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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靖华教授是翻译介绍苏联文学的中国翻译家元老。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与抗日战争时期，他不顾个人安危，忍饥挨饿，将苏联革命作家鼓舞人心的声音巧妙地传达给战斗中的中国人民，被誉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人。
这是一则刊登在1920年9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上的招生广告：
本学社拟分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语外，各班皆从初步教授。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日内即行上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本社报名。此白。
不承想，就是这则短短的只有100多字的广告，就是这所狭小的只有一间教室的“外国语学社”，竟然决定了一位来自河南的24岁年青人的一生。
—他，就是曹靖华。
“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
今天，人们对于曹靖华的了解，不外乎这样两点：第一，他是杰出的俄语翻译家；第二，他是鲁迅与瞿秋白的挚友，尤其是那部凝聚着他们三个人心血的著名译作《铁流》，可谓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铁流》是苏联作家绥拉菲靡维奇在1921—1924年间写成的著名长篇小说。作品以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内战为题材，叙述了古班的红军—达曼军，带领着被古班的哥萨克富农和白匪军残害的红军家属以及遭到迫害的群众，突破叛乱者和白匪军的包围，进行英勇转移的事迹，反映了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表现了士兵群众如何由乌合之众成长为一支纪律严明的“铁流”的过程，尤其是成功地塑造了坚定勇敢的革命领袖郭如鹤的鲜明形象。
—红军将领肖华回忆说：“远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反映革命斗争的苏联文学作品如《铁流》等，就已经在中国工农红军中流传，伴随着红军战士跋涉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元老林伯渠回忆道：“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了多少版，印了多少份，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有看过这书的。它成了教育部队的教科书了。”
然而对于曹靖华来说，这一切的一切—成为翻译家也好，成为革命者也罢，竟然都是从上海一条普普通通的弄堂里开始的。
这里—渔阳里6号，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的地方。最初曹靖华是懵懵懂懂地走了进来，但是最后他却是明明白白地走了出去—
1921年，他怀揣着一张“新闻记者”的护照，与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人一起被派往了位于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学习；在这所学校里，他结识了教授俄语的中国教师瞿秋白，明白了自己所肩负的重任：“将革命的经验取回来”，做一名引水运肥的“农夫”。
1923年，他从苏联回国，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他又来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习，一边以“编外生”的身份在俄语系听课，一边则开始了翻译文学作品的实践。在北大，他结识了中共创始人李大钊，两年后受其派遣，前往开封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担任苏联顾问团的翻译；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随革命军北伐，并积极地向苏联顾问介绍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特别是鲁迅的作品。
1925年，为了帮助苏联友人王希礼将《阿Q正传》译成俄文，他与鲁迅建立了书信联系，并在鲁迅的关爱之下，加入未名社，正式步入五四新文学的阵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再次来到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及国立大学任教，并于此时结识了绥拉菲靡维奇、拉甫列涅夫、卡达耶夫、法捷耶夫、费定等当年活跃在苏联文坛上的著名作家，为其后来的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译本《铁流》的正式出版是在1931年11月。曹靖华曾经这样形容自己当年在国外翻译它时的艰难与困苦：“……我处在波罗的海海口上，处在大半年都是‘万里冰封’的冰雪世界，周围总是一望无际的森林的海洋，却缺乏必需的燃料。……我在室内，穿着大衣，戴着皮帽，北极熊似的缩在‘熊窝’里。”
曹靖华的努力没有白费，瞿秋白为了支持这位年轻人的工作，亲自代他翻译了该书的《序言》；远在国内的鲁迅为了鼓励这位年轻人的奋斗，不仅认真为其编校，还自掏腰包为这位从未谋面的青年翻译家出版了这部译著。那天他激动万分地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这部书表现出了“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是一朵“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
“‘和平之神’失去了”
人们都说，《铁流》是曹靖华翻译生涯的最高峰，也是他此生中的代表作。但是对于“渔阳里6号”来说，它却只能算是曹靖华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他那更加鲜活的生命、更加昂扬的步伐，则是从后来—即从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中开始的。
……这一天并不是1937年的7月7日，而是1933年的一个极其普通的秋日。—这一年的3月，日军进犯热河，占领长城各口；这一年的5月，日军攻占密云，直抵香河……这时的华北，已如大学生们所说，“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但是就在此时，曹靖华依照组织的安排，挈妇将子从苏联返回了北平。真名不能使用了，只好取个假名叫作“张敬斋”；户口报不上去，只好委托朋友帮忙，住进了要人们的避暑胜地小汤山。谁知正如他自己所戏谑的“穷人做不得富贵梦”，仅仅才过了三天，他的住所即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一家人狼狈逃亡，年幼的女儿险些遭遇横祸。事后，他才从他人口中断断续续得知，原来吉鸿昌的抗日部队就驻扎在小汤山一带，为此，这里成了敌机的追踪目标。
死里逃生的曹靖华开始了教书生涯，为了养家糊口，他同时在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由沈阳迁至北平的东北大学兼任了好几门功课。
—全荃是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她回忆道：
“一二·九”事件中，有一次靖师站在庄严的讲台上，怒斥日本侵略军侮辱中国的罪行，对“不抵抗主义”大加挞伐。他那点得着火的亮闪闪的双目，从近百年祖国苦难历史的长河中积下的累累忧愤，喷射出仇恨的火焰。他教学生怎样去爱，怎样去恨。在班上立刻激起了忧国的我们的重压在心头的“国破”的哀痛，为国耻我们痛哭失声！ —李强与范尚志是中法大学的学生，他们回忆道：
1936年夏，侵华日军强迫冀察政务委员会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为他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准备。6月23日，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来到北平，这天是向驻军举行授旗礼的日子，东交民巷布满了日本军队，一队队的日本坦克在前门大街大模大样、旁若无人地隆隆而过，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次日，我们正上国文课，曹先生带着从来没有过的阴沉脸色，一声不响地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端端正正的几个大字：
《6月23日纪事》
“同学们，写一篇记事文吧！”曹先生出完题，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顿时教室里只能听到同学们唰唰地写字声和曹先生的来回踱步声。当时使我们想起了法国文学家都德所写的《最后一课》的情景。那天一向谈笑风生、笑容可掬的曹先生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他那颗赤诚的爱国心感染着我们每一个同学……
—关山复是1933年考入东北大学的学生，他更是深情地回忆起了这样一件事情：
在“一二·九”运动中，曹先生同我们站在同一立场上。
……游行那一天，他到了东北大学北校，原准备给我们上课。在教员休息室中，他看见我们游行队伍正冲出校门；他还看见了我们衣服单薄，两手交错叉在衣袖里，在寒风中有点颤抖；他还听见学校反动当局、秘书长、代理校长王卓然指着我们的背影破口大骂：“这帮忘八蛋，都是拿了苏联卢布的！”曹先生对此情景极为气愤。到了“一二·一六”第二次游行时，曹先生乘着人力车赶上游行队伍后，就下车参加了游行。
……那天，年近四旬的曹靖华与爱国的学生们并肩走在反抗侵略的游行队伍当中，他是何等的豪迈，何等的激动。该时很少写散文的他，提笔写下了《十二月的风》：
在北平，十二月的风是多么狂暴啊！它魔手似地撕断了电线，咆哮着把灰尘扬到天空，使天地立即变为昏暗，人马车辆都瞎子似地呆在大路上，不敢向前摸索；它尖刀似地刺入人的骨髓，使人呼吸短促，喘不过气来。它……但在它的严威里，也精炼出了千千万万纯钢似的为民族独立自由而苦斗的可爱的青年。
……
在北平，十二月的风是多么狂暴啊！它卷起青年的血潮，洒遍了故都！它卷起了争自由的怒吼，滚遍了全中国，滚遍了全世界！侵略者及其走狗们在这狂暴的血潮与怒吼前边都发抖，胆寒。
数十年之后，有人曾向曹靖华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你从苏联回国后，为什么没有到上海去找鲁迅而是留在了北京？”曹靖华笑了，他平静地回答道：“当时确实有很多人劝我去上海，但是我在北京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北京大学我是挤不进去了，那边有胡适之；我就待在东北大学，这里有地下党的组织。……学校经济拮据，发不出工资，我就对他们说：你给我钱，我还不一定来；你不给我钱，我却一定要来！”
关于“不给钱也一定要来”的故事，背景是这样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禁锢于南京。从此东北大学失去了经费来源，数千东北学生濒临断炊之境地。在此困难时刻，某些教授乘学校之危，组织“索薪团”，实行罢教，企图搞垮东北大学，赶走爱国学生。而曹老不计个人报酬，准时到校上课，给我们讲“攻打冬宫”夺取政权的故事，激励青年学生勇往直前，坚持正义斗争。
这是当年的学生龚人放在《我心中的启明星》一文中的文字。就这样，曹靖华留在了北平，留在了“不给钱也一定要来”的东北大学。—他称这里是“学生运动的堡垒”，“颇有点莫斯科的味道”；他更悄悄地、一声不吭地去做那些属于他的“许多的事情”。
一天，一位名叫邹素寒的学生敲开了曹靖华的家门。端详片刻，他认出了面前的这位不速之客—虽说不是经常来上课，但他晓得他是校内地下党的负责人。果然邹素寒迫不及待地开口了：“曹先生，上海那边你可有政治上能够信赖的熟人？”
“最可信赖的，莫过于鲁迅了！”曹靖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那么能否将我介绍给他，请他帮点忙？”邹素寒“得寸进尺”了。
曹靖华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并立即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随后他又站起身来，从抽屉里拿出几张钞票：“杯水车薪，拿去买火车票吧……”
邹素寒此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曹靖华不便打听。但他相信，这就是他当初决定留下来并等待着要去做的“事情”之一了。—果然，邹素寒是身负重任的，他受北平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姚依林的派遣，前往上海与临时中央取得联系。那天邹素寒临走时，曹靖华托他给鲁迅带去了一袋小米；数日后邹素寒安全返回，他不仅带回了此行的佳音，还带回了鲁迅赠送给曹靖华的书籍。
……就这样，曹靖华一直留在了北平，留在了这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故都之中；就这样，留在故都之中的他，得以在1937年的夏天亲眼目睹了七七事变的烽火，亲身感受了北平沦陷的惨痛。他写下了《故都在烽烟里》一文，以倾吐出自己心中的血和泪—
“和平之神”失去了。
大炮机枪的交响曲，随着夜幕的升起，疯狂地演奏起来。
窗子的玻璃，被彻夜的连珠似的大炮的巨响震得乱响着。
……
夜幕刚刚撤去，大队的飞机由东边飞来，在平市的上空分别飞往西苑和南苑。刚越过了平市的上空，巨响的炸弹，不分个地响起来……
地震似的，全城都在颤动着……
从1933年的秋天算起，曹靖华在北平一共生活了四个年头。这四年中他翻译的作品并不是很多，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是难忘于自己在小汤山挨炸的经历呢，还是对北平的前途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他竟然选择并翻译了一篇苏联作家盖达尔创作的《第四座避弹室》。小说描写的是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无意中闯入了红军的炮击演习阵地，不承想演习很快便开始了，而他们藏身的地窖却正是炮击的主要目标—第四避弹室。于是乎，年幼的孩子们真真切切地尝受到了轰炸的滋味，也切切实实地经受过了死亡的威胁…… 这是一种难以诉说的滋味，既恐怖又无奈，但这种滋味很快地也让北平的市民们无一遗漏地尝受到了。—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气节，所有的文人学者们均为自己认真地选择了今后的道路：或是留在沦陷的城市之中，韬光养晦以待天明，如陈垣；或是追随国民政府前往大后方，开展各种类型的救亡工作，如老舍；又或是跟着学校一起迁移，坚守着三尺讲台，如陈寅恪、朱自清……
曹靖华选择的是后者—他携妇带子，颠沛辗转，由天津而烟台，而济南，而徐州……最后来到组建于西安的西北临时大学。在途经河南省罗山县岳丈家的时候，他带信给自己的父亲：“这一次在路上二十余天，忍饥受饿，到家后孩子大人都变了相，所以现在两月余，两儿身体还不能复原！人受罪，东西什物都丢了。现在连孩子们的冬衣还没预备齐……”
然而，新的学校与新的生活也并非如他当初所想象—执教才一个学期，校方（迁至汉中后易名为西北联合大学）竟然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罪名，将曹靖华及其他数名教授一同解聘了。曹靖华气愤难已，但他并没有沮丧，因为此时又有一个令他更加心动的工作正在遥远的地方等待着他……
“困苦结成了坚忍的果子”
鲁迅曾经将翻译苏联文学作品的工作比喻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如果说此前的曹靖华已经开始了零星的“偷运”的话，那么自1939年开始，他便正式投入了这一有组织有计划的“运输”工作了。—这次是周恩来同志亲自点的名，更是直接隶属于中共南方局文委的领导之下。
那还是1938年的夏末，尚在西北联大教书的曹靖华收到了周恩来发来的一封电报，令他火速南下，接受一项新的任务—“国共又合作了，……现在急需翻译人员，你是北伐战争时期的老工作者了，大家都同意你来！”就这样，尽管该时学校里斗争日趋激烈，尤其是校方无理地解聘了进步教授，曹靖华则不再恋栈，亦不再抗议了，他毅然地告别了汉中，告别了讲台，带领着全家再一次地上路了。
一路上风尘仆仆，一路上风餐露宿。1939年的春天，他们终于抵达了重庆，周恩来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笑了：“哈哈，你挖国民党的墙脚，他们当然要解聘你！—没关系，到中苏文化协会来吧，这是我们提的名。你会俄语，这工具正用得着。去公开地介绍反映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艺作品吧，这对于中国的读者，对于中国的革命都有用……”
周恩来所说的“中苏文化协会”，成立于1935年的10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迁至陪都重庆。从名义上讲，它是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的一个社会文化团体，由孙科担任会长；但实际上，它的主要活动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开展的。由于这个团体涉及到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因此国民党特务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便公开地进行破坏和捣乱。
经过一番改组，中苏文协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机构与新的人员—研究委员会由郭沫若、阳翰笙等人挂帅；妇女委员会由李德全、曹孟君等人负责；俄语专修学校由张冲（后为卜道明）具体掌权；财务委员会则有阎宝航、王炳南等人……曹靖华很快地也走马上任了，他以候补理事的身份出任编译委员会的副主任，具体负责苏联文学的译介工作，并于《中苏文化》杂志担任常务编委。
……一个崭新的生活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圈子形成了。在这里曹靖华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许多新的朋友也在这里熟识了曹靖华这个人。左翼剧联时期的元老葛一虹这样回忆道：
曹老其人，质朴敦厚，谦逊和气，说话不多而沉着有力；大约才过不惑之年，穿长褂，着便鞋，文质彬彬，有着长者风度，我们称他为老夫子。他住在近郊沙坪坝，每逢刊物发稿，就进城到编辑部将稿子从随身携带的小布包袱里取出来，从不误期。
曹靖华“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工作就这样正式地开始了！—当年的“渔阳里6号”，可谓是他战斗前的准备阶段；北京四年的生活，可谓是他战斗前的实弹演习。整整七个年头，他就在这里—位于重庆黄家垭口的中苏文协的小楼上，开始了他的由“老夫子”转变为“军火偷运者”的艰苦历程。
—这一年，曹靖华42岁。
谈到该时的艰苦与危难，第一个考验便是“轰炸”，而且是连续数日的“疲劳轰炸”。整天被困在防空洞里不说，最后就连自己的住房也被夷为平地，全部的家什化作了一片灰烬；唯一幸存的，就是鲁迅写给他的数十封信件—他像宝贝一样地时刻带在身边。
第二个考验则是“贫困”，因战争带来的无穷无尽的“贫困”。—妻子不得不去替别人洗衣服、打毛线，以零星的收入贴补家用；不满八岁的儿子为了省钱，每天光着脚板去上学；他自己则在“干打垒”的房前屋后种上点菜蔬，聊以填补辘辘的饥肠……这是曹靖华于1942年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从中足以见其一斑：“此地米，今日价格五百五六十元一市斗（十四斤），一般物价均以此为例。有产业的人尚觉苦，无房屋、无田地、无生意、无工厂等一无所有的人，一家数口，孩子们还要上学，一切生活全仗一支秃笔来应付维持，那大概是不会不苦的。”
从来不写诗的曹靖华，针对着日军的暴行，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野心铸就了残酷的事实，
困苦结成了坚忍的果子。
（人在心头都茁发了仇恨愤怒的苗芽。）
毒舌吐出了火焰，
吞噬了整个的生机！
（宇宙开始萧杀！）
轰炸，支解着多少手无寸铁的生命啊，
在中国大陆上深深刻下罪恶的丑痕；
（呵！这就叫做“维护东亚的和平”？）
你用尽人类将无可再残忍的屠杀吧，
我们的血与肉已唤醒了古老的祖国，
（中国已结成牢不可破的堡垒！）
用热血来写这最后的裁判吧！
黑暗的地底，
在等待侵略的恶魔去盘旋。
（人类的光明，就要射死撒旦！）
应该说，曹靖华的意志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曹靖华的转变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就在这首题为《轰炸篇》的最后，他落下的是这样几个字：“写于轰炸中”。 —这，也就是曹靖华“偷运军火”时的背景，他的一切工作就在这轰炸与贫困中开始了：
第一，他以惊人的毅力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与论著。
据《曹靖华》一书的作者丁言模统计：“在40年代前几年里，曹靖华接连翻译了几部苏联中长篇小说和为数不少的短篇小说、散文等，译文字数之多甚至超过了他在苏联列宁格勒的同样时间的工作量。”如果按照时间的先后，将它们粗略地排列出一张表格，那么则有—
1939年：论著《斯大林论列宁》，中篇小说《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1940年：短篇小说《侦察队长》《机关枪手雷巴克》，中篇小说《油船德宾特号》；
1941年：专著《阿·托尔斯泰自传》《文学史片言—高尔基的未发表的文学史导言》，随笔《致青年作家》《人类同我们在一起的》，民间故事集《列宁的故事》；
1942年：随笔《红军中的民族友爱》，民间故事集《鲜红的花》，短篇小说集《梦》，短篇小说《加拉乔夫》；
1943年：中篇小说《母与子》，长篇小说《虹》，短篇小说集《党证》；
1944年：长篇小说《保卫察里津》，短篇小说《亚丽萍》，剧本《侵略》《望穿秋水》，专著《我的道路》；
1945年：短篇小说集《死敌》；
……
这些几乎与之等身的译作，就是在“疲劳轰炸”的间隙中完成的，在简陋无比的“干打垒”的小屋中完成的。—没有电灯，他便在碗边并排点上五到六根灯草以充当油灯：“你们看，这像不像‘喀秋莎’？”曹靖华苦中作乐，竟然从灯草联想到了苏联战场上那一门门可以连续发射的大炮，正在向黑暗进军的大炮。1943年的8月27日，曹靖华翻译完了反映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长篇小说《虹》，他在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日寇的凶残，同德国侵略者可说是一丘之貉。《虹》里边所写的苏联人民遭受的灾难，我们的同胞在多年的抗战里，真是饱尝了的。而我们同胞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所表现的英勇斗争的精神，也是世界人士有口皆碑的。
……《虹》是一部小说，是用心血凝成的一部最现实的艺术上的杰作，同时也是强有力的战斗号召，它号召爱好和平、爱好自由的人民万众一心，有我无彼地毁灭最野蛮、最凶残、最黑暗的人类的公敌—法西斯侵略者！
—无疑，这就是曹靖华的动力，他将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军火”真正地“偷运”到了中国！
第二，他以不懈的努力编辑与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身为中苏文化协会编译委员会的负责人，编辑与出版工作无疑是他份内的重要之事。曹靖华亲自担任了《苏联文学丛书》与《苏联抗战文艺连丛》的主编；皖南事变后又接受了周恩来所布置的新任务：“目前，苏联作品没有可能出版了，你去组织一些可靠的力量，把时间集中起来，有计划、有系统地介绍世界古典名著，如老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狄更斯的名著选本。有中译本的，拿来看看译得怎么样；没有译本的，就自己动手翻译，它们都是世界的财富啊！”
曹靖华的研究者丁言模，称他是一位“有气魄、有远见、有独到见解的‘总导演’”，这一比喻的确是非常的恰当—第一，他能够独具慧眼，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趣味，挑选出各种体裁的构思新颖的作品；第二，他能够沙里淘金，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域，淘洗出各种有利于中国抗战需要的重要著作。
然而，这一工作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因为战争而带来的“原材料”上的“饥荒”：
在外国文学介绍方面，除了上述的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变动的主因之外，再加上由交通条件而影响到新的材料的供给困难，以及旧的书籍，甚至基本工具—如字典、百科全书等的丧失，使抗战三年来的文艺介绍工作受到不少的影响。……中国主要的水陆交通线，在抗战发动以后的短期中，都相继沦到敌人的手中。
这段文字来自于曹靖华的一篇文章—《抗战三年来的苏联文学介绍》，从内容上看，很像是代表中苏文协编译委员会所写的一份总结报告。尽管他罗列出了种种的困难，但他依然是乐观的，是信心十足的—他在文章中热情地歌颂了这支战斗在“风沙”中的“精神给养的运输队”，更将已经取得的成果一一列出了名单：《静静的顿河》《在特鲁厄尔前线》《从暴风雨里所诞生的》《列宁在一九一八》……
然而又有谁知道，就在这一个个的名单之后，曹靖华自己付出了多少心血？—为了能够尽快地获得国外最新出版的图书和杂志，他利用以往的老关系，频频向苏联的朋友们写信求援；为了能够团结更多的人士一道参与这项工作，他亲自邀请包括茅盾在内的著名作家们，从其他文字的版本中“转译”苏联的作品……
战争期间“精神食粮”的重要，曹靖华是深有体会的—这是前文已提到过的他当年的一位名叫全荃的学生所讲述的故事：
那时，我在重庆一所中学教书，为避日机轰炸，学校疏散在远郊一个大庙里，没有图书室，文化生活贫乏。靖师赠我十几本书，他自己翻译的《铁流》、《苏联作家七人集》、《第四十一》、《望穿秋水》，还有其他的书。他嘱：“求上进的青年们，可以和他们一起读。”……靖师的赠书，进一步引起那些中学生们各人把自己家中的藏书拿出来互助，读完那些，又感到不足，需要再多些新出版的书籍，于是发展成大家凑钱买书。……我把这事告知靖师，他大加鼓励，高高兴兴地带我去拜见生活书店的徐伯昕同志，得九折优惠，靖师还代我们挑选好书。如此几次，我们从靖师赠书到各拿藏书，又到师生凑钱买书，我们的宿舍内居然出现了一个有二百多本书的微型图书室，这不仅丰富了我和那些中学生的精神生活，思想上、学业上的促进更是大的。
—这可真是一个十足的“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故事了！
第三，他以巨大的热情帮助苏联驻华大使馆开办汉语培训班。
为了提高在华工作人员的汉语水平以及外交能力，苏联大使馆为其成员们开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曹靖华被聘为这个班的主讲教师。毕业于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的二等秘书谢·列·齐赫文斯基曾这样描述他们的这位老师：“……对自己承担的教学工作十分认真。每天早晨，不论是炎暑酷夏，或者是刺骨寒冬，不论是淫雨霏霏，或者是大雾弥漫，他总是穿着齐脚跟的青布长衫，一手拿着竹柄的黄色油纸伞，另一手提着一捆用蓝布包着的书籍，登上我们使馆的所在地枇杷山，前来为年轻的苏联学生上课。” ……曹靖华又重新登上了讲台，又重新面对着一张张苏联学生的脸。十数年前，他曾在列宁格勒的东方语言学院和国立大学教过书，十数年后他又再次同这些教授过的抑或没有教授过的学生们走进了同一个教室……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著名的外交官或是东方学家，例如M·贾丕才、K·克鲁季科夫、Б·韦列夏金等等；至于齐赫文斯基本人，更是成为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生。
苏联的学生们无比地感谢他们的老师曹靖华，而曹靖华却说他无比地感谢苏联的文学大师：“……这些用血与火写成的作品，都是熊熊的火团，它是发着眩惑人目的正义的、自由的光芒，燃烧着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公民的心，燃烧着世界上每一个反抗暴力与黑暗、卫护正义与光明的人士的心！”
那是1987年—即曹靖华90寿辰之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了他“各国人民友谊勋章”，此时已身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苏中友协中央理事会主席的齐赫文斯基写下了这样一篇文章：
曹靖华教授是翻译介绍苏联文学的一批光荣的中国翻译家们的元老，是以不懈努力架设并巩固苏中人民友谊桥梁的架桥人之一。在白色恐怖的险恶年代，在反侵略的抗日战争时期，他不顾个人安危，忍饥挨饿，将新的、俄罗斯革命作家鼓舞人心的声音巧妙地传达给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这位“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人，不仅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肯定，也得到了苏联人民的肯定。
……那么，对于这样的荣誉，曹靖华—从“渔阳里6号”走出来的曹靖华，被同事们视为“文质彬彬”的“老夫子”的曹靖华，在鲁迅眼中被认为是“一声不响”也不“一哄而起”的曹靖华，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这是他本人于1942年写下的一段文字，说的是整个的中华民族，但字里行间又何尝不包括着他自己—
五年前的今日，东方强盗的炮声，把中华民族从梦中惊醒了。她挺起胸来，为了自己的生存，在血火中同敌人苦战了五年。在这五年中，遭受了不可想象的惨痛与牺牲，同时也受到了真正的锻炼。她在这大战的熔炉里，不但不会被征服，反而壮大起来，刚强起来，坚定起来，现在她已经进入到二十八国反法西斯的洪流里，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并肩作战，同向胜利之路迈进了。
（编辑：魏 冉）
作者小传
陈虹，女，江苏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主要著作有：《陈白尘评传》《管文蔚传》《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等。
曹靖华教授是翻译介绍苏联文学的中国翻译家元老。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与抗日战争时期，他不顾个人安危，忍饥挨饿，将苏联革命作家鼓舞人心的声音巧妙地传达给战斗中的中国人民，被誉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人。
这是一则刊登在1920年9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上的招生广告：
本学社拟分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语外，各班皆从初步教授。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日内即行上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本社报名。此白。
不承想，就是这则短短的只有100多字的广告，就是这所狭小的只有一间教室的“外国语学社”，竟然决定了一位来自河南的24岁年青人的一生。
—他，就是曹靖华。
“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
今天，人们对于曹靖华的了解，不外乎这样两点：第一，他是杰出的俄语翻译家；第二，他是鲁迅与瞿秋白的挚友，尤其是那部凝聚着他们三个人心血的著名译作《铁流》，可谓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铁流》是苏联作家绥拉菲靡维奇在1921—1924年间写成的著名长篇小说。作品以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内战为题材，叙述了古班的红军—达曼军，带领着被古班的哥萨克富农和白匪军残害的红军家属以及遭到迫害的群众，突破叛乱者和白匪军的包围，进行英勇转移的事迹，反映了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表现了士兵群众如何由乌合之众成长为一支纪律严明的“铁流”的过程，尤其是成功地塑造了坚定勇敢的革命领袖郭如鹤的鲜明形象。
—红军将领肖华回忆说：“远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反映革命斗争的苏联文学作品如《铁流》等，就已经在中国工农红军中流传，伴随着红军战士跋涉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元老林伯渠回忆道：“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了多少版，印了多少份，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有看过这书的。它成了教育部队的教科书了。”
然而对于曹靖华来说，这一切的一切—成为翻译家也好，成为革命者也罢，竟然都是从上海一条普普通通的弄堂里开始的。
这里—渔阳里6号，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的地方。最初曹靖华是懵懵懂懂地走了进来，但是最后他却是明明白白地走了出去—
1921年，他怀揣着一张“新闻记者”的护照，与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人一起被派往了位于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学习；在这所学校里，他结识了教授俄语的中国教师瞿秋白，明白了自己所肩负的重任：“将革命的经验取回来”，做一名引水运肥的“农夫”。
1923年，他从苏联回国，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他又来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习，一边以“编外生”的身份在俄语系听课，一边则开始了翻译文学作品的实践。在北大，他结识了中共创始人李大钊，两年后受其派遣，前往开封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担任苏联顾问团的翻译；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随革命军北伐，并积极地向苏联顾问介绍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特别是鲁迅的作品。
1925年，为了帮助苏联友人王希礼将《阿Q正传》译成俄文，他与鲁迅建立了书信联系，并在鲁迅的关爱之下，加入未名社，正式步入五四新文学的阵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再次来到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及国立大学任教，并于此时结识了绥拉菲靡维奇、拉甫列涅夫、卡达耶夫、法捷耶夫、费定等当年活跃在苏联文坛上的著名作家，为其后来的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译本《铁流》的正式出版是在1931年11月。曹靖华曾经这样形容自己当年在国外翻译它时的艰难与困苦：“……我处在波罗的海海口上，处在大半年都是‘万里冰封’的冰雪世界，周围总是一望无际的森林的海洋，却缺乏必需的燃料。……我在室内，穿着大衣，戴着皮帽，北极熊似的缩在‘熊窝’里。”
曹靖华的努力没有白费，瞿秋白为了支持这位年轻人的工作，亲自代他翻译了该书的《序言》；远在国内的鲁迅为了鼓励这位年轻人的奋斗，不仅认真为其编校，还自掏腰包为这位从未谋面的青年翻译家出版了这部译著。那天他激动万分地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这部书表现出了“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是一朵“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
“‘和平之神’失去了”
人们都说，《铁流》是曹靖华翻译生涯的最高峰，也是他此生中的代表作。但是对于“渔阳里6号”来说，它却只能算是曹靖华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他那更加鲜活的生命、更加昂扬的步伐，则是从后来—即从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中开始的。
……这一天并不是1937年的7月7日，而是1933年的一个极其普通的秋日。—这一年的3月，日军进犯热河，占领长城各口；这一年的5月，日军攻占密云，直抵香河……这时的华北，已如大学生们所说，“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但是就在此时，曹靖华依照组织的安排，挈妇将子从苏联返回了北平。真名不能使用了，只好取个假名叫作“张敬斋”；户口报不上去，只好委托朋友帮忙，住进了要人们的避暑胜地小汤山。谁知正如他自己所戏谑的“穷人做不得富贵梦”，仅仅才过了三天，他的住所即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一家人狼狈逃亡，年幼的女儿险些遭遇横祸。事后，他才从他人口中断断续续得知，原来吉鸿昌的抗日部队就驻扎在小汤山一带，为此，这里成了敌机的追踪目标。
死里逃生的曹靖华开始了教书生涯，为了养家糊口，他同时在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由沈阳迁至北平的东北大学兼任了好几门功课。
—全荃是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她回忆道：
“一二·九”事件中，有一次靖师站在庄严的讲台上，怒斥日本侵略军侮辱中国的罪行，对“不抵抗主义”大加挞伐。他那点得着火的亮闪闪的双目，从近百年祖国苦难历史的长河中积下的累累忧愤，喷射出仇恨的火焰。他教学生怎样去爱，怎样去恨。在班上立刻激起了忧国的我们的重压在心头的“国破”的哀痛，为国耻我们痛哭失声！ —李强与范尚志是中法大学的学生，他们回忆道：
1936年夏，侵华日军强迫冀察政务委员会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为他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准备。6月23日，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来到北平，这天是向驻军举行授旗礼的日子，东交民巷布满了日本军队，一队队的日本坦克在前门大街大模大样、旁若无人地隆隆而过，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次日，我们正上国文课，曹先生带着从来没有过的阴沉脸色，一声不响地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端端正正的几个大字：
《6月23日纪事》
“同学们，写一篇记事文吧！”曹先生出完题，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顿时教室里只能听到同学们唰唰地写字声和曹先生的来回踱步声。当时使我们想起了法国文学家都德所写的《最后一课》的情景。那天一向谈笑风生、笑容可掬的曹先生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他那颗赤诚的爱国心感染着我们每一个同学……
—关山复是1933年考入东北大学的学生，他更是深情地回忆起了这样一件事情：
在“一二·九”运动中，曹先生同我们站在同一立场上。
……游行那一天，他到了东北大学北校，原准备给我们上课。在教员休息室中，他看见我们游行队伍正冲出校门；他还看见了我们衣服单薄，两手交错叉在衣袖里，在寒风中有点颤抖；他还听见学校反动当局、秘书长、代理校长王卓然指着我们的背影破口大骂：“这帮忘八蛋，都是拿了苏联卢布的！”曹先生对此情景极为气愤。到了“一二·一六”第二次游行时，曹先生乘着人力车赶上游行队伍后，就下车参加了游行。
……那天，年近四旬的曹靖华与爱国的学生们并肩走在反抗侵略的游行队伍当中，他是何等的豪迈，何等的激动。该时很少写散文的他，提笔写下了《十二月的风》：
在北平，十二月的风是多么狂暴啊！它魔手似地撕断了电线，咆哮着把灰尘扬到天空，使天地立即变为昏暗，人马车辆都瞎子似地呆在大路上，不敢向前摸索；它尖刀似地刺入人的骨髓，使人呼吸短促，喘不过气来。它……但在它的严威里，也精炼出了千千万万纯钢似的为民族独立自由而苦斗的可爱的青年。
……
在北平，十二月的风是多么狂暴啊！它卷起青年的血潮，洒遍了故都！它卷起了争自由的怒吼，滚遍了全中国，滚遍了全世界！侵略者及其走狗们在这狂暴的血潮与怒吼前边都发抖，胆寒。
数十年之后，有人曾向曹靖华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你从苏联回国后，为什么没有到上海去找鲁迅而是留在了北京？”曹靖华笑了，他平静地回答道：“当时确实有很多人劝我去上海，但是我在北京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北京大学我是挤不进去了，那边有胡适之；我就待在东北大学，这里有地下党的组织。……学校经济拮据，发不出工资，我就对他们说：你给我钱，我还不一定来；你不给我钱，我却一定要来！”
关于“不给钱也一定要来”的故事，背景是这样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禁锢于南京。从此东北大学失去了经费来源，数千东北学生濒临断炊之境地。在此困难时刻，某些教授乘学校之危，组织“索薪团”，实行罢教，企图搞垮东北大学，赶走爱国学生。而曹老不计个人报酬，准时到校上课，给我们讲“攻打冬宫”夺取政权的故事，激励青年学生勇往直前，坚持正义斗争。
这是当年的学生龚人放在《我心中的启明星》一文中的文字。就这样，曹靖华留在了北平，留在了“不给钱也一定要来”的东北大学。—他称这里是“学生运动的堡垒”，“颇有点莫斯科的味道”；他更悄悄地、一声不吭地去做那些属于他的“许多的事情”。
一天，一位名叫邹素寒的学生敲开了曹靖华的家门。端详片刻，他认出了面前的这位不速之客—虽说不是经常来上课，但他晓得他是校内地下党的负责人。果然邹素寒迫不及待地开口了：“曹先生，上海那边你可有政治上能够信赖的熟人？”
“最可信赖的，莫过于鲁迅了！”曹靖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那么能否将我介绍给他，请他帮点忙？”邹素寒“得寸进尺”了。
曹靖华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并立即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随后他又站起身来，从抽屉里拿出几张钞票：“杯水车薪，拿去买火车票吧……”
邹素寒此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曹靖华不便打听。但他相信，这就是他当初决定留下来并等待着要去做的“事情”之一了。—果然，邹素寒是身负重任的，他受北平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姚依林的派遣，前往上海与临时中央取得联系。那天邹素寒临走时，曹靖华托他给鲁迅带去了一袋小米；数日后邹素寒安全返回，他不仅带回了此行的佳音，还带回了鲁迅赠送给曹靖华的书籍。
……就这样，曹靖华一直留在了北平，留在了这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故都之中；就这样，留在故都之中的他，得以在1937年的夏天亲眼目睹了七七事变的烽火，亲身感受了北平沦陷的惨痛。他写下了《故都在烽烟里》一文，以倾吐出自己心中的血和泪—
“和平之神”失去了。
大炮机枪的交响曲，随着夜幕的升起，疯狂地演奏起来。
窗子的玻璃，被彻夜的连珠似的大炮的巨响震得乱响着。
……
夜幕刚刚撤去，大队的飞机由东边飞来，在平市的上空分别飞往西苑和南苑。刚越过了平市的上空，巨响的炸弹，不分个地响起来……
地震似的，全城都在颤动着……
从1933年的秋天算起，曹靖华在北平一共生活了四个年头。这四年中他翻译的作品并不是很多，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是难忘于自己在小汤山挨炸的经历呢，还是对北平的前途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他竟然选择并翻译了一篇苏联作家盖达尔创作的《第四座避弹室》。小说描写的是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无意中闯入了红军的炮击演习阵地，不承想演习很快便开始了，而他们藏身的地窖却正是炮击的主要目标—第四避弹室。于是乎，年幼的孩子们真真切切地尝受到了轰炸的滋味，也切切实实地经受过了死亡的威胁…… 这是一种难以诉说的滋味，既恐怖又无奈，但这种滋味很快地也让北平的市民们无一遗漏地尝受到了。—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气节，所有的文人学者们均为自己认真地选择了今后的道路：或是留在沦陷的城市之中，韬光养晦以待天明，如陈垣；或是追随国民政府前往大后方，开展各种类型的救亡工作，如老舍；又或是跟着学校一起迁移，坚守着三尺讲台，如陈寅恪、朱自清……
曹靖华选择的是后者—他携妇带子，颠沛辗转，由天津而烟台，而济南，而徐州……最后来到组建于西安的西北临时大学。在途经河南省罗山县岳丈家的时候，他带信给自己的父亲：“这一次在路上二十余天，忍饥受饿，到家后孩子大人都变了相，所以现在两月余，两儿身体还不能复原！人受罪，东西什物都丢了。现在连孩子们的冬衣还没预备齐……”
然而，新的学校与新的生活也并非如他当初所想象—执教才一个学期，校方（迁至汉中后易名为西北联合大学）竟然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罪名，将曹靖华及其他数名教授一同解聘了。曹靖华气愤难已，但他并没有沮丧，因为此时又有一个令他更加心动的工作正在遥远的地方等待着他……
“困苦结成了坚忍的果子”
鲁迅曾经将翻译苏联文学作品的工作比喻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如果说此前的曹靖华已经开始了零星的“偷运”的话，那么自1939年开始，他便正式投入了这一有组织有计划的“运输”工作了。—这次是周恩来同志亲自点的名，更是直接隶属于中共南方局文委的领导之下。
那还是1938年的夏末，尚在西北联大教书的曹靖华收到了周恩来发来的一封电报，令他火速南下，接受一项新的任务—“国共又合作了，……现在急需翻译人员，你是北伐战争时期的老工作者了，大家都同意你来！”就这样，尽管该时学校里斗争日趋激烈，尤其是校方无理地解聘了进步教授，曹靖华则不再恋栈，亦不再抗议了，他毅然地告别了汉中，告别了讲台，带领着全家再一次地上路了。
一路上风尘仆仆，一路上风餐露宿。1939年的春天，他们终于抵达了重庆，周恩来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笑了：“哈哈，你挖国民党的墙脚，他们当然要解聘你！—没关系，到中苏文化协会来吧，这是我们提的名。你会俄语，这工具正用得着。去公开地介绍反映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艺作品吧，这对于中国的读者，对于中国的革命都有用……”
周恩来所说的“中苏文化协会”，成立于1935年的10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迁至陪都重庆。从名义上讲，它是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的一个社会文化团体，由孙科担任会长；但实际上，它的主要活动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开展的。由于这个团体涉及到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因此国民党特务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便公开地进行破坏和捣乱。
经过一番改组，中苏文协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机构与新的人员—研究委员会由郭沫若、阳翰笙等人挂帅；妇女委员会由李德全、曹孟君等人负责；俄语专修学校由张冲（后为卜道明）具体掌权；财务委员会则有阎宝航、王炳南等人……曹靖华很快地也走马上任了，他以候补理事的身份出任编译委员会的副主任，具体负责苏联文学的译介工作，并于《中苏文化》杂志担任常务编委。
……一个崭新的生活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圈子形成了。在这里曹靖华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许多新的朋友也在这里熟识了曹靖华这个人。左翼剧联时期的元老葛一虹这样回忆道：
曹老其人，质朴敦厚，谦逊和气，说话不多而沉着有力；大约才过不惑之年，穿长褂，着便鞋，文质彬彬，有着长者风度，我们称他为老夫子。他住在近郊沙坪坝，每逢刊物发稿，就进城到编辑部将稿子从随身携带的小布包袱里取出来，从不误期。
曹靖华“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工作就这样正式地开始了！—当年的“渔阳里6号”，可谓是他战斗前的准备阶段；北京四年的生活，可谓是他战斗前的实弹演习。整整七个年头，他就在这里—位于重庆黄家垭口的中苏文协的小楼上，开始了他的由“老夫子”转变为“军火偷运者”的艰苦历程。
—这一年，曹靖华42岁。
谈到该时的艰苦与危难，第一个考验便是“轰炸”，而且是连续数日的“疲劳轰炸”。整天被困在防空洞里不说，最后就连自己的住房也被夷为平地，全部的家什化作了一片灰烬；唯一幸存的，就是鲁迅写给他的数十封信件—他像宝贝一样地时刻带在身边。
第二个考验则是“贫困”，因战争带来的无穷无尽的“贫困”。—妻子不得不去替别人洗衣服、打毛线，以零星的收入贴补家用；不满八岁的儿子为了省钱，每天光着脚板去上学；他自己则在“干打垒”的房前屋后种上点菜蔬，聊以填补辘辘的饥肠……这是曹靖华于1942年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从中足以见其一斑：“此地米，今日价格五百五六十元一市斗（十四斤），一般物价均以此为例。有产业的人尚觉苦，无房屋、无田地、无生意、无工厂等一无所有的人，一家数口，孩子们还要上学，一切生活全仗一支秃笔来应付维持，那大概是不会不苦的。”
从来不写诗的曹靖华，针对着日军的暴行，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野心铸就了残酷的事实，
困苦结成了坚忍的果子。
（人在心头都茁发了仇恨愤怒的苗芽。）
毒舌吐出了火焰，
吞噬了整个的生机！
（宇宙开始萧杀！）
轰炸，支解着多少手无寸铁的生命啊，
在中国大陆上深深刻下罪恶的丑痕；
（呵！这就叫做“维护东亚的和平”？）
你用尽人类将无可再残忍的屠杀吧，
我们的血与肉已唤醒了古老的祖国，
（中国已结成牢不可破的堡垒！）
用热血来写这最后的裁判吧！
黑暗的地底，
在等待侵略的恶魔去盘旋。
（人类的光明，就要射死撒旦！）
应该说，曹靖华的意志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曹靖华的转变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就在这首题为《轰炸篇》的最后，他落下的是这样几个字：“写于轰炸中”。 —这，也就是曹靖华“偷运军火”时的背景，他的一切工作就在这轰炸与贫困中开始了：
第一，他以惊人的毅力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与论著。
据《曹靖华》一书的作者丁言模统计：“在40年代前几年里，曹靖华接连翻译了几部苏联中长篇小说和为数不少的短篇小说、散文等，译文字数之多甚至超过了他在苏联列宁格勒的同样时间的工作量。”如果按照时间的先后，将它们粗略地排列出一张表格，那么则有—
1939年：论著《斯大林论列宁》，中篇小说《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1940年：短篇小说《侦察队长》《机关枪手雷巴克》，中篇小说《油船德宾特号》；
1941年：专著《阿·托尔斯泰自传》《文学史片言—高尔基的未发表的文学史导言》，随笔《致青年作家》《人类同我们在一起的》，民间故事集《列宁的故事》；
1942年：随笔《红军中的民族友爱》，民间故事集《鲜红的花》，短篇小说集《梦》，短篇小说《加拉乔夫》；
1943年：中篇小说《母与子》，长篇小说《虹》，短篇小说集《党证》；
1944年：长篇小说《保卫察里津》，短篇小说《亚丽萍》，剧本《侵略》《望穿秋水》，专著《我的道路》；
1945年：短篇小说集《死敌》；
……
这些几乎与之等身的译作，就是在“疲劳轰炸”的间隙中完成的，在简陋无比的“干打垒”的小屋中完成的。—没有电灯，他便在碗边并排点上五到六根灯草以充当油灯：“你们看，这像不像‘喀秋莎’？”曹靖华苦中作乐，竟然从灯草联想到了苏联战场上那一门门可以连续发射的大炮，正在向黑暗进军的大炮。1943年的8月27日，曹靖华翻译完了反映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长篇小说《虹》，他在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日寇的凶残，同德国侵略者可说是一丘之貉。《虹》里边所写的苏联人民遭受的灾难，我们的同胞在多年的抗战里，真是饱尝了的。而我们同胞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所表现的英勇斗争的精神，也是世界人士有口皆碑的。
……《虹》是一部小说，是用心血凝成的一部最现实的艺术上的杰作，同时也是强有力的战斗号召，它号召爱好和平、爱好自由的人民万众一心，有我无彼地毁灭最野蛮、最凶残、最黑暗的人类的公敌—法西斯侵略者！
—无疑，这就是曹靖华的动力，他将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军火”真正地“偷运”到了中国！
第二，他以不懈的努力编辑与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身为中苏文化协会编译委员会的负责人，编辑与出版工作无疑是他份内的重要之事。曹靖华亲自担任了《苏联文学丛书》与《苏联抗战文艺连丛》的主编；皖南事变后又接受了周恩来所布置的新任务：“目前，苏联作品没有可能出版了，你去组织一些可靠的力量，把时间集中起来，有计划、有系统地介绍世界古典名著，如老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狄更斯的名著选本。有中译本的，拿来看看译得怎么样；没有译本的，就自己动手翻译，它们都是世界的财富啊！”
曹靖华的研究者丁言模，称他是一位“有气魄、有远见、有独到见解的‘总导演’”，这一比喻的确是非常的恰当—第一，他能够独具慧眼，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趣味，挑选出各种体裁的构思新颖的作品；第二，他能够沙里淘金，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域，淘洗出各种有利于中国抗战需要的重要著作。
然而，这一工作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因为战争而带来的“原材料”上的“饥荒”：
在外国文学介绍方面，除了上述的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变动的主因之外，再加上由交通条件而影响到新的材料的供给困难，以及旧的书籍，甚至基本工具—如字典、百科全书等的丧失，使抗战三年来的文艺介绍工作受到不少的影响。……中国主要的水陆交通线，在抗战发动以后的短期中，都相继沦到敌人的手中。
这段文字来自于曹靖华的一篇文章—《抗战三年来的苏联文学介绍》，从内容上看，很像是代表中苏文协编译委员会所写的一份总结报告。尽管他罗列出了种种的困难，但他依然是乐观的，是信心十足的—他在文章中热情地歌颂了这支战斗在“风沙”中的“精神给养的运输队”，更将已经取得的成果一一列出了名单：《静静的顿河》《在特鲁厄尔前线》《从暴风雨里所诞生的》《列宁在一九一八》……
然而又有谁知道，就在这一个个的名单之后，曹靖华自己付出了多少心血？—为了能够尽快地获得国外最新出版的图书和杂志，他利用以往的老关系，频频向苏联的朋友们写信求援；为了能够团结更多的人士一道参与这项工作，他亲自邀请包括茅盾在内的著名作家们，从其他文字的版本中“转译”苏联的作品……
战争期间“精神食粮”的重要，曹靖华是深有体会的—这是前文已提到过的他当年的一位名叫全荃的学生所讲述的故事：
那时，我在重庆一所中学教书，为避日机轰炸，学校疏散在远郊一个大庙里，没有图书室，文化生活贫乏。靖师赠我十几本书，他自己翻译的《铁流》、《苏联作家七人集》、《第四十一》、《望穿秋水》，还有其他的书。他嘱：“求上进的青年们，可以和他们一起读。”……靖师的赠书，进一步引起那些中学生们各人把自己家中的藏书拿出来互助，读完那些，又感到不足，需要再多些新出版的书籍，于是发展成大家凑钱买书。……我把这事告知靖师，他大加鼓励，高高兴兴地带我去拜见生活书店的徐伯昕同志，得九折优惠，靖师还代我们挑选好书。如此几次，我们从靖师赠书到各拿藏书，又到师生凑钱买书，我们的宿舍内居然出现了一个有二百多本书的微型图书室，这不仅丰富了我和那些中学生的精神生活，思想上、学业上的促进更是大的。
—这可真是一个十足的“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故事了！
第三，他以巨大的热情帮助苏联驻华大使馆开办汉语培训班。
为了提高在华工作人员的汉语水平以及外交能力，苏联大使馆为其成员们开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曹靖华被聘为这个班的主讲教师。毕业于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的二等秘书谢·列·齐赫文斯基曾这样描述他们的这位老师：“……对自己承担的教学工作十分认真。每天早晨，不论是炎暑酷夏，或者是刺骨寒冬，不论是淫雨霏霏，或者是大雾弥漫，他总是穿着齐脚跟的青布长衫，一手拿着竹柄的黄色油纸伞，另一手提着一捆用蓝布包着的书籍，登上我们使馆的所在地枇杷山，前来为年轻的苏联学生上课。” ……曹靖华又重新登上了讲台，又重新面对着一张张苏联学生的脸。十数年前，他曾在列宁格勒的东方语言学院和国立大学教过书，十数年后他又再次同这些教授过的抑或没有教授过的学生们走进了同一个教室……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著名的外交官或是东方学家，例如M·贾丕才、K·克鲁季科夫、Б·韦列夏金等等；至于齐赫文斯基本人，更是成为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生。
苏联的学生们无比地感谢他们的老师曹靖华，而曹靖华却说他无比地感谢苏联的文学大师：“……这些用血与火写成的作品，都是熊熊的火团，它是发着眩惑人目的正义的、自由的光芒，燃烧着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公民的心，燃烧着世界上每一个反抗暴力与黑暗、卫护正义与光明的人士的心！”
那是1987年—即曹靖华90寿辰之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了他“各国人民友谊勋章”，此时已身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苏中友协中央理事会主席的齐赫文斯基写下了这样一篇文章：
曹靖华教授是翻译介绍苏联文学的一批光荣的中国翻译家们的元老，是以不懈努力架设并巩固苏中人民友谊桥梁的架桥人之一。在白色恐怖的险恶年代，在反侵略的抗日战争时期，他不顾个人安危，忍饥挨饿，将新的、俄罗斯革命作家鼓舞人心的声音巧妙地传达给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这位“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人，不仅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肯定，也得到了苏联人民的肯定。
……那么，对于这样的荣誉，曹靖华—从“渔阳里6号”走出来的曹靖华，被同事们视为“文质彬彬”的“老夫子”的曹靖华，在鲁迅眼中被认为是“一声不响”也不“一哄而起”的曹靖华，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这是他本人于1942年写下的一段文字，说的是整个的中华民族，但字里行间又何尝不包括着他自己—
五年前的今日，东方强盗的炮声，把中华民族从梦中惊醒了。她挺起胸来，为了自己的生存，在血火中同敌人苦战了五年。在这五年中，遭受了不可想象的惨痛与牺牲，同时也受到了真正的锻炼。她在这大战的熔炉里，不但不会被征服，反而壮大起来，刚强起来，坚定起来，现在她已经进入到二十八国反法西斯的洪流里，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并肩作战，同向胜利之路迈进了。
（编辑：魏 冉）
作者小传
陈虹，女，江苏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主要著作有：《陈白尘评传》《管文蔚传》《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