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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初开得煤精
2008年,抚顺煤精雕刻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能获此殊荣离不开代代传承的民间艺人,也离不开大自然的馈赠,因为这种雕刻的原料不是普通煤炭,而是极为稀缺的煤精,煤精在不同地区还有炭精、煤玉等称呼。
煤精的形成同煤炭一样需要千万年的沉淀,并要借助其他自然力的加持,如堆积的藻类在缺氧和压力的环境下,或是松、柏等硬木机缘之下夹在煤层中才可能形成,这样孕育出的煤精往往具有色泽乌黑、质地致密、韧性大等特点,极具雕刻性,雕刻出来的工艺品黝黑发亮、圆润光滑,让人观之便爱不释手。煤精的产生天时、地利缺一不可,在辽宁省抚顺市的三十里煤海中也只有西露天矿有幸成为煤精的最佳产地。
煤精雕刻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历史悠久。1973年在沈阳新乐遗址出土了一批煤精雕刻品,包括圆泡形饰、耳珰形饰、圆珠等,但是遗址中并没有明显的将煤精用作燃料的痕迹。这一发现说明煤精是被用作雕刻材料而非燃料来使用,将煤精雕刻的出现向前推至7000多年前。此外,从考古学多年勘察出土的文物来看,从商周至战国时期为煤精雕刻发展的奠基期,数量和精细程度都比新乐遗址的煤精雕刻有所提升;从秦汉到魏晋则是煤精雕刻的顶峰期,各种煤精所制的印章、发簪、装饰品等更为普及,但在此之后其发展则由盛转衰;从隋朝以后出土的煤精雕刻制品来看,数量大大减少,这可能与其他各种珍贵的雕刻材料被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和使用有关,也可能与煤精这种珍贵资源过于稀缺有关。
代代相传成瑰宝
正是由于煤精形成条件的苛刻和不可再生的稀缺性,限制了煤精雕刻手艺的发展,这一点从煤精雕刻出土的断代性便可看出。而抚顺市西露天矿的重要发现和一批批善于创新与融合的民间雕刻艺人的出现,则救煤精雕刻于危难之中,为其重新注入活力,并在一代代传承中成就了自身,也重新成就了煤精雕刻。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木雕老艺人赵昆生和他的弟弟赵景霖开办了煤精雕刻作坊,取名“双合兴”,开始谱写煤精雕刻发展的又一段历史。他們以口传身教的方式,培养出被誉为“煤精雕刻一代宗师”的弟子刘东坡。时至今日,抚顺煤精雕刻艺人传承已有七代,其工艺技法一直沿袭传统,包括“砍”“铲”“走”“抢”“滚”“擀”“剁”“钻”“搓”“磨”“抛”等,工序流程则包括设计、选料、破型、定型、细雕、粗磨、抛光等,这些精炼的字眼都是煤精雕刻艺人在传承的同时反复思量得出的精髓。
煤精雕刻作品主要分为三大系列:人物、动物与素活,人物、动物雕刻较易理解,而所谓素活则是指仿制秦汉以前的炉、瓶、鼎、薰等古器物。素活讲究平衡、稳重,比例匀称,圆润光滑,纹饰讲究古朴、典雅、华贵,完全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在国内乃至世界影响颇深。作为抚顺煤精雕刻第五代传人的王永刚尤擅素活雕刻。在日积月累的摸索中,王永刚着手对传统的过于素雅的素活进行改良,这是一次大胆的探索与革新。他仍以煤精作为雕刻器物的主体,再饰以琥珀和银丝,王永刚以其熟稔精湛的技巧将银丝嵌入器物,在多番打磨之后整个器物外观契合平整,看不出接口。琥珀更是素活器物的灵魂所在,颜色和规格都要经过精心考量方能镶嵌。完成后的素活在这三种有机素材的相辅相成中既保留了原来的那份素雅,更增添了几分灵动与贵气。王永刚希望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并让更多人了解与认可,这也是抚顺煤精雕刻艺人共同的心愿。
抚顺煤精雕刻除了原材料特殊外,所展现出的地域文化也是其特点之一。许多煤精雕刻作品都展现了曾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时代特色,比如龚振涛的《小矿工》和程斌的《关东魂》,前者展现了一个试穿父辈采矿工作服的机灵小童,后者则塑造了一个旧中国在严寒中捡拾煤核的老者,作品中的人物形神兼备、灵动自然,从雕刻作品的背后铺陈出一个时代的生活风貌。
生存环境也是煤精雕刻艺人的灵感来源,广袤的森林和狩猎传统造就了东北人民对自然的敬畏,一些煤精雕刻艺人对动物题材也是得心应手,比如龚振涛煤精雕刻作品《母子熊》,既展现了熊作为动物憨态可掬的一面,又展现了它们母子相嬉的温情一面。徐成文在《抚顺的煤精雕刻》中用16个字概括经验丰富的煤精雕刻艺人:“就地取材,以料定型,成图在胸,因材施刀。”这段概括在龚振涛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所谓以料定型,即在选料的那一刻煤雕已在龚振涛脑海中初具雏形,之后便是大刀阔斧的破型以及对细节的刻画。煤精雕刻动物的最大难点就是捋毛,但凭借日积月累的经验以及常年的肌肉记忆,龚振涛早已游刃有余,最终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作品展现在我们眼前。抚顺的煤精雕刻艺人凭着对煤雕的热爱和对传统技艺的坚守,从生活中汲取灵感,造就了独具一格的抚顺煤精雕刻艺术。
传承路上话坚守
不过,煤精雕刻发展到今天不得不面对一种尴尬的现状,就是煤精的不可再生性导致原材料枯竭,这也令越来越多的煤精雕刻艺人不得不转行谋生。虽然市场上出现了煤精粉与树脂胶合成的新原料,运用模具翻制后也叫作“煤精工艺品”,且这种流水线上的工艺品造型美观又能量产,并且树脂合成材料作为原料也符合国际标准。原料和人力成本的降低,使得“煤精工艺品”价格上更具优势,但这对传统的煤精雕刻及其传承造成了新的压力。在笔者看来,这种“煤精工艺品”与其说是工艺品,不如说是一种当下社会的商品。和所有其他传统手工艺品一样,煤精雕刻的珍贵就在于艺人从选料构思到进行雕刻的每个步骤所凝聚的智慧和浸入的心血,虽然不能说每件作品都代表了它的作者,但我们或多或少都能从作品中看到作者的影子,他们的成长经历、他们的时代背景、他们的苦苦坚守。而工业化流水线的产品永远整齐划一,它可能比手工制品更加精细、更有效率,但却缺少了一份温度与情感。
抚顺煤精雕刻艺人就像在花团锦簇的世界中独自走在一旁小路上的行者,不是拒绝接触新事物,而是要远离喧嚣有所坚守。煤精雕刻所面临的原料枯竭和手艺失传的困境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珍视煤精雕刻所承载和传达历史的同时,也要让其能在当下和未来得到妥善保护、大力扶持,不再让艺人独自前行,而让这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化能继续以活态的形式存在下去。
2008年,抚顺煤精雕刻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能获此殊荣离不开代代传承的民间艺人,也离不开大自然的馈赠,因为这种雕刻的原料不是普通煤炭,而是极为稀缺的煤精,煤精在不同地区还有炭精、煤玉等称呼。
煤精的形成同煤炭一样需要千万年的沉淀,并要借助其他自然力的加持,如堆积的藻类在缺氧和压力的环境下,或是松、柏等硬木机缘之下夹在煤层中才可能形成,这样孕育出的煤精往往具有色泽乌黑、质地致密、韧性大等特点,极具雕刻性,雕刻出来的工艺品黝黑发亮、圆润光滑,让人观之便爱不释手。煤精的产生天时、地利缺一不可,在辽宁省抚顺市的三十里煤海中也只有西露天矿有幸成为煤精的最佳产地。
煤精雕刻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历史悠久。1973年在沈阳新乐遗址出土了一批煤精雕刻品,包括圆泡形饰、耳珰形饰、圆珠等,但是遗址中并没有明显的将煤精用作燃料的痕迹。这一发现说明煤精是被用作雕刻材料而非燃料来使用,将煤精雕刻的出现向前推至7000多年前。此外,从考古学多年勘察出土的文物来看,从商周至战国时期为煤精雕刻发展的奠基期,数量和精细程度都比新乐遗址的煤精雕刻有所提升;从秦汉到魏晋则是煤精雕刻的顶峰期,各种煤精所制的印章、发簪、装饰品等更为普及,但在此之后其发展则由盛转衰;从隋朝以后出土的煤精雕刻制品来看,数量大大减少,这可能与其他各种珍贵的雕刻材料被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和使用有关,也可能与煤精这种珍贵资源过于稀缺有关。
代代相传成瑰宝
正是由于煤精形成条件的苛刻和不可再生的稀缺性,限制了煤精雕刻手艺的发展,这一点从煤精雕刻出土的断代性便可看出。而抚顺市西露天矿的重要发现和一批批善于创新与融合的民间雕刻艺人的出现,则救煤精雕刻于危难之中,为其重新注入活力,并在一代代传承中成就了自身,也重新成就了煤精雕刻。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木雕老艺人赵昆生和他的弟弟赵景霖开办了煤精雕刻作坊,取名“双合兴”,开始谱写煤精雕刻发展的又一段历史。他們以口传身教的方式,培养出被誉为“煤精雕刻一代宗师”的弟子刘东坡。时至今日,抚顺煤精雕刻艺人传承已有七代,其工艺技法一直沿袭传统,包括“砍”“铲”“走”“抢”“滚”“擀”“剁”“钻”“搓”“磨”“抛”等,工序流程则包括设计、选料、破型、定型、细雕、粗磨、抛光等,这些精炼的字眼都是煤精雕刻艺人在传承的同时反复思量得出的精髓。
煤精雕刻作品主要分为三大系列:人物、动物与素活,人物、动物雕刻较易理解,而所谓素活则是指仿制秦汉以前的炉、瓶、鼎、薰等古器物。素活讲究平衡、稳重,比例匀称,圆润光滑,纹饰讲究古朴、典雅、华贵,完全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在国内乃至世界影响颇深。作为抚顺煤精雕刻第五代传人的王永刚尤擅素活雕刻。在日积月累的摸索中,王永刚着手对传统的过于素雅的素活进行改良,这是一次大胆的探索与革新。他仍以煤精作为雕刻器物的主体,再饰以琥珀和银丝,王永刚以其熟稔精湛的技巧将银丝嵌入器物,在多番打磨之后整个器物外观契合平整,看不出接口。琥珀更是素活器物的灵魂所在,颜色和规格都要经过精心考量方能镶嵌。完成后的素活在这三种有机素材的相辅相成中既保留了原来的那份素雅,更增添了几分灵动与贵气。王永刚希望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并让更多人了解与认可,这也是抚顺煤精雕刻艺人共同的心愿。
抚顺煤精雕刻除了原材料特殊外,所展现出的地域文化也是其特点之一。许多煤精雕刻作品都展现了曾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时代特色,比如龚振涛的《小矿工》和程斌的《关东魂》,前者展现了一个试穿父辈采矿工作服的机灵小童,后者则塑造了一个旧中国在严寒中捡拾煤核的老者,作品中的人物形神兼备、灵动自然,从雕刻作品的背后铺陈出一个时代的生活风貌。
生存环境也是煤精雕刻艺人的灵感来源,广袤的森林和狩猎传统造就了东北人民对自然的敬畏,一些煤精雕刻艺人对动物题材也是得心应手,比如龚振涛煤精雕刻作品《母子熊》,既展现了熊作为动物憨态可掬的一面,又展现了它们母子相嬉的温情一面。徐成文在《抚顺的煤精雕刻》中用16个字概括经验丰富的煤精雕刻艺人:“就地取材,以料定型,成图在胸,因材施刀。”这段概括在龚振涛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所谓以料定型,即在选料的那一刻煤雕已在龚振涛脑海中初具雏形,之后便是大刀阔斧的破型以及对细节的刻画。煤精雕刻动物的最大难点就是捋毛,但凭借日积月累的经验以及常年的肌肉记忆,龚振涛早已游刃有余,最终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作品展现在我们眼前。抚顺的煤精雕刻艺人凭着对煤雕的热爱和对传统技艺的坚守,从生活中汲取灵感,造就了独具一格的抚顺煤精雕刻艺术。
传承路上话坚守
不过,煤精雕刻发展到今天不得不面对一种尴尬的现状,就是煤精的不可再生性导致原材料枯竭,这也令越来越多的煤精雕刻艺人不得不转行谋生。虽然市场上出现了煤精粉与树脂胶合成的新原料,运用模具翻制后也叫作“煤精工艺品”,且这种流水线上的工艺品造型美观又能量产,并且树脂合成材料作为原料也符合国际标准。原料和人力成本的降低,使得“煤精工艺品”价格上更具优势,但这对传统的煤精雕刻及其传承造成了新的压力。在笔者看来,这种“煤精工艺品”与其说是工艺品,不如说是一种当下社会的商品。和所有其他传统手工艺品一样,煤精雕刻的珍贵就在于艺人从选料构思到进行雕刻的每个步骤所凝聚的智慧和浸入的心血,虽然不能说每件作品都代表了它的作者,但我们或多或少都能从作品中看到作者的影子,他们的成长经历、他们的时代背景、他们的苦苦坚守。而工业化流水线的产品永远整齐划一,它可能比手工制品更加精细、更有效率,但却缺少了一份温度与情感。
抚顺煤精雕刻艺人就像在花团锦簇的世界中独自走在一旁小路上的行者,不是拒绝接触新事物,而是要远离喧嚣有所坚守。煤精雕刻所面临的原料枯竭和手艺失传的困境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珍视煤精雕刻所承载和传达历史的同时,也要让其能在当下和未来得到妥善保护、大力扶持,不再让艺人独自前行,而让这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化能继续以活态的形式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