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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周梅森由历史题材为主的小说创作转向了关涉主流政治话题的现实题材的写作。a诚如有学者所言：“持有正统文学观的人并不认同周梅森后来的文学转向。”b直到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形成收视率和对应小说发行量的双重奇观以前，学界对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小说作品的深入讨论并未充分地展开。除了一些顺应政治意识形态理念的解读外，为数不多的对周梅森作品及由此改编的影视剧的批评文章，其指瑕观点多集中于意旨浅浮、表意直露、情节模式化等方面，相关文章理据确凿、细读到位，但这些论点本身基本未超出对任何一种“主旋律”文学的既有认知。值得一提的是，对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作品较为敏锐而有力的论述，出现在刘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一书中的相关章节。c在《人民的名义》引发热烈反响之后，开始有学者发掘出该小说在进行主流话语建构与模式化叙事的同时苦心藏匿的复杂意涵，薛静的《夹缝中的“李达康”：〈人民的名义〉如何缝合官方话语与民间逻辑》与丛治辰的《模式的限度与细节的突围——对〈人民的名义〉的文本分析》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篇。d
不论对周梅森文学实践的转向抱持怎样的态度，这样的论断大抵是能获得不同评价者认可的：“自觉地弘扬主流文化精神，积极展开国家政治生活的宏大叙事，是周梅森政治小说的主导性写作立场。”e在二十多年来现实政治题材小说的写作中，周梅森经历着自我身份的流徙。文学界、商界、政界等多个主流领域的涉身使其经历之丰富、体验之复杂超过了很多书斋生活为主的作家。这样的经验不断激发着周梅森对现实政治和时代大问题的言说冲动——在各式各样的访谈里，周梅森都有此意。令我好奇的是，这种主动而自觉的写作意识在确定了认可和配合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发言立场之后，将呈现出何样的叙事景观与意义指向？
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阅读了周梅森转向之前的代表作品和转向之后的各部小说。为使论述对象的边界相对清晰，本文拟以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所谓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指的是以现实政治生活为表现对象，以政治场中的为官者和职能人员为主要人物、对现实政治决策和政治问题进行反映的小说。在周梅森转向之后的作品中，《天下财富》和《梦想与疯狂》虽常被人们笼统地归于“政治小说”的行列，但主要叙写的是资本的政治，是经济领域的故事。除去这两部外，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作品共有八部长篇，为《人间正道》 （1996）、《中国制造》 （1998）、《至高利益》 （2000）、《绝对权力》 （2002）、《国家公诉》 （2003）、《我主沉浮》 （2004）、《我本英雄》 （2005）和《人民的名义》 （2017）， f它们即为本文探讨的对象。
一、“对位法”：通往周梅森小说的另一条小径
从小说情节推进的主要动力来看，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作品主要以案情发展为叙事线索，围绕着案件的侦破及由此并行的反腐败斗争，展现代表正义的政治力量对腐败恶势力的追击与惩治。《绝对权力》 《国家公诉》 《人民的名义》属于此类。另一类作品则将情节的推演根植于官场矛盾的漩涡中，通过表现针对改革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不同执政风格、不同价值站位或持有不同决策意见的为官者之间或明或暗的冲突，反映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改革艰难跋涉的成果。《人间正道》 《中国制造》 《至高利益》 《我主沉浮》 《我本英雄》可以归于此类。但是，这种分类并不绝对，在第一类作品中，案件的侦破过程激化了“正邪”双方背后政治力量的较量，官场的矛盾斗争时刻环绕叙事的过程;第二类作品也时常呈现“反腐败”的局部冲突，只不过腐败案情在此类作品中并非贯穿始终的情节主线。
这种交叉并进的书写方式实际上提示着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小说创作的某种特征。在阅读这类作品的过程中，随着阅读的累积，一些似曾相识的情节、人物前赴后继地出现。我所指的并非一种模式化的相似。在主流政治理念的传达，在正义战胜邪恶、困难终被克服等情节发展方面，周梅森的这些小说确实呈现出一种总体上万变不离其宗的相似性，但另一种相似性却带来了差异。这里权且将之称作为“对位法”式的书写，指的是诸多相似构制的叙事零件——人物、情节、场景、主题元素等——在不同的作品中被多次讲述。这些讲述时而呈现截然相反的现实认知与结果导向，时而相互呼应，以一部作品中丰富饱满的情节编织补充着过去作品里曾出现过的理念化表达。
不妨从最宏阔的主题表达方面说起。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的作品大多表现对改革的强势进程的认可，这种对改革的肯定往往以对开拓型执政者形象的着力塑造来表现。他这类小说中的第一部《人间正道》即颇富悲情地书写了改革闯将平川市市委书记吴明雄带领一支改革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推进改革，却在改革蔚然成势的同时被政治暗箭击落，无奈离位的故事。此后的作品中，这种“改革闯将”的形象一再出现，如《至高利益》中的省委书记钟明仁，《绝对权力》中的市委书记齐全盛、《我主沉浮》中的省长赵安邦，然而附着于人物身上的改革故事却发生了变化。与对吴明雄的绝对肯定不同，同为改革闯将的钟明仁其改革决策带来了贻害无穷的国际工业园的污染问题;齐全盛为推进改革而争取到“绝对权力”，从此一叶障目，虽自身廉洁却对妻女和下属一个又一个跌落腐败的深渊毫无察觉。对改革闯将行事缺陷的呈现，到了姊妹篇《我主沉浮》和《我本英雄》中，则是通过赵安邦由激进到求稳的心态转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揭示。
从人物设置的角度看，当然可以说吴明雄、钟明仁、齐全盛、赵安邦身上相同的精神血缘带来了人物设置的脸谱化问题，但是五部小说在情节主题上却呈现出某种“互补”，四位正面人物共享了改革者的品质，却体现了这种品质在不同方面的影响和随之带来的或正面或负面的不同结果。质言之，钟明仁、齐全盛、赵安邦实际上构成了吴明雄的另一些可能性。这些不同结果连在一起或许才构成了作者对这一类人物的完整看法。
法国学者蒂费纳·萨莫瓦约在谈及文学的互文性时曾说道：“文学是在它与世界的关系中写成，但更是在它同自己、同自己的历史的关系中写成的。文学的历史是文学作品自始至终不断产生的一段悠远历程。”g对于每一位作家而言，作品与作品之间亦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周梅森曾经说过：“每一部作品写完我总有一些遗憾，……最大的遗憾往往是许多应该包容进去的鲜活的生活在创作过程中忽略流失了。因此写作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对生活的还债，一笔还完再还下一筆。” h这里存在着一个现实政治题材写作的特殊性问题。如果说，对于其他作家而言，这种无法尽意的写作遗憾主要受限于自我的写作功力，每位作家都在追求自我突破的过程中，那么对于选择了现实政治题材写作的周梅森来说，这种“遗憾”首先受制于一种先在因素，即“这种题材的特殊叙事要求与程式已先在地、刚性地限定了作家的写作空间与自由度。”i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表意范围的限度，作家只能以分立互补的方式展现现实的完整面貌;又由于题材取材空间的限度，这种在不同作品中的“对位”的书写又具有非常高的辨识度。 这种“对位法”式的书写提供了一条通往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小说的别样小径。在阅读了全部相关作品后，虽然读者有关单部小说类型化写作的审美印象并未被颠覆，但对作家关于某个现实政治问题的看法的感知，对自我政治想象的丰富，却有了阅读单个作品无法获得的全新印象。
就周梅森这类小说中最普遍的主题“反腐倡廉”而言，这种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对位”亦表现得十分明显。《绝对权力》 《国家公诉》与《人民的名义》都宣扬了坚定的“反腐”信念，塑造了刘重天、叶子菁、侯亮平等坚韧果决的“反腐”斗士形象。但对于这场自上而下的“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周梅森也包容进不同的声音。如果说《至高利益》中省长赵启功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对李东方“反腐”行动三番五次的劝阻，最终随着赵启功形象的逐步负面化，仅仅表现为反派势力对“反腐”行动的破坏，那么《中国制造》里两位正面人物对“反腐”的态度则显得耐人寻味。正面人物前任市委书记梁清平如此告诫现任市委书记高长河：“当有人试图打着反腐败的旗号否定改革时，你高长河一定要给我硬着头皮顶住！另外，腐败现象也很复杂，是是非非纵横交错，不要把它看得太简单！”j其他作品中所表达的对“反腐”问题的简单化理解，以及所显示的掌权者对“反腐”的坚强决心在此处出现了松动，更为复杂的是，小说后来甚至写到高长河对市委副书记孙亚东处理烈山县委班子的腐败案和紧盯何卓效的腐败问题时都表现出怀疑和不满，甚至想让省委下令将其调走。在《人民的名义》中，对“反腐”的异质性声音是通过李达康这个人物传递出来的。在经历了两次被“反腐”造成的投资方撤退、GDP下落阻塞了升迁之路之后，作为市委书记的李达康还能像高长河那样坚定“反腐”的信念吗？作者没有明确回答，但小说中李达康的最后一次出场却是在和新上任的市纪委书记易学习的不欢而散中落下帷幕的。易学习关于“反腐”的制度创新“廉政责任追究制度”还未及搬上商榷的台面，李达康便因和他谈及“反腐”问题而雷霆大怒，小说由此留下了弦外之音，体现了“反腐”的现实复杂性。
通过作品与作品间的这种“对位”，周梅森笔下的现实流动起来。现实政治题材的作品很难在自身内部建立起体现复杂认知的多重层次，却在与前后相邻作品的连缀中搭建起映照现实的网状结构，意义的不同层次在作品与作品的联结与参照中获得呈现。
二、“对位”与纠偏
在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某部作品中模式化的一处情节在其他的小说里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被重写了一次，只是这一次，作品的描绘要饱满得多，亦真实得多，它扩展被压缩的可能性，或填补先前的叙事空缺，将未及展开的冲突表现得充沛一些。
小说中，腐败一方的关键支撑力量肖兵最后被发现是假冒的高层领导之子，人物面具的揭开便使其后的抱团势力如多米诺骨牌般层层瓦解，笼罩着正义一方齐全盛和刘重天的巨大压力突然间烟消云散。小说中，不断蓄势的艰难和后来轻而易举的成功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对巧合的过度运用常常被诟病为一种模式。不过，如果肖兵真的是领导人之子会怎样呢？关于这一点，《国家公诉》中检察长叶子菁的办案过程完成了对这一情节支流的补充。在这个故事中，叶子菁面对的是由一场大火所牵扯出的政府相关部门人员的渎职、贪腐问题。由于幕后的反派是叶子菁的上级、省委常委王长恭，这便给办案者构成了许多潜在的威压与阻力。小说非常精彩地写到一次惊心动魄的会议。在这个会上，王长恭时而旁敲侧击时而针锋相对地批评叶子菁，故意令其难堪，并以保护自己的干部、维护安定局面等为名，将因为干部渎职导致的失火案定性为让人背锅的放火案，周梅森在叙述叶子菁据理力争的同时也将其所置身的险恶的政治环境与面临的内心折磨很好地表现出来。这俨然完成了《绝对权力》中被中断的书写。而在《人民的名义》中，赵瑞龙更是站在了肖兵曾经身处的位置，将肖兵即将产生但终未产生的危害表现了出来，显示了高级别的权力一旦与腐败相结合所能引发的滔天罪案。
现实政治题材的作品在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书写时，必然要进行一种是非分明、正邪对立的叙事。在主体情节中，没有多少空间留给细致的人性书写，事件不断向前，朝着最后的结果推进，于是常常被人诟病的模式化就此生成。在周梅森现实题材的作品中，经常写到正派为官者面对亲属的违法行为不徇私情，如《绝对权力》中齐全盛面对女儿齐小艳的经济问题、《国家公诉》中陈汉杰面对儿子陈小沐的涉黑事件，还有《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面对妻子欧阳菁的贪腐行为等，三者中的为官者都表现出刚正不阿的政治操守，甚至前两部小说中父亲对子女的毫不护短因为太过“绝情”而给人模式化的印象。但在《至高利益》中，这种情与理、情与法的矛盾在李东方发现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赵启功很可能有严重的不当行为时，曾被周梅森细致地刻画过。类似的“补充”还存在于《我主沉浮》中，小说对赵安邦处理手下干将钱惠人贪腐问题时的内心起伏与情理纠葛亦有细腻的描绘。
另一种“对位”的情况则往往表现为将某部作品中未被自身情节予以验证的某种看法——可能是人物的一句话，幕后的某种腹诽或谈笑间的一种猜测——在另一部作品中编织成扎实的情节，显示其确实如此的可能。
在《绝对权力》中，刘重天不计前嫌秉公执事，证实了齐全盛与贪腐集团并无瓜葛，齐全盛也在有“扳倒”刘重天的机会时坚守党性与良心，为之洗脱了贪腐嫌疑。小说结尾，两位过去的政治对手握手言和，谈到风云之后的社会舆论，齐全盛说了这样的话：“重天，知道吗？社会上最近又有新议论了，说我们镜州又发生了一场政治大地震哩，这震源呢，在省城，在北京。你我都有后台，我想是指秉义同志和陈百川同志，说我们双方的后台达成了什么政治妥协，所以你刘重天放了我一马，我呢，也放了你一马……”k把齐全盛和刘重天经过事实认定的无罪结果看作是高层政治平衡的产物，显示了一种流行的政治窺视对真相的歪曲。但在其他小说中，周梅森又确实多次写到了搞“政治妥协”的行为。《国家公诉》中，王长恭出面干预，以放了陈汉杰涉黑儿子陈小沐的示好来争取对方的政治妥协;《至高利益》中，“政治人”赵启功擅打政治牌，以利益的捆绑劝说自己提拔上来的市委书记李东方，意欲让后者妥协不再深究案情，这些都是反面人物权谋手段的负面呈现。存在于街谈巷议中的“政治传说”在《绝对权力》中被否定，却仿佛是对其他作品中的权力矛盾及其解决方式的一种总结。 在现实政治题材的作品中，反面人物从来都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诚如有论者所言，“通过反面人物性格的复杂化来增强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是众多反腐小说的追求”。l周梅森的作品亦利用反面人物来表达看法。在小说中，反面人物终究会露出真面目，他们的行为和言语也随之受到清算，在总体上被否定。在这种立场的掩护下，作家借反面人物之口反而时时流露出不便通过正面人物表达的现实认知。《人间正道》中，作者别出心裁地以肖道清的日记表达了他对吴明雄改革气魄的复杂看法：“权力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改变人，塑造人，同时也腐蚀人。”m肖道清把吴明雄冒着政治风险大刀阔斧改革的行为视作由权力的获得所激发的做事魄力，并认为这显示着一种政治野心的膨胀。这种猜测虽然在《人间正道》中被文本叙事证明为“小人之心”，但在此后的《至高利益》中，作者借贺家国的自我审视对同肖道清本质一样的看法进行了具象描述：“权力真有一种难以抗拒的腐蚀力量。刚上任时，听人家喊他贺市长，他很不习惯，现在人家若是不喊他贺市长，他就不习惯了;……刚上任时，对上主席台不习惯，现在针对任何会议，他都知道自己在主席台的位置应该在哪里，是左四抑或是右五。倘若会议主持者粗心大意，没让他上主席台，他嘴上不说，心里准不高兴，这又是一种不习惯。”n权力濡染下人心人性的变异过程在正面人物贺家国的感慨中显现出来，更在《国家公诉》里的局部情节中得到了回应。公安局副局长伍成义被升任代局长后态度改变，对叶子菁新的调查要求拒不配合，说话做事的方式变得和被拿下的前公安局长一模一样。他已如肖道清所言，被权力“改变”“塑造”和“腐蚀”。
《人间正道》里的反面人物之语虽然曾经随同反面人物的被否定而被压抑，在审美的层面，也因为仅仅是“看法”而未能得到血肉丰满的呈现，但在此后作品中的一次次回响却让话语获得了生命，证明了这也是靠近问题真实本质的见解。这或许就是周梅森为类型化写作所找寻到的一种纠偏的方式。如果这纯粹是一种巧合，则体现着作家某种写作的无意识——将现实的全貌以分裂的方式表现得尽可能多一些，这是一种呈现“自我”的渴望。当然，作为读者的我们更为期待的是，这种回响与扩展、附和与改造、迁延与增强，倘若能在一部作品中完成它的全部，则必将给人更为深长的审美感动，但这种愿想或许是对当下现实政治题材作品的苛求。
三、聚焦“绝对权力”的核心思索
在最笼统的意义上，“对位”存在于一切文本之中，正是在文本与文本的相互参照与交集中，生成着愈发完整的对世界的写照。现实政治题材小说所反映的政治现实总是亲近于某种主流政治观念，然而其复杂性在于，“一旦我们真正进入文本内外的文化场域，就会发现，它们并非简单地迎合现实、迎合主旋律，……甚至进一步而言，如果说主旋律的确内含着某些真切的现实问题，它们又是在对其中某些问题的探索中把主旋律深化、具体化和复杂化，由此一来，一些被口号式的主旋律观念所遮蔽的空间和声音正藉此得以呈现”。o周梅森小说的命名总透露着明确的理念信息，“人间正道”“至高利益”“人民的名义”似乎都已将叙事迎合主旋律的价值指向先行示出。然而，如果说周梅森的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也“内含着某些真切的现实问题”，也在对政治生活的观照中显示着作者对政治问题的独特思考，那么《绝对权力》这部作品的名字恰恰代表了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小说中掩映在宏大主旋律叙事下的核心思考，在周梅森其他各部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中几乎都有与之“对位”的回响。
《绝对权力》书写了发生在镜州市的腐败大案的侦破过程，由于腐败案件牵涉了镜州市市委书记齐全盛的家人，齐全盛被隔离调查。小说的结尾，比腐败案的成功告破更重要的是，虽然齐全盛被证明是廉洁的，但曾经一手遮天的他受到了教育，认识到追求“绝对权力”的错误。作者通过齐全盛的自我检讨表达了小说的这层意思：“如果时光能倒流，这七年能重来一回，我就不会向陈百川同志要什么绝对权力了，我会和重天好好合作，也许镜州会搞得比现在好，起码不会闹出这么严重的腐败问题！”p齐全盛的“悔过”为小说标题指向的核心问题给出了一种诉诸个人的解决办法，但体制性的问题不会就此消散，周梅森一次又一次地在作品中叩问这一问题。
在最好的情况下，“绝对权力”能以巨大的合力实现效率的极致，《人间正道》中平川市的飞跃式发展印证了这一点。然而更长远地看，“社会幸福建立在权威和自由的巧妙结合的基础之上”，q但“绝对权力”带来了绝对的“权威”。无论权力的掌控者本意如何，它都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破坏性后果。周梅森在《至高利益》中重点反映了这一问题。作为西川省的一把手，钟明仁成为了“绝对权力”的持有者。由于做派强硬说一不二，他所拍板的决策无人敢真正质疑。“绝对权力”犹如一道幕布将它的掌握者与真实的世界相阻隔，使钟明仁一直无法看到他所拍板的国际工业园的真实图景。直到赵启功不端行为暴露，为了自保，他不得不打出政治牌，以国际工业园长达十五年的污染问题攻击钟明仁，一切才暴露了出来。像《至高利益》中这种由权力体制的弊端而产生的负面影響，周梅森的小说中还有诸多体现，《中国制造》中烈山县整个班子的腐败问题、《国家公诉》中省委常委王长恭对长山市失火案调查程序的一再干预等，都显现了“绝对权力”的危害。
然而，周梅森对“绝对权力”的思考不仅仅停留在对事件性后果的揭露上，他还更进一步，写到了这些置身权力中央的个体，他们的某种精神性的后果——一种权力之于人性的腐蚀。在《中国制造》里，在对改革与发展的共同目标的追求中，实现路径的设想差异因为纠结着现实的人事考量，演变为前行者与后继者的激烈冲突。前任市委书记姜超林对新任市委书记高长河言语与行为的极度敏感、种种猜疑都体现了一个习惯于身处权力中央的为官者在权力转移后的精神失落。而在《至高利益》中，周梅森把这一探问表现得更为激烈。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赵启功为了掩盖自己的问题绝地出击，把众人不敢提的国际工业园的污染问题抛给了钟明仁。而后者难以承受赵启功关于“一把手政治”一针见血的指摘，竟晕倒在民主生活会的会场。为了使表意更为清晰，周梅森甚至一反赵启功向来的负面形象，表现出他在钟明仁晕倒后的愧疚与反思，为的是强化对钟明仁精神缺陷的凸显。叙事者所讲述的赵启功的心理活动不无反讽：“他并没说错什么，也没发过脾气，而且是平生头一次真正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讲了一些负责任的话。讲的时候自己都很感动，怎么就没感动得了钟明仁呢？怎么反倒把钟明仁搞倒了呢？钟明仁究竟是他搞倒的，还是自己倒下的？”r在权力的巨大惯性和浸淫下，一个正直精干的为官者却失去了面对自我的能力，作风强势和情绪脆弱的反差深切地揭示出权力者的思维固化与精神凝滞，这亦是权力膨胀的后果。 周梅森作品中写到的政治生活，由于缺乏一种良好的制约机制，不仅仅是反面人物显示出对权力的渴望与贪婪，那些品格过硬的为官者亦无意间透露着权力的傲慢与偏见。《中国制造》中姜超林对田立业工作能力的固执判断让田立业做了很长时间的冷板凳，直到高长河上任后，田立业的为政才华才得以施展出来。在《我主沉浮》中，省长赵安邦对马达的约见全然是一种权力威压的彰显。周梅森颇富喜剧性地描写了马达接通知后去见赵安邦的情景。就因为马达正对赵安邦手下的得力干将钱惠人展开调查，赵安邦便晾了马达一下午，见面后三言两语就欲将其打发。小说对马达等待过程中坐立不安、忐忑难堪的场景描绘得可谓妙趣横生，显现出的则是正面人物赵安邦在此刻的傲慢与专横，这种对权力的肆意挥洒体现了权力对人性的裹挟。
几乎可以说，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小说中写到的那些主要掌权者，谁都在意手中的权力，谁都以难以抗拒的自我确信行使着手中的权力。但是，这其中依然还有些微的差别。对不同的掌权者来说，有的掌权者迷恋的是权力带来的名声威望与个人利益，为此不惜动用一切心思来确保手中的权力，而有的掌权者则在个人的考量之外，还被另一种意识所约束和规范，那就是权力的行使所产生的优劣结果。对公共事业的热忱、对与权力相对应的责任的体认将他们与第一种为官者区别开来。因此，在《中国制造》中，当洪水滚滚而来，姜超林放下了先前与高长河的嫌隙，凭借自己的为政经验帮助高长河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在《我本英雄》中，赵安邦在方正刚显示出切实的工作思路后，便及时调整了先前对他的看法，不因为他是于华北“阵营”中的干部就另眼相待。
不过，现实的复杂性在于，这一些微然而本质的差异在现实中常常是被模糊的。不单那些权力的“个人主义”者会以他们的固有思维看待那些怀抱公心的掌权者，在旁观者的眼中，两种掌权者价值立场与行为逻辑的差异也常常被忽视。周梅森在各个小说里用不同的故事来表现这一深深的误解。《我本英雄》中，赵安邦两度调离方正刚虽带有某种权力的偏视，但主要还是因为他不认可方正刚的计划经济理念，但在旁人眼中，这仿佛是因为方正刚曾受命调查过赵安邦，连事不关己的伟业国际高层陈明丽也感觉这是赵安邦对方正刚的报复。《至高利益》中，李东方坚守原则据实反映赵启功的问题，却被许多干部视作是卖主求荣;《国家公诉》中叶子菁坚持一查到底，还火灾中的无辜丧身者和被冤枉的“肇事者”以公道，却激起“官愤”，被认为是要用自己同志的血去换得个人成就。这种残酷的道德误解让坚守原则、秉持公心的人陷于一种伦理的困境中。
两类为官者的差异常常还在另一个问题上被模糊，那就是权力场中敏感的关系问题。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是官场上应该杜绝的现象，但官场并非无情之地，人的情感特质几乎先在地决定了在官场上，权力的各个层级之间必然也存在着情感的亲疏。这是一种普遍的人性情感在特殊空间中的存在。但由于权力空间的特殊性，情感的来源便有了差异。对于有些权力者来说，情感来源于价值理念的相似、政见的一致，也就是说其对他人的情感好恶取决于对方的思想与行为本身。例如，《我本英雄》中赵安邦对方正刚情感的亲疏变化，《人民的名义》里侯亮平与赵东来由互有芥蒂到惺惺相惜的转变，都是基于一种相对客观的价值判断，是随着事实结果的变化而改变的;而另一些权力者的情感动机，则取决于对方手中权力的分量。《绝对权力》中的赵芬芳见齐全盛仕途或有危机，对之态度随即改变，这还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见风使舵，在《我主沉浮》中，钱惠人的话则典型地体现出这后一种情况的情感心理：“所谓组织都是由一个个具体人组成的，他的组织就是白天明、赵安邦，只有跟这两位领导干，他才会有出路。”s钱惠人和赵芬芳的不同在于他尚有政治常性，敢于和赵安邦“共苦”，但其基于全然个人利益判断的情感取向不仅预示了其最终行为的迷失，也因为一种情感浓度的表象相似，迷惑了赵安邦许多年。白可树之于齐全盛（《绝对权力》）、丁义珍之于李达康（《人民的名义》）亦是同理。这可以说是人性心理所导致的复杂现实在权力场中的一种反映。然而普通生活中情感现象的表同实异其影响多在个体，但在政治生活中，这种感情倾向的迷雾却可能引起轩然大波，小说中反面人物的行为后果已然说明了这一点。
正是在对这种权力体制与人性情感的交错描写中，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揭示出当下政治生活中种种应当解决而难以解决的问题——由此，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露出了其“非确定性”的一面。
【注释】
a对周梅森创作转向的梳理，可参考贺绍俊：《周梅森创作论》，见贺绍俊编：《周梅森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8页。
b贺绍俊：《新政治小说及其当代作家的政治情怀——周梅森论》，《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
c刘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118页。刘复生将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视作“新改革小说”的代表作品，这一命名或可商榷，但其中的分析与提炼精彩迭现，指证了小说中意识形态表意的种种方式。
d薛静：《夹缝中的“李达康”：〈人民的名义〉如何缝合官方话语与民间逻辑》，《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3期;丛治辰：《模式的限度与细节的突围——对〈人民的名义〉的文本分析》，《扬子江评論》2017年第5期。这两篇论文前者细致分析了《人民的名义》中超出政治意识形态意旨的“言外之意”，后者对李达康形象的丰厚内涵有新颖的分析。
e吴道毅：《周梅森政治小说创作论》，《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f其中，《至高利益》中“基层政治学”和“基本国策”章的部分内容曾合并为《基本国策》先行发表于《北京文学》2000年第8期。
g[法]蒂费纳 ·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引言》，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h李冰：《周梅森：写作对我来说意味着对生活还债》，《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12月13日。
i刘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j周梅森：《中国制造》，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kp周梅森：《绝对权力》，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325页。
l李友良：《烈火中闪烁的国徽——论周梅森的〈国家公诉〉》，《当代文坛》2004年第3期。
m周梅森：《人间正道》，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118页。
nr周梅森：《至高利益》，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422页、402页。
o乔焕江：《新世纪文学中的“复数”经验——以陆天明的“反腐小说”为例》，《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
q[法]耶夫·西蒙：《权威的性质与功能》，吴彦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页。
s周梅森：《我主沉浮》，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不论对周梅森文学实践的转向抱持怎样的态度，这样的论断大抵是能获得不同评价者认可的：“自觉地弘扬主流文化精神，积极展开国家政治生活的宏大叙事，是周梅森政治小说的主导性写作立场。”e在二十多年来现实政治题材小说的写作中，周梅森经历着自我身份的流徙。文学界、商界、政界等多个主流领域的涉身使其经历之丰富、体验之复杂超过了很多书斋生活为主的作家。这样的经验不断激发着周梅森对现实政治和时代大问题的言说冲动——在各式各样的访谈里，周梅森都有此意。令我好奇的是，这种主动而自觉的写作意识在确定了认可和配合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发言立场之后，将呈现出何样的叙事景观与意义指向？
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阅读了周梅森转向之前的代表作品和转向之后的各部小说。为使论述对象的边界相对清晰，本文拟以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所谓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指的是以现实政治生活为表现对象，以政治场中的为官者和职能人员为主要人物、对现实政治决策和政治问题进行反映的小说。在周梅森转向之后的作品中，《天下财富》和《梦想与疯狂》虽常被人们笼统地归于“政治小说”的行列，但主要叙写的是资本的政治，是经济领域的故事。除去这两部外，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作品共有八部长篇，为《人间正道》 （1996）、《中国制造》 （1998）、《至高利益》 （2000）、《绝对权力》 （2002）、《国家公诉》 （2003）、《我主沉浮》 （2004）、《我本英雄》 （2005）和《人民的名义》 （2017）， f它们即为本文探讨的对象。
一、“对位法”：通往周梅森小说的另一条小径
从小说情节推进的主要动力来看，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作品主要以案情发展为叙事线索，围绕着案件的侦破及由此并行的反腐败斗争，展现代表正义的政治力量对腐败恶势力的追击与惩治。《绝对权力》 《国家公诉》 《人民的名义》属于此类。另一类作品则将情节的推演根植于官场矛盾的漩涡中，通过表现针对改革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不同执政风格、不同价值站位或持有不同决策意见的为官者之间或明或暗的冲突，反映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改革艰难跋涉的成果。《人间正道》 《中国制造》 《至高利益》 《我主沉浮》 《我本英雄》可以归于此类。但是，这种分类并不绝对，在第一类作品中，案件的侦破过程激化了“正邪”双方背后政治力量的较量，官场的矛盾斗争时刻环绕叙事的过程;第二类作品也时常呈现“反腐败”的局部冲突，只不过腐败案情在此类作品中并非贯穿始终的情节主线。
这种交叉并进的书写方式实际上提示着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小说创作的某种特征。在阅读这类作品的过程中，随着阅读的累积，一些似曾相识的情节、人物前赴后继地出现。我所指的并非一种模式化的相似。在主流政治理念的传达，在正义战胜邪恶、困难终被克服等情节发展方面，周梅森的这些小说确实呈现出一种总体上万变不离其宗的相似性，但另一种相似性却带来了差异。这里权且将之称作为“对位法”式的书写，指的是诸多相似构制的叙事零件——人物、情节、场景、主题元素等——在不同的作品中被多次讲述。这些讲述时而呈现截然相反的现实认知与结果导向，时而相互呼应，以一部作品中丰富饱满的情节编织补充着过去作品里曾出现过的理念化表达。
不妨从最宏阔的主题表达方面说起。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的作品大多表现对改革的强势进程的认可，这种对改革的肯定往往以对开拓型执政者形象的着力塑造来表现。他这类小说中的第一部《人间正道》即颇富悲情地书写了改革闯将平川市市委书记吴明雄带领一支改革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推进改革，却在改革蔚然成势的同时被政治暗箭击落，无奈离位的故事。此后的作品中，这种“改革闯将”的形象一再出现，如《至高利益》中的省委书记钟明仁，《绝对权力》中的市委书记齐全盛、《我主沉浮》中的省长赵安邦，然而附着于人物身上的改革故事却发生了变化。与对吴明雄的绝对肯定不同，同为改革闯将的钟明仁其改革决策带来了贻害无穷的国际工业园的污染问题;齐全盛为推进改革而争取到“绝对权力”，从此一叶障目，虽自身廉洁却对妻女和下属一个又一个跌落腐败的深渊毫无察觉。对改革闯将行事缺陷的呈现，到了姊妹篇《我主沉浮》和《我本英雄》中，则是通过赵安邦由激进到求稳的心态转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揭示。
从人物设置的角度看，当然可以说吴明雄、钟明仁、齐全盛、赵安邦身上相同的精神血缘带来了人物设置的脸谱化问题，但是五部小说在情节主题上却呈现出某种“互补”，四位正面人物共享了改革者的品质，却体现了这种品质在不同方面的影响和随之带来的或正面或负面的不同结果。质言之，钟明仁、齐全盛、赵安邦实际上构成了吴明雄的另一些可能性。这些不同结果连在一起或许才构成了作者对这一类人物的完整看法。
法国学者蒂费纳·萨莫瓦约在谈及文学的互文性时曾说道：“文学是在它与世界的关系中写成，但更是在它同自己、同自己的历史的关系中写成的。文学的历史是文学作品自始至终不断产生的一段悠远历程。”g对于每一位作家而言，作品与作品之间亦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周梅森曾经说过：“每一部作品写完我总有一些遗憾，……最大的遗憾往往是许多应该包容进去的鲜活的生活在创作过程中忽略流失了。因此写作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对生活的还债，一笔还完再还下一筆。” h这里存在着一个现实政治题材写作的特殊性问题。如果说，对于其他作家而言，这种无法尽意的写作遗憾主要受限于自我的写作功力，每位作家都在追求自我突破的过程中，那么对于选择了现实政治题材写作的周梅森来说，这种“遗憾”首先受制于一种先在因素，即“这种题材的特殊叙事要求与程式已先在地、刚性地限定了作家的写作空间与自由度。”i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表意范围的限度，作家只能以分立互补的方式展现现实的完整面貌;又由于题材取材空间的限度，这种在不同作品中的“对位”的书写又具有非常高的辨识度。 这种“对位法”式的书写提供了一条通往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小说的别样小径。在阅读了全部相关作品后，虽然读者有关单部小说类型化写作的审美印象并未被颠覆，但对作家关于某个现实政治问题的看法的感知，对自我政治想象的丰富，却有了阅读单个作品无法获得的全新印象。
就周梅森这类小说中最普遍的主题“反腐倡廉”而言，这种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对位”亦表现得十分明显。《绝对权力》 《国家公诉》与《人民的名义》都宣扬了坚定的“反腐”信念，塑造了刘重天、叶子菁、侯亮平等坚韧果决的“反腐”斗士形象。但对于这场自上而下的“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周梅森也包容进不同的声音。如果说《至高利益》中省长赵启功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对李东方“反腐”行动三番五次的劝阻，最终随着赵启功形象的逐步负面化，仅仅表现为反派势力对“反腐”行动的破坏，那么《中国制造》里两位正面人物对“反腐”的态度则显得耐人寻味。正面人物前任市委书记梁清平如此告诫现任市委书记高长河：“当有人试图打着反腐败的旗号否定改革时，你高长河一定要给我硬着头皮顶住！另外，腐败现象也很复杂，是是非非纵横交错，不要把它看得太简单！”j其他作品中所表达的对“反腐”问题的简单化理解，以及所显示的掌权者对“反腐”的坚强决心在此处出现了松动，更为复杂的是，小说后来甚至写到高长河对市委副书记孙亚东处理烈山县委班子的腐败案和紧盯何卓效的腐败问题时都表现出怀疑和不满，甚至想让省委下令将其调走。在《人民的名义》中，对“反腐”的异质性声音是通过李达康这个人物传递出来的。在经历了两次被“反腐”造成的投资方撤退、GDP下落阻塞了升迁之路之后，作为市委书记的李达康还能像高长河那样坚定“反腐”的信念吗？作者没有明确回答，但小说中李达康的最后一次出场却是在和新上任的市纪委书记易学习的不欢而散中落下帷幕的。易学习关于“反腐”的制度创新“廉政责任追究制度”还未及搬上商榷的台面，李达康便因和他谈及“反腐”问题而雷霆大怒，小说由此留下了弦外之音，体现了“反腐”的现实复杂性。
通过作品与作品间的这种“对位”，周梅森笔下的现实流动起来。现实政治题材的作品很难在自身内部建立起体现复杂认知的多重层次，却在与前后相邻作品的连缀中搭建起映照现实的网状结构，意义的不同层次在作品与作品的联结与参照中获得呈现。
二、“对位”与纠偏
在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某部作品中模式化的一处情节在其他的小说里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被重写了一次，只是这一次，作品的描绘要饱满得多，亦真实得多，它扩展被压缩的可能性，或填补先前的叙事空缺，将未及展开的冲突表现得充沛一些。
小说中，腐败一方的关键支撑力量肖兵最后被发现是假冒的高层领导之子，人物面具的揭开便使其后的抱团势力如多米诺骨牌般层层瓦解，笼罩着正义一方齐全盛和刘重天的巨大压力突然间烟消云散。小说中，不断蓄势的艰难和后来轻而易举的成功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对巧合的过度运用常常被诟病为一种模式。不过，如果肖兵真的是领导人之子会怎样呢？关于这一点，《国家公诉》中检察长叶子菁的办案过程完成了对这一情节支流的补充。在这个故事中，叶子菁面对的是由一场大火所牵扯出的政府相关部门人员的渎职、贪腐问题。由于幕后的反派是叶子菁的上级、省委常委王长恭，这便给办案者构成了许多潜在的威压与阻力。小说非常精彩地写到一次惊心动魄的会议。在这个会上，王长恭时而旁敲侧击时而针锋相对地批评叶子菁，故意令其难堪，并以保护自己的干部、维护安定局面等为名，将因为干部渎职导致的失火案定性为让人背锅的放火案，周梅森在叙述叶子菁据理力争的同时也将其所置身的险恶的政治环境与面临的内心折磨很好地表现出来。这俨然完成了《绝对权力》中被中断的书写。而在《人民的名义》中，赵瑞龙更是站在了肖兵曾经身处的位置，将肖兵即将产生但终未产生的危害表现了出来，显示了高级别的权力一旦与腐败相结合所能引发的滔天罪案。
现实政治题材的作品在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书写时，必然要进行一种是非分明、正邪对立的叙事。在主体情节中，没有多少空间留给细致的人性书写，事件不断向前，朝着最后的结果推进，于是常常被人诟病的模式化就此生成。在周梅森现实题材的作品中，经常写到正派为官者面对亲属的违法行为不徇私情，如《绝对权力》中齐全盛面对女儿齐小艳的经济问题、《国家公诉》中陈汉杰面对儿子陈小沐的涉黑事件，还有《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面对妻子欧阳菁的贪腐行为等，三者中的为官者都表现出刚正不阿的政治操守，甚至前两部小说中父亲对子女的毫不护短因为太过“绝情”而给人模式化的印象。但在《至高利益》中，这种情与理、情与法的矛盾在李东方发现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赵启功很可能有严重的不当行为时，曾被周梅森细致地刻画过。类似的“补充”还存在于《我主沉浮》中，小说对赵安邦处理手下干将钱惠人贪腐问题时的内心起伏与情理纠葛亦有细腻的描绘。
另一种“对位”的情况则往往表现为将某部作品中未被自身情节予以验证的某种看法——可能是人物的一句话，幕后的某种腹诽或谈笑间的一种猜测——在另一部作品中编织成扎实的情节，显示其确实如此的可能。
在《绝对权力》中，刘重天不计前嫌秉公执事，证实了齐全盛与贪腐集团并无瓜葛，齐全盛也在有“扳倒”刘重天的机会时坚守党性与良心，为之洗脱了贪腐嫌疑。小说结尾，两位过去的政治对手握手言和，谈到风云之后的社会舆论，齐全盛说了这样的话：“重天，知道吗？社会上最近又有新议论了，说我们镜州又发生了一场政治大地震哩，这震源呢，在省城，在北京。你我都有后台，我想是指秉义同志和陈百川同志，说我们双方的后台达成了什么政治妥协，所以你刘重天放了我一马，我呢，也放了你一马……”k把齐全盛和刘重天经过事实认定的无罪结果看作是高层政治平衡的产物，显示了一种流行的政治窺视对真相的歪曲。但在其他小说中，周梅森又确实多次写到了搞“政治妥协”的行为。《国家公诉》中，王长恭出面干预，以放了陈汉杰涉黑儿子陈小沐的示好来争取对方的政治妥协;《至高利益》中，“政治人”赵启功擅打政治牌，以利益的捆绑劝说自己提拔上来的市委书记李东方，意欲让后者妥协不再深究案情，这些都是反面人物权谋手段的负面呈现。存在于街谈巷议中的“政治传说”在《绝对权力》中被否定，却仿佛是对其他作品中的权力矛盾及其解决方式的一种总结。 在现实政治题材的作品中，反面人物从来都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诚如有论者所言，“通过反面人物性格的复杂化来增强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是众多反腐小说的追求”。l周梅森的作品亦利用反面人物来表达看法。在小说中，反面人物终究会露出真面目，他们的行为和言语也随之受到清算，在总体上被否定。在这种立场的掩护下，作家借反面人物之口反而时时流露出不便通过正面人物表达的现实认知。《人间正道》中，作者别出心裁地以肖道清的日记表达了他对吴明雄改革气魄的复杂看法：“权力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改变人，塑造人，同时也腐蚀人。”m肖道清把吴明雄冒着政治风险大刀阔斧改革的行为视作由权力的获得所激发的做事魄力，并认为这显示着一种政治野心的膨胀。这种猜测虽然在《人间正道》中被文本叙事证明为“小人之心”，但在此后的《至高利益》中，作者借贺家国的自我审视对同肖道清本质一样的看法进行了具象描述：“权力真有一种难以抗拒的腐蚀力量。刚上任时，听人家喊他贺市长，他很不习惯，现在人家若是不喊他贺市长，他就不习惯了;……刚上任时，对上主席台不习惯，现在针对任何会议，他都知道自己在主席台的位置应该在哪里，是左四抑或是右五。倘若会议主持者粗心大意，没让他上主席台，他嘴上不说，心里准不高兴，这又是一种不习惯。”n权力濡染下人心人性的变异过程在正面人物贺家国的感慨中显现出来，更在《国家公诉》里的局部情节中得到了回应。公安局副局长伍成义被升任代局长后态度改变，对叶子菁新的调查要求拒不配合，说话做事的方式变得和被拿下的前公安局长一模一样。他已如肖道清所言，被权力“改变”“塑造”和“腐蚀”。
《人间正道》里的反面人物之语虽然曾经随同反面人物的被否定而被压抑，在审美的层面，也因为仅仅是“看法”而未能得到血肉丰满的呈现，但在此后作品中的一次次回响却让话语获得了生命，证明了这也是靠近问题真实本质的见解。这或许就是周梅森为类型化写作所找寻到的一种纠偏的方式。如果这纯粹是一种巧合，则体现着作家某种写作的无意识——将现实的全貌以分裂的方式表现得尽可能多一些，这是一种呈现“自我”的渴望。当然，作为读者的我们更为期待的是，这种回响与扩展、附和与改造、迁延与增强，倘若能在一部作品中完成它的全部，则必将给人更为深长的审美感动，但这种愿想或许是对当下现实政治题材作品的苛求。
三、聚焦“绝对权力”的核心思索
在最笼统的意义上，“对位”存在于一切文本之中，正是在文本与文本的相互参照与交集中，生成着愈发完整的对世界的写照。现实政治题材小说所反映的政治现实总是亲近于某种主流政治观念，然而其复杂性在于，“一旦我们真正进入文本内外的文化场域，就会发现，它们并非简单地迎合现实、迎合主旋律，……甚至进一步而言，如果说主旋律的确内含着某些真切的现实问题，它们又是在对其中某些问题的探索中把主旋律深化、具体化和复杂化，由此一来，一些被口号式的主旋律观念所遮蔽的空间和声音正藉此得以呈现”。o周梅森小说的命名总透露着明确的理念信息，“人间正道”“至高利益”“人民的名义”似乎都已将叙事迎合主旋律的价值指向先行示出。然而，如果说周梅森的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也“内含着某些真切的现实问题”，也在对政治生活的观照中显示着作者对政治问题的独特思考，那么《绝对权力》这部作品的名字恰恰代表了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小说中掩映在宏大主旋律叙事下的核心思考，在周梅森其他各部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中几乎都有与之“对位”的回响。
《绝对权力》书写了发生在镜州市的腐败大案的侦破过程，由于腐败案件牵涉了镜州市市委书记齐全盛的家人，齐全盛被隔离调查。小说的结尾，比腐败案的成功告破更重要的是，虽然齐全盛被证明是廉洁的，但曾经一手遮天的他受到了教育，认识到追求“绝对权力”的错误。作者通过齐全盛的自我检讨表达了小说的这层意思：“如果时光能倒流，这七年能重来一回，我就不会向陈百川同志要什么绝对权力了，我会和重天好好合作，也许镜州会搞得比现在好，起码不会闹出这么严重的腐败问题！”p齐全盛的“悔过”为小说标题指向的核心问题给出了一种诉诸个人的解决办法，但体制性的问题不会就此消散，周梅森一次又一次地在作品中叩问这一问题。
在最好的情况下，“绝对权力”能以巨大的合力实现效率的极致，《人间正道》中平川市的飞跃式发展印证了这一点。然而更长远地看，“社会幸福建立在权威和自由的巧妙结合的基础之上”，q但“绝对权力”带来了绝对的“权威”。无论权力的掌控者本意如何，它都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破坏性后果。周梅森在《至高利益》中重点反映了这一问题。作为西川省的一把手，钟明仁成为了“绝对权力”的持有者。由于做派强硬说一不二，他所拍板的决策无人敢真正质疑。“绝对权力”犹如一道幕布将它的掌握者与真实的世界相阻隔，使钟明仁一直无法看到他所拍板的国际工业园的真实图景。直到赵启功不端行为暴露，为了自保，他不得不打出政治牌，以国际工业园长达十五年的污染问题攻击钟明仁，一切才暴露了出来。像《至高利益》中这种由权力体制的弊端而产生的负面影響，周梅森的小说中还有诸多体现，《中国制造》中烈山县整个班子的腐败问题、《国家公诉》中省委常委王长恭对长山市失火案调查程序的一再干预等，都显现了“绝对权力”的危害。
然而，周梅森对“绝对权力”的思考不仅仅停留在对事件性后果的揭露上，他还更进一步，写到了这些置身权力中央的个体，他们的某种精神性的后果——一种权力之于人性的腐蚀。在《中国制造》里，在对改革与发展的共同目标的追求中，实现路径的设想差异因为纠结着现实的人事考量，演变为前行者与后继者的激烈冲突。前任市委书记姜超林对新任市委书记高长河言语与行为的极度敏感、种种猜疑都体现了一个习惯于身处权力中央的为官者在权力转移后的精神失落。而在《至高利益》中，周梅森把这一探问表现得更为激烈。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赵启功为了掩盖自己的问题绝地出击，把众人不敢提的国际工业园的污染问题抛给了钟明仁。而后者难以承受赵启功关于“一把手政治”一针见血的指摘，竟晕倒在民主生活会的会场。为了使表意更为清晰，周梅森甚至一反赵启功向来的负面形象，表现出他在钟明仁晕倒后的愧疚与反思，为的是强化对钟明仁精神缺陷的凸显。叙事者所讲述的赵启功的心理活动不无反讽：“他并没说错什么，也没发过脾气，而且是平生头一次真正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讲了一些负责任的话。讲的时候自己都很感动，怎么就没感动得了钟明仁呢？怎么反倒把钟明仁搞倒了呢？钟明仁究竟是他搞倒的，还是自己倒下的？”r在权力的巨大惯性和浸淫下，一个正直精干的为官者却失去了面对自我的能力，作风强势和情绪脆弱的反差深切地揭示出权力者的思维固化与精神凝滞，这亦是权力膨胀的后果。 周梅森作品中写到的政治生活，由于缺乏一种良好的制约机制，不仅仅是反面人物显示出对权力的渴望与贪婪，那些品格过硬的为官者亦无意间透露着权力的傲慢与偏见。《中国制造》中姜超林对田立业工作能力的固执判断让田立业做了很长时间的冷板凳，直到高长河上任后，田立业的为政才华才得以施展出来。在《我主沉浮》中，省长赵安邦对马达的约见全然是一种权力威压的彰显。周梅森颇富喜剧性地描写了马达接通知后去见赵安邦的情景。就因为马达正对赵安邦手下的得力干将钱惠人展开调查，赵安邦便晾了马达一下午，见面后三言两语就欲将其打发。小说对马达等待过程中坐立不安、忐忑难堪的场景描绘得可谓妙趣横生，显现出的则是正面人物赵安邦在此刻的傲慢与专横，这种对权力的肆意挥洒体现了权力对人性的裹挟。
几乎可以说，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小说中写到的那些主要掌权者，谁都在意手中的权力，谁都以难以抗拒的自我确信行使着手中的权力。但是，这其中依然还有些微的差别。对不同的掌权者来说，有的掌权者迷恋的是权力带来的名声威望与个人利益，为此不惜动用一切心思来确保手中的权力，而有的掌权者则在个人的考量之外，还被另一种意识所约束和规范，那就是权力的行使所产生的优劣结果。对公共事业的热忱、对与权力相对应的责任的体认将他们与第一种为官者区别开来。因此，在《中国制造》中，当洪水滚滚而来，姜超林放下了先前与高长河的嫌隙，凭借自己的为政经验帮助高长河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在《我本英雄》中，赵安邦在方正刚显示出切实的工作思路后，便及时调整了先前对他的看法，不因为他是于华北“阵营”中的干部就另眼相待。
不过，现实的复杂性在于，这一些微然而本质的差异在现实中常常是被模糊的。不单那些权力的“个人主义”者会以他们的固有思维看待那些怀抱公心的掌权者，在旁观者的眼中，两种掌权者价值立场与行为逻辑的差异也常常被忽视。周梅森在各个小说里用不同的故事来表现这一深深的误解。《我本英雄》中，赵安邦两度调离方正刚虽带有某种权力的偏视，但主要还是因为他不认可方正刚的计划经济理念，但在旁人眼中，这仿佛是因为方正刚曾受命调查过赵安邦，连事不关己的伟业国际高层陈明丽也感觉这是赵安邦对方正刚的报复。《至高利益》中，李东方坚守原则据实反映赵启功的问题，却被许多干部视作是卖主求荣;《国家公诉》中叶子菁坚持一查到底，还火灾中的无辜丧身者和被冤枉的“肇事者”以公道，却激起“官愤”，被认为是要用自己同志的血去换得个人成就。这种残酷的道德误解让坚守原则、秉持公心的人陷于一种伦理的困境中。
两类为官者的差异常常还在另一个问题上被模糊，那就是权力场中敏感的关系问题。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是官场上应该杜绝的现象，但官场并非无情之地，人的情感特质几乎先在地决定了在官场上，权力的各个层级之间必然也存在着情感的亲疏。这是一种普遍的人性情感在特殊空间中的存在。但由于权力空间的特殊性，情感的来源便有了差异。对于有些权力者来说，情感来源于价值理念的相似、政见的一致，也就是说其对他人的情感好恶取决于对方的思想与行为本身。例如，《我本英雄》中赵安邦对方正刚情感的亲疏变化，《人民的名义》里侯亮平与赵东来由互有芥蒂到惺惺相惜的转变，都是基于一种相对客观的价值判断，是随着事实结果的变化而改变的;而另一些权力者的情感动机，则取决于对方手中权力的分量。《绝对权力》中的赵芬芳见齐全盛仕途或有危机，对之态度随即改变，这还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见风使舵，在《我主沉浮》中，钱惠人的话则典型地体现出这后一种情况的情感心理：“所谓组织都是由一个个具体人组成的，他的组织就是白天明、赵安邦，只有跟这两位领导干，他才会有出路。”s钱惠人和赵芬芳的不同在于他尚有政治常性，敢于和赵安邦“共苦”，但其基于全然个人利益判断的情感取向不仅预示了其最终行为的迷失，也因为一种情感浓度的表象相似，迷惑了赵安邦许多年。白可树之于齐全盛（《绝对权力》）、丁义珍之于李达康（《人民的名义》）亦是同理。这可以说是人性心理所导致的复杂现实在权力场中的一种反映。然而普通生活中情感现象的表同实异其影响多在个体，但在政治生活中，这种感情倾向的迷雾却可能引起轩然大波，小说中反面人物的行为后果已然说明了这一点。
正是在对这种权力体制与人性情感的交错描写中，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揭示出当下政治生活中种种应当解决而难以解决的问题——由此，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露出了其“非确定性”的一面。
【注释】
a对周梅森创作转向的梳理，可参考贺绍俊：《周梅森创作论》，见贺绍俊编：《周梅森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8页。
b贺绍俊：《新政治小说及其当代作家的政治情怀——周梅森论》，《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
c刘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118页。刘复生将周梅森现实政治题材的小说视作“新改革小说”的代表作品，这一命名或可商榷，但其中的分析与提炼精彩迭现，指证了小说中意识形态表意的种种方式。
d薛静：《夹缝中的“李达康”：〈人民的名义〉如何缝合官方话语与民间逻辑》，《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3期;丛治辰：《模式的限度与细节的突围——对〈人民的名义〉的文本分析》，《扬子江评論》2017年第5期。这两篇论文前者细致分析了《人民的名义》中超出政治意识形态意旨的“言外之意”，后者对李达康形象的丰厚内涵有新颖的分析。
e吴道毅：《周梅森政治小说创作论》，《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f其中，《至高利益》中“基层政治学”和“基本国策”章的部分内容曾合并为《基本国策》先行发表于《北京文学》2000年第8期。
g[法]蒂费纳 ·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引言》，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h李冰：《周梅森：写作对我来说意味着对生活还债》，《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12月13日。
i刘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j周梅森：《中国制造》，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kp周梅森：《绝对权力》，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325页。
l李友良：《烈火中闪烁的国徽——论周梅森的〈国家公诉〉》，《当代文坛》2004年第3期。
m周梅森：《人间正道》，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118页。
nr周梅森：《至高利益》，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422页、402页。
o乔焕江：《新世纪文学中的“复数”经验——以陆天明的“反腐小说”为例》，《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
q[法]耶夫·西蒙：《权威的性质与功能》，吴彦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页。
s周梅森：《我主沉浮》，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