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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生命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是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①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中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概括为13个方面，包括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等。国家制度优势要依靠优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转化为服务于民众、推动国家发展的治理效能。对外传播十九届四中全会要义，就是要和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实践，展现国家治理的实际成效，讲好发展奇迹背后的故事，让外国人理解中国的发展，支持中国走的道路，也为人类社会不断追求良治提供新的视角，通过平等的国际交流促进彼此治理的改革更新。
一、治理体系的传播要注意由点及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②在国家制度的指导下，中国的国家治理也是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其治理效能涵盖多方面内容。但在对外传播过程中，除了少数专业层面的探讨外，绝大多数情况我们不能给受众奉上中国治理制度的“满汉全席”。治理制度的传播要敢于以“点”为单位，匠心打造精品故事，根据受众群体需求精准定位传播内容，由点及面，管窥中国制度的全貌。
第一是按点呈现，讲述有血有肉的治理故事。国家治理体系是宏观抽象的整体框架，如果追求面面俱到的介绍，在有限的篇幅内只能让人浅尝辄止。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具体治理细节是宏大框架的组成部分，讲述这些细节故事，其实就是在对外呈现“中国如何治理”的事实。比如在展现国家政治治理优势时，可以重点讲述中国共产党在政府之外的服务功能，包括党与群众的关系、与群团组织的关系等。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在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可以深入基层，通过提供指导或亲自参与的方式融入社会治理。由此体现出，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因为党有能力满足大部分群众的需求、其服务范围可以覆盖至社会基层。正是因为党可以凝聚全国各阶层的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人民才选择中国共产党。在展现社会治理成效时，可以分享中国基层扶贫攻坚的成功经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息息相关。基层干部“一对一”定点扶贫、量身定制乡村特色产业、扶贫产业“结对子”共同发展、完善人才回流机制，这些成功的社会治理经验故事具体实际，可以让国外人民深入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成效。
第二是对点传播，选取别人关心的角度讲解。中国国家治理故事涉及领域广泛、数量庞大、内容复杂，而传播渠道和市场是有限的，因此在选择传播内容时要深思熟虑、多方权衡。抓住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重大议题，从各国人民关心的角度出发，为不同国家民众答疑释惑，分享治理经验，使其产生共鸣和情感认同。发展中国家民众普遍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些经济治理经验是很好的传播内容，比如指导国企深化改革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引导国企和民企进行公平市场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等。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提高制度执行力，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中国的成功实践经验包括定期小组学习，切实强化制度意识；领导干部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当好表率；设立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明确各项制度执行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等。④通过平实的案例、真实的描述，这些切实有用的经验能让中国国家治理成效获得更多的认可。
第三是连点成线，体现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协调性。对外传播十九届四中全会要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展现中国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是协同发展的，其成果既体现了中国智慧，也具有世界性和历史性的普遍价值。因此在布局传播内容时要有所规划，每个“点”的内容可以连成有逻辑的内容，最终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蓝图。比如通过讲述基层党员干部“一对一”定点扶贫、民间社会组织帮助农民升级产业链、城乡经济改革带动乡村产业振兴等各方面的治理故事，不仅可以体现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还可以绘制出一幅中国为世界消除贫困做出贡献的图景。通过讲述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健全支持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跨国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等故事，可以展现出中国为推动全球化所做的努力。
二、同时抓理论话语和大众话语
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讲述十九届四中全会要义的话语既要具有一定的理论准确性，也要具有能吸引他人关注的生动性。不管是理论话语，还是大众话语，都要转化为外部受众听得懂的语言。如果是为了传播政治理论思想，比如在当地报刊、杂志版面发表专题文章、翻译出版理论书籍、接受专题采访等，需要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语言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如果是为了增加国外民众对中国治理体系的了解和认同，则需要使用符合大众喜好的传播话语。这些都涉及到对政策文件、讲话原文进行传播话语改造的问题。
第一是将中国特色政治话语转换成符合传播對象国语言规范的学术话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重视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但国内和国外的话语受众有明显区别，政治文献的翻译必须遵循“内外有别”原则，关照不同受众的需求。⑤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各类政府文本、官方公报，其话语特色符合国内受众需求，但是在对外传播中，如果直接翻译原有的政治语言，因政治环境、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等不同会造成理解偏颇，甚至还可能会落入“文字陷阱”。在传播政治思想、官方文本的时候，需要严格确保话语的理论准确性，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区别，结合文本原义，对中国特色政治话语进行量身翻译和微调，使其既符合传播国的语言规范，又具有一定的理论学术性。 第二是将政治理论话语转换成契合传播对象国受众的大众话语。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之际，对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工作作出了明确指导，对外传播要用海外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要让海外受众了解和认可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需要用其熟悉的、符合其价值取向的话语进行讲述。如果在非洲国家宣传中国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可以结合同样倡导多元文化共存、人类共享、相互依赖的当地乌班图思想，在寻求共鸣的语境下进行传播，重点讲述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社会组织发挥自治的经验、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复制这样的经验、参与共建共治产生了什么可以共享的成果等。
第三是处理好学术话语和传播话语之间的关系。上述两种传播情况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在传播过程中，大多数情况需要同时兼顾学术话语的理论准确性和传播话语的趣味吸引性。比如在报纸杂志发表文章、翻译出版理论书籍传播政治理论思想后，还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发文或互动，用传播话语进行解读，增加更多有效受众。而治理故事在依照“按点呈现”“对点传播”原则讲述和宣传后，需要用学术话语指出其内在的逻辑，反映其与全球治理协同发展的内涵，从而实现“连点成线”。因此在对外传播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学术话语和传播话语相辅相成，既不能混淆两种话语的功用，也不能只使用单一话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确保真实准确的情况下，最大化传播效果。
三、从媒介传播走向“大传播”格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优势多体现在实践和实效层面，因此传统的依靠新闻版面发文章、翻译出版理论书籍等传播方式是不够的。要从狭义传播思维转向大传播思维，除媒介传播外，还应充分利用所有可以交换信息的途径，多角度呈现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和实效。
第一是利用媒体融合实现“人对人”“人传人”。搭建全媒体矩阵，通过报刊、网站、社交平台、软件客户端、融媒体等多渠道进行全网分发与推送，并注意与外国网友实时互动，用“交朋友、接地气”的方式讲述和答复，增加关注度和用户粘性。具体的长效实施方式包括开设长期专题栏目，展示中国乡村治理成效、民营企业在中国发展现状或中国退休公民的养老生活等；拍摄系列短视频，通过直播或日更的方式呈现中国的社会百态、生活革新以及思想进步；举办脱贫攻坚成果展，立体形象地展示中国消除贫困的成果等。由于媒体资源有限，各平台在策划传播主题时要善于挖掘不同角度、打造独特的宣传产品，尽量做到“不撞车”、互相配合、相互补充，既避免了观众对同类产品滋生审美疲劳，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媒体资源。除了媒体宣传，还可以通过政府官方或社会组织策划活动进行传播，比如举办脱贫攻坚成果展、开展全球治理国际研讨、定期策划经济发展经验分享会等。
第二是重视参观、培训等人际传播手段的运用，将基层治理故事传播化。最有效的传播方式是安排实地探访，让外国友人亲身体验中国治理带来的巨大发展变化。如何将成功的治理经验以一种别人能听懂的方式呈现出来，怎样将基层治理故事传播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国基层有很多优秀的治理案例，比如北京市“巧娘”工作室发展协会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赋权、增加经济收入；西城区义达里社区中外居民共同居住、和谐共治社区；平谷区创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街乡管理模式等。外国人到北京来旅游、访问、培训，类似的可供参观的“点”还有很多，要将这些优势资源转变成故事素材，需要升级每个“点”内的软硬件配套设施。硬件方面，社区或社会组织内应全面普及双语标识，标识的翻译要符合国际标识规范。此外，可以增设双语宣传栏，使慕名自行参观的外国游客可以更充分地了解其活动。软件方面，一是要培训双语讲解志愿者，使这些成功的治理案例可以“讲出来”；二是在社区和组织成员内推行英语教育，在外国参访者到来时可以让居民或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成员直接讲述，深度展示中国基层治理现状。
第三是让走出去的企业、社会组织把中国的治理故事“带出去”。从公共外交的角度看，企业、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乃至个人等主体都可以参与到国际活动中，为提高中国形象出一份力。企业的管理本身就是中国管理的剪影；社会组织也是中国治理制度的一部分。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这些机构不只是“言传”，而是“身教”，让世界各地外国人“解剖麻雀”，观察中国的制度和治理，研究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国际活动还会让中国制度的成效贡献于世界各地的发展，实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让中国人的制度和当地的发展强相关，解决传播受众的被动性问题，真正让中国的治理故事得到信服、获得认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键阐述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性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性，由此肯定了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不仅能向其他国家分享中国治理发展的成功经验、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同时也能坚定本国自身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因此做好“中国之制”对外传播，是中国与世界互惠互利、共促发展的“双赢”体现。通过对外交流，我们也可以更好地学习外部先进经验，不断推动治理现代化从追赶走向领先。
「注释」
①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35-43页。
②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會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④韩正：《加强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44-53页。
⑤符滨、蓝红军：《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标题翻译看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翻译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2期。
一、治理体系的传播要注意由点及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②在国家制度的指导下，中国的国家治理也是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其治理效能涵盖多方面内容。但在对外传播过程中，除了少数专业层面的探讨外，绝大多数情况我们不能给受众奉上中国治理制度的“满汉全席”。治理制度的传播要敢于以“点”为单位，匠心打造精品故事，根据受众群体需求精准定位传播内容，由点及面，管窥中国制度的全貌。
第一是按点呈现，讲述有血有肉的治理故事。国家治理体系是宏观抽象的整体框架，如果追求面面俱到的介绍，在有限的篇幅内只能让人浅尝辄止。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具体治理细节是宏大框架的组成部分，讲述这些细节故事，其实就是在对外呈现“中国如何治理”的事实。比如在展现国家政治治理优势时，可以重点讲述中国共产党在政府之外的服务功能，包括党与群众的关系、与群团组织的关系等。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在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可以深入基层，通过提供指导或亲自参与的方式融入社会治理。由此体现出，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因为党有能力满足大部分群众的需求、其服务范围可以覆盖至社会基层。正是因为党可以凝聚全国各阶层的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人民才选择中国共产党。在展现社会治理成效时，可以分享中国基层扶贫攻坚的成功经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息息相关。基层干部“一对一”定点扶贫、量身定制乡村特色产业、扶贫产业“结对子”共同发展、完善人才回流机制，这些成功的社会治理经验故事具体实际，可以让国外人民深入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成效。
第二是对点传播，选取别人关心的角度讲解。中国国家治理故事涉及领域广泛、数量庞大、内容复杂，而传播渠道和市场是有限的，因此在选择传播内容时要深思熟虑、多方权衡。抓住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重大议题，从各国人民关心的角度出发，为不同国家民众答疑释惑，分享治理经验，使其产生共鸣和情感认同。发展中国家民众普遍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些经济治理经验是很好的传播内容，比如指导国企深化改革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引导国企和民企进行公平市场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等。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提高制度执行力，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中国的成功实践经验包括定期小组学习，切实强化制度意识；领导干部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当好表率；设立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明确各项制度执行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等。④通过平实的案例、真实的描述，这些切实有用的经验能让中国国家治理成效获得更多的认可。
第三是连点成线，体现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协调性。对外传播十九届四中全会要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展现中国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是协同发展的，其成果既体现了中国智慧，也具有世界性和历史性的普遍价值。因此在布局传播内容时要有所规划，每个“点”的内容可以连成有逻辑的内容，最终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蓝图。比如通过讲述基层党员干部“一对一”定点扶贫、民间社会组织帮助农民升级产业链、城乡经济改革带动乡村产业振兴等各方面的治理故事，不仅可以体现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还可以绘制出一幅中国为世界消除贫困做出贡献的图景。通过讲述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健全支持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跨国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等故事，可以展现出中国为推动全球化所做的努力。
二、同时抓理论话语和大众话语
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讲述十九届四中全会要义的话语既要具有一定的理论准确性，也要具有能吸引他人关注的生动性。不管是理论话语，还是大众话语，都要转化为外部受众听得懂的语言。如果是为了传播政治理论思想，比如在当地报刊、杂志版面发表专题文章、翻译出版理论书籍、接受专题采访等，需要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语言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如果是为了增加国外民众对中国治理体系的了解和认同，则需要使用符合大众喜好的传播话语。这些都涉及到对政策文件、讲话原文进行传播话语改造的问题。
第一是将中国特色政治话语转换成符合传播對象国语言规范的学术话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重视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但国内和国外的话语受众有明显区别，政治文献的翻译必须遵循“内外有别”原则，关照不同受众的需求。⑤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各类政府文本、官方公报，其话语特色符合国内受众需求，但是在对外传播中，如果直接翻译原有的政治语言，因政治环境、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等不同会造成理解偏颇，甚至还可能会落入“文字陷阱”。在传播政治思想、官方文本的时候，需要严格确保话语的理论准确性，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区别，结合文本原义，对中国特色政治话语进行量身翻译和微调，使其既符合传播国的语言规范，又具有一定的理论学术性。 第二是将政治理论话语转换成契合传播对象国受众的大众话语。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之际，对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工作作出了明确指导，对外传播要用海外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要让海外受众了解和认可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需要用其熟悉的、符合其价值取向的话语进行讲述。如果在非洲国家宣传中国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可以结合同样倡导多元文化共存、人类共享、相互依赖的当地乌班图思想，在寻求共鸣的语境下进行传播，重点讲述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社会组织发挥自治的经验、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复制这样的经验、参与共建共治产生了什么可以共享的成果等。
第三是处理好学术话语和传播话语之间的关系。上述两种传播情况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在传播过程中，大多数情况需要同时兼顾学术话语的理论准确性和传播话语的趣味吸引性。比如在报纸杂志发表文章、翻译出版理论书籍传播政治理论思想后，还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发文或互动，用传播话语进行解读，增加更多有效受众。而治理故事在依照“按点呈现”“对点传播”原则讲述和宣传后，需要用学术话语指出其内在的逻辑，反映其与全球治理协同发展的内涵，从而实现“连点成线”。因此在对外传播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学术话语和传播话语相辅相成，既不能混淆两种话语的功用，也不能只使用单一话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确保真实准确的情况下，最大化传播效果。
三、从媒介传播走向“大传播”格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优势多体现在实践和实效层面，因此传统的依靠新闻版面发文章、翻译出版理论书籍等传播方式是不够的。要从狭义传播思维转向大传播思维，除媒介传播外，还应充分利用所有可以交换信息的途径，多角度呈现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和实效。
第一是利用媒体融合实现“人对人”“人传人”。搭建全媒体矩阵，通过报刊、网站、社交平台、软件客户端、融媒体等多渠道进行全网分发与推送，并注意与外国网友实时互动，用“交朋友、接地气”的方式讲述和答复，增加关注度和用户粘性。具体的长效实施方式包括开设长期专题栏目，展示中国乡村治理成效、民营企业在中国发展现状或中国退休公民的养老生活等；拍摄系列短视频，通过直播或日更的方式呈现中国的社会百态、生活革新以及思想进步；举办脱贫攻坚成果展，立体形象地展示中国消除贫困的成果等。由于媒体资源有限，各平台在策划传播主题时要善于挖掘不同角度、打造独特的宣传产品，尽量做到“不撞车”、互相配合、相互补充，既避免了观众对同类产品滋生审美疲劳，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媒体资源。除了媒体宣传，还可以通过政府官方或社会组织策划活动进行传播，比如举办脱贫攻坚成果展、开展全球治理国际研讨、定期策划经济发展经验分享会等。
第二是重视参观、培训等人际传播手段的运用，将基层治理故事传播化。最有效的传播方式是安排实地探访，让外国友人亲身体验中国治理带来的巨大发展变化。如何将成功的治理经验以一种别人能听懂的方式呈现出来，怎样将基层治理故事传播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国基层有很多优秀的治理案例，比如北京市“巧娘”工作室发展协会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赋权、增加经济收入；西城区义达里社区中外居民共同居住、和谐共治社区；平谷区创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街乡管理模式等。外国人到北京来旅游、访问、培训，类似的可供参观的“点”还有很多，要将这些优势资源转变成故事素材，需要升级每个“点”内的软硬件配套设施。硬件方面，社区或社会组织内应全面普及双语标识，标识的翻译要符合国际标识规范。此外，可以增设双语宣传栏，使慕名自行参观的外国游客可以更充分地了解其活动。软件方面，一是要培训双语讲解志愿者，使这些成功的治理案例可以“讲出来”；二是在社区和组织成员内推行英语教育，在外国参访者到来时可以让居民或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成员直接讲述，深度展示中国基层治理现状。
第三是让走出去的企业、社会组织把中国的治理故事“带出去”。从公共外交的角度看，企业、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乃至个人等主体都可以参与到国际活动中，为提高中国形象出一份力。企业的管理本身就是中国管理的剪影；社会组织也是中国治理制度的一部分。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这些机构不只是“言传”，而是“身教”，让世界各地外国人“解剖麻雀”，观察中国的制度和治理，研究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国际活动还会让中国制度的成效贡献于世界各地的发展，实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让中国人的制度和当地的发展强相关，解决传播受众的被动性问题，真正让中国的治理故事得到信服、获得认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键阐述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性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性，由此肯定了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不仅能向其他国家分享中国治理发展的成功经验、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同时也能坚定本国自身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因此做好“中国之制”对外传播，是中国与世界互惠互利、共促发展的“双赢”体现。通过对外交流，我们也可以更好地学习外部先进经验，不断推动治理现代化从追赶走向领先。
「注释」
①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35-43页。
②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會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④韩正：《加强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44-53页。
⑤符滨、蓝红军：《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标题翻译看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翻译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