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北京，他当年租住过的小院（已被辟为“李大钊故居”）、当年工作过的北大红楼我都去过。但李大钊被捕之地，似乎很少有人知晓，我也只知道是在东交民巷这一带，但具体在哪里呢？我踏上了寻访之旅。

　　出地铁五号线崇文门站E口，我来到了东交民巷的东口，向西一路前行，沿途看到不少西洋式建筑，这些是过去的公使馆、教堂、邮局等旧址。
　　在寻访历史遗迹时，我特别看重原始档案的记载，而不是人云亦云。为了了解李大钊同志被捕的细节，我不仅到图书馆查阅资料，还特意到位于文华胡同内的李大钊故居参观。通过资料查找，我知道李大钊是从当时苏联公使馆的兵营内被张作霖派人抓走的，但当我走到苏联公使馆旧址时，看到这里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大楼。
　　我有些心灰意冷，便打道回府。但接下来的几天，我心有不甘。东交民巷的不少建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了居民住家，李大钊曾经居住过的苏联兵营会不会在那会儿也成了居民楼？若是，那会不会有相关的文章？
　　带着这一线希望，我又开始了资料的查询，终于在网上查到一篇文章——《我的家——李大钊在这里被捕》。作者尹西林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搬进东交民巷，他曾经居住过的房子正是当年李大钊一家在苏联兵营内暂住的居所，但它在20世纪80年代被拆除了。从文中我还得知，当年的苏联兵营是在苏联公使馆西侧，两者之间还有条夹道。我上次寻访时误认为苏联公使馆和苏联兵营是在一起的，所以寻找范围仅仅局限在了“公使馆”的位置。
　　當我再一次准备寻访时，新冠疫情打乱了我原有的计划。在那段“非必要不出门”的时间里，国内知名的文献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一度免费供广大网友使用。于是我开始了搜索，第一个关键词便是“李大钊”。有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的加持，我终于在1927年发行的《图画时报》第353期找到了李大钊被捕时的照片。《图画时报》1920年6月创刊于上海，是一家以刊登新闻照片为主的综合性画刊。照片真实呈现了李大钊被捕时的场景，照片里的一座小楼更让我兴奋不已，这座小楼我有印象呀！它离最高人民法院大楼大约四五十米远。就这样，我的第二次寻访开始了。

　　来到这栋小楼后，我拿出图片再次进行对比，照片中隐隐能够看到的爱奥尼柱，在我眼前却是如此清晰。
　　小楼依旧，但换了人间。这是怎样一栋小楼，它当年是做什么用的？带着种种疑问，我敲开了小楼院落的大门。
　　说明来意后，开门的阿姨热情地将我带入院内，告诉我这栋楼以前是苏联公使馆的武官楼，解放后这里成了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家属宿舍。在阿姨的带领下，我走进小楼，木板嘎吱嘎吱的声音仿若历史的回响，木门、铜把手，楼梯、门牌一切的一切都是当年的样子，历史触手可及。
　　“小伙子，你看门外这条夹道，它现在和东交民巷相通，可随意通行，但过去这里是有大门的，大门外面是东交民巷，里面就是苏联兵营。后来大门拆了，成为了豁口，这条夹道就被命名为苏联豁子，这路牌还在墙上呢。”顺着阿姨手指的方向，我并没有看到牌子，走近了，哦，在树的后面，墙上有一块斑驳的石质路牌——“苏联豁子”。
　　十月革命后，驻扎在东交民巷内的士兵开始分批次撤离。1924年前后，兵营部分土地也交还给北洋政府，大门应该就是在那会儿被拆掉的。这块苏联豁子路牌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应该和武官楼一起见证了李大钊被捕的过程，这也是我此次寻访中的意外收获。
　　与阿姨道别后，已近中午，我并没有着急离去，而是在路边停留了很久，脑海里不停回响着李大钊的演讲：“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责任编辑：曹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