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的经济循环永远会存在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两大系统。而全部经济活动的质量及效率高低，则取决于内外两大系统的协同程度和相互支持能力。而在实现外部良性循环方面，除了要致力适应和创造有助于循环的应有环境之外，归根结底还是要努力增加内部循环的活力、动力，提升内部循环的质量和效率。外循环需避免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内循环则需多层次优化相关的子系统，这些，是推进经济活动双循环须下功夫解决的两大根本方面。
　　无论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实际上都是一种总括式概念，不仅内外循环系统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即使是在这两大系统中，又需要若干个子循环系统维系支撑。这些子系统会有技术领域的，生产领域的，金融领域的，消费领域的，文化领域的，制度领域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培育增长点形成方面的，优化社会环境方面的，促进要素效率提升方面的。只有各子系统高效协同运行、充分释放效应，才能全面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从大的方面说，一国经济循环常涉厂商、消费者、政府、外国用户四方面，而外国用户的需求满足又依赖产品输出國内部的产品生产能力和流通效率。而讲到内循环，首先就离不开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些基本的经济运行领域，需要社会相关方面能够形成满足及促进这些领域良性循环的环境和机制。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十四五”规划纲要里特别提出了要贯通四个环节：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这一要求的提出，首先表明这四大环节间可能存在影响循环的堵点和障碍，同时也意味着这四大环节内部可能存在着制约循环的问题。
　　无论是四大领域之间的贯通联系，还是这四个领域自身循环，都要有特定的子系统支持推动，并要求这些子系统能始终保持高效协同的有机运转。而就实现一国经济良性循环而论，则需要致力解决影响经济活动质量和效率的一些根本性子系统运转。从支撑整个经济循环的基本子系统看，能否优化下列关键系统的循环效应则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一）提升制造业对经济活动的贡献度及影响力。制造业是经济活动的价值基础及来源，失去了制造业强盛发展的经济活动一定难以为继。在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中，因产业环境不同所造成的行业利润率明显不同，故不能把制造业的发展简单交给市场，那样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既不明智，同时也危险。所以，须从提高制造业发展水平为出发点，多方面采取措施，有目标地扩大制造业在全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和影响力。
　　首先要看到，虽然我们已是制造业大国，但我们重大的产业基础理论、重大的原创核心技术几乎是空白。到今天，4G的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核心基础零部件等都严重依赖于进口，我国高端的芯片、工业机器人等这些硬件都存在诸多生产上的困难，操作系统等关键软件依然要靠进口，服务智能制造的关键基础设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如工业互联网和5G应用的数据资源体系、人才资源体系几乎都是不健全的。因此，从国家层面要增强忧患意识，认清制造业领域的短板，加强对制造业发展的引导和特定产业的扶植，为增强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必需的政策支持和制度支持。

　　“十四五”规划纲要里特别提出了要贯通四个环节：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这一要求的提出，首先表明这四大环节间可能存在影响循环的堵点和障碍，同时也意味着这四大环节内部可能存在着制约循环的问题。

　　其次应当承认，无论是高端资本品的生产，还是高端消费品的生产，我们都与实现更高质量的内、外部循环要求存在差距。所以，需建立自己的高端制造业发展清单及升级清单，建立相对应的关联技术的研发、创新清单以及在不同层面的攻坚清单，致力优化自身的制造业结构和生产体系，大踏步提升高端资本品、高端消费品生产的国内和国际供给能力。
　　因疫情及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发生调整已不可避免，中国需通过进一步开放及进一步优化完善营商环境，增强对全球重要企业在中国布局、集聚的吸引力，巩固及强化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的地位和辐射能力。
　　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循环，并不是简单的同一轨迹的重复，而是质量不断上升的一种有机运动，这其中，创新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少的关键方面。创新，是实现经济良性循环的核心和前提;创新首先要实现关键点的突破，之后才能考虑链的拓展和延伸。而制造业的升级发展，最关键的仍取决于产业自身的整体创新能力。所以，从政策到制度，到资源配置，甚至到文化，全方位地形成激励技术创新的环境，这也应是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须持续努力的一个根本方面。
　　（二）优化国企的效率管控系统。国企在中国的诸多经济领域仍发挥着主导作用，因在获得要素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国企在要素占用成本上也必然表现出优于其他类型所有制企业的特有水平，因此，如何提高国企的要素使用效率就具有了强烈的社会示范效应。为了提高国企要素资源利用效率，要系统建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企的要素占用成本评价体系、市场进入的成本评价体系及投入产出的效率评价体系，建立国企经营效率的定期评价机制，及时发现及清除妨碍影响要素循环的堵点，力避“公地现象”和“反公地现象”的出现，借此强化国企的要素利用效率约束。
　　（三）优化各领域债务循环管控系统。一国的经济循环离不开债务系统的支持。但上到国家，下到企业、家庭个人，其负债规模的大小及债务循环的可持续性，却会对社会的生产、消费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是促进经济活动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资本这一要素的循环，不可回避地要回答如何控制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负债水平逐渐上升的问题。资本循环的内在要求一是可持续，二是增值。失去了这两个前提，一定会带来资本循环的中断或规模的萎缩。 　　为了保证实现中国债务循环的可持续，首先需要建立良性循环的财政收支系统，建立有效的国债管理政策和控制机制，以法律的形式控制财政赤字的水平;要建立严密的地方债及国企的债务风险监测体系和预警机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要强化偿债能力的依据评定、确认，实现可持续偿债能力与负债规模、期限的平衡。必须看到，土地财政在一定时间以后可能会出现难以为继的状况。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需提高自有资本生成能力和负债管理能力，设定资产负债率警戒红线，逐渐摒弃以过量投入资金维持企业发展的经营模式。与此同时，要小心呵护境外融资的渠道和平台，以维护境外融资的可持续性。
　　（四）夯实改善社会消费预期和消费能力的系统基础。社会消费水平如何，关键取决于消费者的消费预期和消费能力。而改善消费预期涉及两方面考量，一是能尽量减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二是能增加未来收入的确定性。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今后10～15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有望从目前的4亿人口增加到8亿至9亿人口。由此推断，中国消费增长的空间应是极为巨大的。但消费者收入水平的参差不齐及对未来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消费潜力的发挥。在中国，大量的中低收入消费者更多地担心将来会有很多不可预计的支出，如医疗、教育、养老等。所以需要财政部门从税收和公共预算支出两端发力，切实夯实激发消费潜力的基础，一方面提高个税起征点，满足起征点以下这部分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另一方面则要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卫生健康开支比重，让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环境持续得到改善，致力畅通消费渠道，大力降低流通成本，内循环才能够有保障，也才谈得上以内循环为“主”。
　　同时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要，要努力提高制造业的柔性生产能力，积极打造端到端的消费者价值链和服务链，使消费者的消费潜力能得到极大程度的激发。
　　（五）建立依托先进信息技术的严谨信用体系。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以信用体系的完善为支撑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应具备更完备的信用体系。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尤其要切实加强从政府到企业、到市场的信用体系建设，堵塞信用结构漏洞，补齐信用建设短板，借此催生更高发展生态的社会经济活动。在这样的信用体系建设中，要注意依托物联网等技术，利用万物技术互联生态构建全新的社会诚信体系。
　　（六）优化抵御外部行业、市场周期性变化侵袭的风险管控体系。任何行业都存在行业发展周期风险及外部风险侵入扰乱风险。中国的40余年改革开放发展，虽对一些市场主体有所淘汰、有所洗礼，但这大多不是因行业周期变化所造成的，反倒是因这些主体资源配置不当、过度投机所导致的。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将形成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中国的某些行业、中国的资产市场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行业、市场周期变化的影响，所以，有的放矢地系统建立防范和抵御外部行业、市场周期性变化的风险管控体系，也就变得越来越紧迫，也是实现内部良性循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
　　（七）优化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中国是一个政府参与经济活动较多的国家，政府既是政策制度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又是一个直接参与经济发展的投资体和消费体。所以，社会就必然会对政府产生多重的期待，一方面要求政府要能前瞻性地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制度供给，适时地向社會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并要表现出相当高的行政效率;另一方面还要能有所侧重进行重点行业、重要领域的投资，并确保达到预期的目的，最大可能地节省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前者需要建立包括标准、责任、效率三者为一体的行政流程管理系统，以及可检讨、可评价的控制系统，后者则要围绕资本及其他资源投入的产出效率建立严密的投入产出效率评价体系，以使政府能高标准地履行人民赋予的各项职责，不辜负人民的殷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