些就业人员,与此前需要安排的同类人员有迥然不同的特点。
又如,关于分配不公问题。虽然中国目前分配不公的问题被夸大了,但是分配不公的发展趋势是存在的。就公平分配的性质而言,绝对公平的分配是不存在的,然而相对的公平分配是能够实现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相对公平的分配至少应当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公平竞争;二是机遇均等;三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们的收入提高的幅度虽然有大有小,但必须都有提高,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若想保证这三个条件的实现,还是要发展中小企业。因为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性质,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再如,平衡发展问题。目前中国的不平衡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落后于城市;二是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中西部落后于东部。解决这两方面的发展不平衡问题,除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之外,主要的还是要增强落后方的自我造血功能、通过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实现。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证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在实现民众均平致富的同时,缩小了城乡差距。
综上所述,无论是不发展的问题,还是发展中的问题,都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是邓小平讲过的:发展是硬道理。
深化改革:
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但老话重提,应当赋予新的内涵。目前,围绕创业所发生的一些现象很值得注意。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群众的创造精神,群众一有新的创意,就立刻进行总结,效果比较明显的就很快形成政策,加以推广。从安徽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到江苏乡镇企业的三包两改,以及后来的产权流动等,无不如此。就这样,群众热情高涨,一步步推动改革深入发展。可是现在呢?人们对创业的漠然实在令人吃惊。尽管有许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关心,三令五申支持大学生创业,结果响应者寥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去考公务员,多达上千人竞争一个岗位,对国有企业招工也是趋之若鹜。有的名校多年无一毕业生下海创业;2009年春节前后,尽管几千万农民工失业返乡,有的地方政府开辟了农民创业园,鼓励返乡农民创业,可是结果实践者很少;前几年中西部不少地方推行全民创业号召,结果很不如人意;还有的地方推行一元钱创办企业的举措,号召民众创业,可是响应者无几。
出现以上现象,很值得我们反思,我们总不能责怪群众落后吧,其实这折射出的是政策上的偏差。就此而言,无非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促进发展的优惠政策,或者有政策但不正确;二是有了正确的政策,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一些老问题,诸如负担重,融资难,办事部门多、手续繁杂,拖延时间长等,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据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领导介绍,国家近年来出台的优惠中小企业的政策,大部分企业都不知道。这说明这些政策根本就没有贯彻下去,政策效应可想而知了。
论及深化改革,较长一段时期以来,人们都在议论政治改革的问题。一提政治改革人们往往觉得应当从自由、民主、选举、政党、舆论等制度入手,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改变大面积的不作为局面,真心实意地关注民生,才是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问题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创业者,应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创业难,创业风险大!作为一般人往往只从表面看问题,只看到成功者的表面风光,赚了钱,享受优厚的生活。其实,背后的艰辛别人是体会不到的,经营者所经受的风险和挫折也是人们看不到的。更有甚者,很多人由于竞争失误,血本无归,倾家荡产甚至丧命都是大有人在的。投资创业者担当着增加就业、创造社会财富的重大社会责任,企业家阶层是社会不可或缺的财富。
(作者系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第一波发展:
舀干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这缸水
假定我们把自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小企业发展视为第一波,那么最明显的拐点标志就是基本上“舀干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这缸水”。
如果我们将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加以比较,那么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口众多。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可是从人口平均的自然资源来看,地也不大,物也不博,只剩人口众多了。面对数量巨大的就业人口,改革开放前一直被视为负担,没有办法解决,只好实行计划生育了。而现在,沉重的就业负担通过经济发展的手段基本解决,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事实,包括对中国抱有深刻成见的那些人。
改革初期的中国人口80%生活在农村,而在农村劳动力中剩余劳动力几乎占一半左右。同时农村经济落后,几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何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就业,提高收入水平,是中国改革乃至现代化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在没有前人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摸着石头过河,先易后难,螺旋上升,推动改革不断深化;运用市场机制,城乡互动,发展民营经济,尤其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以物美价廉的经营理念,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经过30余年的艰苦奋斗,创造了巨额财富,成就了大国崛起的梦想。
中国正在经历“刘易斯拐点”,这是许多人在研究东部地区“用工短缺”这一现象时用到的最多的词汇。“刘易斯拐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的理论,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于今后的发展意义重大。当然,用“民工荒”来描述东部地区用工短缺现象是有些夸大了。
第二波发展:任务更艰巨
如上所述,目前中国已经基本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以此为界线可以认为中国中小企业已经进入第二
波发展阶段。与第一波发展相比,虽然基础条件要好得多了,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更容易些。正如今年两会期间溫家宝总理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2010年是复杂的一年。依笔者理解,复杂的一年只是个开端,今后较长时期的若干年内,中国都处于复杂时期。说复杂是因为历史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错综复杂的新老问题的交叉,使问题变得十分深刻,且影响范围广泛,因而解决起来难度大。在两会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又对问题的复杂性做了具体的阐述。指出,包括就业在内的民生问题、收入差距拉大、发展不平衡、以及分配不公,加之腐败等问题,解决不好的话,不仅影响社会稳定,还可能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巩固。所以,在今后的较长时期内,这些问题是非解决不可的。
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应当说,解决这些问题是有难度的,但也是完全能够解决的。就总理列举的以上几个问题,除腐败问题外,其他问题都属于经济发展问题,而且都和中小企业发展紧密关联。
例如就业问题。虽然中国目前已经基本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但是并不等于说严峻的就业形势已经改变了。目前虽然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用工短缺”或“季节性用工短缺”的现象,但是还依然存在着大量的“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现象;去年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一部分没有找到工作,今后每年需要安排的大学生都在600万以上;还有每年近千万进入就业年龄的劳动力需要安排。基本的事实是,中国人口众多的问题并没有改变,仍然需要发展中小企业,以解决就业。值得注意的是,今后需要安排的这些就业人员,与此前需要安排的同类人员有迥然不同的特点。
又如,关于分配不公问题。虽然中国目前分配不公的问题被夸大了,但是分配不公的发展趋势是存在的。就公平分配的性质而言,绝对公平的分配是不存在的,然而相对的公平分配是能够实现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相对公平的分配至少应当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公平竞争;二是机遇均等;三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们的收入提高的幅度虽然有大有小,但必须都有提高,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若想保证这三个条件的实现,还是要发展中小企业。因为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性质,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再如,平衡发展问题。目前中国的不平衡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落后于城市;二是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中西部落后于东部。解决这两方面的发展不平衡问题,除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之外,主要的还是要增强落后方的自我造血功能、通过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实现。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证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在实现民众均平致富的同时,缩小了城乡差距。
综上所述,无论是不发展的问题,还是发展中的问题,都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是邓小平讲过的:发展是硬道理。
深化改革:
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但老话重提,应当赋予新的内涵。目前,围绕创业所发生的一些现象很值得注意。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群众的创造精神,群众一有新的创意,就立刻进行总结,效果比较明显的就很快形成政策,加以推广。从安徽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到江苏乡镇企业的三包两改,以及后来的产权流动等,无不如此。就这样,群众热情高涨,一步步推动改革深入发展。可是现在呢?人们对创业的漠然实在令人吃惊。尽管有许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关心,三令五申支持大学生创业,结果响应者寥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去考公务员,多达上千人竞争一个岗位,对国有企业招工也是趋之若鹜。有的名校多年无一毕业生下海创业;2009年春节前后,尽管几千万农民工失业返乡,有的地方政府开辟了农民创业园,鼓励返乡农民创业,可是结果实践者很少;前几年中西部不少地方推行全民创业号召,结果很不如人意;还有的地方推行一元钱创办企业的举措,号召民众创业,可是响应者无几。
出现以上现象,很值得我们反思,我们总不能责怪群众落后吧,其实这折射出的是政策上的偏差。就此而言,无非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促进发展的优惠政策,或者有政策但不正确;二是有了正确的政策,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一些老问题,诸如负担重,融资难,办事部门多、手续繁杂,拖延时间长等,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据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领导介绍,国家近年来出台的优惠中小企业的政策,大部分企业都不知道。这说明这些政策根本就没有贯彻下去,政策效应可想而知了。
论及深化改革,较长一段时期以来,人们都在议论政治改革的问题。一提政治改革人们往往觉得应当从自由、民主、选举、政党、舆论等制度入手,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改变大面积的不作为局面,真心实意地关注民生,才是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问题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创业者,应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创业难,创业风险大!作为一般人往往只从表面看问题,只看到成功者的表面风光,赚了钱,享受优厚的生活。其实,背后的艰辛别人是体会不到的,经营者所经受的风险和挫折也是人们看不到的。更有甚者,很多人由于竞争失误,血本无归,倾家荡产甚至丧命都是大有人在的。投资创业者担当着增加就业、创造社会财富的重大社会责任,企业家阶层是社会不可或缺的财富。
(作者系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