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上，我多么不想看到有老人站到我座位旁边来检验我的道德。然而，还是有一位老人站到了我身边。
　　我70岁的母亲也曾这样站到了一位姑娘的座位旁，姑娘连眼皮都没有抬。母亲就扶靠在姑娘身后的座椅背上，我在母亲身边一只手拽着吊环，腾出另一只手半搀扶着她，一直坚持到终点，姑娘始终没有抬起眼皮。
　　所以，我也不想抬起眼皮。
　　年轻的姑娘在我的心里激起了怨恨，我再把怨恨传给我身旁的老人。受害的都是老人，要把这个怨恨链再传回姑娘那里，至少得50年以后吧。
　　所以，我在这个老人身上寻求心理补偿，实在是没有道理。老人的儿子如果也在场，他或许会继续传递这种怨恨。甚至，那个没有让座给母亲的姑娘是不是也因为她的母亲曾经被拒绝让座了呢？
　　可是，我仍旧无法释怀：凭什么别人不给我母亲让座，我就得给别人的母亲让座？这个关于怨恨的因果链条我有必要搞清楚吗？凭什么这个链条必须由我来终结？我以为我是谁？
　　我是教书的，但不认为把一个偶然选择的职业钉在道德十字架上供人围观是公平的；更不认为，“知识即力量”意义上的知识与道德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所以传授知识的人同时还得搭售道德。
　　令人气馁的是，我仍旧站了起来：我只是不能在一个年龄与我母亲相仿的老人面前无动于衷！我终究不能在一个年龄与我母亲相仿的老人面前无动于衷！我怎么可能在一个年龄与我母亲相仿的老人面前无动于衷！
　　在老人走到我旁边之前，她先后在3个有人的座位旁停留过，中国特色的公交车道德在这里跌倒了3次。我站起来，却无意于把这种道德扶起来。
　　我认为，公交车作为特殊道德空间的存在是荒唐的：为什么我们的公交系统要依赖为老人让座才能保证他们有座？要依赖于为孕妇让座才能保证她们母子平安？为什么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公车消费和最豪华的公车阵容，为民众服务的公交系统却处在离开道德支持就无法运行的状态？
　　或许，在我们这个人多地少、空间逼仄的初级阶段，我们注定不可能像欧美国家那样，公交车宽敞得可以让自行车或婴儿车直接推上去。但是，如果我们的公共交通注定是拥挤的，我们的公仆们又怎能心安理得地独享着作为公务车特点的超大空间？事实上，我并不认为，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骑自行车上下班与伦敦公交车的宽敞舒适毫无关系。
　　让我们欣慰的是，中央提出“八项规定”以来，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各地积极跟进，中央军委出台了更详细的“十项规定”，甘肃将逐步换乘自主品牌汽车，海南省委书记坐出租车调研，湖南提出，严禁豪华装饰公务用车，逐步换乘国产自主品牌汽车……这都让我这个书生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身边的变化。
　　话又说回来，座位是公共资源，应优先满足最需要的人，而非简单地以“尊卑长幼”为标准。比如，前不久郑州二十多位老人走上街头，发出“给年轻人让座”的倡议。我以为，老人给年轻人让座和年轻人给老人让座一样，都是出于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理解和关爱，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从这个角度说，这也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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