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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共二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唯一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出席的会议。中共二大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是陈独秀应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一次紧急会议，因为会议的举行本就是在中共计划之内的。中共二大也不是陈独秀带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试图摆脱共产国际命令的一次尝试，恰恰相反，中共二大是一次积极贯彻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精神的会议。会议不但充分吸收了共产国际二大决议和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从而制定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作出了联合其他党派和加入共产国际的重要决定，而且会议的经费也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
[关键词]中共二大；共产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 D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07-0023-03
中共二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唯一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出席的会议。中共一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 中共三大，维经斯基、马林出席； 中共四大，维经斯基出席；中共五大，维经斯基、罗易、鲍罗廷等人出席；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布哈林出席。唯独中共二大没有邀请或等候共产国际派人参加，甚至是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离开中国的空隙举行的。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共二大是陈独秀带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试图摆脱共产国际“命令”，希望独立解决与共产国际重大分歧的一次紧急会议。[1]而仔细考察中共二大，发现共产国际对中共二大的影响远远大于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中共一大。
一、中共二大代表与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代表谭平山，中国劳动书记部代书记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等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出席过共产国际远东会议的代表占相当比例。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为抵制和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强远东被压迫民族之间的联系和团结，在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也称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国代表178人，中国代表团由39人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员14人，团长为中共代表张国焘。大会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决议》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两个决议和宣言深刻地揭露了为协调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利益而举行的华盛顿会议的反动本质，总结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了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列宁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列宁的提问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及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2]出席大会的中共代表于1922年上半年先后回国，向中共中央和上海等地的共产党员报告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和精神。
这次在中共二大会议前夕召开的远东会议，无疑对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的思想认识产生重大的启发和影响，对中共二大会议相关决议和政策的制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所说：“这次大会（指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3]
二、中共二大纲领与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形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阶级经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阵线，帝国主义力量受到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1920年7月到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这次大会通过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等重要文件。会议根据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明确指出，全世界无产者必须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各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应该直接援助和支持附属国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除联合资产阶级外，要竭力发动农民的革命性，要慎防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可能性，无产阶级要保持在运动中的独立性。这种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开辟通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前途。这些理论和共产国际的革命纲领，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普遍的实践意义，对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正确定位中国社会的属性，是制定民主革命战略的出发点和客观依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一大制定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方针，基本原因就是没有科学地判断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属性，而是按照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将我国定位为现代经济很落后的资本主义。所以中共一大从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确定了我党的奋斗目标是实行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阶级与剥削，实现社会主义。
经过一年多的革命实践和不断的理论探索，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结合自中共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成果，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党内的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这一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不仅成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而且成为党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各派革命力量进行革命斗争的共同纲领。 三、中共二大“民主的联合战线”政策与共产国际决议
在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上，出席会议的中共一大代表就对待孙中山的问题曾引起激烈争论。有的代表认为应联合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而有的代表却认为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反对联合孙中山。最后在通过的纲领中明确“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4]政策，同时在党的第一个决议中提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5]这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制定的，只是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状况。
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出：“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6]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也说到：“各国共产党应以实际行动帮助这些国家的革命解放运动，而帮助的形式应与各国共产党（如果有共产党）讨论。”[7]以往我们认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在二大时是反对联合国民党的，其实，他们反对的只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联合形式，并不在联合本身。事实上早在1920年9月，陈独秀在《对于时局的我见》中便提出了“吾党”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以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8]中共二大前夕，陈独秀已经充分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1922年3月，为贯彻共产国际二大的会议精神，在中共一大会议上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对国共两党的考察及他以往的经验，在上海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个建议立即遭到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抵制。但中共二大召开时，在没有马林等共产国际代表参与的情况下，还是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认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9]。
中共二大虽然作出了同各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但并没有接受马林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直到共产国际主席团于1922年7月18日正式决定在中国实行由马林提出的国共合作形式，同年8月，在西湖会议上，中共中央才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明确了国共合作的具体形式，开始了改造国民党的工作，而真正以决议形式通告全党则要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以后。
四、中共二大“加入第三国际”的决定与共产国际决议
中共一大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方针和计划应在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下制定。马林的说法遭到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的强烈反对，所以中共一大纲领中只是提出要“联合第三国际”而不是加入第三国际。
中共二大前夕，随着中共早期党员对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了解的深入及远东劳动人民大会精神的及时传达，中共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认为，当时“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之情势中，第三国际召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建立一个联合的战线，共同抵御资本家目前的进攻”[10]，中国革命既然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就应该加入共产国际，把自己融入到世界革命的潮流之中。同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说：“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1]
五、中共二大与共产国际经费提供
中共一大后，要大力开展宣传工作，要出版《新青年》等书报杂志，需要大量的经费，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又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于是不得不求助于共产国际。 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取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领到的经费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12]可见从中共一大到三大期间，中共的活动经费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
综上所述，中共二大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是陈独秀应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一次紧急会议[13]，因为会议的举行本就是在中共的计划之内的。1921年11月，陈独秀签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提到举行中共二大前要做的工作：“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14]根据这个通告精神，中共二大于1922 年7月召开，是计划中的事。
中共二大也不是陈独秀带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试图摆脱共产国际命令的一次尝试，恰恰相反，中共二大是一次积极贯彻共产国际重要精神的会议，会议不但充分吸收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和共产国际二大决议精神，从而制定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作出了联合其他党派和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而且召开会议的经费也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
参考文献：
[1][13]朱洪.中共二大：陈独秀应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一次紧急会议[J].党的文献，2012(1).
[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189.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98.
[4][5]“一大”前后（一）[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14.
[6][7][9][10][11][14] 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11.123.30.25.32.72.
[8]新青年[J].第8卷第1号.
[12]“二大”和“三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69.
作者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 特约编辑：古悦
中共二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唯一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出席的会议。中共二大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是陈独秀应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一次紧急会议，因为会议的举行本就是在中共计划之内的。中共二大也不是陈独秀带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试图摆脱共产国际命令的一次尝试，恰恰相反，中共二大是一次积极贯彻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精神的会议。会议不但充分吸收了共产国际二大决议和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从而制定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作出了联合其他党派和加入共产国际的重要决定，而且会议的经费也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
[关键词]中共二大；共产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 D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07-0023-03
中共二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唯一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出席的会议。中共一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 中共三大，维经斯基、马林出席； 中共四大，维经斯基出席；中共五大，维经斯基、罗易、鲍罗廷等人出席；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布哈林出席。唯独中共二大没有邀请或等候共产国际派人参加，甚至是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离开中国的空隙举行的。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共二大是陈独秀带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试图摆脱共产国际“命令”，希望独立解决与共产国际重大分歧的一次紧急会议。[1]而仔细考察中共二大，发现共产国际对中共二大的影响远远大于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中共一大。
一、中共二大代表与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代表谭平山，中国劳动书记部代书记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等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出席过共产国际远东会议的代表占相当比例。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为抵制和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强远东被压迫民族之间的联系和团结，在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也称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国代表178人，中国代表团由39人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员14人，团长为中共代表张国焘。大会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决议》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两个决议和宣言深刻地揭露了为协调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利益而举行的华盛顿会议的反动本质，总结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了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列宁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列宁的提问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及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2]出席大会的中共代表于1922年上半年先后回国，向中共中央和上海等地的共产党员报告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和精神。
这次在中共二大会议前夕召开的远东会议，无疑对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的思想认识产生重大的启发和影响，对中共二大会议相关决议和政策的制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所说：“这次大会（指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3]
二、中共二大纲领与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形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阶级经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阵线，帝国主义力量受到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1920年7月到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这次大会通过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等重要文件。会议根据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明确指出，全世界无产者必须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各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应该直接援助和支持附属国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除联合资产阶级外，要竭力发动农民的革命性，要慎防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可能性，无产阶级要保持在运动中的独立性。这种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开辟通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前途。这些理论和共产国际的革命纲领，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普遍的实践意义，对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正确定位中国社会的属性，是制定民主革命战略的出发点和客观依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一大制定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方针，基本原因就是没有科学地判断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属性，而是按照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将我国定位为现代经济很落后的资本主义。所以中共一大从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确定了我党的奋斗目标是实行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阶级与剥削，实现社会主义。
经过一年多的革命实践和不断的理论探索，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结合自中共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成果，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党内的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这一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不仅成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而且成为党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各派革命力量进行革命斗争的共同纲领。 三、中共二大“民主的联合战线”政策与共产国际决议
在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上，出席会议的中共一大代表就对待孙中山的问题曾引起激烈争论。有的代表认为应联合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而有的代表却认为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反对联合孙中山。最后在通过的纲领中明确“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4]政策，同时在党的第一个决议中提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5]这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制定的，只是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状况。
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出：“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6]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也说到：“各国共产党应以实际行动帮助这些国家的革命解放运动，而帮助的形式应与各国共产党（如果有共产党）讨论。”[7]以往我们认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在二大时是反对联合国民党的，其实，他们反对的只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联合形式，并不在联合本身。事实上早在1920年9月，陈独秀在《对于时局的我见》中便提出了“吾党”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以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8]中共二大前夕，陈独秀已经充分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1922年3月，为贯彻共产国际二大的会议精神，在中共一大会议上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对国共两党的考察及他以往的经验，在上海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个建议立即遭到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抵制。但中共二大召开时，在没有马林等共产国际代表参与的情况下，还是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认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9]。
中共二大虽然作出了同各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但并没有接受马林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直到共产国际主席团于1922年7月18日正式决定在中国实行由马林提出的国共合作形式，同年8月，在西湖会议上，中共中央才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明确了国共合作的具体形式，开始了改造国民党的工作，而真正以决议形式通告全党则要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以后。
四、中共二大“加入第三国际”的决定与共产国际决议
中共一大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方针和计划应在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下制定。马林的说法遭到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的强烈反对，所以中共一大纲领中只是提出要“联合第三国际”而不是加入第三国际。
中共二大前夕，随着中共早期党员对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了解的深入及远东劳动人民大会精神的及时传达，中共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认为，当时“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之情势中，第三国际召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建立一个联合的战线，共同抵御资本家目前的进攻”[10]，中国革命既然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就应该加入共产国际，把自己融入到世界革命的潮流之中。同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说：“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1]
五、中共二大与共产国际经费提供
中共一大后，要大力开展宣传工作，要出版《新青年》等书报杂志，需要大量的经费，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又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于是不得不求助于共产国际。 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取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领到的经费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12]可见从中共一大到三大期间，中共的活动经费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
综上所述，中共二大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是陈独秀应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一次紧急会议[13]，因为会议的举行本就是在中共的计划之内的。1921年11月，陈独秀签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提到举行中共二大前要做的工作：“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14]根据这个通告精神，中共二大于1922 年7月召开，是计划中的事。
中共二大也不是陈独秀带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试图摆脱共产国际命令的一次尝试，恰恰相反，中共二大是一次积极贯彻共产国际重要精神的会议，会议不但充分吸收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和共产国际二大决议精神，从而制定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作出了联合其他党派和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而且召开会议的经费也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
参考文献：
[1][13]朱洪.中共二大：陈独秀应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一次紧急会议[J].党的文献，2012(1).
[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189.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98.
[4][5]“一大”前后（一）[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14.
[6][7][9][10][11][14] 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11.123.30.25.32.72.
[8]新青年[J].第8卷第1号.
[12]“二大”和“三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69.
作者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 特约编辑：古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