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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以美国为代表的海外国家显然并未履行以公平竞争赢得合作与尊重的承诺。选择如此规模的公开诉讼，对华为而言实为先礼后兵的无奈之举。
3月7日上午，华为在深圳总部正式宣布起诉美国政府。
华为起诉书显示，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在没有经过任何行政或司法程序的情况下，禁止所有美国政府机构从华为购买设备和服务，还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华为的客户签署合同或向其提供资助和贷款。
华为认为，此举违背了美国宪法中剥夺公权法案条款、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此外，国会不仅以立法形式限制华为进入美国市场，还试图执法和裁决有无违法行为，违背了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当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就华为宣布起诉美国政府答记者问时表示“完全理解”。
美国2019年国防授权法的合宪性问题素有争议，陆慷指出，中国政府也就其中涉华的消极内容向美方提出过严正交涉;而对于华为起诉美国政府的举动，其认为“是完全正当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自媒体科技杂谈创始人王云辉对此评论称，华为即使不起诉，美国政府依然会继续打压。因此，华为这一起诉是按照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规则体系，对美国政府的合理的、合法的反击;其核心价值，在于从根本上否定了美国政府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伪装，在大义上奠立自己的防护体系根基。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缩求和平，则和平亡。”王云辉如是说。这不是华为第一次被美国政府“找茬”了。
2012年，美国众议院就以“国家安全”为名义，否决华为进入美国市场的投标并购。
2016年，美国商务部曾对华为发出行政传唤，要求华为提供过去5年向古巴、伊朗、朝鲜、苏丹和叙利亚出口或再出口美国技术的全部信息，以配合美国调查华为是否违反美国相关出口管制规定。
2018年4月，美国媒体援引知情者消息称，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华为是否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有关制裁;随后华为官方回应称“华为遵守开展业务所在地的所有适用法律和监管规定，包括适用于联合国、美国和欧盟关于出口管制和制裁的法律与监管规定。”
2018年8月，特朗普政府签署《国防授权法案》，禁止美国政府和承包商使用华为技术。
最明显的当数2018年12月1日，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被加拿大当局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留，此后中国遂与美、加政府进行了多轮磋商。
根据最新进展，孟晚舟的律师团已经于3月4日对加拿大政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皇家骑警（即联邦警察）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在未告知她的情况下，就对她进行逮捕、搜查和审讯，这些做法都侵犯了她的宪法权利。
除美国政府之外，华为近年在亚太、欧洲等其他海外市场的进展也不甚理想。
同样在2012年，英国议会情报和安全监管部门也曾展开过对华为的调查，理由是华为的通信基础设施可能给英国带来潜在安全威胁，但最终没有任何发现。
在美国带头下，2018年下半年，印度、韩国、澳大利亚都纷纷以“国家安全”理由，禁止华为参加他们的国内5G网络建设，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考虑限制华为的业务。
2019年1月31日，有外媒援引欧盟4位官员消息透露，欧盟执委会正在考虑修改2016年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以此阻止欧盟企业使用华为的设备。面对屡屡被戴上威胁“他国国安”帽子的指控，华为今年也曾开展密集的“多国公关战”。
2019年1月16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华为深圳总部接受了包括CNBC、彭博社、《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海外知名媒体采访，向国际上传达了华为严格遵守各国法律的立场。
任正非强调，“中国没有法律要求任何公司必须安装强制后门，华为和我个人也从未收到任何政府要求提供不当信息的请求。”针对西方对华为窃取知识产权的指控，任正非在次日回应称，华为目前拥有的近9万项专利中，超过1万项核心专利是在美国授权的，并已经和很多西方公司达成了专利交叉许可。
一个月后的2月18日，在2019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召开前夕，任正非在英国广播公司发布的一段独家专访中，表达了华为的原则和强势，“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美国并不代表世界，美国只代表世界的一部分。”
就在任正非此番发言后的第三天，特朗普旋即在推特上表示，“我希望美国尽可能快地发展5G，甚至6G技术，美国公司必须加紧努力，否则就会落后……我希望美国公司能够通过竞争去获胜，而不是靠封杀当下更先进的技术。”紧接着，任正非似乎有针对性地再次接受了美国记者采访。
“首先我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大人物。原本5G并不为常人所知，但现在这些大人物都在谈论5G，我们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合同。”任正非表示。
然而时至今日，以美国为代表的海外国家显然并未履行以公平竞争赢得合作与尊重的承诺。选择如此规模的公开诉讼，对华为而言实为先礼后兵的无奈之举。
有媒体报称，关于“美国为什么会对华为公司进行全面的打压”一问，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轮值董事长郭平曾做过公开回应。郭平表示，“答案就在2013年被爱德华·斯诺登曝光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机密文件中”。
郭平直言，美国国家安全局与某些美国科技公司和电信运营商保持着“企业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使美国国家安全局能够访问“世界各地的高容量国际光缆、交换机和路由器”，这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得以“收集一切信息”的原因。
而总部在中国且在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的华为，无疑大大降低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建立“企业合作关系”的可能性。
第二個原因或与5G有关。郭平指出，华为已经比竞争对手领先大约一年，如果美国通过把华为抹黑成“安全威胁”，从而成功把华为阻挡在全球5G网络之外，那么它就能够保住想监听谁就监听谁的能力。而且，如果能压制一家削弱美国在数字领域主导地位的公司，那么美国也能从中直接受益。
3月7日上午，华为在深圳总部正式宣布起诉美国政府。
华为起诉书显示，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在没有经过任何行政或司法程序的情况下，禁止所有美国政府机构从华为购买设备和服务，还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与华为的客户签署合同或向其提供资助和贷款。
华为认为，此举违背了美国宪法中剥夺公权法案条款、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此外，国会不仅以立法形式限制华为进入美国市场，还试图执法和裁决有无违法行为，违背了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当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就华为宣布起诉美国政府答记者问时表示“完全理解”。
美国2019年国防授权法的合宪性问题素有争议，陆慷指出，中国政府也就其中涉华的消极内容向美方提出过严正交涉;而对于华为起诉美国政府的举动，其认为“是完全正当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自媒体科技杂谈创始人王云辉对此评论称，华为即使不起诉，美国政府依然会继续打压。因此，华为这一起诉是按照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规则体系，对美国政府的合理的、合法的反击;其核心价值，在于从根本上否定了美国政府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伪装，在大义上奠立自己的防护体系根基。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缩求和平，则和平亡。”王云辉如是说。这不是华为第一次被美国政府“找茬”了。
2012年，美国众议院就以“国家安全”为名义，否决华为进入美国市场的投标并购。
2016年，美国商务部曾对华为发出行政传唤，要求华为提供过去5年向古巴、伊朗、朝鲜、苏丹和叙利亚出口或再出口美国技术的全部信息，以配合美国调查华为是否违反美国相关出口管制规定。
2018年4月，美国媒体援引知情者消息称，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华为是否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有关制裁;随后华为官方回应称“华为遵守开展业务所在地的所有适用法律和监管规定，包括适用于联合国、美国和欧盟关于出口管制和制裁的法律与监管规定。”
2018年8月，特朗普政府签署《国防授权法案》，禁止美国政府和承包商使用华为技术。
最明显的当数2018年12月1日，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被加拿大当局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留，此后中国遂与美、加政府进行了多轮磋商。
根据最新进展，孟晚舟的律师团已经于3月4日对加拿大政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皇家骑警（即联邦警察）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在未告知她的情况下，就对她进行逮捕、搜查和审讯，这些做法都侵犯了她的宪法权利。
除美国政府之外，华为近年在亚太、欧洲等其他海外市场的进展也不甚理想。
同样在2012年，英国议会情报和安全监管部门也曾展开过对华为的调查，理由是华为的通信基础设施可能给英国带来潜在安全威胁，但最终没有任何发现。
在美国带头下，2018年下半年，印度、韩国、澳大利亚都纷纷以“国家安全”理由，禁止华为参加他们的国内5G网络建设，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考虑限制华为的业务。
2019年1月31日，有外媒援引欧盟4位官员消息透露，欧盟执委会正在考虑修改2016年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以此阻止欧盟企业使用华为的设备。面对屡屡被戴上威胁“他国国安”帽子的指控，华为今年也曾开展密集的“多国公关战”。
2019年1月16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华为深圳总部接受了包括CNBC、彭博社、《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海外知名媒体采访，向国际上传达了华为严格遵守各国法律的立场。
任正非强调，“中国没有法律要求任何公司必须安装强制后门，华为和我个人也从未收到任何政府要求提供不当信息的请求。”针对西方对华为窃取知识产权的指控，任正非在次日回应称，华为目前拥有的近9万项专利中，超过1万项核心专利是在美国授权的，并已经和很多西方公司达成了专利交叉许可。
一个月后的2月18日，在2019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召开前夕，任正非在英国广播公司发布的一段独家专访中，表达了华为的原则和强势，“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美国并不代表世界，美国只代表世界的一部分。”
就在任正非此番发言后的第三天，特朗普旋即在推特上表示，“我希望美国尽可能快地发展5G，甚至6G技术，美国公司必须加紧努力，否则就会落后……我希望美国公司能够通过竞争去获胜，而不是靠封杀当下更先进的技术。”紧接着，任正非似乎有针对性地再次接受了美国记者采访。
“首先我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大人物。原本5G并不为常人所知，但现在这些大人物都在谈论5G，我们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合同。”任正非表示。
然而时至今日，以美国为代表的海外国家显然并未履行以公平竞争赢得合作与尊重的承诺。选择如此规模的公开诉讼，对华为而言实为先礼后兵的无奈之举。
有媒体报称，关于“美国为什么会对华为公司进行全面的打压”一问，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轮值董事长郭平曾做过公开回应。郭平表示，“答案就在2013年被爱德华·斯诺登曝光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机密文件中”。
郭平直言，美国国家安全局与某些美国科技公司和电信运营商保持着“企业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使美国国家安全局能够访问“世界各地的高容量国际光缆、交换机和路由器”，这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得以“收集一切信息”的原因。
而总部在中国且在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的华为，无疑大大降低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建立“企业合作关系”的可能性。
第二個原因或与5G有关。郭平指出，华为已经比竞争对手领先大约一年，如果美国通过把华为抹黑成“安全威胁”，从而成功把华为阻挡在全球5G网络之外，那么它就能够保住想监听谁就监听谁的能力。而且，如果能压制一家削弱美国在数字领域主导地位的公司，那么美国也能从中直接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