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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从儒学在汉代形成的新内容入手探讨其发展。儒学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断完善和适应社会的潮流，形成自己新的思想体系特色，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同时，在汉代统一背景之下的儒学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在当时思想、道德、社会结构层面具有巨大的整合作用，至今仍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新儒学特色发展
在全球化盛行的同时需冷静考虑根源意识，摒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的执见。早起的儒学经过孔子、孟子、荀子的创立和发展，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秦朝的“焚书坑儒”使儒学受到压制，走向低潮。由于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儒家思想逐渐复苏。
一、浅析新儒学
说起儒，儒学，儒家一类的词，大家也许就会首先想到春秋战国时候的孔子。中国历史有两个可以称得上圣人，一个是武圣人关羽，另外一个就是大学问家孔子，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汉代以后的儒学，不仅仅局限于心性之学或者考据之学的范围，而是在社会政治事务、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的各方面沿着先秦儒的博大范围扩张，渗透到全社会，适应并指引人们的生活。儒学落实在政治制度、社会风尚、教育宗旨以及私人修养之中，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结晶，是朝野多数人的信念信仰或所谓安身立命之道，乃至到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汉代宇宙论的丰富为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形而上基础，“天人感应”思想也构成了汉代儒学的鲜明特色。 以《大学》这一典型文本为例，从“天人感应”这一特色思维模式阐释来看，其意义基本可以自足，并不存在后世所认为的缺简错简等问题。“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从三个维度阐发了“天人感应”这个主题。“格物致知”讨论的是“天人之际”即“天人感应”的边界，实现过程中需要有天的参与。诚意、正心、修身等均为人力所及之范围。《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儒者对时代命题的思考与解读。
二、汉代儒学的特色
汉代是我国历史中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随着中央集权制下的统一帝国之建立、布衣将相之崛起、帝国疆域扩展延伸，汉人试图对宇宙间万事万物进行全面的总结概括。尽管汉代的宇宙论显得比较朴拙，甚至流于神学的荒诞，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宇宙论的思维方式已经具有一定哲学与文化意味，“对天人之际的探究，是战国秦汉间的文化主潮，此时天文、地理、律历、数学诸学说的发展，为诸子的思想提供了宇宙论的根据。
天道观经过诸子“哲学的突破”，已摆脱了原始文化的范畴。而讨论天人之际的目的，在于讨论如何按照这一新被认识的宇宙法则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太平治世。宇宙的构成在人们心目中变得越复杂越清晰，人们对社会的构思也变得越庞大越理想”[1]。这种通过总结宇宙规则以构建合理的社会人生之思考方式被著名汉学家史华慈称为“不可化约性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不可化约的复杂多样性。四季、五个方向、天体运行的模式、人类社会及《尚书？洪范》篇中宇宙论中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甚至是人类心理的各种微小的变化与细节，都被当作基本的材料。这些现象无法化约，但却以一种‘感应’的方式彼此相关”[2]，而这类建立于宇宙论基础上的“天人感应”思维模式正是汉代儒学的真正特色。
《礼记》作为汉代经学的代表性文本，所欲阐释的思想、所须解决的问题符合汉代时代需要，反应了汉朝时代特色。《礼记》作为汉代儒学的典型文本，本是儒家阐释礼仪的相关论文合集，著作时代从战国延续至汉初，各篇章的作者也并非一人。只因缺乏相关记载，西汉儒者所作的“加工整理”无法详细推论，但其指导思想却是非常清晰的，《礼记》一开始就是以“天人合一”作为理论的起点， 最后合乎逻辑地发展为天人感应的思想，从而为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铺平了道路 。新儒学仍在发展之中，我们应以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的心态对待之。
三、新儒学的发展
窦太后去世，田蚧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招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公孙弘也因治《春秋》为丞相，儒学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如果说窦婴、田蚧、赵绾、王臧、公孙弘等力图在政治权力上为儒学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那么，董仲舒则呕心沥血。竭力为儒学的振兴建构理论大厦。董仲舒的学说以儒家仁义为中心，融合了法家重法律、重制度的合理成分，这也与荀子类似。董仲舒则把一切国家制度、伦理道德的终极来源归结于天的意志，以便借助天的权威，促使世俗政权按照他的学说修身治国。董仲舒的这一思维模式很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他们非常乐意把董仲舒的这些理论转化成麻痹民众、稳定政权的统治工具。因此，董仲舒“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的主观愿望往往戏剧性地导致了“伸天而屈民”、“屈民而伸君”的实际效果。汉武帝乃至后代君王乐于宣扬董仲舒的这些思想，原因之一恐在于此。
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春，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汉书？武帝本纪》）。后来，公孙弘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史记？儒林列传》）汉武帝采纳了公孙弘的建议。从此.儒家学说从自下而上的民间学说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又通过国家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宣传与推动，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经过历代政治实践的检验与选择，以及数代士人特别是儒者的不懈努力，孔孟荀等儒家先贤以儒学治理天下的主张最终从理想变为了现实。儒家学说最终上升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思想，显然与荀子及秦汉儒者的自我革新与积极倡导息息相关，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可供中华民族选择的思想资源中。自我革新后的儒学与其他学说相比。更适合指导人们修身、治国、平天下。
参考文献
[1] 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M].北京：中华书局，2003：154.
[2] 许纪霖，宋宏.史华慈论中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34.
【关键词】新儒学特色发展
在全球化盛行的同时需冷静考虑根源意识，摒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的执见。早起的儒学经过孔子、孟子、荀子的创立和发展，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秦朝的“焚书坑儒”使儒学受到压制，走向低潮。由于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儒家思想逐渐复苏。
一、浅析新儒学
说起儒，儒学，儒家一类的词，大家也许就会首先想到春秋战国时候的孔子。中国历史有两个可以称得上圣人，一个是武圣人关羽，另外一个就是大学问家孔子，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汉代以后的儒学，不仅仅局限于心性之学或者考据之学的范围，而是在社会政治事务、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的各方面沿着先秦儒的博大范围扩张，渗透到全社会，适应并指引人们的生活。儒学落实在政治制度、社会风尚、教育宗旨以及私人修养之中，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结晶，是朝野多数人的信念信仰或所谓安身立命之道，乃至到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汉代宇宙论的丰富为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形而上基础，“天人感应”思想也构成了汉代儒学的鲜明特色。 以《大学》这一典型文本为例，从“天人感应”这一特色思维模式阐释来看，其意义基本可以自足，并不存在后世所认为的缺简错简等问题。“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从三个维度阐发了“天人感应”这个主题。“格物致知”讨论的是“天人之际”即“天人感应”的边界，实现过程中需要有天的参与。诚意、正心、修身等均为人力所及之范围。《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儒者对时代命题的思考与解读。
二、汉代儒学的特色
汉代是我国历史中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随着中央集权制下的统一帝国之建立、布衣将相之崛起、帝国疆域扩展延伸，汉人试图对宇宙间万事万物进行全面的总结概括。尽管汉代的宇宙论显得比较朴拙，甚至流于神学的荒诞，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宇宙论的思维方式已经具有一定哲学与文化意味，“对天人之际的探究，是战国秦汉间的文化主潮，此时天文、地理、律历、数学诸学说的发展，为诸子的思想提供了宇宙论的根据。
天道观经过诸子“哲学的突破”，已摆脱了原始文化的范畴。而讨论天人之际的目的，在于讨论如何按照这一新被认识的宇宙法则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太平治世。宇宙的构成在人们心目中变得越复杂越清晰，人们对社会的构思也变得越庞大越理想”[1]。这种通过总结宇宙规则以构建合理的社会人生之思考方式被著名汉学家史华慈称为“不可化约性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不可化约的复杂多样性。四季、五个方向、天体运行的模式、人类社会及《尚书？洪范》篇中宇宙论中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甚至是人类心理的各种微小的变化与细节，都被当作基本的材料。这些现象无法化约，但却以一种‘感应’的方式彼此相关”[2]，而这类建立于宇宙论基础上的“天人感应”思维模式正是汉代儒学的真正特色。
《礼记》作为汉代经学的代表性文本，所欲阐释的思想、所须解决的问题符合汉代时代需要，反应了汉朝时代特色。《礼记》作为汉代儒学的典型文本，本是儒家阐释礼仪的相关论文合集，著作时代从战国延续至汉初，各篇章的作者也并非一人。只因缺乏相关记载，西汉儒者所作的“加工整理”无法详细推论，但其指导思想却是非常清晰的，《礼记》一开始就是以“天人合一”作为理论的起点， 最后合乎逻辑地发展为天人感应的思想，从而为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铺平了道路 。新儒学仍在发展之中，我们应以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的心态对待之。
三、新儒学的发展
窦太后去世，田蚧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招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公孙弘也因治《春秋》为丞相，儒学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如果说窦婴、田蚧、赵绾、王臧、公孙弘等力图在政治权力上为儒学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那么，董仲舒则呕心沥血。竭力为儒学的振兴建构理论大厦。董仲舒的学说以儒家仁义为中心，融合了法家重法律、重制度的合理成分，这也与荀子类似。董仲舒则把一切国家制度、伦理道德的终极来源归结于天的意志，以便借助天的权威，促使世俗政权按照他的学说修身治国。董仲舒的这一思维模式很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他们非常乐意把董仲舒的这些理论转化成麻痹民众、稳定政权的统治工具。因此，董仲舒“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的主观愿望往往戏剧性地导致了“伸天而屈民”、“屈民而伸君”的实际效果。汉武帝乃至后代君王乐于宣扬董仲舒的这些思想，原因之一恐在于此。
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春，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汉书？武帝本纪》）。后来，公孙弘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史记？儒林列传》）汉武帝采纳了公孙弘的建议。从此.儒家学说从自下而上的民间学说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又通过国家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宣传与推动，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经过历代政治实践的检验与选择，以及数代士人特别是儒者的不懈努力，孔孟荀等儒家先贤以儒学治理天下的主张最终从理想变为了现实。儒家学说最终上升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思想，显然与荀子及秦汉儒者的自我革新与积极倡导息息相关，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可供中华民族选择的思想资源中。自我革新后的儒学与其他学说相比。更适合指导人们修身、治国、平天下。
参考文献
[1] 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M].北京：中华书局，2003：154.
[2] 许纪霖，宋宏.史华慈论中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