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

来源 :美国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kyisheaven1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美两国带来显著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趋深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推动在华西方企业从中国撤出,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凸显先进技术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调整国内技术研发布局、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机制、打造“同盟创新基础”等方式强化对华“技术冷战”。美方诬称中国借助疫情与其争夺“全球领导权”,大力拉拢欧洲等盟友和伙伴国构建压制中国的国际统一阵线,并力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界人士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恶意论调,对华展开“叙事之战”,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日益对准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对立。美国利用疫情因素深化对华战略竞争、激化大国冲突对抗的做法受到批评,中国需着眼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应对疫情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
其他文献
2018年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政策的正式出台。该战略性文件是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具体化,也是美国历届政府有关生物安全议题最系统、最全面的阐述。与前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呈现出部门协调集权化和生物威胁应对一体化的特点。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充分体现了其"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执政理念。美国生物防御战略在牵头机制安排上的"去安全化",并没有改变美国通过实施生物安全战略来追求国家安全利益的本质。特朗普政府通过加大生物
"单一行政官"理论是在对美国宪法有关总统权力条款的解读过程中产生的理论,其核心含义是,任何对总统掌控行政部门进行限制的企图都被视为违宪。"单一行政官"的概念形成于200多年前的制宪会议。后来,"单一行政官"理论不断地发展演变,为美国总统不断扩展其行政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单一行政官"理论通过证明总统扩张权力的正当性,对美国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构成了威胁。要厘清总统权力的边界,必须参照宪法的文本和结构,同时也要考虑到现代社会对行政部门提出的新要求。
美国在1938年颁布《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初衷是打击纳粹的政治宣传。1966年之后,该法的主旨从反颠覆转为管控政治游说。2016年以来,在大国意识形态竞争逐渐激烈的背景下,该法成为美国管控中俄两国在美政治影响的法律手段,新一轮的修订使其变得攻击性更强,更有利于司法部操作。该法的法规覆盖范围广,条文模糊性强。由于广泛的打击范围与有限的执法能力之间存在矛盾,选择性执法成为必然,加之法律条文留下人为操弄的空间,让双重标准执法和政治化执法成为可能。这在最近针对中国实体在美分支机构的执法中充分体现出来。
本文以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的里程碑学术创作为基点,结合"新美国史学"的演进,对方纳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进行深度梳理和分析,注重讨论方纳的学术创作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同时包括美国社会与美国历史学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现在20世纪60年代变革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历史学家如何借鉴多重史学传统,来发掘"可用的过去",创造"新美国史学",重新解读美国历史,为一个多元化的美国建构一种新的集体性民族记忆。
与印太国家的经济接触是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柱,也是特朗普政府实施“印太战略”的过程中重点关注的领域。特朗普治下美国与印太国家的经济接触主要有四个特点:“全政府”思维贯穿其中;重视发挥私营部门的作用;注重与盟国和伙伴的合作;重视规则的塑造。美国与印太国家的经济接触体现了美国在塑造地区秩序和贸易规则方面的努力,同时对中国构成了挑战。
尽管《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但美国对言论自由仍有诸多法律限制。在保证内容中立的前提下,政府可以对发表言论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进行合理限制。根据美国的历史和传统,政府也可以对数种特殊类别言论施加内容限制,包括煽动即时犯罪、淫秽、殴斗语言、诽谤等,但仅仅包含不实信息的言论并不单独构成一种特殊类别。当今世界社交媒体蓬勃兴起,不实言论得以空前的数量和速度传播,迄今为止美国基本还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处理与社交媒体不实言论相关的问题,效果有限。另一方面,网络世界也是各种言论和观点的竞争场所。竞争可以澄
“英克特尔模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99年创设的技术获取机制。中情局创设“英克特尔模式”的主要原因在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中情局领导层决定建立新的面向市场的技术获取机制,以满足信息时代情报活动的技术需求;信息技术的市场特征促使中情局有必要以风险投资的方式获取初创企业信息,影响其决策和生产、经营;受制于反国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中情局选择通过国家情报体制外的风险投资公司,获取初创企业信息,影响其决策和生产、经营。在实际运行中,中情局将其技术需求通过联系中心,以“问题清单”的形式传达至英克特尔公司,该公司
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危机给经济带来的冲击,美国政府推出了规模史无前例的财政和货币救助政策。财政部通过直接向纳税人支付现金、提高失业人员和其他弱势群体福利、向受损严重的中小企业提供援助贷款、退还和延迟企业社保缴费,以及援助医院、州和地方政府应对疫情等支出项目,扩大财政开支。美联储通过采取降息、购买债券等量宽、设立各种贷款工具等措施,向银行机构和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为实体经济注入资金。大规模的政策救助稳定了金融市场和消费者预期,支撑了金融机构、企业、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运行,减缓了经济下行的速率,化解了金融危机
20世纪70年代中美民间科技交流之重启,奠基于两国科技界在太平洋两岸所厚植的业缘与学缘。在中国方面,它既是新中国成立后与西方国家开展科技交流政策实践的延续,也推动了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科技交流的恢复及合作拓展;在美国方面,它既是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美国科技界积极推动与中国开展交流努力的成果,也是冷战时期美国在外交中运用科技工具的又一次重要实践。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中,受波诡云谲的冷战国际政治与动荡转折的两国国内政治影响,中美科技交流的实践直接服务于外交目标,虽然以民间交流的形式开
习近平主席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定位中美关系,认为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发展空间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日益增多、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在社会制度不同的情况下通过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而非对抗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心愿,符合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共同向往,符合时代发展潮流,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也是两国应始终坚持的大方向。双方应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