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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天，中国崛起不再是一个愿望，而是基本事实，中国已跻身国际主流社会，并以其实力和能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将在坚定改革开放和坚持融入国际主流世界体系的同时，以中华文化的智慧化解相互之间的抵牾。
【关键词】全球治理 共商共建共享 和而不同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他进一步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以此指导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通过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来为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中国正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外交学院秦亚青院长曾于2013年发表文章说，全球治理本身是一个协商过程，是一个参与和身份重塑的过程，要真正改变全球治理失灵现象，必须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以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以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建构一种真正的全球身份认同。在中国构想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没有任何一国可以主导或完全掌控全球治理话语权，任何规则的制定、秩序的建立，都必须由所有治理参与方共同协商，治理成果由所有参与者公正地共享。“共商共建共享”构成了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性链条，缺一不可。共商，就是集思广益，由全球所有参与治理方共同商议；共建，就是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发挥各自优势和潜能并持续加以推进建设；共享，就是让全球治理体制和格局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球各参与方。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更加主动活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宣称人民币成为国际重要储备货币，并拥有特别提款权，亚投行已正式成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3月27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强调：“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要求不断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正在重构中的国际新秩序要体现出这种新变化。事实上，以中国的全面崛起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正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并担负越来越重的责任，而相应的话语权却未有显著提升。现行全球治理规则多由发达国家掌握话语权，权力结构的板结化和等级化现象日趋严重，不断背离全球化语境下平等共享原则，致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及一些与西方主流国家发展路径不同的国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利益受损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失灵，导致出现损害或排斥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这使得国际上要求变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呼声不断高涨，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常态化。
今天，中国崛起不再是一个愿望，而是基本事实，中国已跻身国际主流社会，进入世界舞台中心，并以其实力和能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和价值诉求参与全球治理，必然引发世界普遍关注。这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形成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必须在坚定改革开放和坚持融入国际主流世界体系的同时，以中华文化的智慧化解相互之间的抵牾。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借助中华文化的智慧弘扬中国文化价值的普适性及其道德优势，以获得世界的尊敬和信赖。中国争取国际舆论不仅是为了追求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是超越一国利益关乎国际利益的价值诉求。
当前世界的真正危险来自政治和文化上的霸权式独断
总体上看，全球治理中存在的经济、政治、文化矛盾，有些是结构性的（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宗教信仰等），要尊重其差异性和多样性；有些是非结构性的（经济贸易逆差、全球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等），则需要在协商中加强合作。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是一个在协商中实现身份重塑及其重新认同的过程，以什么原则协商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从人类发展史上看，中国文化曾长期引领世界，到18世纪依然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只是在迈入现代化进程以来才发生巨大逆转。建构一个更为合理的协调沟通机制，以解决全球治理失灵现象，中华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处世之道和治理智慧。
21世纪是文化和文化问题空前凸显的时代，文化从政治、经济的潜在制约层面走到生活的前台，以其独立的维度与政治、经济构成鼎足之势，共同影响着世界发展趋势。文化连同文化价值观及其文化力都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建构国家文化形象、制定发展战略与解决国际问题和争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文化视角、文化资源、文化战略日益被整合到国家利益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而被广泛实施于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中。文化是经济治理的潜在结构和外在的符号性表征，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契合经济治理结构的多元化主体。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曾提出防止在主要文明间发生战争需要各国遵守三个规则：一是避免原则，即核心国需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多文明和多极世界的和平的首要前提条件；二是共同调节原则，即核心国相互协商遏制和休止彼此文明间的断层线战争；三是求同原则，即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并在其后的一篇文章中指出，“21世纪是作为文化的世纪开始的，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互动、冲突走上了中心舞台，这已经在各个方面变得非常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学者、政治家、经济发展官员、士兵和战略家们都转向把文化作为揭示人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最重要的因素”。① 若我们接受全球化和地方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体的话，那么全球化可以导致“地球村”观念的出现，就会形成生命共同体的意愿，但同时也可能导致霸权的宰制。同时，全球化导致强烈的认同意愿即根源意识。但如果认同变成一种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变成一种封闭主义，那么认同意识就会导致严重的文明冲突。若要让认同有强烈的根源意识，有归属感，而又不具有侵略的排他性，不退化为一种简单的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方式还是对话。通过对话，全球化才能逐渐发展出生命共同体的意愿；通过对话，各方才有和平共处的根源意识。因此，全球化不必然导致霸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关键在于对对话原则的信奉和实践。为此，在国际关系上必须批判（警惕）文化上的霸权主义（承认、接受和尊重多元文化、文明）和文化部落主义（尊重人类的共同性）。当前世界的真正危险来自对政治协商机制和对话机制的全面封杀和取缔，及其政治/文化上的霸权式独断。
当前，世界文化理论前沿越来越显现以“国家利益”来界定文化，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软实力理论、全球化理论还是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及其“文化研究”思潮，究其根本无不如此。约瑟夫·奈指出：在民主国家，国家利益是对外关系重点的集中体现。它的范围比战略利益广，战略利益是它的一部分。它可以包括人权和民主这类价值观，如果公众感到那些价值观对国家特性非常重要并愿意为推进这些价值观而付出代价的话。美国人民显然认为他们的利益包括某些价值观以及在国外推进这些价值观。②事实上，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应用创造的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是一些地球村。一些“村庄”的存在既意味着共同体，也意味着地方主义。全球化加剧了文化多样性的传播，使得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当下全球化过程从多方面把个人生活和民族命运同诸多全球性因素关联起来，因而使个人或民族能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自身与全人类的关系。
“和而不同”的处事原则将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
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处世原则不仅契合了这种变化，还为全球治理贡献诸多智慧。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已被《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确定为全球治理的“黄金规则”；而“君子和而不同”思想对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中国历来重视“和”的文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外交政策的准则，改革开放后更是不断强调“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增加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时则增加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内容。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呼吁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可以说，不断崛起的中国所主张和诉求的基本基调就是“和”——具有中华文化底蕴和普世性价值诉求的关键词。
《论语》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对于事物来说是“多样性的统一”；对于人来说是合于观点与意见，是观点与意见的多样性统一。“同”意味着同质事物的绝对同一，即把同质的事物叠加起来。“和而不同”，是指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不必苟同于对方；“同而不和”是指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附和别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真正的君子之交并不寻求时时处处保持一致；相反，容忍对方有其独立的见解，并不隐瞒自己的不同观点，才算得上赤诚相见、肝胆相照。
“和而不同”，是全球治理追求公平正义的必由之路；反之，“同而不和”必然导致纷争乃至战争。所谓“不同”，也就是不强求一致，不重复别人。只有在大目标不冲突的前提下，承认差异，包容差异，乃至尊重差异，才能化解矛盾，共存共荣。只要愿意共存共荣，就必然要磨合。磨合就是通过接触、交流、对话来建立共识，以达到“和”的目的。事实上，各国各民族不同的文明一直处于时断时续、时好时坏的磨合之中，全球治理原则需要各国协商。可见，“和而不同”所显现的文化宽容与文化共享的情怀，不仅具有伦理价值，还具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处世哲学的意义。
只有实现了“和”，才能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礼记·中庸》）。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中曾引用这句经典，被评论者认为“这是国与国共处之道，也是人与人相处之道”。当下，中国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世界不少国家也有自己的梦，如美国梦、法国梦、非洲梦等。中国梦与其他国家的梦，也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法国的机遇，法国梦也是中国的机遇。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总结出了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如果真能做到“美美与共”，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稳定的“和而不同”，以此理念建构全球治理原则，世界就迈入了善治的途中。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注释】
①[美]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李俊清编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
②[美]约瑟夫·奈：《重新界定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外交》杂志，1999年7-8月号。
责编/周素丽 美编/宋扬 于珊
【关键词】全球治理 共商共建共享 和而不同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他进一步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以此指导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通过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来为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中国正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外交学院秦亚青院长曾于2013年发表文章说，全球治理本身是一个协商过程，是一个参与和身份重塑的过程，要真正改变全球治理失灵现象，必须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以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以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建构一种真正的全球身份认同。在中国构想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没有任何一国可以主导或完全掌控全球治理话语权，任何规则的制定、秩序的建立，都必须由所有治理参与方共同协商，治理成果由所有参与者公正地共享。“共商共建共享”构成了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性链条，缺一不可。共商，就是集思广益，由全球所有参与治理方共同商议；共建，就是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发挥各自优势和潜能并持续加以推进建设；共享，就是让全球治理体制和格局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球各参与方。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更加主动活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宣称人民币成为国际重要储备货币，并拥有特别提款权，亚投行已正式成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3月27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强调：“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要求不断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正在重构中的国际新秩序要体现出这种新变化。事实上，以中国的全面崛起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正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并担负越来越重的责任，而相应的话语权却未有显著提升。现行全球治理规则多由发达国家掌握话语权，权力结构的板结化和等级化现象日趋严重，不断背离全球化语境下平等共享原则，致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及一些与西方主流国家发展路径不同的国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利益受损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失灵，导致出现损害或排斥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这使得国际上要求变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呼声不断高涨，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常态化。
今天，中国崛起不再是一个愿望，而是基本事实，中国已跻身国际主流社会，进入世界舞台中心，并以其实力和能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和价值诉求参与全球治理，必然引发世界普遍关注。这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形成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必须在坚定改革开放和坚持融入国际主流世界体系的同时，以中华文化的智慧化解相互之间的抵牾。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借助中华文化的智慧弘扬中国文化价值的普适性及其道德优势，以获得世界的尊敬和信赖。中国争取国际舆论不仅是为了追求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是超越一国利益关乎国际利益的价值诉求。
当前世界的真正危险来自政治和文化上的霸权式独断
总体上看，全球治理中存在的经济、政治、文化矛盾，有些是结构性的（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宗教信仰等），要尊重其差异性和多样性；有些是非结构性的（经济贸易逆差、全球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等），则需要在协商中加强合作。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是一个在协商中实现身份重塑及其重新认同的过程，以什么原则协商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从人类发展史上看，中国文化曾长期引领世界，到18世纪依然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只是在迈入现代化进程以来才发生巨大逆转。建构一个更为合理的协调沟通机制，以解决全球治理失灵现象，中华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处世之道和治理智慧。
21世纪是文化和文化问题空前凸显的时代，文化从政治、经济的潜在制约层面走到生活的前台，以其独立的维度与政治、经济构成鼎足之势，共同影响着世界发展趋势。文化连同文化价值观及其文化力都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建构国家文化形象、制定发展战略与解决国际问题和争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文化视角、文化资源、文化战略日益被整合到国家利益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而被广泛实施于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中。文化是经济治理的潜在结构和外在的符号性表征，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契合经济治理结构的多元化主体。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曾提出防止在主要文明间发生战争需要各国遵守三个规则：一是避免原则，即核心国需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多文明和多极世界的和平的首要前提条件；二是共同调节原则，即核心国相互协商遏制和休止彼此文明间的断层线战争；三是求同原则，即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并在其后的一篇文章中指出，“21世纪是作为文化的世纪开始的，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互动、冲突走上了中心舞台，这已经在各个方面变得非常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学者、政治家、经济发展官员、士兵和战略家们都转向把文化作为揭示人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最重要的因素”。① 若我们接受全球化和地方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体的话，那么全球化可以导致“地球村”观念的出现，就会形成生命共同体的意愿，但同时也可能导致霸权的宰制。同时，全球化导致强烈的认同意愿即根源意识。但如果认同变成一种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变成一种封闭主义，那么认同意识就会导致严重的文明冲突。若要让认同有强烈的根源意识，有归属感，而又不具有侵略的排他性，不退化为一种简单的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方式还是对话。通过对话，全球化才能逐渐发展出生命共同体的意愿；通过对话，各方才有和平共处的根源意识。因此，全球化不必然导致霸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关键在于对对话原则的信奉和实践。为此，在国际关系上必须批判（警惕）文化上的霸权主义（承认、接受和尊重多元文化、文明）和文化部落主义（尊重人类的共同性）。当前世界的真正危险来自对政治协商机制和对话机制的全面封杀和取缔，及其政治/文化上的霸权式独断。
当前，世界文化理论前沿越来越显现以“国家利益”来界定文化，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软实力理论、全球化理论还是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及其“文化研究”思潮，究其根本无不如此。约瑟夫·奈指出：在民主国家，国家利益是对外关系重点的集中体现。它的范围比战略利益广，战略利益是它的一部分。它可以包括人权和民主这类价值观，如果公众感到那些价值观对国家特性非常重要并愿意为推进这些价值观而付出代价的话。美国人民显然认为他们的利益包括某些价值观以及在国外推进这些价值观。②事实上，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应用创造的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是一些地球村。一些“村庄”的存在既意味着共同体，也意味着地方主义。全球化加剧了文化多样性的传播，使得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当下全球化过程从多方面把个人生活和民族命运同诸多全球性因素关联起来，因而使个人或民族能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自身与全人类的关系。
“和而不同”的处事原则将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
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处世原则不仅契合了这种变化，还为全球治理贡献诸多智慧。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已被《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确定为全球治理的“黄金规则”；而“君子和而不同”思想对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中国历来重视“和”的文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外交政策的准则，改革开放后更是不断强调“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增加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时则增加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内容。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呼吁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可以说，不断崛起的中国所主张和诉求的基本基调就是“和”——具有中华文化底蕴和普世性价值诉求的关键词。
《论语》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对于事物来说是“多样性的统一”；对于人来说是合于观点与意见，是观点与意见的多样性统一。“同”意味着同质事物的绝对同一，即把同质的事物叠加起来。“和而不同”，是指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不必苟同于对方；“同而不和”是指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附和别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真正的君子之交并不寻求时时处处保持一致；相反，容忍对方有其独立的见解，并不隐瞒自己的不同观点，才算得上赤诚相见、肝胆相照。
“和而不同”，是全球治理追求公平正义的必由之路；反之，“同而不和”必然导致纷争乃至战争。所谓“不同”，也就是不强求一致，不重复别人。只有在大目标不冲突的前提下，承认差异，包容差异，乃至尊重差异，才能化解矛盾，共存共荣。只要愿意共存共荣，就必然要磨合。磨合就是通过接触、交流、对话来建立共识，以达到“和”的目的。事实上，各国各民族不同的文明一直处于时断时续、时好时坏的磨合之中，全球治理原则需要各国协商。可见，“和而不同”所显现的文化宽容与文化共享的情怀，不仅具有伦理价值，还具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处世哲学的意义。
只有实现了“和”，才能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礼记·中庸》）。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中曾引用这句经典，被评论者认为“这是国与国共处之道，也是人与人相处之道”。当下，中国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世界不少国家也有自己的梦，如美国梦、法国梦、非洲梦等。中国梦与其他国家的梦，也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法国的机遇，法国梦也是中国的机遇。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总结出了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如果真能做到“美美与共”，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稳定的“和而不同”，以此理念建构全球治理原则，世界就迈入了善治的途中。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注释】
①[美]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李俊清编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
②[美]约瑟夫·奈：《重新界定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外交》杂志，1999年7-8月号。
责编/周素丽 美编/宋扬 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