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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计划经济时期的举国体制，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应该发展和创新，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新型举国体制的根本遵循。
2017年以来，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对中国企业、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制裁和封锁不断加码，迄今中国已有近300家企业、组织或个人被列入“实体清单”。于是很多人提出，用举国体制来解决我们的“卡脖子”问题。这种主张在网上和网下都引起热议。
在我看来，对举国体制做出客观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要义有三：其一，肯定它的有效性和历史功绩;其二，承认它的局限性，进而兴利除弊;其三，新型举国体制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
一、举国体制演绎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光荣与辉煌
举国体制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计划经济一样，中国的举国体制来源于苏联。所谓举国体制，是指国家集中配置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以实现特定目标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作为举国体制的表征，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有限资源的集中使用，可以让某些尖端技术或重大项目在短时间内实现超越国家总体实力的跨越式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运用举国体制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比如1956年出台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两弹一星”以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重大专项等。
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场上弥漫出来的核讹诈硝烟，让中国人下定决心要搞出自己的核武器。然而，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以及60年代初的严重自然灾害，让刚刚起步的原子弹工程差一点夭折。
1961年，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议题凝重而尖锐：苏联老大哥缩回援助之手后，中国的核武器项目还能不能再搞下去。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几位将帅的态度勿庸置疑。陈毅更是个性鲜明地操着乡音说：“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持反对意见的人也针锋相对：“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
要原子弹还是要吃饭，一个关乎国计，一个关乎民生。缺少核盾牌，战争的威胁始终悬在头顶。而老百姓没饭吃，社会无法稳定。最终毛泽东拍板：“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1962年11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由15人组成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中央专委起初专门负责领导原子弹的研制，1965年3月以后又加上了导弹。中央专委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主任，其余14人中，有包括聂荣臻在内的7名副总理和7名政府部长。
原子弹的研制仅新材料就需要5600多种，非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不可。在中央专委的统一领导下，政府主导了决策、评审、管理、协调、研究和使用的全过程。党政军民、各行各业都为原子弹研制大开绿灯。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区的900多家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工厂参加攻关会战。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爆炸能力的国家。此前3个多月，“东风二号”中近程地地导弹于1964年6月29日试射成功。1966年10月27日9时整，核导弹轰鸣着从发射阵地直插苍穹。9分14秒后，罗布泊弹着区传来核导弹精确命中目标、在预定高度实现核爆炸的消息。“两弹”结合，终于使中国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力量。三年半以后，1970年4月23日，“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从“两弹一星”到战略核潜艇，从三峡工程到青藏铁路，从载人航天到超级计算，从月表取壤到登陆火星……举国体制的杰作一次又一次地演绎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光荣与辉煌。
举国体制根植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以后，再没有出现像管仲、吕不韦那样在政治上也能叱咤风云的商人。汉武帝在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经济上施行“盐铁专营”，更催生“大一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其后传承2000余年，从而为当代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伦理和精神提供了发育的沃土。
“两弹一星”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中诞生的。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46年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亮相，1947年半导体晶体管出现，其后集成电路问世……世界新技术革命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不期而遇。面对那个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和险恶的国际环境，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集成全社会人力、物力、财力，组织实施一系列重大工程，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必然选择，它让新中国站稳了脚跟。
二、用举国体制包打天下的想法既不客观也不现实
但不可否认，集中力量办大事要付出巨大的民生代价。同时，无论主观动机如何，“集中力量”办出的大事客观上难以保证全是对事和好事。而且，正是由于“集中力量”，一旦出錯，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也更具灾难性。我们的国家也确曾为此付出过高昂代价。
此外，以往举国体制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以计划经济为前提，其消极面往往还表现为：短期的高效率掩盖了长期的低效率，时间的高效率掩盖了经济的低效率，个案的高效率掩盖了整体的低效率。
从市场经济角度看，原子弹是另类。因为它不是商品，没有成本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也不用考虑市场竞争力。甚至在很多情形下，人们对它的关注是有无，而不是好坏。所以，“两弹一星”精神没有过时，但以往举国体制作为当今发展科学和技术的一种体制安排，不具有普遍意义。
先说科学。科学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其目的是揭示宇宙本质，探索自然奥秘，有着强烈的非功利属性。任何一种科学发现或成果，都必须在适宜的学术氛围中经过自由探索取得，而不可能在运动式的突击中完成。比如万有引力定律，它是特定时代的特定科学家，在特定环境里激发特定灵感的产物，而不可能是攻关或者会战的结果。 再说技术。从纵向看，技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渐进、永无止境的过程，而且需要市场的牵引和创新生态的培育。中国亟待攻克的所有核心技术都不是静止的堡垒，而是日新月异、动态发展的过程。人们关注它们从0到1，同样也关注从1到10，到100，到1000……
就拿高端芯片制造来说，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1965年提出了著名的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18到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提升一倍。摩尔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如果在以往举国体制下发展集成电路，长期不计成本的大规模投入，无论如何都令人无法想象。
从横向看，卡脖子的现象在各行各业普遍存在。而且，卡脖子清单上的绝大多数项目都不是单一的产品或技术，而是产品集群或技术集群。显然，以往举国体制无法解决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这些量大面广的核心技术瓶颈问题。
在路径比较清晰的条件下实现某个具体目标，举国体制每每表现出惊人的效能。比如，在一些缺乏群众基础的体育比赛项目中，我们的运动员仍能破纪录、夺金牌，为国争光。但是，重大科学发现及理论突破、原创性技术发明及创新，通常都是举国体制力所不能及的。
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很多重大难题都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用举国体制来包打天下的想法既不客观，也不现实。美国上世纪70年代试图用举国体制来攻克癌症，却以失败告终，便是一个例证。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许多国家科技发展计划，如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科学技术立国战略，美国的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等。
半导体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20世纪80年代，日本凭借低价格、高质量等优势，不断抢占市场份额，严重威胁美国的龙头老大地位。1986年，日本首次以44%的市场份额超越美国。而且，当时全球半导体市场排名前三位的都是日本公司，排名前十位的公司中日本占了6家，美国仅有3家。
为提高在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方面的竞争力并夺回优势地位，美国仿效日本组织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合作研究的模式，于1987年由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和半导体协会共同牵头成立“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ECH）”。SEMATECH最初包括AT
2017年以来，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对中国企业、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制裁和封锁不断加码，迄今中国已有近300家企业、组织或个人被列入“实体清单”。于是很多人提出，用举国体制来解决我们的“卡脖子”问题。这种主张在网上和网下都引起热议。
在我看来，对举国体制做出客观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要义有三：其一，肯定它的有效性和历史功绩;其二，承认它的局限性，进而兴利除弊;其三，新型举国体制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
一、举国体制演绎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光荣与辉煌
举国体制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计划经济一样，中国的举国体制来源于苏联。所谓举国体制，是指国家集中配置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以实现特定目标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作为举国体制的表征，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有限资源的集中使用，可以让某些尖端技术或重大项目在短时间内实现超越国家总体实力的跨越式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运用举国体制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比如1956年出台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两弹一星”以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重大专项等。
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场上弥漫出来的核讹诈硝烟，让中国人下定决心要搞出自己的核武器。然而，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以及60年代初的严重自然灾害，让刚刚起步的原子弹工程差一点夭折。
1961年，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议题凝重而尖锐：苏联老大哥缩回援助之手后，中国的核武器项目还能不能再搞下去。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几位将帅的态度勿庸置疑。陈毅更是个性鲜明地操着乡音说：“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持反对意见的人也针锋相对：“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
要原子弹还是要吃饭，一个关乎国计，一个关乎民生。缺少核盾牌，战争的威胁始终悬在头顶。而老百姓没饭吃，社会无法稳定。最终毛泽东拍板：“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1962年11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由15人组成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中央专委起初专门负责领导原子弹的研制，1965年3月以后又加上了导弹。中央专委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主任，其余14人中，有包括聂荣臻在内的7名副总理和7名政府部长。
原子弹的研制仅新材料就需要5600多种，非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不可。在中央专委的统一领导下，政府主导了决策、评审、管理、协调、研究和使用的全过程。党政军民、各行各业都为原子弹研制大开绿灯。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区的900多家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工厂参加攻关会战。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爆炸能力的国家。此前3个多月，“东风二号”中近程地地导弹于1964年6月29日试射成功。1966年10月27日9时整，核导弹轰鸣着从发射阵地直插苍穹。9分14秒后，罗布泊弹着区传来核导弹精确命中目标、在预定高度实现核爆炸的消息。“两弹”结合，终于使中国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力量。三年半以后，1970年4月23日，“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从“两弹一星”到战略核潜艇，从三峡工程到青藏铁路，从载人航天到超级计算，从月表取壤到登陆火星……举国体制的杰作一次又一次地演绎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光荣与辉煌。
举国体制根植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以后，再没有出现像管仲、吕不韦那样在政治上也能叱咤风云的商人。汉武帝在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经济上施行“盐铁专营”，更催生“大一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其后传承2000余年，从而为当代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伦理和精神提供了发育的沃土。
“两弹一星”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中诞生的。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46年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亮相，1947年半导体晶体管出现，其后集成电路问世……世界新技术革命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不期而遇。面对那个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和险恶的国际环境，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集成全社会人力、物力、财力，组织实施一系列重大工程，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必然选择，它让新中国站稳了脚跟。
二、用举国体制包打天下的想法既不客观也不现实
但不可否认，集中力量办大事要付出巨大的民生代价。同时，无论主观动机如何，“集中力量”办出的大事客观上难以保证全是对事和好事。而且，正是由于“集中力量”，一旦出錯，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也更具灾难性。我们的国家也确曾为此付出过高昂代价。
此外，以往举国体制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以计划经济为前提，其消极面往往还表现为：短期的高效率掩盖了长期的低效率，时间的高效率掩盖了经济的低效率，个案的高效率掩盖了整体的低效率。
从市场经济角度看，原子弹是另类。因为它不是商品，没有成本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也不用考虑市场竞争力。甚至在很多情形下，人们对它的关注是有无，而不是好坏。所以，“两弹一星”精神没有过时，但以往举国体制作为当今发展科学和技术的一种体制安排，不具有普遍意义。
先说科学。科学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其目的是揭示宇宙本质，探索自然奥秘，有着强烈的非功利属性。任何一种科学发现或成果，都必须在适宜的学术氛围中经过自由探索取得，而不可能在运动式的突击中完成。比如万有引力定律，它是特定时代的特定科学家，在特定环境里激发特定灵感的产物，而不可能是攻关或者会战的结果。 再说技术。从纵向看，技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渐进、永无止境的过程，而且需要市场的牵引和创新生态的培育。中国亟待攻克的所有核心技术都不是静止的堡垒，而是日新月异、动态发展的过程。人们关注它们从0到1，同样也关注从1到10，到100，到1000……
就拿高端芯片制造来说，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1965年提出了著名的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18到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提升一倍。摩尔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如果在以往举国体制下发展集成电路，长期不计成本的大规模投入，无论如何都令人无法想象。
从横向看，卡脖子的现象在各行各业普遍存在。而且，卡脖子清单上的绝大多数项目都不是单一的产品或技术，而是产品集群或技术集群。显然，以往举国体制无法解决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这些量大面广的核心技术瓶颈问题。
在路径比较清晰的条件下实现某个具体目标，举国体制每每表现出惊人的效能。比如，在一些缺乏群众基础的体育比赛项目中，我们的运动员仍能破纪录、夺金牌，为国争光。但是，重大科学发现及理论突破、原创性技术发明及创新，通常都是举国体制力所不能及的。
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很多重大难题都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用举国体制来包打天下的想法既不客观，也不现实。美国上世纪70年代试图用举国体制来攻克癌症，却以失败告终，便是一个例证。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许多国家科技发展计划，如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科学技术立国战略，美国的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等。
半导体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20世纪80年代，日本凭借低价格、高质量等优势，不断抢占市场份额，严重威胁美国的龙头老大地位。1986年，日本首次以44%的市场份额超越美国。而且，当时全球半导体市场排名前三位的都是日本公司，排名前十位的公司中日本占了6家，美国仅有3家。
为提高在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方面的竞争力并夺回优势地位，美国仿效日本组织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合作研究的模式，于1987年由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和半导体协会共同牵头成立“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ECH）”。SEMATECH最初包括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