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已实行十年，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增长了一倍。一方面，旺盛的教育需求使高考仍呈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另一方面，原有大学不堪重负，资源有限、僧多粥少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国民教育体制出现种种弊病。大家意识到，“国家包办教育”的做法已难以支持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于是，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办教育、加速民办教育发展，成了必然之举。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是在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进驻中国的一家外资学校，其建设风格完全按澳大利亚教育部对学校的要求设置，75%是绿地，不允许随意多招学生。2004年以前，这里只是为澳洲在华子弟办的学校，课程从小学一直到初高中和大学。全部课程直接移植自澳洲本土，目的是让在华的澳洲子弟将来有能力考取本国大学。2004年开始，爱迪面向中国招生，仍然沿用澳洲本土的课程体系，目标仍是将学生输送到国外的大学就读。如此看来，爱迪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的是中国庞大的渴望受教育群体和海外的高等教育资源。应该说，她面向的是中国市场，着眼的是国外资源。
　　爱迪这样旨在将学生送进国外大学的国际学校，当然不是我国本土民办学校的发展模式，但也正是由于面向海外，她采取的国际化教育方法和理念，给我国的传统高等教育带来一些有益的借鉴和补充，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教育方向。
　　
　　考分之外的评判标准
　　
　　在中国的传统中，教育的基本意义是修身，终极目的是平天下。当如此宏大的目的委身于教育的时候，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便压得中国教育几千年喘不过气来。在如此重负下，教育的真实功用被掩盖了，全民族关于教育的观念也被严重扭曲。“分数优先，志愿优先，再分数优先。”这是我国现阶段高考的原则，面对这个原则，高考扮演着社会分工的角色，而唯一的标尺就是分数。按考试分数排定优劣本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最为公平的规则，但为什么中国的高考却是招惹非议最多的考试？问题不在规则，而是考试本身：怎样考试？考些什么？通过考试又希望评价什么？中国的考试侧重于对已故知识的记忆与基础运算，通过反复背诵和练习，就可以通过考试。这样的考试使得对“应试”技巧的培训成为可能，进而催生了饱受诟病的应试教育。
　　
　　反观国外大学，应试教育也存在，但其分数并不作为主要的评判依据，更不像中国这样当作唯一的评判依据。正如爱迪国际学校的一位管理人员所说：“在中国，100分一定是好学生，而国外，NO，不一定，还有情商指数呢？合作精神呢？公益事业呢？爱心呢？在国外，这些都是很正规的考核标准，其重要性甚至远远高于应试而来的分数。国际大学的入学考试，成绩的50%来自平时学业，其余的考核来自社会实践、公益事业，注重的是学生的综合能力。”
　　正是因为评判标准不同，像爱迪这样的国际学校在中国才有了用武之地：许多在中国高考评价体制下根本无法赢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学生，经过国际学校的培训，甚至可以获得国外优秀大学评价体制的认可。这种类似“树挪死，人挪活”的求学状况在当今中国并不少见，这或许应该引起我们对现有高考制度的一些反思：究竟是国外高校不如我们，专挑我们挑剩的学生，还是我们自己的评判标准出了问题？
　　
　　着眼已知，还是着眼未知？
　　
　　爱迪国际学校的考核标准和课程体系跟国内其他学校也不一样。中国传统的课程体系偏重于对已故知识进行掌握，比如数理化的基础知识，而这些知识在国外早就淘汰了，他们认为学生完全可以在图书馆查到这些知识。只要能了解，知道它在哪儿就可以了。我们的传统教育完全看卷面成绩，而爱迪看学生的综合能力。同时，作为代表澳洲教育部在中国推广其国民教育的一所现代化国际学校，爱迪有自己的课程体系。爱迪的管理人员告诉我们，爱迪这类国际学校与国内教育最大的不同正是在于课程体系的差别。爱迪面向的是国际化的评价标准，采用的也是国际化的课程体系，他们期望通过外国原装的教育方式，培养中国学生的沟通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合作精神以达到国外大学的选拔标准，也就是爱迪所强调的“情商”教育。这个体系与剑桥、耶鲁、哈佛等世界名校相连。
　　纵观我们的传统教育，学校是在按照已有的设计将你塑造成才，与你想要的关系不大，这其中造成的矛盾大多难以弥合。好的教育应该提供“回避我弱项的权利”，中国的教育还远没有做到。
　　着眼已知，还是着眼未知，我们想要的，和我们培养的，有没有矛盾呢？
　　
　　
　　差异化的培养选拔
　　
　　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不乏这样的现象：一个艺术类的学生可能因为数学或英语较差而无缘大学，而进了大学的文科生也可能发现，自己高中所学的数理化从此开始毫无用处。同一化的教育机制和一刀切的选拔机制，造就了中国教育体制下的一种现象：所考非所学，所学非所用。
　　在国外，由于进入大学的途径是多样的，其教育也就可以因材施教进行差异化的课程定制。
　　
　　爱迪就在实践着这样的教育方式，比如想选择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可以不学数理化，而通过学习会计学、商法、经济学、市场学、管理学、沟通技能等课程，直接冲击国外大学的经济专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志向和特长选择课程，从课程设置上甩掉不必要的包袱。
　　很多中国的学生，在国内学校是“差生”，看不到出路的他们选择跳出中国教育体制，出国留学，而当他们进入另一个课程体系、评价体系后，却可以获得大学提名，这其中正是差异化的课程设置使他们有了让自己有了扬长避短的权利，从而获得了新的机会。同一个学生国内国外的迥然命运，可以清晰反映出国内现行教育体制下差异化教育的缺失，也许，填补这个缺失，正是今后民办高校可以努力发展的重要方向。
　　
　　异样眼光下的努力生存
　　
　　爱迪学校的管理人员不喜欢人们总是把爱迪看成一个“贵族学校”，他们更喜欢将那些把孩子送到这里的家长看做“志同道合的人”。他们也不希望人们习惯性地把爱迪当作一个落榜生聚居的闲散“度假村”，他们强调：“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并不只是商业上的牟利集团。爱迪可以给学生提供国际化的学习环境和课程，并且可以确保学生拿到国外本科学历、国际级的认证、英语雅思高分甚至移民申请资格。”
　　
　　我们无法单凭校方的介绍，来考证爱迪的学生究竟都有怎样的未来，也无法知道当今中国公立学校之外的高校里学生最终都是什么样的命运，但是，我们能确实感受到的是，无论是谁，要想打破现有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格局，都需要勇于面对种种传统观念的质疑和束缚，他们的努力是对体制的发展，同时也是对传统观念的冲击。
　　爱迪这样的学校，在应试教育根深蒂固、全民“考分情结”严重的中国确实并不容易被接纳，公立学校之外的所有民办高校、国际高校，都是在民众“落榜生大学”的成见里努力成长，同时，较高的运营成本使得这类学校的高收费常常换来“贵族学校”的名声，他们在带来一种全新评判标准、打破既有教育格局的同时，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如何改变这些旧有的传统观念。爱迪也在尝试着一种更为稳妥有效的方式，一方面要学生开阔视野，适应国外的体制，另一方面也作出一些本土化的调整与适应，否则将难以生存。
　　在我国，不论是爱迪这样的国际学校，还是其他一切公立大学之外的民办高校，其自身状况和生存环境到今天仍然都面临着诸多困难，随着民间资本特别是一些境外资本的出现，我们开始接触到了不一样的观念、不一样的做法甚至不一样的方向。这些学校的将来究竟如何，他们的学生在将来究竟能多大程度上获得社会的认同，现在还无法定论，但他们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理念、做法和教育方向，促使我们对自己的高等教育做出一些反思，同时，他们的成长与发展，正在给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