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命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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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平及家人,住在芦山县芦阳镇火炬村磨刀驼火组。他们居住的房子是上世纪50年代所建的,原为木质结构,上世纪90年修建时改成了砖墙。

  高成豪的房子倒了,两间卧室完全垮塌,只剩一堆褪色的红砖——她家的房子就在芦山地震的震中龙门乡。
  好在一家人平安。高成豪和丈夫在4月20日早上7点钟就起床骑了三轮车去送货,本该在卧室里睡懒觉的两个女儿,一个在姑姑家过夜,一个在外婆家。
  “真的很幸运”,高成豪的大女儿雨瑞惊魂未定。她的朋友高山就没那么幸运了,地震发生时,16岁的独生子高山正在家里的二楼卧室里睡觉,没来得及跑出正在倒塌的房子,在楼梯间被砖石砸中,不幸死亡。

建筑如何抗震


  学者熊培云曾感叹,夺人命的不是地震,而是倒塌的房屋。
  地震之所以伤亡巨大,是地震时产生的巨大能量造成地面的建筑物和各种设施的破坏造成的。
  根据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所所长孙柏涛的说法,地震中的人员伤亡,90%是由于建筑物的倒塌造成,芦山地震并不例外。
  “把责任归到地震上是不公平的,也解决不了问题,房子太差是造成灾害的主要原因,”地震与防灾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谢礼立说,“假如你住在一个寒冷的地方,又不采取保暖措施,那就会遭遇寒灾、冻灾;生活在发生水灾的地方,不去防水就会发生水灾;在地震区盖没有抗震能力的房子,必然会遭到地震的侵害。”
  在地震预报还不可行的当下,减少人员伤亡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对建筑进行抗震设防。
  智利的第二大城市康塞普西翁,1939年遭受7.8级地震的袭击时,2.8万人丧生。就在第二年,智利政府发布了建筑物的抗震设计规范。1960年,8.9级地震再次降临康塞普西翁时,死亡人数减少到5700人;2010年8.8级地震又一次光临这座地震之城时,死亡人数下降为802人。
  孙柏涛2010年去过智利,让他惊讶的是,经济算不上发达的智利,建筑物的抗震能力非常强,三分之一地区的房屋按9度抗震设防,三分之一按照8度半抗震设防,另外三分之一是8度设防。一个8.8级地震,房屋倒塌率千分之零点几。
  中国民用建筑的抗震设防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1974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建筑抗震设计的技术标准,此前的建筑设计时都没有考虑地震的影响。
  此后40年里,几乎每一次大地震发生后,血的教训总能带来抗震技术和抗震规范的提高。
  到芦山地震发生时,中国正在执行第五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按照现行的标准,处于龙门山断裂带南端的芦山县按照7度标准设防。
  每次地震发生,只有一个震级,但对不同地方造成的破坏并不相同。一般而言,离震中越近破坏程度就越厉害。
  对一个8级地震而言,离震中200公里的房子没有倒塌,而离震中10公里的房子倒塌,你不能说离得近的房子抗不住8级地震,而离得远的房子抗住了8级地震。
  因为对建筑物的抗震设防而言,并不会用震级作为标准,而是用烈度,反映的是地震对地面建筑物的影响程度。
  中国将地震烈度分为12度,汶川地震时,汶川、北川等地区的烈度高达11度。而在此次芦山地震中,庐山县城被划入8度区,龙门、宝盛、太平等乡镇划入9度区。
  根据我国的抗震设防标准,建筑物做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对7度设防的芦山而言,6度算是小震,不能坏;7度算中震,允许破坏;8度可算大震,不倒。
  即便是房屋倒塌,设防与否也大有不同。“在汶川地震时,设防的房子倒都不是稀里哗啦倒成一片,而是歪歪扭扭倒下来,有逃生和救援的空间,”孙柏涛说,“没有设防的房子就连救援的可能性都没有。”

被遗忘的角落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所研究院袁一凡在地震现场看到,芦山地震中,房屋的破坏呈两极分化。芦山老城区和乡镇的老旧房屋,损毁和倒塌严重;而新城区,新房子,特别是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建筑物,几乎没有倒塌,虽有破坏,但都是可以修复的。
  官方的结论也大抵如此:居民自建房受损严重,而灾后重建项目,特别是公共建筑,完全按照设防标准来进行设计和施工,主体结构完好,在人群非常集中的学校、医院等地方,没有垮塌下来,达到了标准。
  城乡之间房屋的抗震能力差别巨大,但人们对房屋的渴求并无二致。
  位于四川省西部边陲的芦山县,2010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不过4000余元。和大多数西部农村一样,本地没有企业,青壮年劳力只得外出打工。一年若是能攒上2万元,在当地已算不错。
  外出打工数年的积蓄,加上信用社的贷款,或是亲戚朋友的借款,修上一座两三层的小楼,几乎是所有当地农民毕生的心愿。
  “农村里,打几年工,回来就是为了修房子,我们也是为了一栋房子而奋斗,和城市里一样,”芦山县龙门乡红星村村民王玲感叹道。
  2011年,43岁的王玲把经历了汶川地震的老房子推倒,重新修建了一栋3层小楼,不但花光了丈夫在外打工数年的积蓄,还向当地的农村信用社贷了款,至今还没还清。“地震一来,外面看着还行,里面全都撕裂了,进去都发抖,”王玲说。
  农村盖房简单易行,只要有块地,有点钱,“想怎么盖就怎么盖”。
  不需要图纸,也不用设计,更不用进行抗震计算,找一个村里的小包工头,口头上交代一下修几层楼,几间房,多大面积,楼梯在哪里。
  为节省房屋造价,农村建房多数采用不利于抗震的空斗墙、砖柱和预制空心板。
  比起看不见的建筑材料,主人更愿意把钱投在看得见的外观上,白瓷砖,绿玻璃,高大、宽敞、气派的房屋,是房主人的门面,但却是抗震的大敌。   孙柏涛在智利发现,他们的民房并不贴砖,钱都投在主体构造上。“我们在农村建房花六七万,外立面还要花一两万块钱,抗震意识不对。”
  包工头和工匠们大多是村里人,没有抗震和结构力学的知识,师傅将一些简单的实践经验一代一代向下传递,只能从满足功能的角度把房子砌起来。
  “自建房只考虑竖向作用,也就是重力方向,只要能承重就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葛学礼说,“但地震多数情况下是水平方向晃动,这样的房子就没有抗震能力,遇到水平地震作用自然就会受损。”
  这些不设防的房屋,在地震面前自然不堪一击。
2004年12月8日,在广州大学校级行政和实验楼工地上,工人正在安装橡胶隔震支座与铅芯型橡胶隔震支座。
这是芦山县先锋社区桥头组的一间二层民房,地震后已全部垮塌,建筑整体为砖结构。

  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利用高分辨率航拍数据对离震中最近的龙门乡、宝盛乡、太平镇进行分析,85.2%的房屋严重受损,其中20.7%房屋完全倒塌。
  更准确的数据来自芦山县住建局,芦山地震的房屋应急评估将房屋分成3级,第一级基本完好,可继续使用;第二级轻微破坏或中等破坏,限用,需要进一步的鉴定;第三级,严重破坏或倒塌,停用、拆除或隔开。
  庐山县住建局局长卫利强告诉《南都周刊》记者,民房损失严重,根据建筑专家的评估,评估为一级,也就是可以入住的房屋大概只占10%-20%。评估为三级的,也就是倒塌或损毁严重,必须拆除停用的房屋超过60%。
  这次地震,官员们把死伤少——7.0级地震,死亡196人,归结为建筑质量好,但农民们觉得是时间巧。地震发生的时间是早上8点02分,农民们大多7点就起床了,地震发生时大多在家的农民都下地干活了,“如果提前一个小时,要出很多人命。”
  官方并不讳言乡村自建房的严重损毁。因为乡村自建房的问题并非芦山独有。
  无论是汶川8.0级地震、玉树7.1级地震,还是九江5.6级地震、云南彝良5.7级地震,倒塌最多、受损最严重的,都是农村的自建房。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农村的自建房从未被纳入抗震设防体系。五部建筑抗震技术规范都是针对城市的公共建筑和统一修建的民宅。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住建部出台了第一部村镇建筑抗震的技术规程——它更像一个技术指导,而非强制性的标准。
  现实的情况是,村镇的自建房没有任何监管,只要取得宅基地的手续,农民们还是“爱咋修咋修”。

设防与民房无关


  “庐山最好的房屋实际上是县医院,它的房子是加了减震功能的,在地震中起了很大作用。在4·20地震之后,我们要大力推广这种建筑模式,”芦山县住建局局长卫利强说。
  汶川地震暴露的校舍质量问题,让公众、媒体和官方对于公共建筑的安全格外敏感。
  四川省住建厅4月25日发布了初步的评估结果:灾后重建项目经受住了考验,它的主体结构是好的,没有一个是全部塌下来的,交了合格的答卷。
  芦山地震中的公共建筑的抗震能力称得上合格,一位在震区的业内人士透露,官方的结论是可信的,公共建筑基本达到了设防要求,主体结构基本完好。
  这得益于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芦山县的公共建筑几乎全部翻新。
  作为汶川地震的灾区之一,芦山县争取到了412个灾后重建项目,项目投资达到32.57亿元。
  通过灾后重建,以芦山河为界,河东的芦山新城几乎集中了这个12万人口的小县城最好的建筑。
  除了学校、医院、体育馆、电影院等公共建筑,同时被修葺一新的还有数十栋政府大楼。
  芦山县住建局的一位官员向《南都周刊》记者证实,广电局、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计生局、武装部、工商局、民政局、武警总队、公安局、看守所、拘留所、交警大队等机关办公大楼,都是灾后重建的。
  实际上,汶川地震后,芦山县的政府办公楼中,只有三栋是D级危房,需要拆除。
  芦山县规划与建设局工作人员林凯2008年在《小城镇建设》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该县只需对飞仙关镇政府办公楼、档案局办公楼和县委办公三栋办公楼进行重建,其他办公楼通过加固都可以解决。
  当时的数据显示,芦山县民房的灾后重建总投资为6.18亿,申请中央投资4.94亿,而政府机关的灾后重建投资不过0.90亿,申请中央投资0.72亿。
  然而,实际上,民房和政府办公楼的投入调了个位置。
  在四川日报招标比选网上,2010年9月29日发布了“芦山县县级党政基础设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的招标公告。公告显示,项目业主是芦山县财政局,项目总投资4730.5万元,资金来源是中央灾后重建基金及自筹资金。
  另据《经济观察报》报道,新的芦山县委县府大楼于2011年9月开工,建筑规模1.88万平米,总投资约3460万元。仅上述两项,就占了政府机关灾后重建总投资预算的90%。
  不只是县级党政机关大楼,为数众多的乡镇一级办公楼也都在灾后重建。
  村民们抱怨,“2008年地震有30多个亿(重建资金),政府新修了办公大楼,修得好漂亮,我们就没得啥子”。
  汶川地震后,芦山县12万居民中,只有300栋房屋被评估为危房,可以得到2万元的重修款。其余的以户为单位,每户补贴1000元加固房屋。
  全县12万居民,按户计算不过5万户,每户1000元,总共5000万元,再加上300户居民每户2万元的重建款600万元,32亿元灾后重建资金中,用于民房修缮加固的不到6000万元。
  “1000块钱能做啥子,”龙门乡红星村村民何涛说,“房子漏水就买点石膏,自己抹一抹,有裂缝就买点水泥糊一糊,刷点漆。”
  何涛的邻居杨本武回忆,在汶川地震后重修房子时,乡政府说会来监督指导,“但修都修完了,没得人来。”
  成都开小公司的杨本武,自己找了个包工头,要求对方能修一栋抗8级地震的房屋,包工头告诉他,“抗8.2级都没得问题”,这个抗8级地震的承诺还被写入了合同。讽刺的是,杨至今也没搞清抗震的基本概念——抗的不是震级而是烈度。
  在两次地震洗礼后,芦山县的农民也希望能把房子修得结实一些,但他们能做的也只是把钢筋买粗点。
  “如果还要修房子,我们还是找个当地的包工头,想通过建筑公司修是不可能的。”
  王玲的丈夫雄心勃勃地要再修一栋房子,“政府能帮忙点,我努力努力,再做6年工,再挣一套房子。”
  周围的邻居笑他,“6年,你都快50了,还有没有人要你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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