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筹拍了台湾第一部在国际获奖影片《悲情城市》，他也是张艺谋走向国际的重要推手。
　　
　　2008年7月之后，两岸人期盼已久的“三通”将变成事实，而对于台湾电影人来说，它却晚来了十多年。如今台湾电影界已处于弱势，面对大陆电影界时，难以争取平起平坐的待遇，甚至失去了发球权。其中，“中国两岸影艺协会”的理事长邱复生应该感触最深。
　　邱复生在台湾有“媒体大亨”之称，从上个世纪80年代便已是影响台湾媒体发展的先驱人物。他素来以“善于观察趋势”著称，当台湾的同行都只关心两个月后发生的事情时，他已看到了两年后将发生的，故常有领先潮流的创新之举。
　　我曾经在邱复生任董事长的年代集团电影部门做过事，亲身领略，其思考模式的确超前很多。在80年代中后期，年代公司因为引进TVB港剧录像带的台湾代理权而成为台湾的首席录像带供货商，后来又取得迪斯尼电影的录像带独家代理权，更加如虎添翼。当时，国民党政府在1 987年7月中旬宣布“解除戒严”，接着又宣布解除“党禁、报禁”；到了11月正式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一连串的大动作让邱复生嗅到“两岸”是个关键词。他感到“电影”是一个可以着力的突破口，于是迅速将年代集团的发展重心转向了“两岸电影交流”。
　　1988年，年代公司开始筹拍第一部直接碰触“2·28事件”政治禁忌的电影《悲情城市》，并且让此片在1989年4月抢先赴厦门拍摄外景，虽然镜头不多，但已创造7历史。
　　《悲情城市》在1989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勇夺金狮奖，再一次创造了台湾电影的历史。当时，著名导演谢晋正好是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委之一，这使《悲情城市》获奖得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也使邱复生进一步加强进军大陆电影市场的企图心。
　　1990年1月，邱复生发起成立“中国两岸影艺协会”，并担任首届理事长。这是台湾电影界成立的第一个两岸交流团体，充当起文化交流打前锋的任务。另外，他还在香港成立年代电影公司，眼疾手快地以“香港年代”的名义跟张艺谋签下了两部片约(因当时台湾政府禁止两岸直接合作拍片)，以他个人建立的在国际影视市场网络将本来只属于中国的张艺谋推向世界。
　　
　　第一部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邱复生特意找来侯孝贤挂名监制一职，成功制造了“两岸国际名导首度携手合作”的轰动话题。后来成为好莱坞投资拍摄华语电影重要推手的哥伦比亚(亚洲)公司常务董事的芭芭拉·罗宾逊，当时正在年代国际公司任职，就是负责《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国际销售事务。此片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和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使张艺谋从此走红国际影坛。两年后，张艺谋再为年代执导了《活着》，又为葛优拿下了戛纳电影节的影帝，堪称成果辉煌。
　　邱复生的银色事业当然不止如此，他看上的是广大的中国大陆电影市场。当时，汪辜的两岸会谈正如火如荼，气氛十分融洽，眼看携手共创双赢的局面马上就要出现，邱复生因此运作“中国两岸影艺协会”的动作也越发积极。在台湾“新闻局”的支持下，1992年2月，由台湾的中国两岸影艺协会和大陆的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共同在北京举办了“海峡两岸影艺界交流座谈会”，这是两岸就影艺问题第一次在大陆开展的正式交流活动。
　　其后在1993年和1995年，又连续举办了两届“海峡两岸电影展”，双方各拿出几部优秀作品到对岸的3个城市进行巡回展，同时还派出十多人的代表团互访，趁机宣传造势。我作为代表团的团员之一，目睹了大陆观众对《推手》《稻草人》等台湾影片表现出来的热情。假如当年台湾电影真的可以正式“登陆”，之后十多年的台湾电影史也许就要重写了。
　　可惜，邱复生千算万算，也算不到李登辉会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两国论”，此论一出，两岸关系登时回到冰点，过去多年所做的融冰工作算白做了。
　　邱复生也从此放弃了电影，将全副精神转投到当时台湾刚刚崛起的有线电视台业务上，于是有了日后的TVBS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