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哄抢是掺杂快意的疯狂，那么伦敦骚乱就形同不羁青春的盛大“节日”。成千上万的青少年走上街头，哄抢商店，焚烧车辆和建筑。有些女孩子也加入了骚乱的行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店内搬走红酒，躲到安全之处慢慢品尝。青年人开心啊，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大家的脸上笑嘻嘻，紧紧拥抱在一起。”
　　50多年前，美国许多大城市也是浓烟滚滚，黑人群众走上街头，与警察展开英勇搏斗，同时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打、砸、抢事件。消息传到北京，中国各地群众纷纷集会唱歌，以各种方式给自己、也给美国的黑人兄弟提精气神。从历史经验看，给伦敦骚乱定性很重要。如果伦敦骚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我们就应当致以革命敬礼，并表示亲切慰问；如果是打、砸、抢事件行为，就应当坚决镇压。
　　伦敦警察射杀一位黑人青年，成了骚乱的导火索。但英国首相卡梅隆一口咬定，骚乱是暴力犯罪行为，必须坚决镇压。为了恢复秩序，英国动用了1.6万名警察，人数相当于一个野战师。卡梅隆在议会发表讲演，高调提出骚乱者是自愿犯罪，对其不能手软，必须严惩不贷，恶狠狠地要求警察使用橡皮子弹和高压水龙头。但这些年轻人表现出很高的克制性和理性：他们很少伤及无辜，甚至没有与警察发生冲突。这些年轻人见到警察就跑，知道警察要来了就跑，跑不掉就束手就擒，警察没有必要使用橡皮子弹。骚乱分子如同游击队，警察到东，他们就到西，常常是警察赶到时，年轻人们早已转移到其他街区了。對付散兵游勇，很难使用高压水龙头。
　　给骚乱定性还不够，还必须找出深层次原因，才能从源头根除隐患。卡梅隆一口咬定，骚乱并非贫困而致，而是因暴力文化而起。英国确有团伙暴力文化，英国足球流氓就举世闻名。英国人建立跨越几大洲的日不落大英帝国，没有一点争勇斗狠的拼搏精神，那是无法做到的。德国、法国和英国是今日欧洲的三强，人口分别为8184万、6580万和6000万。尽管英国的人口最少，但2008年仅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报案的暴力犯罪就达100万起，而同期德国和法国的数字分别是33.1778万起和21.0885万起。
　　对于骚乱，工党有不同解释。在他们看来，社会不公，激成民变。工党指责保守党削减用于帮助穷人、教育和治安的公共开支。卡梅隆甚至大幅削减警察的开支。所以伦敦发生骚乱之初，许多警察还幸灾乐祸，袖手旁观。保守党则反唇相讥，称工党执政期间国家欠下巨款，所以政府才不得压缩开支。
　　大量引进移民也与骚乱有关。第一代移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他们在英国出生的后代就不同了，不愿意再辛苦劳作，觉得自己生来就是英国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好逸恶劳。发达国家引进移民，从事廉价的低端工作，短期内经济上很划算，但移民的后代即成为包袱。这也是能量守恒。中国城市的第二代农民工也有类似问题。
　　英国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太弱，也是伦敦骚乱的一个原因。1980年代保守派的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英国资产阶级全面打压工会。连工党领袖布莱尔上台之后，继续执行这项政策。消灭了工会自然可以使底层的人群龙无首，但有的时候散兵游勇更加可怕。
　　为了推卸责任，英国警方一口咬定，骚乱是不良青少年所为，呼吁父母看好自己的孩子。一个11岁的小男孩，偷了一只垃圾桶，也被警察抓了起来。这叫什么世道！为什么要抓11岁的小男孩？金融城的金融大盗巧取豪夺，搞乱了经济却由政府接过债务，而政府负债过重，被迫削减开支，结果酿成民变。可这些金融大盗们继续逍遥法外。如果哄抢是群众盛大的节日，那么资本市场就是统治阶级的愚人乐园。金融危机之后，资本市场的罪魁祸首可以逍遥法外，而参加伦敦之乱的无业青年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而且是从严、从重、从快。这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