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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小额信贷国际经验正式进入中国已有十余年。像其他舶来品一样，小额信贷经历了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撞击和调适的过程，已变身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咽喉要道，寄予着中国政府以金融创新支持“三农”发展的殷切希望。但业内人士称，中国小额信贷到目前为止仍处于实验阶段，小额信贷中国化的过程尚未完成。
借力“两社”
刚贷了10000元高利贷的长治农民老李告诉记者：“一般人哪能贷上款，而且特别麻烦，没两三个月下不来。”作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层工作者，山西省晋中市农信社办公室主任程小珊说，贷款要求在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发放，要求农户信用基础好，具备一定经济基础。因此符合要求的农户不一定需要贷款，而有贷款需求的农户却不一定会能拿到贷款。
比起老李，晋中市榆社县清风村的任贵中幸运得多。记者来到任贵中的三间土坯房里时，没有看到任何家具，土炕上一坐一躺着两位老人，一位全身瘫痪，另一位双目失明。这两位老人是任贵中的父母。尽管已经在村里了解了一些他的情况，记者不免替他担心。但任贵中嘴角上扬，似乎对未来充满希望：“去年和农信社贷了一万五，一年养了120头猪，毛收入有三万元。今年到五月份已经卖了20头了。”一万五千元是榆社县农信社小额贷款的最高金额，一级信用户才可申请，而任贵中连三级信用户标准都够不上。
是村里的文锁养殖专业合作社帮了任贵中。这个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张文锁告诉记者：“都是一个村的，这种情况太可怜。让他和我们一起养猪，帮他担保上贷款，等卖了猪就能保证让他把钱还上。”文锁养殖专业合作社有56户社员，费用分摊，分散养猪，统一防疫，统一销售。社员们分摊的费用大都和任贵中一样，来自当地农信社的小额贷款。贷款之前，农信社也要进行信用评定，但有了专业合作社的担保，程序简单了，门槛低了，“贷款有人情味儿了”。之所以敢给任贵中这样的人担保，张文锁说：“小伙子老实，也知道赚钱，他爹娘没病之前就在外边当厨师呢。” 非正规的、建立在熟悉客户特征基础上的借贷技术是国际小额信贷业务的成功经验，他们并不懂，但他们懂乡土人情。
即使遇到了赖账的人，张文锁也有办法，“等卖了猪就从分红中扣除。”还没卖猪时，一些社员没钱还贷款利息，张文锁就垫上。为此，张文锁已经兼职上了当地的信贷管理员。榆社县农村信用社主任田树林告诉记者：“信用社在清风村一带的贷款基本上都由文锁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管理，为此张文锁曾累计为16名社员垫付利息41408元，社员卖了猪再拿回钱。农业专业合作社曾经将沾染赌博恶习者和不尽合作社义务的两个成员清退出了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帮助大大减轻了农信社贷前、贷后的贷款管理压力，真正实现了两社合作、共同发展。”
张文锁做“信贷管理员”乐此不疲：“农信社贷款没说的，去年合作社累计贷款423万元，随到随办，有时人家下了班还能赶过来给办。”
在榆社县，和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达成合作关系，得到信贷支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51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信社的重点客户。农信社专门制定了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三年发展规划，给予贷款优先、手续简便等优惠待遇，并在贷款对象上灵活处理，宜社则社，宜户则户，已有一定产业基础、规范经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直接申请贷款，而对于尚未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信社直接向其成员发放贷款。
榆社县农村信用社主任田树林告诉记者：“到2008年底，争取支持8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累计投放贷款1亿元。”对此，山西省省长助理刘维佳评价说：“民办、民管、民受益，综合运用多种措施防范了信贷风险；信用社与合作社联手，把最大的实惠带给了农民。”
农业是弱势产业，利润低、风险大，这已是金融机构的共识，对国家扶持政策、农业保险的呼吁与渴求也似乎是老生常谈。榆社县政府来了个老树生花之举，对新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所需的手续费用实行政府“买单”，降低合作社创办的门槛和成本，同时整合支农资金，给合作社贷款一定贴息。刘维佳说：“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榆社县政府在财政资金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拿出150万元注册成立了山西省第一家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担保的担保公司，还把结算中心设在榆社信用社联社营业部，每年可以为当地信用社增加1个亿的存款。”
政府的政策，信用社的钱，合作社的产业，三股力量让农民期待着更多的实惠。榆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由2007年初的7个发展到了现在的157个，入社农户1901户，带动农户9980户，总产值达到5929万元，纯利润1328万元，人均增收30%。
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多了也让人发愁。田树林说：“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日益扩大的信贷资金需求与农信社有限的信贷资金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另一方面，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存在‘三多三少’现象。”
“一是合作社数量多，规范的少。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哄而上，挂名成立，没有实体和产业作为支撑。”田树林一一解释，“二是合作社分散经营多，有效联合少。合作社还未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连接机制，存在加入合作社时紧密，入社后经营分散的情况较为普遍。三是合作社小型项目多，能产生带动作用的项目少。合作社成员在农产品市场开拓、品牌建设、加工增值等方面的能力非常薄弱，辐射带动农户的能力弱。”对农民的培训、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管理都急待解决。
已获认可的小额贷款公司
2008年5月19日，晋中平遥日升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文庆得到一个好消息，《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已出台，尽管红头文件还没下来，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的合法性及资金来源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了，“我们向银行机构的再贷款应该有希望了。”
在专门发放小额贷款的商业性机构严重不足的中国，晋中平遥的日升隆、晋源泰这两家小额贷款公司于2005年获得中国银监会认定，代表山西省进行小额信贷试点。另外四个试点省区分别是陕西、贵州、四川和内蒙。其中日升隆是全国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平遥支行行长杨祁平亲历了这两家小额贷款公司从出生到成长的点点滴滴：“当时，总行给了四个政策：一个省选一个农业县做试点；只贷不存；利率是银行同期利率四倍以内；走股份制道路。”
2005年12月27日，平遥日升隆、晋源泰两家小额贷款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法人代表都是平遥县的个体私营企业主，资金来源是自然人合法收入，分别为1700万和1600万元，贷款主要采用信用贷款，实行市场化利率，以银行基准利率4倍为上限。杨祁平说：“我们也定了四条：试点要走商业化、可持续发展路子；只要自然人投资；立足‘大三农’；依据《企业法》在工商部门注册。”
十四年前，经济学家茅于轼等几位人士领衔，在国家级贫困县——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完全由民间推动的小额贷款试点——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从500元起家，基金会现已覆盖三个村子，资金达到130万元，收支相抵后略有盈余。茅于轼用实践探索着小额贷款可持续发展的命门，他的结论是：一定要私人资本搞小额贷款，所有权必须明确。
茅于轼曾遇到的最大困扰是：政策上不合法，甚至被指责为非法集资。作为中国银监会的试点机构，平遥小额贷款公司也曾遇到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同样的困扰。中国人民银行平遥支行行长杨祁平告诉记者：“平遥小额贷款公司只接受自然人投资，正是为了避免股权结构不清晰。”
在平遥，日升隆和晋源泰这两家小额贷款公司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据杨祁平介绍，这两个公司的贷款期限很灵活，有三、六、十二个月等多个期限，实行分段利率，并且在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四倍之内可由公司与借款人双方协商约定。同时，在小额贷款公司，农民自申请贷款到拿到贷款不会超过三个工作日。而贷款方式有薪农贷(即公务员担保贷款)、公司＋基地＋农户贷款以及户户联保贷款等多种形式。日升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文庆告诉记者：“贷款方式本身也很灵活，比如薪农贷不一定必须是公务员贷款，只要经过调查有固定收入即可。”对于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利率标准，杨祁平说，一般农户没有特殊关系很难在农信社贷到款，而且贷款手续等相对复杂。很多农民觉得托人找关系甚至送礼的成本也相当于那部分高出的利率了。
截至2007年12月31日，平遥县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为17923.28万元。两年来，累计为2796户农民提供5万元以内的小额贷款，为38户中小型企业提供了100万元以内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并且做到了贷户无欠贷和无欠息。平遥的小额贷款公司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曾引来300余个地市组织专人来参观学习，全国政协、国家扶贫办及国际金融公司、亚洲开发银行等都曾到平遥进行考察，一些媒体称之为“平遥模式”。
平遥模式之困
随着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的蒸蒸日上，问题也浮出水面。据了解，小额贷款公司最终能发展成为正式的金融机构，这是有关方面筹建平遥小额贷款公司的最大动力。银监会曾出台的《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未对小额贷款公司列入说明，一定程度增加了地方政府和投资人的忧虑。
如何有效解决后续资金也是一个新问题。平遥县小额贷款公司运营仅半年就出现贷款资金紧张，尽管通过增资扩股，接受委托资金等方式得到一定缓解，但日渐增长的业务量使得后续资金严重不足。据了解，2008年2月底，贷款余额高达7015.95万元，是资本金总额的1.6倍。2007年，国家开发银行山西分行曾提出为小额贷款公司提供委托资金的意向，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引，贷款还需通过政府平台，绕道向小额贷款公司批发。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使平遥小额贷款公司“向银行机构的再贷款应该有希望了。”该《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成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对于平遥县的日升隆和晋源泰两家小额贷款公司，这无异于“救心丸”。
但“救心丸”仍然只救了一时之急。陈文庆说：“税收是个大问题，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税收在试点期间比照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政策，享受营业税减半、所得税全免的优惠政策，但地方税务部门没有这个减免的权限。扶持政策难以落实。”他还希望，“小额贷款公司与其他银行间的汇兑结算业务如能得到获准，就能增加一部分中间服务费用，从而促进小额信贷机构商业化可持续发展。”
杨祁平更关注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风险。事实上，平遥小额贷款公司建构了一整套风险担保体系。
风险控制方面明确规定小额贷款组织资本金不得低于1500万元人民币，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为控制委托业务过度扩张形成风险集中，规定小额贷款组织不良资产超过10%时，将停止其办理委托贷款业务。
风险补偿基金方面小额贷款组织按照贷款余额的1%提取呆账准备金冲销滞账。
而风险担保基金则以发起人自有资金的10%、委托人委托资金的6%承担。原则上争取到的各种无偿援助、捐赠资金等也作为风险担保基金。风险担保基金由平遥县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进行管理，并专户存入指定金融机构，用于委托资金和其他负债资金的担保，担保额度可按担保基金的5倍或8倍进行担保。平遥县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组织不存在隶属关系。
但杨祁平希望能找到更为根本的解决方法：“解决农民贷款难，国家可以拿出财政配套政策，列一部分财政贴息。同时应该加大农业保险力度，给农业金融机构针对农业方面的贷款提供担保。”
平遥小额贷款公司的理想是“走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性道路”。有专家称，国外小额信贷发展的经验表明，单个小额信贷机构一般需要5—8年才可达到可持续发展阶段，并且需要监管当局大力推动小额贷款机构的成长。很显然，“平遥模式”仍需在呵护中成长。
借力“两社”
刚贷了10000元高利贷的长治农民老李告诉记者：“一般人哪能贷上款，而且特别麻烦，没两三个月下不来。”作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层工作者，山西省晋中市农信社办公室主任程小珊说，贷款要求在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发放，要求农户信用基础好，具备一定经济基础。因此符合要求的农户不一定需要贷款，而有贷款需求的农户却不一定会能拿到贷款。
比起老李，晋中市榆社县清风村的任贵中幸运得多。记者来到任贵中的三间土坯房里时，没有看到任何家具，土炕上一坐一躺着两位老人，一位全身瘫痪，另一位双目失明。这两位老人是任贵中的父母。尽管已经在村里了解了一些他的情况，记者不免替他担心。但任贵中嘴角上扬，似乎对未来充满希望：“去年和农信社贷了一万五，一年养了120头猪，毛收入有三万元。今年到五月份已经卖了20头了。”一万五千元是榆社县农信社小额贷款的最高金额，一级信用户才可申请，而任贵中连三级信用户标准都够不上。
是村里的文锁养殖专业合作社帮了任贵中。这个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张文锁告诉记者：“都是一个村的，这种情况太可怜。让他和我们一起养猪，帮他担保上贷款，等卖了猪就能保证让他把钱还上。”文锁养殖专业合作社有56户社员，费用分摊，分散养猪，统一防疫，统一销售。社员们分摊的费用大都和任贵中一样，来自当地农信社的小额贷款。贷款之前，农信社也要进行信用评定，但有了专业合作社的担保，程序简单了，门槛低了，“贷款有人情味儿了”。之所以敢给任贵中这样的人担保，张文锁说：“小伙子老实，也知道赚钱，他爹娘没病之前就在外边当厨师呢。” 非正规的、建立在熟悉客户特征基础上的借贷技术是国际小额信贷业务的成功经验，他们并不懂，但他们懂乡土人情。
即使遇到了赖账的人，张文锁也有办法，“等卖了猪就从分红中扣除。”还没卖猪时，一些社员没钱还贷款利息，张文锁就垫上。为此，张文锁已经兼职上了当地的信贷管理员。榆社县农村信用社主任田树林告诉记者：“信用社在清风村一带的贷款基本上都由文锁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管理，为此张文锁曾累计为16名社员垫付利息41408元，社员卖了猪再拿回钱。农业专业合作社曾经将沾染赌博恶习者和不尽合作社义务的两个成员清退出了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帮助大大减轻了农信社贷前、贷后的贷款管理压力，真正实现了两社合作、共同发展。”
张文锁做“信贷管理员”乐此不疲：“农信社贷款没说的，去年合作社累计贷款423万元，随到随办，有时人家下了班还能赶过来给办。”
在榆社县，和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达成合作关系，得到信贷支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51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信社的重点客户。农信社专门制定了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三年发展规划，给予贷款优先、手续简便等优惠待遇，并在贷款对象上灵活处理，宜社则社，宜户则户，已有一定产业基础、规范经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直接申请贷款，而对于尚未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信社直接向其成员发放贷款。
榆社县农村信用社主任田树林告诉记者：“到2008年底，争取支持8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累计投放贷款1亿元。”对此，山西省省长助理刘维佳评价说：“民办、民管、民受益，综合运用多种措施防范了信贷风险；信用社与合作社联手，把最大的实惠带给了农民。”
农业是弱势产业，利润低、风险大，这已是金融机构的共识，对国家扶持政策、农业保险的呼吁与渴求也似乎是老生常谈。榆社县政府来了个老树生花之举，对新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所需的手续费用实行政府“买单”，降低合作社创办的门槛和成本，同时整合支农资金，给合作社贷款一定贴息。刘维佳说：“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榆社县政府在财政资金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拿出150万元注册成立了山西省第一家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担保的担保公司，还把结算中心设在榆社信用社联社营业部，每年可以为当地信用社增加1个亿的存款。”
政府的政策，信用社的钱，合作社的产业，三股力量让农民期待着更多的实惠。榆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由2007年初的7个发展到了现在的157个，入社农户1901户，带动农户9980户，总产值达到5929万元，纯利润1328万元，人均增收30%。
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多了也让人发愁。田树林说：“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日益扩大的信贷资金需求与农信社有限的信贷资金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另一方面，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存在‘三多三少’现象。”
“一是合作社数量多，规范的少。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哄而上，挂名成立，没有实体和产业作为支撑。”田树林一一解释，“二是合作社分散经营多，有效联合少。合作社还未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连接机制，存在加入合作社时紧密，入社后经营分散的情况较为普遍。三是合作社小型项目多，能产生带动作用的项目少。合作社成员在农产品市场开拓、品牌建设、加工增值等方面的能力非常薄弱，辐射带动农户的能力弱。”对农民的培训、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管理都急待解决。
已获认可的小额贷款公司
2008年5月19日，晋中平遥日升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文庆得到一个好消息，《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已出台，尽管红头文件还没下来，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的合法性及资金来源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了，“我们向银行机构的再贷款应该有希望了。”
在专门发放小额贷款的商业性机构严重不足的中国，晋中平遥的日升隆、晋源泰这两家小额贷款公司于2005年获得中国银监会认定，代表山西省进行小额信贷试点。另外四个试点省区分别是陕西、贵州、四川和内蒙。其中日升隆是全国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平遥支行行长杨祁平亲历了这两家小额贷款公司从出生到成长的点点滴滴：“当时，总行给了四个政策：一个省选一个农业县做试点；只贷不存；利率是银行同期利率四倍以内；走股份制道路。”
2005年12月27日，平遥日升隆、晋源泰两家小额贷款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法人代表都是平遥县的个体私营企业主，资金来源是自然人合法收入，分别为1700万和1600万元，贷款主要采用信用贷款，实行市场化利率，以银行基准利率4倍为上限。杨祁平说：“我们也定了四条：试点要走商业化、可持续发展路子；只要自然人投资；立足‘大三农’；依据《企业法》在工商部门注册。”
十四年前，经济学家茅于轼等几位人士领衔，在国家级贫困县——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完全由民间推动的小额贷款试点——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从500元起家，基金会现已覆盖三个村子，资金达到130万元，收支相抵后略有盈余。茅于轼用实践探索着小额贷款可持续发展的命门，他的结论是：一定要私人资本搞小额贷款，所有权必须明确。
茅于轼曾遇到的最大困扰是：政策上不合法，甚至被指责为非法集资。作为中国银监会的试点机构，平遥小额贷款公司也曾遇到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同样的困扰。中国人民银行平遥支行行长杨祁平告诉记者：“平遥小额贷款公司只接受自然人投资，正是为了避免股权结构不清晰。”
在平遥，日升隆和晋源泰这两家小额贷款公司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据杨祁平介绍，这两个公司的贷款期限很灵活，有三、六、十二个月等多个期限，实行分段利率，并且在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四倍之内可由公司与借款人双方协商约定。同时，在小额贷款公司，农民自申请贷款到拿到贷款不会超过三个工作日。而贷款方式有薪农贷(即公务员担保贷款)、公司＋基地＋农户贷款以及户户联保贷款等多种形式。日升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文庆告诉记者：“贷款方式本身也很灵活，比如薪农贷不一定必须是公务员贷款，只要经过调查有固定收入即可。”对于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利率标准，杨祁平说，一般农户没有特殊关系很难在农信社贷到款，而且贷款手续等相对复杂。很多农民觉得托人找关系甚至送礼的成本也相当于那部分高出的利率了。
截至2007年12月31日，平遥县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为17923.28万元。两年来，累计为2796户农民提供5万元以内的小额贷款，为38户中小型企业提供了100万元以内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并且做到了贷户无欠贷和无欠息。平遥的小额贷款公司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曾引来300余个地市组织专人来参观学习，全国政协、国家扶贫办及国际金融公司、亚洲开发银行等都曾到平遥进行考察，一些媒体称之为“平遥模式”。
平遥模式之困
随着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的蒸蒸日上，问题也浮出水面。据了解，小额贷款公司最终能发展成为正式的金融机构，这是有关方面筹建平遥小额贷款公司的最大动力。银监会曾出台的《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未对小额贷款公司列入说明，一定程度增加了地方政府和投资人的忧虑。
如何有效解决后续资金也是一个新问题。平遥县小额贷款公司运营仅半年就出现贷款资金紧张，尽管通过增资扩股，接受委托资金等方式得到一定缓解，但日渐增长的业务量使得后续资金严重不足。据了解，2008年2月底，贷款余额高达7015.95万元，是资本金总额的1.6倍。2007年，国家开发银行山西分行曾提出为小额贷款公司提供委托资金的意向，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引，贷款还需通过政府平台，绕道向小额贷款公司批发。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使平遥小额贷款公司“向银行机构的再贷款应该有希望了。”该《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成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对于平遥县的日升隆和晋源泰两家小额贷款公司，这无异于“救心丸”。
但“救心丸”仍然只救了一时之急。陈文庆说：“税收是个大问题，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税收在试点期间比照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政策，享受营业税减半、所得税全免的优惠政策，但地方税务部门没有这个减免的权限。扶持政策难以落实。”他还希望，“小额贷款公司与其他银行间的汇兑结算业务如能得到获准，就能增加一部分中间服务费用，从而促进小额信贷机构商业化可持续发展。”
杨祁平更关注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风险。事实上，平遥小额贷款公司建构了一整套风险担保体系。
风险控制方面明确规定小额贷款组织资本金不得低于1500万元人民币，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为控制委托业务过度扩张形成风险集中，规定小额贷款组织不良资产超过10%时，将停止其办理委托贷款业务。
风险补偿基金方面小额贷款组织按照贷款余额的1%提取呆账准备金冲销滞账。
而风险担保基金则以发起人自有资金的10%、委托人委托资金的6%承担。原则上争取到的各种无偿援助、捐赠资金等也作为风险担保基金。风险担保基金由平遥县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进行管理，并专户存入指定金融机构，用于委托资金和其他负债资金的担保，担保额度可按担保基金的5倍或8倍进行担保。平遥县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组织不存在隶属关系。
但杨祁平希望能找到更为根本的解决方法：“解决农民贷款难，国家可以拿出财政配套政策，列一部分财政贴息。同时应该加大农业保险力度，给农业金融机构针对农业方面的贷款提供担保。”
平遥小额贷款公司的理想是“走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性道路”。有专家称，国外小额信贷发展的经验表明，单个小额信贷机构一般需要5—8年才可达到可持续发展阶段，并且需要监管当局大力推动小额贷款机构的成长。很显然，“平遥模式”仍需在呵护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