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冬，刚从蒋、冯、阎军阀混战中脱身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调动10万国民革命军（即所谓“国军”）“围剿”中央苏区，希图一举消灭活跃于此间的红一方面军。然而事与愿违，五天之内连吃两大败仗，损兵万余，折将数员，只落得铩羽而归。红军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自有红军在天时、地利、人和上的种种优势。而国军昂扬而来，落荒而去，也自有国军的自身问题。1982年出版的国民党三军大学战史研究所编写的《国民党革命战史》，曾设专门章节述及此事，但因局限于战略战术、情报、协同等军事层面论事，故难免给人以隔鞭搔痒、言不及义的感觉。本文愿就此话题作些探讨，或许可视为对前说的一点补充。
　　 一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这里所指的“人”，不仅指军队，还有军队所能依恃的民众。恰恰在这两个方面，与红军相比，“围剿”中央苏区的国军都处于劣势状态。
　　参加“围剿”中央苏区的国军，有原在江西的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路孝忱的新编第十三师，刘夷的独立第十四旅；从湖南调来的罗霖的第七十七师，公秉藩的新编第五师；从陇海路方面调来的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许志祥的第二十四师，毛炳文的第八师。此外，在武汉休整的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和驻赣航空第一、三、五队，也随时待命参战。这些部队统由国民党政府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身份指挥。
　　上述“进剿”军，均非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部队。而其中又还有正规军和杂牌军之分，如十八师、五十师等有正式编制的，是为正规军；而新编第五师、新编第十三师等，尚未正式编列的，即为杂牌军。在这些部队的将领中，鲁涤平、张辉瓒、谭道源都是前湘军统帅谭延闿的部下，谭延闿死后，由鲁涤平接掌而归顺蒋介石。“进剿”军中的这种种差别及人事关系，便造成了彼此间的种种矛盾与争斗，而离心离德。
　　其一，“进剿”军的“小婆子”身份，导致各部队参战心态各异、步调不一。
　　蒋介石素以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及其部队为心头肉，黄埔系也一向以“天子门生”自居，瞧不起其他派系出身的将领及其部队。让嫡系吃肉，庶系啃骨头；派庶系“围剿”红军，能闹住红军固然好，即使两败俱伤，甚至庶系吃败仗而损兵折将也无妨。这样的事，蒋介石做起来得心应手，且煞有介事。因而，“进剿”军中，有的想邀功请赏，不惜单兵独进，以取悦老蒋；有的不愿为蒋送死而不肯用命，乃至调戈倒伐；有的隔山观虎斗或遇事退避三舍，但求自保。
　　其二，鲁涤平拥兵自重，以权谋私；部将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以至不惜牺牲别人而保全自己。
　　鲁涤平既被委以“剿匪”主帅重任，就想一举建树奇功，以图升官发财。他毫不犹豫地确定了第十八师和五十师为“进剿”主力，因为这两师都是他从广东带出来的基本部队。让自己的直系部队担当主力，不仅自己更放心，还可使手下更有出息，从而为自己争光添彩。然而，鲁的亲信张辉瓒是个威风有余却很少带兵实践的将领，难以服众。在南昌“剿共”军事会议上，张辉瓒和公秉藩就各自暗暗盘算如何抢夺攻占东固的头功。到公部先占东固，而与张部发生误战，公秉藩更是愤而率部自由行动，脱离张的掌控。张也负气不再与公联络。
　　关键时刻，张辉瓒不惜卖友求荣。他在龙冈被俘后，竟然向前来试探他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建言：红军下一步应去进攻第十九路军，甚至把十九路军的情报都说了个清清楚楚。这些情报，跟红军得到的情报完全相符。这件事也说明了“进剿”军中固有的离心离德现象之普遍。因此，张部在龙冈被围歼时，公秉藩部和第十九路军都未予增援解围，败局已为势所必然。
　　其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居功在前、逃命要紧，文过饰非、诿过于人的事时有发生，致使军中弊端丛生，难以为战。
　　1930年12月中旬，鲁涤平命令第一纵队的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从永丰出发，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从吉安出发，向东固进攻。规定十八师经九寸岭直攻，新五师经固陂、头陂侧击。新五师到达富田后，即侦知东固红军已撤离。12月20日，新五师九旅取道九寸岭，未经战斗进占东固，随即在周围山上布哨监视红军，防备反击。两个小时后，第十八师前卫工兵营到达东固附近，发现山顶有哨兵，疑为红军，即开枪射击。一场误战，双方各有伤亡。当晚，公秉藩抵达东固，听取九旅旅长王懋德报告后，“决定把第九旅和第十八师前卫误会的厮杀，说成攻占中央苏区东固的战况，分别报告吉安鲁涤平、南昌何应钦、汉口蒋介石。蒋介石复电说：“该师将士用命，克奏肤功，实堪嘉赏，着即提高番号为二十八师，犒赏官兵两万元，以资鼓励。”鲁涤平虽不愿看到攻占东固头功被公秉藩抢去，却也无可奈何，只恨张辉瓒不争气——是他擅改行期，贻误战机。嗣后，公秉藩去十八师师部看张辉瓒，请示次日如何行动，张要公留在东固休息，由他率十八师进攻龙冈。显然，张急于将功补过，却冷落了弟兄。这也导致了他急难时无人相助的下场。
　　同年12月30日，张部戴岳旅开到龙冈约五六里处，先头团即与红军伏兵接战，双方相持不下。中午过后，红军陆续增兵，戴岳以正面兵力单薄，请求张辉瓒派兵增援。张仅派出一个团向前推进四里许，没有加入第一线作有力支援。戴岳再催无果，问身边的主任参谋陈光枢是何道理。陈说：“师长可能别有打算，如前线胜利，则一同前进，万一失败，则率其控制部队退守东固以自保，必不肯努力增援。”此话虽非出自张口，却符合张的心理和处事之道。有这样的上峰，手下如何能甘冒矢石，为其用命？
　　“进剿“中央苏区的另一主力——第五十师，因与红军有过长期接触，知道红军的厉害，故不敢轻率冒进，但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法，对总部每日行进七十里的规定大打折扣，只日进二三十里，多至四十里。这也是他们自保之计，顾不得总部许多。
　　其四，得势者骄奢淫逸，亲亲疏疏，复又刚愎自用，不纳良策，终不免失败结局。
　　张辉瓒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进剿”中央苏区前任南昌警备司令，残杀革命志士最多，为鲁涤平最得力的直系左右手。他因此趾高气扬，威风八面。特务连是他的贴身御林军，便装备精良，倍受宠爱。其他部队官兵则相形见绌，待遇也差了许多，还时常受他打骂凌辱。因此其部下多说他很坏，后来竟要求红军枪毙已作阶下囚的他。在龙冈战斗中，当红三军猛冲到张的师部时，他的警卫营营长早已集合全营以待，号兵吹敬礼号，全营举枪敬礼，欢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该营长“还毕恭毕敬地向黄军长报告，然后将缴出的枪整整齐齐地摆好。连他随身佩挂的蒋介石授予的“自杀刀”也一并缴了。这固然是该营长原属黄公略的部下，但也说明张辉瓒治军无方，难免众叛亲离。
　　张辉瓒虽然行伍出身，但很少亲自带兵打仗，更没有和红军交手的经验。然而他却自命不凡，听不进部下逆耳忠言。当初十八师进击东固，走到离东固还有约四十里许的地方，张忽然下令停下休息，准备次日再继续前进。当时有人提醒他说：各路兵马都已按原进程表往东固推进，如其中有一路忽然中途改变计划，进程不一，恐怕将来彼此发生误杀。但张不听，坚持要休息，结果与新五师误战。该师第五十二旅旅长戴岳，曾多次向张进言，劝他集中兵力，前后左右互为照应，莫要轻敌冒进，都被张一一驳回。张坚持己见，只落得“悔不该不听部属言”。
　　我们再来看民众方面。“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谁能依恃民众，谁就能赢得战争；谁被民众所仇恨、抛弃，谁就必然覆灭。显然，在这一点上，国军远不及红军，他们得不到苏区民众的半点支持，反倒被民众愚弄、骚扰、掣肘和打击。因此谭道源才会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哀叹：“到赤区作战是黑漆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第十八师惨遭失败后也不得不承认：东固暨其以东地区，“所有民众，多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恨，力图抗拒。”
　　为什么会这样呢？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统御国军的国民党、蒋介石，代表地主资本家的利益，不顾广大劳苦民众的死活。中央苏区的民众，绝大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他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饱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是共产党、苏维埃、红军带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翻身作主人。所以，该感谢谁、拥护谁、支持谁，苏区民众心里一清二楚。如此，国军还能指望依恃民众吗？当然不能。
　　国军对待苏区民众的极其恶劣的行径，更加重了苏区民众对他们的不满和仇恨。远的不说，就说富田事变发生后，张辉瓒的部队趁机占领了东固，为扑灭东固游击队和人民的革命火焰，他们杀人放火，村子被毁灭，数百人被屠戮。而在赣西北，“张辉瓒的三个师旅曾在那里烧过成百上千的村庄，把凡是有子弟参加红军的家庭满门抄斩”。此外，一度驻防吉安的邓英师，其部“士兵有如盗匪，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邓英本人则嫖妓女，抽大烟，勒索富商大贾，吉安人对于他真有谈虎色变之势”。国军如此到处播下仇恨的种子，他们还能依恃民众吗？还能不遭报应吗？
　　总而言之，国军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之所以惨败，首要的是失去了民心，且内部离心离德。
　　二
　　《孙子兵法 ·谋攻篇》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地形篇》又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这些话的意思是，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定要充分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同时还要对战场（区）的天气和地形有足够的了解。否则，就必定遭至失败。恰恰又是在这些问题上，“围剿”中央苏区的国军陷入了盲目境地。
　　首先是暗于知彼。在初次进行大规模“围剿”红军之前，国军多数不知红军底细，以为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土匪”，土匪还不是一打就垮？有趣的是，国军官兵对红军的这种印象，来自他们自己的宣传机器和“领袖”“总裁”。如1930年秋末，蒋介石挟中原大战余威，在柳河对谭道源说：“你马上开回江西去。江西之匪羽翼未成，算是地方事件，问题不大，请你帮助咏安（鲁涤平别号）负责肃清。”在南昌“剿共”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举国军第七十七师师长罗子雯“收复吉安”的例子说：“罗某能以一师之众，收复如此吉安重镇，可见消灭红军易如反掌。”他因此信心百倍地说：“红军的主力集结在东固，只要一举攻下东固，红军就完了。”还没有同红军打过较像样硬仗的国军各级指挥官，听了领袖的这番鼓舞人心的话，不免志满气骄，看不起共产党和红军，以为可以手到擒来。于是，从统帅到众将官，一个个都嗷嗷叫嚣，要克日荡平“匪巢”。
　　当然，国军中也有碰了红军这颗钉子撞破头后，对红军始有较清醒认识的。1930年2月，蒋介石调动他的得力部队唐云山、邓英两个独立旅进驻江西，配合鲁涤平扑灭赣西南的革命势力。唐旅为“进剿”主力，占领了永丰、乐安后，向东固地区搜索前进。2月14日、26日，红四、红六两军及万余武装群众在水南和施家边痛歼唐旅，缴获大量枪炮弹药，唐旅全军覆没。此役令敌人胆战心惊，顾此失彼，也给后来“围剿”中央苏区的国军提了个醒。国军第九路军参谋长谢慕韩和总指挥鲁涤平等，对红军的素质就有了相当高的估计。但他们仍然觉得双方在数量上和物质力量上，国军占绝对优势，红军远不是他们的对手。因而在围攻部署上，不待第十九路军后续部队集中完毕，即展开攻击红军战略，导致张辉瓒全师覆没。
　　国军将领或者看到了红军的素质和数量，但他们看不到红军的士气。红军中的大多数官兵，都来自苏区，他们为保卫胜利果实，保卫阶级弟兄和家园而自愿当兵打仗。有的还满怀复仇的心情，要向杀害他们的亲人、毁了他们家园的敌人讨还血债。像黄公略的红三军，就是由饱受张辉瓒部蹂躏的赣西北农民和矿工组成的，他们对“围剿”苏区的白军，那是满腔仇恨一朝报。因而他们未上阵便摩拳擦掌，一上阵就猛打猛冲、势不可挡。红军如此高昂的士气，使之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这哪里会被国军知晓和理解呢？所以，他们对在兵力和物力、财力上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竟然会败给红军，怎么也想不明白。
　　其次是暗于知己。蒋介石及其手下总是高估了自己，认为他们在兵员上、装备上、训练上、战略战术上等各方面，都比红军强过不知多少倍。但他们却不了解或不敢承认内部是如何离心离德、勾心斗角的；官长是如何虐待、克扣部下，部下尤其是士兵又是如何隐忍、伺机爆发的；黄埔系和其他派系部队间，中央和地方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如何暗流汹涌、不可调和的；还有他们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地位如何，民众对他们是爱还是恨，他们也不甚了了。总之，一个是高估自己，一个是报喜不报忧，又疏于作深入的社会调查，蒋介石及其手下就难以明于知己。不然，为什么公秉藩谎报战功，竟能得到蒋介石的饮电嘉奖、且予厚赐呢？为什么许多平日信誓旦旦效忠“领袖”“总裁”“校长”的部队，时机一到就倒戈起义呢？虽然种种怪象、乱象的出现，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暗于知己则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对于红军选择的战场（区）的天气和地形，国军也是缺乏深刻的了解。赣西南以山地丘陵为主，山脉、水系纵横交错，复杂多姿，往往让陌生人找不到头绪和归路。山林中雾气瘴气时时迷漫，更令外人望而生畏。加之山路崎岖，独木架桥，国军必经之路又常被苏区民众破坏，因此交通极为不便，大部队很难展开和相互呼应。这些地情，不为远道而来的国军所洞悉。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了解到这些地情，要让从未或少有来过这些地方的官兵立刻适应，也是难以奏效的。所以，“围剿”苏区的国军不免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
　　以上所述，应是国军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必然失败的深层原因。由于政治属性使然，这些原因又是他们自身的痼疾所造成的，因而也是克服不了的。三年解放战争下来，八百万国军灰飞烟灭，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责编 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