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社交媒体的世界，月明星稀，风平浪静。一座灯塔矗立在暗礁之上，向四周持续投射微弱的白光。包裹着抑郁、绝望的黑色气泡，不时在水面上出现，复又消失。刹那之间，它们的存在被一双不知疲倦的眼睛照见。
　　晚上9点，一份特别的通报，在“树洞行动救援群”里弹出——树洞监控通报，日期：20181126;发布人：树洞救援团树洞行动机器人003号;自杀风险9级。监控到的内容为12点37分发自网名为“Ancoll”的人的约死信息。
　　“9级！约死信息！”张老师定睛一看，职业心理咨询师的敏感让她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如不立即干预，很可能会有更多人关注到这个约死的行为，更多的求死欲望会被激起。
　　张老师一边拖住时间，一边通知群里的志愿者，此起事件危险度极高。群内多名志愿者同时行动，迅速核查林婧所有的公开信息，住址、学校、年龄、点赞、关注好友。他们搜寻“Ancoll”所有的公开信息，一旦需要报警，就能及时提供全面信息。
　　在对话的过程中，张老师发现林婧遇到的是经济上的困难。网贷借了很多钱还不起，家里准备卖房子替她还账，她承受不住这种内疚感、无力感带来的巨大压力，想要抛弃生命。
　　张老师问林婧，“如果说你现在离开人世，还有没有什么你放不下的人呢？” “我的父母。我感觉特别对不起他们……”
　　看到了一丝希望，张老师开始尝试唤起她对父母的爱与责任，“你想过吗？如果我们放弃了生命，爸爸妈妈从小把我们抚养到这么大，他们抚育我们的钱和债务相比，哪一个本钱更大？从经济学上说咱们这做的是赔本买卖。再从亲情的角度来说，我们真的从这个世界上离开了，父母可能还是要继续偿还债务，同时还要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你觉得这么爱你的父母还能活多久？我们能不能好好估摸一下，该怎么去赚钱来还这笔钱，然后重新崛起啊？”林婧说，“不知道該怎么办了，眼前的困难是最大的问题，无法应对……”
　　群内成员得知林婧的情况后火速接力，中科院的彭教授开始跟林婧讨论实打实的解决方案：债务该怎么偿还，怎么运作个人经营，怎么处理她面对的情况。
　　林婧逐渐意识到身上背负着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还有父母的希望，知道还有很多的办法解决实际问题，同时有很多人在陪伴她、鼓励她坚持，自杀的想法随即淡去。她说，“有这么多陌生人在为我想办法，鼓励我，让我看到事情其实没那么糟糕。我得好好去面对这些问题，而不是再逃跑。谢谢这些温暖的人。”

树洞救援行动

　　2018年4月2日，在一个“医学人工智能”微信群里，群主黄智生提出了“树洞行动”创意：智能主体（又称机器人）巡视社交媒体，发现高风险自杀倾向的人群，随后组织人力实施救援。
　　三个多月后，7月25日，树洞机器人正式上线。它的职责是从每天数以千计的信息中提取十条左右信息，即过滤掉99%以上的无关信息，从而极大减少人工干预的开销。经过迭代更新，“树洞机器人004号”于12月16日上线。
　　树洞机器人采用了人工智能中的知识图谱技术，从数据采集汇总、自杀风险分析到形成树洞监控通报，都是全自动实现的。黄智生只需两步操作：一是“唤醒”树洞机器人004号;二是将树洞监控通报复制到救援群。
　　树洞行动发起人黄智生是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在抑郁症及其人工智能创新技术方面，他带领的研究组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已有长期合作。他同时还任首都医科大学大脑保护高精尖中心抑郁症人工智能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武汉科技大学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树洞救援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是我们三家合作努力的结果。”
　　黄智生拟定了一个自杀风险分级标准，分为0-10级，级别越高，自杀风险越高。例如6级是自杀已经在计划中，自杀时间未明;7级是自杀方式已确定，自杀日期未明。最初的时候，他将机器人设置为从7级开始预警，“6级以上信息已经太多。”后来团队人数不断增多，同时，他们发现自杀风险在6级的人也很危险，在2018年10月左右，机器人的预警开始包括6级。
　　目前，树洞机器人对自杀风险的判别准确率为82%。“但是，这并不构成真正的问题，因为是否要去救某一个人由救援团成员自己决定。他们还会对这些信息作进一步的判别。”
　　与树洞行动相似，Facebook也于2017年推出人工智能预防自杀功能。黄智生解释，不同之处在于“Facebook掌握了客户的个人信息，所以，他们作自杀干预要比我们容易得多。我们采集的都是网络公开数据，没有涉及个人隐私。”
　　从树洞救援团成立到现在，快一年了。一年前，黄智生没有预想到会把树洞救援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想能救一个算一个。如今的树洞行动救援团里，约有40名精神科专家和40名心理咨询师，其他志愿者多为大学老师。
　　“树洞行动最大的好处，是能及时发现一些抑郁症患者，其中很多是没来过医院就诊的自杀倾向患者，扩展了我们医生的视野和范围。抑郁症病人都不来（医院），你让医生怎么去发现？”安定医院院长王刚说，“但是发现以后怎么办？更重要的是形成救治的规范路径，这需要人工智能、医疗、心理团队密切协作。目前为止这块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在多人同时进入紧急救援的过程中，黄智生会迅速地给救援者组建一个小组。树洞救援团撰写的网络救援行动指南中写着，“如果你觉得被救援者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更多的人一起来提供有效的帮助，或者是我们的救援团已经有多人同被救援者建立了联系，需要协调多方的努力，你可以发起建立针对该被救助者的救援小组。救援小组一般由五个左右的人员组成。比较恰当的救援小组结构是有两位精神健康方面的专家或医生，和三位普通的救援志愿人员。”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救援小组需要同被救援者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不断进行心理疏导。树洞行动救援团目前只有220人，无法应对每天发现的约十个对象的救援人力开销。黄智生呼吁更多的志愿者投入到这个高科技支撑的公益事业之中。
　　“这将会成为一个产业。救人会成为一个职业。”对于树洞行动的未来，黄智生踌躇满志。为了提供完整的救助生态链，帮助被救援者自食其力，树洞救援团形成了建立“医学人工智能关爱中心”的构想。黄智生相信，网络自杀救助活动将催生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新职业——网络心理疏导师。
　　张老师从去年12月底正式加入救援工作，参与阻止了四起自杀事件，有两起是集体性的。2019年3月11日，她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前天又成功了一例，一共五例啦。”
　　“但凡能够把自己自杀的想法和意愿，在公开的平台上留下信息，说明这个人在呼救。”在张老师看来，绝望、迷茫的话语背后，传达的不是求死欲，而是求生的本能。她将树洞救援团定义为“希望能够唤起自杀者心中更多的希望的一群人”。
　　她救助的一个男孩，如今是救援团一名待观察的新志愿者。等到这名新人的情况稳定后，他将有机会参与到救援中去。
　　张老师回忆自己在与之相处的过程中的感触，“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惋惜，会有强烈的想要拉他回来的感受。当我听到他说他小时候在学校里被各种各样的人看不起，不被家长接受，甚至他父母之间也有一些问题，其实那时候涌起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心疼。我不知道其他孩子，或者是我自己在他那样的情况下，能不能同他一样强大，能够站得住，不让自己摔下去。所以那一瞬间真特别心酸。”

“那也只是成为别人眼中的一个事例而已”

　　2018年4月28日，正式救援团还未成立，医学人工智能群成员曾救助过一个女孩。发现她想自杀，且说过“从来没有人给我送过花”时，群里发动了一次捐款，委托女孩就读学院的领导，每周给她送一次花。几位成员还与她建立了紧密联系，成为好朋友，和她谈心。
　　这些努力只让她多活了47天。在大家都认为她的状态完全好转的情况下，她决然离去，只留下错愕一片。
　　龚庆悦是南京中醫药大学医学信息工程教研室的老师，曾在寻找女孩住址时，成功联系了她的前男友。她对救援最终失败的原因分析道，“她开始给我们回馈的信息里还是有点感激我们的，但她对生活没有任何留恋了。都是人工智能组里的老师，我们可能都在心理方面经验不足吧。”
　　这次救援的教训刻在了黄智生心里，“如果发现被救援者有强烈的自杀企图，一定要让他们去接受系统治疗。在这方面，许多家长并不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虽然通过对大量抑郁症自杀事例的宣传教育和抑郁症知识的普及，可能会缓解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每位家长都会认为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事例不一样。等到他们获得了个人的具体经验以后，往往来不及了，那也只是成为别人眼中的一个事例而已。”
　　“这个女孩，我们为她联系了当地挺好的医院，跟医生对接，还是没去治疗。”救援团成立以来，王刚只接诊过两个被救患者;在他从业的十几年里，自杀悲剧亦不少，“因为抑郁症自杀，实在是太可惜了。抑郁症又不是绝症，能治！即便不能做到完全消除抑郁，至少对大多数患者，能做到很大程度改善症状。”
　　陈皓是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他对人机联合救援行动很感兴趣，遂主动申请加入树洞行动。关注约死群，亦属于树洞网络监控的范围。他潜伏到一个约死群做“卧底”，救下一名轻生者。
　　2019年1月6日，杨茜开始在群里不停地说话，带着异样的兴奋，她说，今天见完了爷爷奶奶，要自杀，把药啊酒啊，都准备了，要跳楼，今天就可以解脱了。爷爷奶奶从车站出来以后，她开始拍照，相当于在群里直播。陈皓马上找她聊天，但一直被拒绝。

　　杨茜偷偷回到家之后，吞了安眠药喝了酒。从楼上往楼下看的照片、家庭地址，陆续出现在自杀群上。“有了家庭地址，我就好办了，我就赶紧报了警。”陈皓松了一口气。警方到了以后，门没开，最终采取强制手段入室，救起了徘徊在死亡边缘的杨茜。
　　陈皓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等季度汇总救援情况时一看，才发现杨茜之前就有过轻生的尝试，被救援团的其他成员阻止。
　　武汉协和医院药师胡琪参与了前次的救援。她承认，给这些有着决绝离世想法的患者问诊或药物咨询，很难找到合适的时机。“我接触的这些自杀者，多是药物治疗无效或合并严重的心理问题的人群，戒备心偏强。”
　　AI预警杨茜计划元旦时自杀，胡琪等多位志愿者尝试和她的家长联系，家长一开始很排斥，后来通过她的一个朋友才取得一定信任。然而，得知杨茜可能在元旦时出问题，到跨年夜，家长依然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
　　“（2018年）12月31日那天晚上，我们又通过她的一些亲朋好友了解到她那天要行动，我们赶紧跟他家长联系。家长说了一些类似‘我女儿如果自杀，首先要怪你们志愿者’的过激语言，后来还是赶回家了。”
　　“按照精神卫生法规定，患者是可以强制治疗的，但是只有家长可以强制，救援团显然不行，目前只能靠说服。”王刚说。中国在国家层面尚无《自杀救援法》等相关法律保障自杀干预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寻短见者奔着死亡而去，有的人遇到救援，反抗特别激烈，甚至弄伤赶赴实地救援的志愿者。胡琪因此常提醒志愿者，在救人的过程中，也要学会保护自己。 　　杨茜是重度抑郁症患者，家长带她就诊，尝试过多种药物治疗。胡琪认为家长并非排斥疾病，而是认识不足，不相信孩子真会采取恶性行动。
　　杨茜的父母教育方式强势，规划好了她的工作与生活路线，即使那非她所愿。她在父母面前反倒表现得比较乖，以致最亲近的人看不透她心底的绝望。
　　抑郁症自杀倾向者察觉自己的心境存在问题时，多会选择将这些问题隐藏起来。龚庆悦碰到过一名被救援者，报警以后，警察找到她，周围的人都认为她是正常的，她自己也不承认问题。可跟踪她的信息却发现，她一直在讨论怎么死，并且说第二天要跳河。
　　出于保护被救援者的目的，树洞救援团成员在讲述他们的故事后，再三嘱咐不要让信息完全呈现在报道中。涉及抑郁症、自杀、死亡，皆是“敏感话题”，仍然有诸多的讳莫如深，在中国尤甚。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自杀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冲动自杀。但超过半数的自杀者与精神疾病有关。其中，抑郁症是自杀危险性最高的精神障碍之一。
　　2015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表明，中国抑郁症患病人数约为5400万，患病率为4.2%。上海精神科医生颜文伟曾估计：抑郁症患者如果不予治疗，约三分之一会自然恢复正常，大概需时半年到一年;另三分之一会反反复复，拖成慢性。
　　2019年3月3日，一名抑郁症少年留下长篇遗书，从29楼纵身跃下，把自己永远定格在了17岁的第一天。“在这两年多时间里，我看起来就像一个正常人，谁也不知道，我血液中流淌着的噩梦般的基因正在体内猖獗。”
　　自杀当天早上，他看到父母的生日祝福，内心生起一丝感动和愧疚，但病痛早已将他的心撕得粉碎，“如果平常更能关心我，应该比生日祝福更有用吧。”得不到亲人和同学的理解与爱，心理咨询也无力回天，他只能在每日昏睡前，暗自琢磨人生的虚无和世界的险恶，再任由这些念头将他恣意吞噬。
　　抑郁症患者的世界，正如梅根·利·霍洛维茨《阴影之下》中的诗句描绘的，“生命空洞的心跳/在我逐渐地迷失自己时/在黑暗中越发虚弱/希望的言语在我脑海中回荡/然而它们却必然会消失/在抑郁浓重的雾里。”在疾病和情绪的双向恶性循环下，他们“已经忘记了快乐、惊叹、欢笑”，甚至“忘记了生活”。

人，AI，自杀防治

　　刚进入大学的本华与抑郁症打了四年交道，她先求助于心理咨询，自己进行调适，在察觉病情超出自己承受能力时，主动寻求医学上的诊治。
　　听闻机器人在社交平台抓取自杀信息，把轻生者交给救援团队去介入干预的行动，她表示可以理解，但并不认同。“如果说是用AI，这样一个冰冷的机器，把我抽出来，就像用一个冰冷的爪子去抓那些受伤者一样，他们已经伤痕累累了，你就不要再抓他一爪子。”
　　有豆瓣网友发现，百度搜索自杀，拨打弹出来的自杀干预电话，听筒中传出的是“援助仅限于精神疾病”“自杀”“通话将被录音”“监听”“用于数据分析”……“这些字眼，对于一个抑郁的人，真的友好吗？听了大概30秒，这机器人的‘系统提示’语音还没完，我就挂断了。”处于绝境中的人，显然倾向于听到更有温度的声音。
　　然而，自北京回龙观医院开通第一条心理援助热线算起，距今已17年，这些全国性或地区性的热线大多依然面临各种亟待解决的难题。
　　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医师、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童永胜说，“这里面有一些实践操作中的具体问题，比如当地财政支持，也有人力和技术方面的问题。”国家卫健委目前已委托回龙观医院给全国的此类热线提供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可以面向全国提供服务，各地都拨打我们的号码，导致我们这边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各地的热线号码又似乎没多少电话可接的尴尬。这是需要进一步理顺的事情。”
　　本华将抑郁症患者的状态比作陷于深渊，虽然社会得托着患者，给患者一个力，但力度不能太大，不然就会把患者弄碎。“抑郁症患者不是需要一个向上的拉力把她/他‘吊着’，那她/他上也不能下也不能，又是一种撕扯。本身他们内部就是分裂的，但现在外界也会撕扯，我觉得这就是加深了她/他的痛苦。”
　　曾经陷入深渊的她，也想过自杀。那时，她在网上搜索自杀办法，看到第一条搜索结果，就是心理危机咨询热线，心头微微一热，“原来这个社会上是有人关心你的。”上面还写着，“这个世界虽然不完美，但我们仍然可以疗愈自己。”如今的本华，认清了那个总在追求“第一名”的完美主義的自己。当她走出高考的终极压力圈，学会了接受和安抚内心的“小恶魔”。对于这个从未拨打过的心理危机咨询热线，她仍然感激。在她眼里，好的自杀预防就像一根绳，永远在那里，耐心等待你伸出手。
　　童永胜直言，自杀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预防自杀也需要多种措施并举。不是说识别出所有要自杀的人，然后提供干预，就是最好的措施。事实恰恰不是这样。任何一种具体的措施，本身的效果有限甚至有些“微弱”。但是多种措施的联合，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抑郁症患者想得比任何人都多。痛苦之时，本华在脑海里演练过无数遍死亡，但仍有一个念头使她立得住自己，“深渊会改变的，对于陷在深渊里出不来的人，它就像流沙一样拖着你把你往下拉，你可能面临死亡，但是当你熬过来了，你走出来了，深渊可以成为你心底的一个力量。”
　　自杀问题从古至今没有标准答案。以“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而言，只要还活着，人的本质就有改变的可能。换言之，自杀预防和干预致力于确保人们得以继续存在于世间，让意图自杀者有改变的机会和可能。
　　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危机预防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在接受《生命时报》采访时呼吁，应尽快出台全国性的自杀预防计划。“世卫组织和联合国都要求成员国有国家层面的自杀预防计划，但我国直到现在还没有一整套国家的自杀预防体系。”
　　中国台湾自杀率曾居高不下，被世卫组织认定为自杀高盛行区，自杀从1997年起连续13年位列岛内民众十大死因。2005年，台湾的自杀防治中心成立，开始制定自杀防治策略。自2010年起，自杀已退出台湾人十大死因。 　　中国台湾的自杀防治策略分为三段：全面性、选择性、指标性。
　　全面性自杀防治策略，面向的是全体民众。例如基隆市政府推出农药购买登记制度;基隆自杀防治中心印制了大量“不要跳楼”“生命诚可贵”贴纸，张贴在全市四层以上楼房的窗户旁、电梯内及天台。此举曾经被人嘲笑，但基隆市政府不以为意，他们说，如果花上1000枚贴纸，能挽回一条生命，也是相当值得的。
　　选择性自杀防治策略，针对的则为自杀高风险之特定族群及其照护提供者，“忧郁症共同照护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抑郁症患者会在一般诊所出现，基层门诊的医疗条件不足，患者无法得到很好的诊治。“忧郁症共同照护网”的目的便是为病情较轻的患者提供完整的阶段性治疗，由基层医疗与精神科团队联合照护。
　　“关怀及介入自杀企图者的工作为指标性自杀防治策略的重点。”（引自《自杀关怀访视员教育手册》）各县市政府委托医院等单位承办自杀防治中心，下设社区关怀访视员。他们接到卫生局转介的自杀企图个案后，定期以电话、面谈、家访等方式安排访视，评估个案状态，提供三至六个月的关怀服务，并依个案需求，提供包括社会资源救助服务、医疗协助、辅导与心理支持、就业服务等资源转介。2017年12月，台湾卫生福利部、自杀防治学会、自杀防治中心出版了《自杀关怀访视员教育手册》，给予关怀访视员规范的指导。

　　此外，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会提供社区、校园心理咨询驻点，自杀防治中心会搜集分析自杀死亡者及高风险人群的资料。
　　树洞行动给成员们的网络救援行动指南，文件名里标注着“v0.97”，也就是第九个版本。结束语中，有这样一段话，“正像我们总结树洞行动2018年的结果中所发现的那样，如果我们的树洞行动推迟到2019年开始进行，大概有50条活生生的生命在2018年的最后五个月就可能失去了。”
　　而他们所做的，仅是抑郁症自杀预防和干预中最严峻的一环。隐性的轻生者，仍在漫漫长夜中躲避着外界和内心的风雪。
　　（林婧、杨茜、本华等文中出现患者均为化名;如有意愿加入樹洞救援行动，可联系黄智生huang.zhisheng.nl@gmail.com）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