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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品油价、房价、股价乃至外汇价格（汇率）上的政策误区，正是源于市场与政府两者关系的颠倒，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职能被推向了市场，而市场能够有效解决的资源配置反而被置于政府的管制之下
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在于价格机制能够比中央计划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众多市场参与者的自愿交易形成价格，价格综合反映了每一时点上的社会需求和供给，价格上升时，需求大于供给，反之，供给大于需求。价格的变动传递了供需相对关系的信息，厂商依此决定增加还是减少供给，消费者相应调整购买的品种和数量，在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资源及时流向社会最需要的地方。
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由价格信号的准确度决定，政府因此应尽可能地减少对价格体系的干扰，以避免人为的价格信号扭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源错配。至于政府希望实现的社会目标，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应尽可能地通过社会保障和财政补贴来实现，不可随意为社会目标去“调控”市场价格，打乱市场的运行。
以油价为例，近年来世界原油价格不断攀升，而国内成品油的价格仍处于政府管制之下。管制的动因之一是控制城市公共交通和农用车的运营成本，显然，政府将价格当成了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但经济却为此付出代价。成品油价格虚低，不能如实反映资源的稀缺性，鼓励了能源的浪费，并且因国内外的价格倒挂，出现了国内部分地区的“油荒”和成品油出口并存的怪现象。
调控价格不仅伤害效率，而且因违反经济规律，往往适得其反。看到房价的上升，政府采用行政手段打压，价格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抑制了供给，供给短缺的预期又刺激了需求，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推动房价继续上涨。
令人忧虑的是，行政调控从价格延伸到了房屋供应的规格与数量。住多大面积的房子、有多少人偏爱什么样的户型，本来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作出硬性的划一规定，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权利，而且打乱了市场供应。政府现在不仅要管房产商的开发计划，还要管买房人的偏好，经过近30年的改革，计划经济似乎又在向我们招手了。
另一对经济效率伤害极大的价格调控发生在资本市场上。股价是股本资金的价格，利率是债务资金的价格。价格反映了资金的稀缺程度，指导资金流向最需要也就是愿意给出最高回报的企业。对于资金配置的效率，价格信号的准确性至关重要，而政府的干预则扭曲了资金成本。
在政府托市的隐性担保下，A股市盈率已达50倍左右。对企业而言，这相当于2%的融资成本，考虑到风险，股本金成本已大幅低于债务成本，颠覆了金融学的一条基本原理。人为压低的资金成本刺激了低收益项目的上马，然而一旦经济周期逆转，企业就可能发生亏损，企业效益的下降将导致银行坏账增加，严重时有可能酿成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灾难。防止金融危机的关键是企业投资的高效益，而要想准确估计投资效益，企业必须面对真实而不是扭曲的资金成本。
价格波动的确会引起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困难，但解决方案不应是价格调控，而是财政补贴。政府补贴城市公交和农用车，让成品油价格随市场供需关系波动；政府主持廉租、廉价房的建设与分配，让市场配置中、高收入阶层的住房。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没有责任也不应该保证炒股的回报。公交和住房属于基本生活品，而股票是投资品。当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必需品发生困难时，政府可以动用公共资金给与帮助。但如果政府保证股票投资收益，炒房出现亏损怎么办？实业投资失败是否也可找政府赔偿？
政府不能保证炒股收益的第二个原因是定价机制的不同。成品油与房屋的价格由产品的效用决定，而股票的价格取决于收益和风险两个因素。政府显性或隐性地担保只涨不跌，收益和风险失衡，股民低估或干脆忽略风险，投入资金不断推高价格。50倍的市盈率早就脱离了资金的真实成本，仅仅反映了只赚不赔的非理性预期，价格信号严重失真。
违反经济规律，不可能不受到惩罚，房价越打压越高，股市越调控风险越大。出路何在？严格区分问题的性质，找到准确的政府定位。凡供需失衡引起的价格波动，统统由市场自行调节，因为市场能够比政府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价格波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生活问题，则主要由政府负责。
市场和政府功能需要清晰地界定，我们在成品油价、房价、股价乃至外汇价格（汇率）上的政策误区，正是源于两者关系的颠倒，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职能被推向了市场，而市场能够有效解决的资源配置反而被置于政府的管制之下。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该理理顺了。
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在于价格机制能够比中央计划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众多市场参与者的自愿交易形成价格，价格综合反映了每一时点上的社会需求和供给，价格上升时，需求大于供给，反之，供给大于需求。价格的变动传递了供需相对关系的信息，厂商依此决定增加还是减少供给，消费者相应调整购买的品种和数量，在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资源及时流向社会最需要的地方。
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由价格信号的准确度决定，政府因此应尽可能地减少对价格体系的干扰，以避免人为的价格信号扭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源错配。至于政府希望实现的社会目标，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应尽可能地通过社会保障和财政补贴来实现，不可随意为社会目标去“调控”市场价格，打乱市场的运行。
以油价为例，近年来世界原油价格不断攀升，而国内成品油的价格仍处于政府管制之下。管制的动因之一是控制城市公共交通和农用车的运营成本，显然，政府将价格当成了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但经济却为此付出代价。成品油价格虚低，不能如实反映资源的稀缺性，鼓励了能源的浪费，并且因国内外的价格倒挂，出现了国内部分地区的“油荒”和成品油出口并存的怪现象。
调控价格不仅伤害效率，而且因违反经济规律，往往适得其反。看到房价的上升，政府采用行政手段打压，价格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抑制了供给，供给短缺的预期又刺激了需求，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推动房价继续上涨。
令人忧虑的是，行政调控从价格延伸到了房屋供应的规格与数量。住多大面积的房子、有多少人偏爱什么样的户型，本来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作出硬性的划一规定，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权利，而且打乱了市场供应。政府现在不仅要管房产商的开发计划，还要管买房人的偏好，经过近30年的改革，计划经济似乎又在向我们招手了。
另一对经济效率伤害极大的价格调控发生在资本市场上。股价是股本资金的价格，利率是债务资金的价格。价格反映了资金的稀缺程度，指导资金流向最需要也就是愿意给出最高回报的企业。对于资金配置的效率，价格信号的准确性至关重要，而政府的干预则扭曲了资金成本。
在政府托市的隐性担保下，A股市盈率已达50倍左右。对企业而言，这相当于2%的融资成本，考虑到风险，股本金成本已大幅低于债务成本，颠覆了金融学的一条基本原理。人为压低的资金成本刺激了低收益项目的上马，然而一旦经济周期逆转，企业就可能发生亏损，企业效益的下降将导致银行坏账增加，严重时有可能酿成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灾难。防止金融危机的关键是企业投资的高效益，而要想准确估计投资效益，企业必须面对真实而不是扭曲的资金成本。
价格波动的确会引起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困难，但解决方案不应是价格调控，而是财政补贴。政府补贴城市公交和农用车，让成品油价格随市场供需关系波动；政府主持廉租、廉价房的建设与分配，让市场配置中、高收入阶层的住房。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没有责任也不应该保证炒股的回报。公交和住房属于基本生活品，而股票是投资品。当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必需品发生困难时，政府可以动用公共资金给与帮助。但如果政府保证股票投资收益，炒房出现亏损怎么办？实业投资失败是否也可找政府赔偿？
政府不能保证炒股收益的第二个原因是定价机制的不同。成品油与房屋的价格由产品的效用决定，而股票的价格取决于收益和风险两个因素。政府显性或隐性地担保只涨不跌，收益和风险失衡，股民低估或干脆忽略风险，投入资金不断推高价格。50倍的市盈率早就脱离了资金的真实成本，仅仅反映了只赚不赔的非理性预期，价格信号严重失真。
违反经济规律，不可能不受到惩罚，房价越打压越高，股市越调控风险越大。出路何在？严格区分问题的性质，找到准确的政府定位。凡供需失衡引起的价格波动，统统由市场自行调节，因为市场能够比政府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价格波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生活问题，则主要由政府负责。
市场和政府功能需要清晰地界定，我们在成品油价、房价、股价乃至外汇价格（汇率）上的政策误区，正是源于两者关系的颠倒，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职能被推向了市场，而市场能够有效解决的资源配置反而被置于政府的管制之下。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该理理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