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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近代报道中国最著名的西方记者。他的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巨大、长盛不衰，被认为是西方认识中国的基本读物。红军由此书为世界所知，斯诺由此书而成名。
斯诺1936年7月的延安之行是此书的基石。当时，在中国的西方记者至少有二三十人，比如《京津泰晤士报》的爱泼斯坦、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美国《亚洲》杂志的欧文·拉铁摩尔以及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德国记者罕斯·希伯等，其中不乏想去红区探奇者，但为什么是斯诺如愿以偿成为先行者？
经济压力
冒险精神在斯诺的生命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美国学者勃纳德·托玛斯将其研究斯诺的著作命名为《冒险的岁月》并不奇怪。斯诺年轻时在纽约曾炒过股，漂洋过海时曾混过船票，1930年代在北平经济困窘时曾赌马赢过1000美元从而转危为安，这些都能体现斯诺的冒险性格。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研究者根据斯诺的日记和书信发掘了促使斯诺去红区探索的其他原因，其中之一乃出于经济上的压力：1933年，斯诺夫妇辗转来到北平，情况似乎还是不错的，据其日记可知：“在北平，一个新闻记者可以过得像一个银行董事长那样阔绰，即使他的收入不高。”斯诺夫妇住四合院，仅主人房就有6间之多，还有仆人、厨师、花匠、人力车夫，每年大约花1000美元，但奇怪的是，斯诺仍然感到生活拮据。也许是因为斯诺对金钱有较高的要求使然，他曾想在30岁前发财致富，30岁后潜心写作。
研究斯诺的美国学者汉密尔顿发现：美国的经济萧条直接影响了新闻联社的财政收入，令斯诺的自在生活受到威胁。1933年新闻联社开始减少斯诺的薪水，到年底就干脆辞退他了。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斯诺向《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日报》和其他美国报纸多次写信询问受聘记者的可能性，但均未成功。
1935年4月，斯诺写信给友人说：“这一年过得很快乐，但经济上很紧张，尤其是当美元贬值时。”
斯诺去红区采访不是没有犹豫的，根据斯诺前夫人海伦·斯诺的回忆，正当斯诺踌躇不决时，是她做了有力的推动，她说：“绝对没错，你必须去一趟。”
出版商的推动
二战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英美的通讯社和出版商一度将中国看成是热点，特别对神秘的中国工农红军感兴趣。几乎在斯诺考虑采访红区的同时（甚至可能还要早些），出版商就不断要求活跃的斯诺去尝试采访红区。
1932年，斯诺曾对他的出版代理说自己准备从上海的红色分子那里弄张访问中国苏维埃的护照，他说：“我几乎要成功了，但在最后的时刻我联系的共产党人对我产生了怀疑，他失踪了，我也再没法和他联系。”
1933年，出版商哈利逊·史密斯写信给斯诺，谈到书市的某些现象时写道：“中国题材在这里似乎只有小说才有销路，但我相信，一旦有作者写出一部引人入胜的非小说（为何不该是你），那奇怪的禁区就会被打破。”不久史密斯和哈斯公司预付斯诺750美金，约他在1934年年底前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或其他主题的书。而斯诺立即“很高兴地收下来”，并保证到年底完成初稿。
出版商推动斯诺去红区采访这一点也得到了中国研究者的认同，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办公厅研究员、著有《斯诺与中国》的武际良指出——
1934年，美国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曾经提议同斯诺签订一项合同，并预付稿费750美元，要他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的书……1935年英国《每日先驱报》也建议资助他做一次旅行，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
去红区前，斯诺在给出版商的一封绝密信件中说：“我明天将去红色中国会见毛泽东，我将旅行、拍照，写我喜欢的东西。假如我达到目的，那将是世界大事。”
显然，在出版商的推动下，斯诺加快了去延安的步伐。斯诺陕北之行的全部费用1000美元都由报社报销。斯诺交稿时将书名定为《我到了红色中国》，出版商最后改为《红星照耀中国》。由此可见出版商在斯诺成名前后担任的重要角色。
毛泽东的安排
传统研究认为斯诺访问红区的关键人物有两个：一个是中共地下党员俞启威（黄敬），一个是宋庆龄。根据汉密尔顿的研究，1936年3月俞启威曾答应帮助斯诺联系去红区采访，但他不久就消失了，斯诺5月去上海找宋庆龄、鲁迅、艾黎和史沫特莱等人，希望得到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机会。此举还引起史沫特莱的不快，因为她也想去延安。汉密尔顿认为之所以选择斯诺，是“斯诺的国籍、他的社会联系和他的独立性格”使然。那么，是什么人发出的请求呢？1992年，武际良指出——
他（斯诺）立即提出去红区采访的要求。而就在前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陕北来信要她（宋庆龄）物色一位公平正直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争取国际上了解中国的抗日主张。
2005年，英国伦敦大学基于新解禁的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档案材料的研究披露，毛泽东是决定斯诺进入红区的始作俑者，研究指出——
（红军）与斯诺相遇不是偶然的。那年（1936年）春天，毛泽东曾经让上海的地下党找一个能发表作品的外国记者和一个医生。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邀请了斯诺，因为斯诺具备多方面条件：他是一个美国人；他为具有影响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纽约先锋论坛报》写稿；并具有同情心。斯诺1936年7月进入红区，同行的还有黎巴嫩裔美国人马海德医生，他的药箱里装了许多机密文件……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发表后，在中国和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甚至超过了中共的预期，红军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树立起来了，一批批年轻人从各地开赴延安。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
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在有关长征的著作中推测共产国际曾建议中国红军应建立国际联系，这个建议可能为中共邀请斯诺访问铺平了道路。
斯诺1936年7月的延安之行是此书的基石。当时，在中国的西方记者至少有二三十人，比如《京津泰晤士报》的爱泼斯坦、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美国《亚洲》杂志的欧文·拉铁摩尔以及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德国记者罕斯·希伯等，其中不乏想去红区探奇者，但为什么是斯诺如愿以偿成为先行者？
经济压力
冒险精神在斯诺的生命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美国学者勃纳德·托玛斯将其研究斯诺的著作命名为《冒险的岁月》并不奇怪。斯诺年轻时在纽约曾炒过股，漂洋过海时曾混过船票，1930年代在北平经济困窘时曾赌马赢过1000美元从而转危为安，这些都能体现斯诺的冒险性格。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研究者根据斯诺的日记和书信发掘了促使斯诺去红区探索的其他原因，其中之一乃出于经济上的压力：1933年，斯诺夫妇辗转来到北平，情况似乎还是不错的，据其日记可知：“在北平，一个新闻记者可以过得像一个银行董事长那样阔绰，即使他的收入不高。”斯诺夫妇住四合院，仅主人房就有6间之多，还有仆人、厨师、花匠、人力车夫，每年大约花1000美元，但奇怪的是，斯诺仍然感到生活拮据。也许是因为斯诺对金钱有较高的要求使然，他曾想在30岁前发财致富，30岁后潜心写作。
研究斯诺的美国学者汉密尔顿发现：美国的经济萧条直接影响了新闻联社的财政收入，令斯诺的自在生活受到威胁。1933年新闻联社开始减少斯诺的薪水，到年底就干脆辞退他了。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斯诺向《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日报》和其他美国报纸多次写信询问受聘记者的可能性，但均未成功。
1935年4月，斯诺写信给友人说：“这一年过得很快乐，但经济上很紧张，尤其是当美元贬值时。”
斯诺去红区采访不是没有犹豫的，根据斯诺前夫人海伦·斯诺的回忆，正当斯诺踌躇不决时，是她做了有力的推动，她说：“绝对没错，你必须去一趟。”
出版商的推动
二战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英美的通讯社和出版商一度将中国看成是热点，特别对神秘的中国工农红军感兴趣。几乎在斯诺考虑采访红区的同时（甚至可能还要早些），出版商就不断要求活跃的斯诺去尝试采访红区。
1932年，斯诺曾对他的出版代理说自己准备从上海的红色分子那里弄张访问中国苏维埃的护照，他说：“我几乎要成功了，但在最后的时刻我联系的共产党人对我产生了怀疑，他失踪了，我也再没法和他联系。”
1933年，出版商哈利逊·史密斯写信给斯诺，谈到书市的某些现象时写道：“中国题材在这里似乎只有小说才有销路，但我相信，一旦有作者写出一部引人入胜的非小说（为何不该是你），那奇怪的禁区就会被打破。”不久史密斯和哈斯公司预付斯诺750美金，约他在1934年年底前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或其他主题的书。而斯诺立即“很高兴地收下来”，并保证到年底完成初稿。
出版商推动斯诺去红区采访这一点也得到了中国研究者的认同，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办公厅研究员、著有《斯诺与中国》的武际良指出——
1934年，美国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曾经提议同斯诺签订一项合同，并预付稿费750美元，要他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的书……1935年英国《每日先驱报》也建议资助他做一次旅行，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
去红区前，斯诺在给出版商的一封绝密信件中说：“我明天将去红色中国会见毛泽东，我将旅行、拍照，写我喜欢的东西。假如我达到目的，那将是世界大事。”
显然，在出版商的推动下，斯诺加快了去延安的步伐。斯诺陕北之行的全部费用1000美元都由报社报销。斯诺交稿时将书名定为《我到了红色中国》，出版商最后改为《红星照耀中国》。由此可见出版商在斯诺成名前后担任的重要角色。
毛泽东的安排
传统研究认为斯诺访问红区的关键人物有两个：一个是中共地下党员俞启威（黄敬），一个是宋庆龄。根据汉密尔顿的研究，1936年3月俞启威曾答应帮助斯诺联系去红区采访，但他不久就消失了，斯诺5月去上海找宋庆龄、鲁迅、艾黎和史沫特莱等人，希望得到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机会。此举还引起史沫特莱的不快，因为她也想去延安。汉密尔顿认为之所以选择斯诺，是“斯诺的国籍、他的社会联系和他的独立性格”使然。那么，是什么人发出的请求呢？1992年，武际良指出——
他（斯诺）立即提出去红区采访的要求。而就在前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陕北来信要她（宋庆龄）物色一位公平正直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争取国际上了解中国的抗日主张。
2005年，英国伦敦大学基于新解禁的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档案材料的研究披露，毛泽东是决定斯诺进入红区的始作俑者，研究指出——
（红军）与斯诺相遇不是偶然的。那年（1936年）春天，毛泽东曾经让上海的地下党找一个能发表作品的外国记者和一个医生。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邀请了斯诺，因为斯诺具备多方面条件：他是一个美国人；他为具有影响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纽约先锋论坛报》写稿；并具有同情心。斯诺1936年7月进入红区，同行的还有黎巴嫩裔美国人马海德医生，他的药箱里装了许多机密文件……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发表后，在中国和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甚至超过了中共的预期，红军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树立起来了，一批批年轻人从各地开赴延安。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
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在有关长征的著作中推测共产国际曾建议中国红军应建立国际联系，这个建议可能为中共邀请斯诺访问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