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评价20世纪为革命的世纪。在中国,民国、共和国都是近代革命的产物,其后一个较长时期尝试继续革命,随之又展开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革命。
　　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呢?毛泽东早有精辟论断:首先,“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其次,“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党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和党的建设,长期以来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社会动员,改革开放后才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社会根源,一是由于社会基层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重大改变或弱化;二是体制外的社会自发动员,渐次成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再者,革命过程中大规模社会动员的研究,也引进了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众,以及组织、宣传技巧与功能等理论解释和分析方法,从而产生了一些全新的认识和问题。
　　其中,多数研究者都认识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内的大规模社会动员,通常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先由党派去的工作组(队)进行发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其行为、要求往往会超越领导者的预想目标,从而影响全局发展利益,即运动出现了偏差。事实上,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各时期的群众运动,都曾出现过严重的偏差现象。所以,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般会历经发动、高潮、纠偏、善后几个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尤其集中于偏差的出现及其纠正。
　　为什么群众运动会反复出现偏差,而且后一次似乎未能吸取前次的经验教训?除了战争环境紧迫、领导人认识疏漏、执行者缺乏工作经验和普通群众政治文化水平低下等因素外,研究者大致在从两个方向追寻:或强调中国革命、至少是农村的大规模动员,是完全的“制造”,由于“发动”的社会条件并不成熟,运动发起后自然会出现严重扭曲;或强调动员形式引起基层社会权力组织出现结构性变动,诱发了利益分配上的过激要求,从而导致偏差。前者过分侧重于领袖意志和组织、宣传技巧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在解释上有其便利之处,但忽略了众多参与者的行为和意愿。后者则关注动员过程中不同层级的组织结构变动及其作用,特别突出中层具体执行者或操作者及基层干部行为的结果,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还缺乏更多的实证研究。
　　无论如何,偏差与纠正的反复出现,说明群众运动式的社会动员,要求将群众的行动严格控制在党的战略、策略目标之下。因此,尽管历次群众运动出现偏差的情况不同,最后总是由最高领导机关承担责任,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纠正必须来自最高层。
　　对于出现失控或偏差的原因,毛泽东曾有过深刻的论述。1948年3月6日,毛泽东针对解放战争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严重偏差,在致刘少奇信中写道:“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
　　如此,想要确保群众运动不再反复出现类似偏差,就必须首先满足两点:一是领导者制定的政策明确,界限清楚;二是要对政策及其界限进行系统的说明。这就产生了社会动员中的传播问题,也是研究较少、甚至尚未得到关注的问题。
　　
　　(二)
　　
　　截止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共和国历史,依据革命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大搞群众运动,初期也取得过巨大的社会改造与发展成就,但总体而言,动员规模庞大,实效却逐渐减退,并深深地陷于偏差与纠正的循环,最终导致“文革”的破产。其中原由,已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差不多都忽略了毛泽东已有的经验总结,尤其对于领导人的思想认识和政策制定,偏重内容正误的判断,忽视对认识产生、政策制定到贯彻执行的传播过程分析。然而,也许正是传播问题,加剧了群众运动的恶性循环,干扰了正确认识的产生和政策制定的明确性,也模糊了研究者判断的视线。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建立新国家进行准备。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新国家的社会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刘少奇在发言中进一步解释,新民主主义经济由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等四种经济成分构成,“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毛泽东以为“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刘少奇认为:“有些并且应该广泛宣传,解释清楚,免得在这个问题上又糊涂起来。但也有些不宜过早宣传,以免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利用,而不利于打倒蒋介石。”因此,关于九月会议的党内通知中,仅笼统提出“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的任务,未就胜利后的基本矛盾给予明确说明。
　　9月15日,张闻天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上报中央,特别强调“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毛泽东、刘少奇对提纲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刘少奇的修改重申了九月会议的判断。毛泽东称赞刘少奇修改得很好,强调应以是否“有益于国计民生”作为限制私人资本的标准。该提纲被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教育材料和各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但为了免于过早地警觉资产阶级,故一律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在一定层级内得到传达,但因当时仍处于战时环境下,传达效果并不理想。其一,在前线及控制较为薄弱的地区,主要工作是作战和建立新政权,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没有传达或没有引起关注。其二,在华北老区,政府主要工作是建立统一的财政经济领导机构及对金融货币实行集中管理,克服国营经济存在的严重缺点,为应付战时财政,对私人资本的负面作用也未能给予更多关注。其三,其时老区工作处在土地改革运动纠偏基本完成,着手落实工商业政策的退赔工作,并力图尽快转向发展生产阶段,负责具体工作的基层干部没有理由将注意力集中于警惕私人资本,他们也不是内部精神传达的对象。其四,《人民日报》等报纸所刊登的相关报道,多数内容都是私人资本在党和政府政策的关怀、指引下,恢复并扩大生产,解放区市场出现了有别于国统区的繁荣景象,强调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和发挥国营企业作用的报道也有一些,很少有私人资本的负面消息。
　　所有这些,并不说明中央九月会议精神没有实际影响,甚至不能说影响较弱。一种中央既定的精神,受现实环境制约,一时未能上升成为公开的、普遍的政策精神,可是,只要以为条件成熟或环境需要,就会以各种形式公开表达出来,进而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济南解放后,华北解放区的经济活动空间扩张,同时出现区域内较为严重的市场价差,为赚取价差,各国营、公营商店齐集临清购棉,导致抢购涨价风潮。
　　194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临清事件。记者在通讯中依据风潮中公私关系的个案,将事件定性为“国家贸易机关在市场上向商业资本家缴械”,犯了经验主义的、右倾的错误,要求领导机关追究责任给予处分。判断明显与地方经济管理部门的报告存在距离,反映出记者敏锐的政治嗅觉。目前,尚无证据说明通讯写作是某种政治需要的产物,但记者确实多少了解九月会议精神。随后,华北贸易总公司干部会同地方领导召开相关单位会议,一方面申明由上级领导承担责任,一方面强调《人民日报》通讯基本正确,不顾会上各单位代表的陈述和解释,要求统一认识。结果,会上地方干部对事实与定性之间的巨大差异均感茫然,发言态度的变化,也反映出努力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时的困惑。194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以新华社社论名义发表《临清事件与国营商业》,认为临清事件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一个严重的警号”,强调私人商业资本破坏国民经济的危险性。此篇社论可以视为中央九月会议精神的首次公开表述,并为临清事件及其他类似事件作了最后定性。
　　但是,在共和国即将建立的复杂环境下,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地位和作用,还是给予了模糊的表述,即所谓“既可以这样前进”,“也可以那样前进”。4月,为了应对进入大城市接收现代工业的工作,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现阶段资本主义对解决工人失业和发展经济仍有“功劳”,并以为伤害资本家就“等于农村中伤害了中农一样”。讲话在党内引起议论。为避免现实工作与意识形态的混乱,刘少奇又补充强调,在公开报刊上“不要宣传劳资感情的融洽”。
　　有限传达和模糊表述在三反运动迅猛发动之后有了定论,大多数地方党政领导纷纷检讨,未能深刻领会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于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危害严重估计不足,犯了右倾的错误。待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则完全回到了中央九月会议的估计。
　　
　　(三)
　　
　　当大规模群众运动发动之时,毛泽东便敏锐地指出,群众运动必须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并设想通过扩大报刊上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凝聚共识。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以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应“便于开展自由讨论”,而非仅仅传达“编辑部的意见”。随后,又提出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见解相反的文章”,促使思想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
　　不幸的是,报刊改革却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对于公开性、多样性最具抵触情绪的正是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他们工作任务繁重,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一向充当党和群众的联系人,或党在群众中的代表,对公开批评的承受力极弱;其次是负责意识形态教育的宣传干部,他们习惯于党的“喉舌”或代言人地位,难以驾驭公开的自由讨论。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声音。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从整风运动到反右派斗争中《人民日报》的发声,与共和国史上众多冤案的制造直接相关。
　　反右派斗争表明,在群众运动做到使党的政策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只是空想。但是,既然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大张旗鼓”不能放弃。于是,在大跃进中,各种公共传媒竞相报道跃进成果,进行标语、口号、数字式的宣传,完全失去了进行公开自由讨论的空间,极大地助长了“浮夸”风盛行。事后,刘少奇曾评价说,大跃进中的许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姑且不论此种评价是否中肯,但其结果确是公开传媒退出了引领社会舆论的位置,影响公众行为的因素变得更为复杂,也更加难以琢磨。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就阶级、形势、矛盾讲话,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刘少奇的发言基本赞同毛泽东意见,强调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问题要经过长时期才能解决。全会公报断言,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长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根据刘少奇提议并经毛泽东赞同,全会精神未全面传达,阶级斗争问题确定只在17级以上干部中传达讨论,以免影响经济调整工作。
　　在重大理论问题和形势判断尚不成熟,尤其是现实中存在严重的紧张因素时,中共中央再次采取了信息分级处理的缓冲办法,以免干扰最紧迫的工作。但是,此种模糊处理方法,同样有可能在较大范围内造成严重的认识混乱,尤其是在公开传媒已经丧失主流传播渠道的地位之后,混乱状况更容易发生。
　　调整时期精简城市人口和四清运动二事,最能体现动员、控制与传播的模糊及混乱。
　　大跃进本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人口问题,结果反需要大量精简城市人口。要求工商业人口改行从事农业劳动,城镇居民下放到农村,原本应是一件艰巨的工作。精简城市人口却十分顺利,1961年至1963年共精简职工1940万人,压缩城镇人口2600万人,真正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也正因如此,多数研究者均赞叹社会动员与控制能力。令人不免起疑的是,在公开传媒上,这样庞大的人口就像气泡一样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可寻的踪迹。有研究者可能也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解释说通过党内文件“向人民交了底”、“得到了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可是,所指文件内容并无经济形势的“底”。只是宽泛地强调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以及下放农村的美好前景,动员方法是加强阶级教育和进行新旧对比。
　　由党内红头文件替代公开传媒作为社会动员的主要传播工具,四清运动时期尤为突出。四清运动通常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导,但两者存在明显差异。四清也许是共和国时期最强调集中控制的群众运动,通过中央和地方联合组织的工作团(队)下村指导,利用制作和修改党内文件不断调整政策与方式、方法,推行经过试点取得经验、有步骤地渐进展开的工作程序,以便将运动牢牢地控制在许可的范围之内。人们有理由认为,若非党内最高层出现意见分歧,四清运动或许可以实现控制目标。但考虑到群众运动的特征,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四清运动被有效控制,要想达到运动中任一文件的既定目标,可能性都不大。
　　以“四清运动”对《人民日报》进行检索,可以发现在运动期间差不多没有任何报道,即使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检索,内容也多是如何进行阶级教育,涉及“四清”斗争的具体内容极少。《人民日报》中“四清运动”一词出现频率较高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要求革命群众“保卫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可是,所谓“成果”在运动中被作为某种组织秘密,普通群众并不完全知晓,此时又如何响应号召他们挺身“保卫”呢?
　　
　　(四)
　　
　　信息的制作和传播是一种权力。信息量掌握的多少,反映着社会知识、能力、身份、地位的差异,消息灵通就意味着某人能力大、路子广以及握有权力。如果想要操纵信息内容和传播范围,就需要具有至高的权力。因此,对于一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机关而言,传播中的等级差异原本就是普遍现象。或者说,可以将国家视为宝塔状结构的官僚机器,各个层级有其严格的职能、职权限制,上层的信息占有和决策权力较下层为多,紧密关联又不可逾越,另外以权力制衡制度、民意机构和公共舆论,作为民众参与的监督、检查工具。每一重大决策,自提出、议论、表决、修正,到最后形成可推行的法令、政策,都须经过既定的严格程序,并接受公共舆论的监督,各级政府在具体实施时还要考虑到地方的特殊性。
　　由此可见,具有等级差异特征的信息传播,首先,领导者必须让下属机关及群众清楚地了解:什么是现在要做的,什么是将来某个时期可能做的,什么是美好的理想或尚不成熟的规划。一般而言,国家领袖们都有其社会理想,但并不一定能够成为立即施行的决策,较多情况是经过舆论鼓吹、学术探讨和议会辩论等环节,加以修正和解释,明确发展方向、主要任务和现时具体的目标,凝聚社会共识,尽力缓和因政策急剧变动产生严重的社会动荡。
　　中国革命及共和国建立后较长时期,领导者的认识普遍超前,而且在民族危机刺激和持续批判右倾保守的环境下更为激进。更重要的是,领导者对于共和国建立后基本矛盾的估计,以及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的认识,主要依据经典著作的意识形态解释,并非中国的现实情况。而且,一旦需要,这些估计或认识就会很快转变为现时政策,完全不需要中间的缓冲过程,何况“基本矛盾”、“阶级斗争”都非学术命题,更不能交由社会大众自由讨论。可是,领导者的最新想法,并不能及时地、完整地向公众转达。于是乎,中央下属机构和地方主要干部就需要紧盯领导者的一言一行,从中细心揣摩,窥测可能的政策动向;基层干部、群众就只能随波逐流,听候召唤。
　　其次,重大政策的发展过程,应有其内在逻辑的连续性,不能波动过大,甚至自相矛盾。也就是说,不可混淆理想与现实、将来与今天的界限,由此降低信息等级传播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即信息多者及早准备政策发展的推行工作,信息少者通过学习能够及早适应,不至于感到严重不适。
　　然而,共和国史上的问题,并非只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简单模仿,而是一种倒置的认识决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种决策理念已经确定,只是由于现实条件制约才未公布并实施,一俟以为成熟,所推行的新政策便基本否定了原有政策。共和国建立前夕,资产阶级还是人民阵营中的一部分,还需要借助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尽快恢复经济,是故落实工商业政策得到了较好执行,可是到了三反运动时期,许多负责干部都需检讨对资产阶级过于温和,阶级立场出现了动摇。经济调整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文革”中,前抓经济调整工作的干部可能沦为“走资派”,劳动模范可能成为“走资派”的“走狗”,反之,只喊革命口号、少做具体工作者可能最安全,甚至是重要的进阶之道。当然,混乱还不止此。由于“文革”给精简城市人口中被下放者、用工制度改革中福利受损者、四清运动中被不公正处理者等各类群体提供了一个申诉的机会,即使是最激进的四清工作团(队)也受到冲击。
　　第三,如果公众参与的方式是有限参与或程序参与,即公众参与被现行法律、法令和政策严格限制在特定形式、层级和范围内,信息传播的等级差异也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人们通常只是生活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社会空间内,最关心的是与其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人和事,对于上层“机密”尽管有兴趣,但无非关心不可的必要。只要社会表达的渠道畅通,传播的等级差异并不会造成太大的不适。
　　共和国建立前夕,也曾设想将公众参与的形式法制化、正规化,朝鲜战争爆发,促使领导人选择以群众运动进行社会动员,同时回归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群众运动要求一致行动,将参与者的利益抽象为整体的阶级利益、国家利益,并且时常冲破现有的法规、政策约束,所以必须要求群众了解领导者的思想和目标,以便在大规模发动之时加以严格控制。很明显,信息传播的等级差异,在所谓大民主的直接参与中十分危险。例如,当反右派斗争的决策已经确定时,且不管“引蛇出洞”策略是阳谋还是阴谋,许多人经过整风运动的发动,在不知领导者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响应党的号召站出来提意见,反落了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下场,所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
　　第四,无论是传播差异还是有限参与,都需要有健全、有效的公共传媒体系,充当社会的“公意”,作为每一个社会成员了解国家事务的最便利的媒介,缓解由于严格的等级界限有可能产生的社会分裂。
　　公共传媒的地位和作用,在共和国史上始终不很清晰,这也是传播问题研究滞后的原因之一。更有甚者,倘不论内容选择与现实距离的问题,大跃进后公开传媒竟然完全退出了重大社会问题的报道。事实上,依靠组织系统层层传达党内红头文件,根本无法取代公开传媒的作用。组织渠道传播具有非透明性的特点,各层级组织在传达时的人为解释,也给文件精神带来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宝贵组织资源的另类“滥用”。1963年11月,四清运动展开使全国“家喻户晓”的宣传运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局面表明,即使已经“家喻户晓”,但距离“人人明白”远极。
　　
　　(五)
　　
　　为什么已有的成熟经验总结会屡遭破坏呢?这里仍然可以使用毛泽东的总结来回答。究其根本原因,就是领导者自身的认识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距离,无法制定明确的界限。其次,就是反复使用群众运动式的社会动员与控制方式,尤其是当运动对象转入队伍内部时就更为混乱。再次,各大运动衔接间的信息等级传播,造成了社会认同的模糊,损害了社会组织化的一致行动功能,并使已经高度程序化的群众运动陷于更为混乱的循环之中,直到终结。对于前两个因素,已经有了较高的共识,至于后者研究还很不充分,尚需商榷。
　　中国内地已有的共和国史研究论著中,绝大多数都将最高层决议的有限等级传达,解释为不至干扰当前主要工作或策略上留有回旋余地,就其结果只进行就事论事的评价;大都强调,尽管中央九月会议对于新中国建立后的基本矛盾作了过于激烈的估计,而由于谨慎的内部传达和公开宣传措施,以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的笼统表述和刘少奇等人在不同场合下的讲话,未造成实际工作中的重大偏差,仍然取得了建立新中国和快速恢复经济的伟大胜利。与此相似,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论断内容只在有限范围内传达,也未能很快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社会发展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就。
　　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立,并符合具体的历史实际,但只是对历史进行简单切割后的评价,并仅侧重于大规模社会动员中的有效控制。如果对历史发展进行连续性的观察,尤其是对一组群众运动进行关联性分析,就可以发现传播混乱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害。当领导人明确知晓现行政策中的某些结果,有可能成为下一运动的斗争目标,或领导人只清楚未来运动的发展方向,但没有对现行政策做明确切割或界限划分时,又要求不甚清楚底细的下属和完全不知情的群众全力贯彻执行现行政策,实际上是在人为制造下一运动的斗争目标。因此,信息传播的等级差异是一个隐性问题,信息量少或对有限信息理解、判断有误,只能在群众运动中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前一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很有可能沦为下一运动的斗争对象。如此,“忠诚”、“老实”之辈越来越少,钻营、取巧、投机之徒大行其道。
　　设想某一地方或单位领导,多少知道一些最高层的认识动向,又要负责完成现阶段的具体工作,通常总会要求下属全力超额完成现时工作,以获取政绩,但在下一运动到来时却很难为下属提供庇护。也有一些领导,可能对现行政策有疑虑,或对下属较有慈悲之情,故在现时工作中表现消极,不想却在下一运动中成为业绩,至少在不经意中使某些人得到了庇护。许多回忆录都提供了此类感恩故事,但讲述者却省略了组织纪律和党性原则。也可以说,认识及判断标准的混乱,不仅存在于现时历史,而且大量存在于历史记忆和评价之中。
　　中国革命胜利的要素之一,就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动员,以及共产党对于群众运动的成功控制。国民党由于畏惧发动起来后的民众难以控制,放弃了群众运动的动员形式。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除了给予被动员者实际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造成强大的组织和社会压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参与者在朴素情感上的信任和拥护,共和国时期的大规模政治动员更是如此。信息传播的等级差异,制造并强化了社会间的猜疑、恐惧和裂痕,大大降低了社会认同感。“文化大革命”初期,自上而下的认识混乱,各阶层的行动差异,以及公开传媒甚至红头文件丧失权威,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局面,就是其结果。认同或信任资源的丧失很难弥补。
　　十分清楚,传播的有效性问题,不仅是思想认识和政策策略的正确性问题,也不仅是动员形式和控制手段的问题,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政治道德问题。
　　回到现实,群众运动式的社会动员已成历史,但改革开放既然是第二次革命,就仍需要高效的大规模社会动员,而且控制问题也转为社会治理,仍是政府施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传播是动员与控制两者间的中介。传播具有广泛性与等级性:前者可以满足动员之实现,达到最大限度的一致行动;后者则保证动员中的可控性,以满足目标控制、策略调整和持续发展三方面的要求。总之,社会动员的规模越大、越深入,就越要求传播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同时也是有效控制的基本条件。再者,随着传播技术的革命,信息传播等级差异的有效性也越来越弱。此种情况,即是现实的,也给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