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键词：民位;民智;民德;民德;民魂

一

　　首先肯定，社会历史的进化，最根本的是人之进化。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性人为贵。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人也者，进化之极也”。本文讲的人，不是指单独的个人，而是指人群，“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人的进化，有的方面基本结束，大功告成;有的方面正在进行，任重道远;有的方面刚刚开始，方兴未艾。笔者将其概括为十一个转变和十个结合。先谈十一个转变。
　　1.变傀儡为丈夫。100年前，梁启超写道：“优孟之场，有所谓傀儡者焉……人而傀儡，时曰不人;国而傀儡，时曰不国。”“今之以我为傀儡者，岂独一国而已？全国关税，握于人手，关道关督，一傀儡也;全国铁路，握于人手，铁路大臣、铁路公司，一傀儡也” 不仅如此，全国矿物，沿江厘金，洋操训练，乃至大臣任免等，“皆握于人手”。洋人对我国，“傀儡其君，傀儡其吏，傀儡其民，傀儡其国……中国者，傀儡之颀而硕者也”。（《傀儡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民族独立实现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扬眉吐气了，中国的事情完全由中国政府管理，不再受洋人操纵，傀儡从此变为丈夫。这里讲的“丈夫”，不是指男人，也不是指大丈夫，而是指有尊严和实力，能自主和自治的人。
　　2.变四分五裂为团结统一。旧中国如同一盘散沙，丧失了凝聚力，内耗严重，诸家族之间、官民之间、军政之间、党派之间、民族之间矛盾冲突不断，民族分裂势力猖獗，军阀割据，占山为王，内战频仍，加之被列强蚕食鲸吞，可谓“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迁，人民五亿不团圆。”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实现了独立自主，而且实现了团结统一——官民团结，军政团结，党派团结，政令畅通，各族人民亲如兄弟，互助合作，一盘散沙变为钢铁长城。随着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国家统一更上一层楼。党和政府提出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前景令人乐观。
　　3.变贫困人家为小康人家。1922年，爱因斯坦来到上海，他说：“这是整个地球上最贫穷的族群，备受欺凌，牛马不如。我们一直在为世界争取幸福和公平，而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一幅悲惨的图景。”在旧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长期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钱治病的悲惨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没有富起来，贫困状况未得到根本改变。实行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使几亿人口脱贫，不但解决了温饱，而且实现了小康，人民群众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随着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加之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均预期寿命，新中国成立前夕40岁左右，今天将近80岁。贫困人家变为小康人家，这是前无古人、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值得大书特书。
　　4.变人口为人才。旧中国一穷二白，教育科学事业萎靡不振，大多数社会成员是文盲、科盲、法盲。他们是人口而非人才。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状况得到改变。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政府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其他各项文化事业，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基本上扫除了文盲，科盲和法盲也大大减少，各类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各级领导干部，大都具有爱才的感情、识才的慧眼、聚才的本事、用才的气魄，“伯乐”与“千里马”相得益彰。各行各业人才济济，涌现了一大批俊才、英才（大师、大匠、领军人物），而且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大批留学生学生回国，盛况空前。当今的中国，不仅是经济大国，而且是人才大国。九州生气恃风雷，如今人口变人才。
　　5.变阿Q精神为雷锋精神。汉代王符说过：“夫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潜夫论笺·卜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社会，三座大山压弯了许多国人的脊梁，民族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出现了鲁迅笔下具有典型意义的阿Q式人物和阿Q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产生阿Q精神（核心是精神胜利法）的土壤不复存在，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代之而起的是雷锋精神。雷锋精神体现新时期的民族精神，特点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学习，爱岗，敬业，乐群;见义勇为，见贤思齐;自尊自信自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团结为重，以助人为乐，以奉献为荣。半个多世纪以来，群众性学雷锋活动在城乡蓬勃开展，涌现了一大批学雷锋典型，雷锋精神代代相传，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
　　6.便无主义为有主义。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关于社会和人生的系统学问和理论。它是行动的指南，奋斗的旗帜，应变的定海神针。旧中国，大多数社会成员不知道什么是主义，也没有主义。他们所奉行的和津津乐道的，是眼前脚下的利益，好处，有用，管用，实用，实惠;为人处事心气薄弱，好行小惠，喜欢随大流，随风转，随声附和，“一犬吠形，百犬吠声”。100年前，傅斯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写道：“人总要有主义的。没主义，使东风来了西倒，西风来了东倒，南风来了北倒，北风来了南倒”。“没有主义，人没有独立的心思，自然没有独立的见解。既没有独立的身（人）格，也没有独立的事业。”他指出：“任凭他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中国人所以这样没主义，是心气薄弱的缘故。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心气薄弱的中国人》）应该承认，旧社会大多数人没有主义，但有两种人例外：一种是革命的国民党员，他们所真诚的相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为之奋斗（蒋介石自称“总理忠实信徒”，那是自欺欺人）。另一种是共产党人，他们坚贞不渝的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夏明翰烈士狱中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由此可见主义之重要。这两种人是民族的脊梁。新中国成立后，国人开始从整体上变无主义为有主义——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群众接受和相信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许多人不仅进一步搞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纠正了这方面的误解，而且坚定了对主义的信仰，此主义具体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信仰成为社会牢固的和巨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有主义，关键在共产党人有主义。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全国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充分证明，新时期的中国基本实现从无主义到有主义的根本性转变。 　　7.变无灵魂为有灵魂。国家要有国魂，军队要有军魂，公民要有灵魂。国家民族如果没有灵魂，就难以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严格意义的“灵魂”，指具有先进高尚的和坚定明确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它们构成核心价值。简言之，灵魂即核心价值。在黑暗腐朽、濒临灭亡的旧中国，中华民族的灵魂几乎丧失殆尽。梁启超曾发出“中国魂安在乎”的疑问和“兵魂销尽国魂空”的悲叹。他痛心疾首地说：“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中国魂安在乎》）新中国成立后，国人的灵魂在复苏觉醒，但这一发展进步过程被严重的左倾错误尤其是“文革”所中断。当时有一种权威说教：“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等于没有灵魂”。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全面专政”。此说教导致相当一部分人的灵魂被扭曲;扭曲了的灵魂产生疯狂，比无灵魂更可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审时度势，拨乱反正，响亮提出：全国人民特别是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一定要有理想，有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定要解决好“三观”问题，防止和克服“信仰危机”，做到“四个坚定”，即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显然，这是树立、净化和坚定灵魂。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央文件讲：“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经济建设是富国之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作为兴国之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项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大力培育弘扬以“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增强和坚定四个自信，即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出坚持以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决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四个自信”，以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即国魂、军魂、民魂。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绝对需要这种先进高尚的灵魂作为动力和支撑，从而使中华民族更加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培植铸造工作已取得明显成效。可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国人最重要的发展变化，就是变无灵魂为有灵魂。
　　8.变无耻为有耻。违反做人底线，伤风败俗，为非作歹，丧失人格，这叫无耻。社会成员中的无耻现象任何时候都存在，关键在于是否成为风气潮流，在于由文武百官所组成的朝廷（政府）是有耻还是无耻。200年前，龚自珍指出：“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俞;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由庶人贵而为士，由士贵而为小官，为大官，则由始辱其身家，以延及于辱社稷也”。（《明良论》）100年前梁启超写道：朝廷无耻，“故安于城下之辱，陵寝之蹂躏，宗社之震恐，边民之涂炭，而不思一雪，乃反托虎穴以自庇，求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夕闻和议，则歌舞太平。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此外还讲了“士惟无耻”“商惟无耻”“兵又无耻”，他悲叹：“嗟乎！之数无耻者，身有一于此罔不废，家有一于此罔不破，国有一于此罔不亡。孟子曰：‘无耻之耻，无耻矣。’吾中国四万万人者，惟不知无耻之为可耻，以有今日”。 他呼吁：“自讳其耻，时曰无耻;自诵其耻，时曰知耻，启超请诵耻以倡于天下”。（《知耻学会叙》）这种无耻现象，后来逐渐被扫除。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丧权辱国、恬不知耻的清王朝。十四年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大雪国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推翻了寡言鲜耻的蒋家王朝。新中国成立后，废除外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一次次地大雪国耻，为国争光。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转移工作重点，纠正左倾错误，实行改革开放，惩治贪污腐败，打击假冒伪劣，表明党和政府有错即改，知耻明耻，胸怀坦荡，一心为公，一心为民。
　　9.变思想禁锢为思想解放。长期以来，旧社会的掌权者实行思想统治，压制取缔思想自由，反对独立思考，泯灭个性，造成国民头脑僵化，思想禁锢，依赖驯服，迷信盲从，奴性十足——不仅是身奴，而且是心奴，沦为专制独裁政府的奴隶。梁启超指出：“奴隶云者，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诌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中国积弱溯源论》）梁氏认为，为了挽救危亡，民族振兴，当务之急是树立新民，“新民为中国第一要务。”有新民才有新国家。而“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发展个性”，提倡尽性主义。“这个尽性主义，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而“要发挥个性，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欧游心影录·下篇》）这个见解相当深刻。众所周知：思想支配行动，思路决定出路。思想禁锢，手脚束缚。思想解放，社会变样。思想僵化路子窄，思想解放天地宽。只有变思想禁锢为思想解放，才会有新社会、新政府、新举措、新事业、新气象、新成果。纵观近百年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比较重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反对崇洋媚外和批判洋奴哲学的宣传教育。第三次最为重要，成效最大，这就是四十年来在全国广泛深入持久开展的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此次思想解放的内容、要求和特点，笔者简要归纳为：一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无——思想解放无禁区，无止境。三划——划清思想解放与主观唯心的界限，与肆无忌惮的界限，与胡作非为的界限。四合——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相结合，与坚定理想信念相结合，與民主法制建设相结合，与全民道德建设相结合，公民道德建设相结合。五以——思想解放以科学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目的;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突破口;以独立思考，破除迷信盲从禁锢僵化，振奋精神，敢想敢干，开拓创新为着力点。六勿——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但勿为古人之奴隶，借鉴吸取世界文明成果但勿为洋人之奴隶，充分考虑现实环境但勿为境遇之奴隶，个人服从组织、维护领导威信但勿为权势之奴隶，发展市场经济但勿为金钱之奴隶，改善生活享受生活但勿为情欲之奴隶。这一轮思想解放促使全国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灿烂的思想之苑结出了丰硕的物质之果。 　　10.变自然之敌为自然之友。在中华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视自然（大自然、自然界、天地万物）为敌，大讲特讲与天奋斗，与地奋斗，战天斗地，改天换地;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一个劲儿地向自然索取，发掘，掠夺，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贪婪，不惜制造环境污染，破壞生态平衡，大肆浪费各种资源，盗窃捕杀珍稀动植物，毁灭物种，结果遭到自然的报复惩罚。近二十年来，国人总结吸取经验教训，变得明智仁义了，不再把自然视为敌人，而是把自然当朋友，与之友善相处，互利互惠，讲求天人和谐、天人合一。党和政府狠抓生态文明建设，在维护生态环境、生态平衡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尤其是中共十九大，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从“四位一体”（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变为“五位一体”（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为了建设美丽中国（包括美丽农林、美丽牧区、美丽城镇、美丽港湾等）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有效的和严厉的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从前流行一个口号：“为了金山银山，管它绿水青山”。后来变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最后变为：“有了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句话，越来越多的国人，已经和正在变自然之敌为自然之友。

　　11.变臣民为公民。从历史上看，我国长期实行皇权专制，君王（皇帝）大权独揽，至高无上，“君者天也”“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民群众对君王、朝廷即官员卑躬屈膝，没有独立人格。他们是臣民，而非公民。鲁迅讲过，中国文化说到底是“侍奉主子的文化”。侍奉主子，一层一层地侍奉下去，就是臣服的文化。这样的社会，就叫臣民社会。鲁迅是提出以“人国”即个人人格得到尊重的国家，取代“沙聚之邦”（即由没有个人人格的一群臣民组成的国家）。旧中国的确是沙聚之邦。现代社会与此相反，取消了臣服，整个国家机器按民主法制原则运转，政府机构为老百姓服务，老百姓具有独立人格，享有充分的自由民主，而且能政治参与。不是君权第一，而是民权第一;不是君本位，而是民本位。实现现代化对文明古国而言，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坎，那就是变臣民社会为公民社会，变传统的臣民为现代公民。传统是一个顽固的力量。“百毒之虫，死而不僵”。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革”那十年，皇权专制主义或者说封建主义残余严重存在，人民群众并未真正成为具有独立人格和意志的公民。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努力划清皇权专制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界限，认真批判、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由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大步迈开步伐。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提出政府机关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而法制社会不是别的，正是公民社会。请注意：这里讲的“公民”，不是法律意义的“公民”（取得某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而是政治学中的“公民”。人民群众在事实上成为社会主人，真正当家作主，享有充分民主自由，可以对计划、政策、决定提出异议，敢于说“不”，可以对社会公仆（政府机关）进行挑选和监督，敢于同公仆的侵权行为（政府权力侵犯公民权利）作斗争，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自觉履行公民义务，负起社会责任。目前在这方面我们已取得很大成绩，但还做得很不够，任务还比较艰巨复杂，任重而道远。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人的进步发展，除上述十一个转变外，还有如下十个结合。
　　1.爱国与爱家相结合。中国人家庭观念根深蒂固，是天生的爱家主义者。家离不开国，“覆巢之下，宁为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也爱国。但在漫长的旧社会，代表国的是历代王朝，包括清王朝和蒋家王朝。他们剥削愚弄欺压老百姓，严重伤害了民众的爱国情怀，以致出现爱家不爱国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后，代表国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照维护老百姓的权益。从此，国是大家，家是小家，家与国紧密结合，成为真正的“国家”和“家国”。从总体上讲，当今的社会成员既是爱家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站在小家的立场上，应更多地关爱中国这个大家;站在政府的位置上，应更多地关爱老百姓的小家。家与国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可以兼顾共荣的。当在特殊情况下不能两全其美时，有觉悟的民众会舍小家顾大家，发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崇高精神。
　　2.群体与个体相结合。民族传统文化历来重群体、轻个体，以群体为本位，个体长期被束缚压抑。“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思考的重心从“群”移向“己”（“独”），唤起个体意识的觉醒，但此思想解放潮流后来被中断。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强调的是集体主义、群众观点、阶级意识，个人是组织的手段、器物、工具。社会出现了一批两面人，他们口头上高喊集体主义，内心深处和实际作为则是极端个人主义;他们要求别人以群体为重，自己则唯我独尊凌驾于集体之上。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党和政府总结了经验教训，正确处理群（集体）和独（个人）的关系：既维护集体利益公有财产，又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既形成合力，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又充分调动发挥个体的智慧、积极性和创造性;既在全社会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核心价值观，又承认个人的不同兴趣爱好选择追求和生活方式。在宣传教育方面：既讲群体价值，又讲个体价值;既弘扬主旋律，又提倡多样化;既讲公民义务，又讲公民权利;既讲个人的社会责任，又讲自己对人生负责;既讲同心同德、共同奋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又讲自尊自信自强自律、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等等。当今社会的主流，是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相结合，大觉醒。 　　3.公与私相结合。公与私本来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但相当一部分人自私自利、鼠目寸光、有私无公、损公肥私、假公济私。与此相反，另一部分人（包括组织）片面宣传大公无私，破私立公，私有制与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私心是万恶之源，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而相极相通，都把公与私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结果两败俱伤。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政府纠正上述两种偏差，在政策上和法律上保护私有财产、私营经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结合和融合（混合经济）。在宣传教育方面，引导干部群众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认定集体主义并不排斥个人主义，只是反对极端个人主义;既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又讲“大河之水小河灌，小河水满大河宽”。在公私关系上：既反对“唯私”论，又反对“唯公”论;既反对损公肥私、假公济私，又反对以公亚私伤私;主张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公私结合兼顾相容和大公小私，先公后私。在处理公与私、群体与个体关系时，既依据法，又依据礼，把守法与守礼结合起来。当公与私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矛盾冲突而不能两全其美时，应该“公”字当头，舍私为公。上述思想观念和道德伦理，在经历一番曲折后，日益成为社会共识。
　　4.进取与保守相结合。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成立前后，我国处于大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特点，是推翻的旧制度，创建新制度。与之相联系，国人的品质言行，是破坏与成立相结合，表现为破旧立新，大破大立，不破不立，先破后立。梁启超说：“破坏本非德也，而无如往古来今之世界，其蒙垢积污之时常多，非时时摧陷廓清之，则不足以进步，于是而破坏之效力显焉。今日之中国……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而“凡所以破坏者，为成立也，故持破坏主义者，不可不先认此目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宣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工作重心转向建设。建设学习与革命时期不同，应该是创业与守业相结合，或者说，创新与守成相结合，进取与保守相结合。但“文革”期间，在“大破四旧”的名义下，大肆摧毁优秀传统文化，破坏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去清除、扫荡、消灭，这是极端错误荒谬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迅速转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需要进取与保守相结合。对祖先的优秀文化遗产，对建设和改革成果，对党和政府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政策法规，对人民群众的创造和拥有的财富，我们一定要珍惜、维护、坚持、巩固、保存、守卫，这就是保守。与此同时，不能满足现状，墨守成规，画地为牢，还要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发展前进，开拓创新，革故鼎新，这就是进取。在培养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方面，同样需要既进取又保守，既有创新又有继承，进取与保守相互支持和制约，缺一不可。没有进取的保守，那是僵化顽固;没有保守的进取，那是盲动乱干。这两种偏向必须防止和纠正。梁启超写道：“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这里既有保守（继承），又有进取（创新）。“世界上万事万物，不外两大主义：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之运用此两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释新民主义》）
　　5.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相结合。旧社会的中国人，严重缺乏科学素质，人文素养中有不少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我们今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加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二者如车之二两轮、鸟之双翼。作为社会主义公民（新人），既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素质，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尤其是科学精神，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包括理想信念、性格情感、道德良心、人道人性，核心是人文精神。简言之，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求善。科学必须以人文为导向，人文必须以科学为基础。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中有科学的珍璞。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科学中有人文的内涵和精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交融，有利于形成正确的人生追求;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交融，有利于形成完备的知识基础;科学思想与人文思想交融，有利于形成优秀的思想品质;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交融，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工作方法;科学态度与人文态度相融，有利于形成和谐的主客关系。回顾旧社会，重人文轻科学，肯定是错误的。如果今天重科学而轻人文，有可能误入歧途。
　　6.工作者与学习者相结合。在舊社会，广大工农群众失去了读书上学的机会，他们只是体力劳动者而不是学习者。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工学分离的状况得到改变，社会成员既是工作者又是学习者。“文革”期间学校停办，盲目宣传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不学数理化照样干革命，批白专道路、树立白卷英雄，严重伤害了人民群众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和权利。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大力倡导生产劳动与读书学习相互支持促进，在干中学和学中干，工学两不误。响亮提出创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国家、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组织、学习型家庭，培养学习型公民，在全社会大兴学习之风。学习型社会，学习者生存。希望属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人。每个公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既是工作者又是学习者，一身而二任焉。
　　7.经济人与伦理人相结合。社会以经济为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变成经济关系，如商品交换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厂家商家与顾客用户的关系，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合同中甲方与乙方的关系等。人们都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当事人，拥有私人财产，为发家致富而努力，讲求如何赚钱和花钱。一句话，变成经济人。在我国，成为经济人有其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但也有局限性。与此同时还应该成为伦理人。党和政府在依法治国的同时实行以德治国，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和两手硬，大力倡导公民道德规范，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使他们成为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心地善良，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伦理人，防止和避免异化为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没有天理良心的畸形经济人。这种与伦理人相结合的经济人，不是野蛮的经济人，而是文明的经济人;不是兽性的经济人，而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能够做到六个结合：既谋利，又仗义，义利结合;既利己，又利人，人我结合;既为私，又为公，公私结合;既竞争，又合作，竞合结合;既机灵，又守信，智信结合;既有本事，又有良心，德才结合。 　　8.小人与大人相结合。古籍中的“小人”和“大人”是多义词，本文特指养身者和养心者。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而“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朱熹注：“贱而小者，口腹也;贵而大者，心志也。”“大体，心也。小体，耳目之类也。”（《孟子·告子上》）按照孟子的说法，人之小体指耳、目、口、舌等身躯;大体则指心，包括心智、心思、心志、心灵。与此相联系，小人指善身者，大人指养心者。孟子本人十分重视养心，他说：“养心莫善寡欲。”“义理之悦我心。”“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他批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注中有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舆，俯仰无垠。人于其间，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大仓稊米，参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来今，孰无此心？心为形役，乃兽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动静，投闲抵隙，为厥心病。一心之微，众欲攻之，其与存者，呜呼几希！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从令。”从原则上讲，人生在世，应该养身与养心相结合，养身是基础，养心是精髓，而“天君泰然，百体从令”。回顾旧社会，工农群众饥寒交迫，如同牛马，谈不上养身和养心。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基本上解决了温饱，实现了小康。从总体上讲，广大人民群众有条件养生，越来越重视养生，社会出现了养生热，包括养身和养心这两个方面，也就是把当小人和当大人结合起来，争取身心健康，身心和谐。相反，现阶段有一部分人，只知养身，如练功打拳、服药进补之类，而不知养心，在小人和大人的关系上，顾一头，丢一头，这是片面做法。更有甚者，扭曲养身，放纵耳目口舌之欲，一味追求吃喝玩乐穿戴声色车马等物质生活享受，甚至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玩物丧志。他们以小害大，以贱害贵，是小人（养身者）中的小人（人格品德污浊者），而不是大人和君子。此种粗鄙生活、畸形人生，不足为例。值得赞扬学习的是：有一部分社会成员既重视养身，更重视养心。在物质生活上，他们追求健康、科学、简朴;在精神生活（包括心智生活和心灵生活）上，则追求善良、丰富、高尚。他们深知，“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他们既是“小人”——善于养身（小体）者，又是“大人”——乐于和善于养心（大体）者。他们不仅有知识学问技能本事，而且有理想信念、天地良心、道德情操、精神气概。换言之，具有主心骨和“定海神针”，因而能站稳立场，顶住歪理，抗拒诱惑，管好自己。
　　9.纸民与网名相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学习的基本方式是读书，获取信息的基本途径是看报刊文件，两地通讯主要靠信件，购买商品和上公共食堂得凭票（钞票、布票、粮票、饭票、购物券），经济往来离不开书面合同协议借条欠条，开会时大都带着笔记本做笔记，政府文件都是纸制品，向民众宣传主要通过标语、布告、公示、判决书。因此，国人很大程度上是纸民。近十年来情况巨变：手机、计算机、互联网日益广泛频仍的使用，官方和民间的活动大都借助刷卡、手机、上网，刷卡不仅可以开门乘车，而且可以购物消费。网络不仅普遍应用在游戏娱乐、交朋结友和谈情说爱中，而且广泛应用于教学中、考试中、医疗中、营销中、会议中、审判中。网络战不仅出现在战场上，而且出现在商场上。因此，越来越多的国人变成网民。从总体上讲，当今国人既是纸民又是网民，纸民与网民相结合。纸民不要拒绝当网民，网民也不要嘲笑纸民“落后”。热衷玩电脑，不可忽视潜心读书。有人说：“当今人类最大的区分是数字化和非数字化。”此言差矣，人类最大的区分，依然是善良和邪恶。
　　10.国民与宇民相结合。当前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经济全球化（无国界经济）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势不可挡，跨国公司的势力和作用越来越大，各民族国家的交往十分频繁，谁也离不开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大踏步走向世界，不斷发展扩大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为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世界各国也纷纷进入中国，需要中国，加之人类面临不少严重问题和挑战，所谓“全球性人类困境”，如核威胁、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生物遗传工程（如克隆技术），某些毁灭性流行病毒等，迫切需要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政治协调的加强和各民族文化的趋同，使得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世界社会”逐渐显露雏形。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就有了两重身份：既是本国公民，要为自己国家服务，又是世界公民，要为保护地球尽责。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他强调：在珍视国家独立主权，树立民族自信心的同时，要为世界尽可能的做出更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时代潮流，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当好国民即中国人，又要当好宇民即地球人;既是中国公民，又是世界公民;既有爱国主义思想精神，又有国际主义的思想精神;既要从中国看世界，又要从世界看中国;既有国民意识，又有宇民意思;既要培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要采纳吸取人类共同价值。就中外文化交流而言，既要提倡拿来主义，又要提倡送去主义。上述两个方面必须结合起来，缺一不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由于翻身作了主人，又有中国工产党的坚强领导，其作为社会人或国家公司的政治地位、人身权利、物质待遇以及自身素质得到全面提升;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满足。我们在各方面还有很多不足需要继续改进、提高。我们更有“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需要全体国人团结一心，不舍昼夜地去完成。战斗还未有穷期。努力奔跑吧，中国人！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