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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被誉为“剧坛诗人”的王仁杰，是一个颇具艺术个性和艺术追求的剧作家，他在成功塑造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众多的男性形象，以文人形象最为典型。王仁杰塑造的文人形象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以沈蓉（《节妇吟》中的文人形象）为代表的道德维护者；一种是以陈仲子（《陈仲子》中的文人形象）为代表的道德解构者；一种是以董生（《董生与李氏》中的文人形象）为代表的道德重塑者。
關键词：文人形象 道德维护者 道德解构者 道德重塑者
在古典戏曲中，文人形象并不少见。如《西厢记》中的张君瑞、《牡丹亭》中的柳梦梅、《琵琶记》中的蔡伯喈等等。究其原因，一方面文人是封建社会的精英阶层，直接参与朝廷的政治活动，文人形象承载家国情怀；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文人特别是落第文人加入戏曲创作者的行列，文人形象直接承载了创作者的个人情怀。古典戏曲中的文人形象大多具有双重性。在文化素养上，他们饱读经书、满腹经纶，满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在人格上普遍具有呆板、迂腐、软弱等弱点。身处儒家思想为文化根基的封建社会，文人常常怀有“学而优则仕”的积极入世态度，“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激励着他们有朝一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最佳手段，跻身统治阶级成为他们的最高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即使是抛妻弃子也在所不惜。著名的如《张协状元》中的张协、《秦香莲》中的陈世美等等 。
被誉为“剧坛诗人”的王仁杰，是一个颇具艺术个性和艺术追求的剧作家，他剧作中的女性形象个性鲜明，审美意蕴独特。如他笔下的李氏、颜氏等女性形象，光彩照人，令人过目不忘，成为戏曲舞台上不朽的经典形象。其实，王仁杰在成功塑造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众多的男性形象，以文人形象最为典型，虽然不及女性形象突出，但也颇具特色。王仁杰塑造的文人形象，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道德维护者，如沈蓉；一种是道德解构者，如陈仲子；一种是道德重塑者，如董生。
一、道德维护者：沈蓉
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历千年的发展，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精神一跃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并深深融入到封建文人的骨髓之中，铸成了他们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节妇吟》中的沈蓉是传统的封建文人，也是封建道德的坚决拥护者。然而道德与情感永远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就如人有双重性一样。情感作为人的自然性，是一种本能的人性欲望，就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都承认：“食色，性也。”道德却是一种社会规范，具有约束力，且是他律的，具有强制的功能。因此，当道德与情感出现矛盾时，最简单粗暴他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压抑人的情感去迎合道德规范。如沈蓉为道德功名主动掐断了自身的情感欲望，最终功成名就。沈蓉成为压抑内心情感欲望、顺从道德规范的典型代表。他是封建道德的忠实维护者与利益既得者，代表了封建社会绝大多数文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正是由于他们的以身作则、躬身践行，两千多年的儒家精神才得以传承发展并发扬光大。
沈蓉是封建文人最典型的代表，他仕途坎坷，却仍然痴心不改，愈败愈战，愈战愈勇，终于实现了从底层文人到位极人臣的人生蜕变。这种蜕变除了他本身的努力与悟性外，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选择，选择决定人生。沈蓉的这种选择充满了悲情的色彩——他以断掉人的本能欲望为代价换来了所谓的功名利禄，更可悲的是他的选择是主动而不是被迫为之，这就为他在遵循道德并且功成名就之后深藏内心深处的情感欲望适时萌动从而引发了悍妻的嫉妒致使颜氏走向绝路埋下了伏笔。剧一开幕，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沈蓉是一个不甘沉沦的落魄下层文人形象，科举落第的他被迫到陆宅以教书为业，虽身困窘境，依然心系功名。从沈蓉的出场诗便可窥其内心的追求：“书生莫叹云路穷，应是时衰运未通。有日鹿鸣作座主，方知意气贯长虹。”所以面对少艾而寡的主母颜氏的青睐，也未能阻挡他辞馆赴试的决心。他坚信：“我该有大富贵，岂可为妇人累？它日王谢堂前，温柔乡里沉醉。”一语道破了沈蓉的心机。离别之际，沈蓉也因颜氏的美貌怦然心动，但功名之心却把涌动的情欲生生扼杀于萌芽之中。颜氏不顾羞耻夜半登门荐枕。美色当头，沈蓉压抑的情欲又一次被点燃，瞬间成熊熊烈火：“恨不得权把书房作巫山！”然而门楼上的更鼓声惊破了他的“襄王神女梦”，“今科若能出人头地，何愁未有艳妻美妾共遣良宵？”于是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颜氏的诱惑，落荒而逃，离开了陆家。之后沈蓉鱼跃龙门，平步青云，功成名就。沈蓉的成功是在坚决维护封建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主动地断掉了自身的本能欲望赢得的，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在他成功上位之后，道德实际上成了博取利益的跻身之阶。这从第七出“验指”中可见一斑。最终沈蓉所维护的道德彻底成为了他谋取为妻封诰、为己晋升的权力工具，亦成了逼迫颜氏走上绝路、命丧黄泉的杀人凶器。
二、道德解构者： 陈仲子
《陈仲子》中的陈仲子是封建传统文人的异类，他虽才高八斗却未入仕，虽享尽荣华富贵却厌恶官场丑陋。他是一个矛盾体。为了追求所谓的“贞廉”，陈仲子做出了一个令家人甚至世人无法理解的行为——归隐。归隐者在中国古代比比皆是。隐士是中国古代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是指那些能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权势、具有超凡才德学识并且是真正出自内心不愿入仕的隐居者。隐士的人格特点是寻求诗意的栖居，是人性的一种回归。如著名的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山林。古代的“隐逸文化”相当发达，特别是魏晋时期形成的“魏晋风尚”最具代表性，对后世的文化影响深刻。陈仲子深受“隐逸文化”的影响，耻于自己的出生门庭，厌倦官场的尔虞我诈，出走成为了一名隐士。 “出走”行为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基本状态和精神欲求。陈仲子的“辞兄离母”亦是另一种形式的“出走”，表现了他冲破精神枷锁、冲出道德禁锢、追求贞廉、淡泊明志的人生追求。
如果说，“出走”是陈仲子追求道德的一种极其隆重且具有仪式感的行为的话，那么“绝食”“咽李”“拒相”“呕鹅”等行为已经使陈仲子走到了追求道德洁癖的极端境地，并阴差阳错地解构了他梦寐以求的道德。什么是贞廉？贞廉即正直廉洁，不贪图他人的财物，等价交换，获取自己应得的部分。但问题是作为文人的陈仲子除了“入仕”以自己所具备的才能去换取自己生活所需的物质之外，别无他法，“拒相”使他丢失了这个机会。而手无缚鸡之力的陈仲子又无法从事农业生产，他也不屑于经商。因此他无法与自己生存必需的物质进行等价交换。他对贞廉的刻意追求使得其对自身基本的生存权利产生质疑乃至放弃，因为他不能确定自己所住的茅庐、所吃的食物是否违背了贞廉的标准。即便是被虫咬了一半的李子，究竟吃还是不吃，也纠结半天，这已经完全超过了一个正常人应该维持的正常的生活方式。陈仲子在刻意追求道德的过程中走向了道德洁癖的极端境地，从另一方面完美地解构了道德， 最终成为了道德的背叛者。 三、道德重塑者：董生
荣格认为：人的本能应该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發展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千千万万的文人们一生为之孜孜不倦追求的人生理想，这一理想已经成为了支配他们一切行为的本能存在。董生作为传统的封建文人，儒家精神非常鲜明地在他身上呈现出来，规范着他的一言一行。同时，董生的身份与处境，特别是远离了庙堂世界与君臣礼法的场所，使儒家权威话语的规范性束缚有了松弛的缝隙，这就为董生重塑儒家道德规范提供了某种可能。而且，被长期人为压抑的本能欲望如果在某种契机的触发之下，犹如洪水猛兽，其威力雷霆万钧，即便是传承千年的道德规范，在它面前也不堪一击，溃不成军。
董生，一个贫穷落魄、教书为业的下层文人，“虽久困场屋，然君子固穷，信而好古，好德不好色，年过四旬，尚鳏居而洁身自好”。可见董生虽困顿却不改谦谦君子的本色，严格遵循孔子提出的“畏天命、畏大人、畏贤人”的道德规范，成为教书育人的典范，加之“畏妇人”，被誉为“董四畏”。因此获得了即将奔赴黄泉的彭员外的绝对信任，临死之前将监管年轻貌美的妻子的重任托付给了“畏妇人”的董生。然董生拒绝接受这个差事，认为它“鸡鸣狗盗所为，煮鹤焚琴何异。吾乃堂堂儒生，忍教斯文扫地？更哪堪授人笑柄，一世清名毁于兹”。董生又怀有“恻隐之心”，面对死不瞑目的彭员外，他不得不违心答应。在偷偷地跟踪与监视李氏的过程中，董生被李氏的美貌、才情打动，不可抑止地爱上了李氏。情与理的矛盾使董生痛苦万分，最终彭员外的嘱托战胜了自己的感情。当他“登墙夜窥”听到李氏在月夜唱元人小令的时候，断定李氏夜会情人，便攀墙而入，进门捉奸，未料室内并无他人。原来李氏也被董生的才华倾倒，早已芳心暗许，从而请君入瓮。在看似百般辱骂、实则深情的告白中，董生受宠若惊，醍醐灌顶，最终抛弃了彭员外的嘱托以及所谓的清白名声，与李氏同赴巫山云雨。李氏的一句“你行他不行”犹如石破天惊，惊醒了董生的美梦，阴魂不散的彭员外在他的心里始终是无法翻越的樊篱。当他再次来到彭员外的坟前时，心怀愧疚不知如何交代。彭员外的鬼魂痛骂董生监守自盗，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并掷剑令董生“代行家法”，戮杀李氏。董生哀求未果，冲冠一怒为红颜，“董四畏”化身为“董不畏”严词痛斥彭员外的不仁不智，陷人于不信不义。彭员外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得退去。董生最终以凛然正气、儒者雄风战胜了彭员外的鬼魂，与李氏结为夫妻。
在这场精彩绝伦的唇枪舌战中，表面看是董生打败了已成鬼魂的彭员外，实际上是董生战胜了自己。董生对彭员外的辩驳，看似无理，且有强词夺理的嫌疑，却是董生对儒家思想的全新诠释。儒家“仁”的核心是顺从纲常、克己复礼，而在董生这里，却成了顺从人之自然性情，那么他与李氏“诚意正心，两相情愿”，是“行人之大伦，正君子之仁也，义也，礼也，智也，信也，何过之有？何罪之有哉？”所以，董生无过更无罪。这番新解，使得董生卸掉了身上沉重的道德枷锁，超越了儒家道德规范，重塑了封建文人的人格精神。
综上所述，王仁杰剧作中的文人形象，虽然境遇不同，道德维护者也好，道德解构者也罢，道德重塑者亦然，他们身上无一例外地都承载着剧作家的道德情怀与人文关怀。当剧作家王仁杰站在现代的高度，重新审视传统道德时，采取了一种近似调侃、戏谑的方式，借剧中性格各异的文人形象完成了其对理想中的完美道德的追寻、解构及重塑，使沈蓉、董生、陈仲子等成为了戏曲舞台上不朽的经典形象。
参考文献：
1.李世涛： 《 诗意化与世俗化的性爱形象——王仁杰剧中“一寡一鳏”人物形象剖析》 [J]，《艺海 》 ，2011（8）32?36
2.崔凯：《 王仁杰与新文人戏曲》 [J] ，《艺坛纵横》，2001（3） 4?6
3.方李珍：《沉入草野——王仁杰梨园戏道德形象的民间特征》 [J] ，《福建艺术》， 2001（3）7?9
责任编辑 原旭春
關键词：文人形象 道德维护者 道德解构者 道德重塑者
在古典戏曲中，文人形象并不少见。如《西厢记》中的张君瑞、《牡丹亭》中的柳梦梅、《琵琶记》中的蔡伯喈等等。究其原因，一方面文人是封建社会的精英阶层，直接参与朝廷的政治活动，文人形象承载家国情怀；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文人特别是落第文人加入戏曲创作者的行列，文人形象直接承载了创作者的个人情怀。古典戏曲中的文人形象大多具有双重性。在文化素养上，他们饱读经书、满腹经纶，满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在人格上普遍具有呆板、迂腐、软弱等弱点。身处儒家思想为文化根基的封建社会，文人常常怀有“学而优则仕”的积极入世态度，“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激励着他们有朝一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最佳手段，跻身统治阶级成为他们的最高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即使是抛妻弃子也在所不惜。著名的如《张协状元》中的张协、《秦香莲》中的陈世美等等 。
被誉为“剧坛诗人”的王仁杰，是一个颇具艺术个性和艺术追求的剧作家，他剧作中的女性形象个性鲜明，审美意蕴独特。如他笔下的李氏、颜氏等女性形象，光彩照人，令人过目不忘，成为戏曲舞台上不朽的经典形象。其实，王仁杰在成功塑造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众多的男性形象，以文人形象最为典型，虽然不及女性形象突出，但也颇具特色。王仁杰塑造的文人形象，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道德维护者，如沈蓉；一种是道德解构者，如陈仲子；一种是道德重塑者，如董生。
一、道德维护者：沈蓉
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历千年的发展，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精神一跃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并深深融入到封建文人的骨髓之中，铸成了他们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节妇吟》中的沈蓉是传统的封建文人，也是封建道德的坚决拥护者。然而道德与情感永远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就如人有双重性一样。情感作为人的自然性，是一种本能的人性欲望，就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都承认：“食色，性也。”道德却是一种社会规范，具有约束力，且是他律的，具有强制的功能。因此，当道德与情感出现矛盾时，最简单粗暴他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压抑人的情感去迎合道德规范。如沈蓉为道德功名主动掐断了自身的情感欲望，最终功成名就。沈蓉成为压抑内心情感欲望、顺从道德规范的典型代表。他是封建道德的忠实维护者与利益既得者，代表了封建社会绝大多数文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正是由于他们的以身作则、躬身践行，两千多年的儒家精神才得以传承发展并发扬光大。
沈蓉是封建文人最典型的代表，他仕途坎坷，却仍然痴心不改，愈败愈战，愈战愈勇，终于实现了从底层文人到位极人臣的人生蜕变。这种蜕变除了他本身的努力与悟性外，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选择，选择决定人生。沈蓉的这种选择充满了悲情的色彩——他以断掉人的本能欲望为代价换来了所谓的功名利禄，更可悲的是他的选择是主动而不是被迫为之，这就为他在遵循道德并且功成名就之后深藏内心深处的情感欲望适时萌动从而引发了悍妻的嫉妒致使颜氏走向绝路埋下了伏笔。剧一开幕，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沈蓉是一个不甘沉沦的落魄下层文人形象，科举落第的他被迫到陆宅以教书为业，虽身困窘境，依然心系功名。从沈蓉的出场诗便可窥其内心的追求：“书生莫叹云路穷，应是时衰运未通。有日鹿鸣作座主，方知意气贯长虹。”所以面对少艾而寡的主母颜氏的青睐，也未能阻挡他辞馆赴试的决心。他坚信：“我该有大富贵，岂可为妇人累？它日王谢堂前，温柔乡里沉醉。”一语道破了沈蓉的心机。离别之际，沈蓉也因颜氏的美貌怦然心动，但功名之心却把涌动的情欲生生扼杀于萌芽之中。颜氏不顾羞耻夜半登门荐枕。美色当头，沈蓉压抑的情欲又一次被点燃，瞬间成熊熊烈火：“恨不得权把书房作巫山！”然而门楼上的更鼓声惊破了他的“襄王神女梦”，“今科若能出人头地，何愁未有艳妻美妾共遣良宵？”于是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颜氏的诱惑，落荒而逃，离开了陆家。之后沈蓉鱼跃龙门，平步青云，功成名就。沈蓉的成功是在坚决维护封建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主动地断掉了自身的本能欲望赢得的，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在他成功上位之后，道德实际上成了博取利益的跻身之阶。这从第七出“验指”中可见一斑。最终沈蓉所维护的道德彻底成为了他谋取为妻封诰、为己晋升的权力工具，亦成了逼迫颜氏走上绝路、命丧黄泉的杀人凶器。
二、道德解构者： 陈仲子
《陈仲子》中的陈仲子是封建传统文人的异类，他虽才高八斗却未入仕，虽享尽荣华富贵却厌恶官场丑陋。他是一个矛盾体。为了追求所谓的“贞廉”，陈仲子做出了一个令家人甚至世人无法理解的行为——归隐。归隐者在中国古代比比皆是。隐士是中国古代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是指那些能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权势、具有超凡才德学识并且是真正出自内心不愿入仕的隐居者。隐士的人格特点是寻求诗意的栖居，是人性的一种回归。如著名的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山林。古代的“隐逸文化”相当发达，特别是魏晋时期形成的“魏晋风尚”最具代表性，对后世的文化影响深刻。陈仲子深受“隐逸文化”的影响，耻于自己的出生门庭，厌倦官场的尔虞我诈，出走成为了一名隐士。 “出走”行为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基本状态和精神欲求。陈仲子的“辞兄离母”亦是另一种形式的“出走”，表现了他冲破精神枷锁、冲出道德禁锢、追求贞廉、淡泊明志的人生追求。
如果说，“出走”是陈仲子追求道德的一种极其隆重且具有仪式感的行为的话，那么“绝食”“咽李”“拒相”“呕鹅”等行为已经使陈仲子走到了追求道德洁癖的极端境地，并阴差阳错地解构了他梦寐以求的道德。什么是贞廉？贞廉即正直廉洁，不贪图他人的财物，等价交换，获取自己应得的部分。但问题是作为文人的陈仲子除了“入仕”以自己所具备的才能去换取自己生活所需的物质之外，别无他法，“拒相”使他丢失了这个机会。而手无缚鸡之力的陈仲子又无法从事农业生产，他也不屑于经商。因此他无法与自己生存必需的物质进行等价交换。他对贞廉的刻意追求使得其对自身基本的生存权利产生质疑乃至放弃，因为他不能确定自己所住的茅庐、所吃的食物是否违背了贞廉的标准。即便是被虫咬了一半的李子，究竟吃还是不吃，也纠结半天，这已经完全超过了一个正常人应该维持的正常的生活方式。陈仲子在刻意追求道德的过程中走向了道德洁癖的极端境地，从另一方面完美地解构了道德， 最终成为了道德的背叛者。 三、道德重塑者：董生
荣格认为：人的本能应该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發展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千千万万的文人们一生为之孜孜不倦追求的人生理想，这一理想已经成为了支配他们一切行为的本能存在。董生作为传统的封建文人，儒家精神非常鲜明地在他身上呈现出来，规范着他的一言一行。同时，董生的身份与处境，特别是远离了庙堂世界与君臣礼法的场所，使儒家权威话语的规范性束缚有了松弛的缝隙，这就为董生重塑儒家道德规范提供了某种可能。而且，被长期人为压抑的本能欲望如果在某种契机的触发之下，犹如洪水猛兽，其威力雷霆万钧，即便是传承千年的道德规范，在它面前也不堪一击，溃不成军。
董生，一个贫穷落魄、教书为业的下层文人，“虽久困场屋，然君子固穷，信而好古，好德不好色，年过四旬，尚鳏居而洁身自好”。可见董生虽困顿却不改谦谦君子的本色，严格遵循孔子提出的“畏天命、畏大人、畏贤人”的道德规范，成为教书育人的典范，加之“畏妇人”，被誉为“董四畏”。因此获得了即将奔赴黄泉的彭员外的绝对信任，临死之前将监管年轻貌美的妻子的重任托付给了“畏妇人”的董生。然董生拒绝接受这个差事，认为它“鸡鸣狗盗所为，煮鹤焚琴何异。吾乃堂堂儒生，忍教斯文扫地？更哪堪授人笑柄，一世清名毁于兹”。董生又怀有“恻隐之心”，面对死不瞑目的彭员外，他不得不违心答应。在偷偷地跟踪与监视李氏的过程中，董生被李氏的美貌、才情打动，不可抑止地爱上了李氏。情与理的矛盾使董生痛苦万分，最终彭员外的嘱托战胜了自己的感情。当他“登墙夜窥”听到李氏在月夜唱元人小令的时候，断定李氏夜会情人，便攀墙而入，进门捉奸，未料室内并无他人。原来李氏也被董生的才华倾倒，早已芳心暗许，从而请君入瓮。在看似百般辱骂、实则深情的告白中，董生受宠若惊，醍醐灌顶，最终抛弃了彭员外的嘱托以及所谓的清白名声，与李氏同赴巫山云雨。李氏的一句“你行他不行”犹如石破天惊，惊醒了董生的美梦，阴魂不散的彭员外在他的心里始终是无法翻越的樊篱。当他再次来到彭员外的坟前时，心怀愧疚不知如何交代。彭员外的鬼魂痛骂董生监守自盗，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并掷剑令董生“代行家法”，戮杀李氏。董生哀求未果，冲冠一怒为红颜，“董四畏”化身为“董不畏”严词痛斥彭员外的不仁不智，陷人于不信不义。彭员外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得退去。董生最终以凛然正气、儒者雄风战胜了彭员外的鬼魂，与李氏结为夫妻。
在这场精彩绝伦的唇枪舌战中，表面看是董生打败了已成鬼魂的彭员外，实际上是董生战胜了自己。董生对彭员外的辩驳，看似无理，且有强词夺理的嫌疑，却是董生对儒家思想的全新诠释。儒家“仁”的核心是顺从纲常、克己复礼，而在董生这里，却成了顺从人之自然性情，那么他与李氏“诚意正心，两相情愿”，是“行人之大伦，正君子之仁也，义也，礼也，智也，信也，何过之有？何罪之有哉？”所以，董生无过更无罪。这番新解，使得董生卸掉了身上沉重的道德枷锁，超越了儒家道德规范，重塑了封建文人的人格精神。
综上所述，王仁杰剧作中的文人形象，虽然境遇不同，道德维护者也好，道德解构者也罢，道德重塑者亦然，他们身上无一例外地都承载着剧作家的道德情怀与人文关怀。当剧作家王仁杰站在现代的高度，重新审视传统道德时，采取了一种近似调侃、戏谑的方式，借剧中性格各异的文人形象完成了其对理想中的完美道德的追寻、解构及重塑，使沈蓉、董生、陈仲子等成为了戏曲舞台上不朽的经典形象。
参考文献：
1.李世涛： 《 诗意化与世俗化的性爱形象——王仁杰剧中“一寡一鳏”人物形象剖析》 [J]，《艺海 》 ，2011（8）32?36
2.崔凯：《 王仁杰与新文人戏曲》 [J] ，《艺坛纵横》，2001（3） 4?6
3.方李珍：《沉入草野——王仁杰梨园戏道德形象的民间特征》 [J] ，《福建艺术》， 2001（3）7?9
责任编辑 原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