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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算是70后中的奇葩，1971年出生的，居然是独生子，是父母提前响应国家的号召？平凡如我父母，当然不会如此先知先觉，之所以生我一个，时也势也。
我老爹年轻时是新华书店员工，因为受姑父牵连，下放农村；我老娘是知识青年，也下放了。我爷娘所在的生产队每到过年，每家每户过年发的过年物资也就半个橘饼，五六颗红枣。橘饼每户只能发半个，于是拿把菜刀切，每户切一半，这可是个技术活，切得不均匀，两家还要打架。
我六岁以前，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穷得没有任何希望。因此爷娘商量好了：就生我一个。再多生大家连带受苦。
四人帮垮台，一声春雷，父母回城了，父亲安排在教师进修学校，母亲安排在县五金交电化公司，生活顿时两重天。条件好了，爷娘想生第二胎，然而，国家计生政策趋硬：只能生一胎，否则回乡下种地。
那时城乡生活水平区别特别大，穷怕了的父母，很珍惜得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于是母亲结扎，领了独生子女证，我欢欢喜喜做我的独生子。
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刚开始时的城市独生子，确实很幸福，这一点我不能否认。那时候五金交电化似乎是天下最牛掰的公司，县法院院长为了买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上门来求爷爷告奶奶，居然连五金公司经理的面都见不着。公司每年夏季会给员工发放大量的防暑水果，尤其是西瓜，每个夏季都会堆满我家的床底。
我是独生子，没人跟我争，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花样百出，就差煮熟了吃。而隔壁彭叔叔家有三个孩子，为了争吃最好的西瓜，老大老二两个男孩子打得鼻青脸肿，打得西瓜满地乱转。
殊不知，早年的享受也是要后来买单的，生活从来都是收支平衡，你享受独生子女的幸福，就得担当后来的应有的责任。
独生子女远离父母工作，其实风险蛮大的，而我就犯了这个风险。我一直不知道我舍弃父母之邦，把父母扔在故乡，南下广州重新开始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我太自私，只为自己的前途着想，现在想起来都犯迷糊。
2005年，父亲查出大病，都已经是晚期了，必须得手术。按就近照顾原则，最好当然是接到广州来看病开刀，可以一面工作，一面照料父亲，两不误。
然而，按照经济的原则而言则不然，爹的公费医疗在湖南才有效，对于我们这样的中低层收入者而言，这一层因素是百分百要考虑的。生死大事，固然不能以省钱为第一，但也不能多花冤枉钱。
这样权衡下来的结果就是：我请假回湖南，将父亲挪到长沙去住院动手术。长沙虽然是家乡湖南的城市，其实这只是一个大范围概念而已。从空间距离而言，根本就不算是家乡，父母之邦双峰县距长沙两百多公里，衣食之地广州距长沙六百多公里，长沙根本就是一异乡。
身在异乡，我当时的心，惶惶如也。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当时还有点啃老心态，买了房，还想着从老人家那里弄点装修费，爹却一不小心就老了，衰了，病了，病体侵蚀他的肌体，黑瘦，枯黄，憔悴，想着当年他和母亲把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全都抛给我，让我独自尽情享受，如今，吃了的西瓜转化为责任，甜蜜转化为苦涩和艰辛，儿呀儿，你得担起责任了。
慌慌张张叫了一辆县医院的救护车，六百多元，到了长沙，不敢跟两个老人家说，怕他们心疼我的钱，我当时还在供房，说熟人照顾，只花了三百元，说得老人家欢喜起来，说熟人真好。
到长沙，将老爹送入一家专门医院，正是深秋季节，落叶瑟瑟，老爹住院，我和老娘、老婆租那种每晚十元租金的民居，真闹不清山清水秀的湖南怎么这么多病人，医院外面供病人家属租住的房间遍地开花，租屋外面的湖面上浮满泡沫垃圾，秋风一扫，臭不可闻，就在窗外。
本来人手紧巴巴的，老婆上班的白云区一所中学，校长来电话，催她回去上班，老婆说家公要动手术，校长说家公又不是直系家属，你忙什么忙，否则就按事假扣钱。正在供房的我家怎敢轻易被扣钱，于是老婆第二天就买站票回广州。
老婆回广州了，我真的有点慌，不对，不是有点慌，而是很慌很慌。跑医生那里问老爹病情，每听一次，心情就慌一次，没有任何乐观消息，但对着老爹，又得强颜欢笑：“没事呢，医生说。”
又得去跑市场，买米买菜，娘也老了，很怕她老人家在长沙走丢了。娘在年轻时跟着老爹跑来跑去，现在年老了，只能跟着我跑来跑去，而我当时完全没有主意。幸亏当时有一个发小在该医院实习，总算能拉上开刀的医生吃个饭，套套近乎。
老爹手术还顺利，尽管带了止痛棒，但晚上还是痛得厉害，哼哼地不能安睡。老娘和我不停地抚摸他，徒劳地给他止痛。老娘心疼我，要我早点睡，老爹哼着，哪里敢睡。直到下半夜，才去病房凉台上睡着。老娘却还没合眼，远处黑魃魃的岳麓山上凉风透过防盗网栏杆吹来，梦里凉凉的，心里头忽然冒出一个概念：弟妹。有个弟妹可真好，大家可以轮流着来孝顺，呔家都有觉睡，父亲床头也不缺人照顾。
在湖南耽搁了这么久，得急着回去上班了，大领导虽然好，同事们也好，但按揭这事儿半点马虎都来不得，再超过假期就得请事假了，但老爹的出院手续咋办？没有弟弟，幸亏还有个表弟，在长沙工作。
表弟也是弟啊，这时候真庆幸老娘并不是独生女，还有姐弟，还有外甥，我还有表弟。表弟答应帮老爹办出院手续，并送老爹老娘去车站，我千感激万感恩地离开长沙。
在坐车去长沙火车站的路上，忽然掉眼泪，简直是爆眼泪，一直哭到火车上，火车又载着我的眼泪，一路到广州。想起父亲的病，那位当医生的发小说，最担心复发，想起老娘的辛勞，我当初离开湖南到底对不对？
如果有个弟妹在身边，哪怕要我去安慰他或者她，也会好一点吧。安慰兄弟姐妹，其实也是安慰自己，大家取暖，人皆有兄弟，何我独无？
2007年，父亲的病又复发，当时他在广州和母亲一起给我带小孩，他闹着要带孙儿一起睡，因为怕空调让小孩受凉，他反正睡得警醒，可以给孙儿扇扇子，用他的话来说是葵扇的“微微风”可以不让小孩受凉。 偏偏这个时候，他的病复发了，疼痛，尿道不通，进了某家军医院。一天到晚痛，医生也不管，那家医院的空调开得特别大，凉飕飕的，这让父亲更疼痛了。
我急着找熟人，看能不能对父亲积极一点，找不到，母亲很着急：“你老爸痛着，你想想办法呀。”我也着急，可有什么办法呢？上天入地找不到熟人，对父亲的惨状，医生的反应是，连个普通的指检都吝啬得不肯出手。
我没辙了，只好在医院走廊里悲愤地大吼：“你们领导呢，你们主治医生呢，都死了吗？都给我出来。”
吼声惊动大楼，主治医生很生气，和我怒目相对，我也豁出去了，瞪着他，捏着拳头，他总算心软了，主动给我父亲做检查，但最终不了了之，一直没弄清楚老人家疼痛的原因。只能断定：复发。
广州这里是没辙了，赶紧回湖南，去长沙，有家百年老医院，还可以有办法。
當时儿子才一岁多一点，老爹老娘和我回湖南，儿子没人带，老婆只好带着他第二天晚上回湖南娘家，那里还有外婆外公。
真可谓劳燕分飞，我带着父母跑火车站，老爹一手还得牵着自己的身上导尿管，和正常人一样，一路长跑步找车厢，跑得气喘吁吁。
后来老婆告诉我，她也狼狈不堪，虽然是卧铺，但每次上厕所，怕儿子被人抱走，都得抱在身上，尤其是蹲下来的时候，好不辛苦。
在长沙，暂时没有铺位，只好一家三口在走廊上睡着，白天热得不行，那日头淋下来如同开水，树叶都烫得白花花的。走廊上拥挤，我只好花两元钱一个小时去网吧补觉。
父亲做了很多检查，核磁共振、PTCT等等，要承认，这家老医院的医生负责多了，最后大致确认：病在腹部复发。
拿着父亲的诊断书，我在走廊急得半死，汗水和泪水滚烫地流着，心里忽然幻想这世间有没有灵丹妙药，把老爹的麻烦一次性祛除。
还是熟人照顾，父亲总算进了病房，有了病床。我和母亲每天楼上楼下跑来跑去，老婆那边又来电话，孩子总是发烧不退，说要我不告诉老人家，但父亲耳朵尖，听到了，在床上急得直哆嗦。
这家医院的医生极其负责，每天查病房问得很仔细，虽然脾气暴躁，一句话不对头就把病人家属甚至病人骂得狗血淋头，但我也认了，只要他们认真负责。起码父亲进医院才两天，他们就查出了病情，不像在广州一直耗着，痛着。
想着要不要送红包，手里拽着一千块钱，在医生办公室外等着，却怎么也出不了手，医生身边总是挤满了人，插针也得有根缝，这里连缝都没有。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是你手里拽着红包，要送的对象就在咫尺间，却怎么也送不出去。
主治医生没送红包，麻醉师也没送红包，我总疑心给父亲找了最差的医生，动了最差的手术，得到最坏的结果。
而一位同学说，他老妈生病动手术，因为兄弟姐妹多，大家商量着，办法就多了，红包也送了，也请医生吃饭了，手术也满意，听得我惭愧加惭愧也。在老人家关键时刻，能商量问题的，最好是兄弟姐妹。偏偏我是独生子，父亲则是独子，两代人都没得商量。
当然，自己无能，也不能怪没有兄弟姐妹。
我老爹年轻时是新华书店员工，因为受姑父牵连，下放农村；我老娘是知识青年，也下放了。我爷娘所在的生产队每到过年，每家每户过年发的过年物资也就半个橘饼，五六颗红枣。橘饼每户只能发半个，于是拿把菜刀切，每户切一半，这可是个技术活，切得不均匀，两家还要打架。
我六岁以前，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穷得没有任何希望。因此爷娘商量好了：就生我一个。再多生大家连带受苦。
四人帮垮台，一声春雷，父母回城了，父亲安排在教师进修学校，母亲安排在县五金交电化公司，生活顿时两重天。条件好了，爷娘想生第二胎，然而，国家计生政策趋硬：只能生一胎，否则回乡下种地。
那时城乡生活水平区别特别大，穷怕了的父母，很珍惜得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于是母亲结扎，领了独生子女证，我欢欢喜喜做我的独生子。
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刚开始时的城市独生子，确实很幸福，这一点我不能否认。那时候五金交电化似乎是天下最牛掰的公司，县法院院长为了买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上门来求爷爷告奶奶，居然连五金公司经理的面都见不着。公司每年夏季会给员工发放大量的防暑水果，尤其是西瓜，每个夏季都会堆满我家的床底。
我是独生子，没人跟我争，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花样百出，就差煮熟了吃。而隔壁彭叔叔家有三个孩子，为了争吃最好的西瓜，老大老二两个男孩子打得鼻青脸肿，打得西瓜满地乱转。
殊不知，早年的享受也是要后来买单的，生活从来都是收支平衡，你享受独生子女的幸福，就得担当后来的应有的责任。
独生子女远离父母工作，其实风险蛮大的，而我就犯了这个风险。我一直不知道我舍弃父母之邦，把父母扔在故乡，南下广州重新开始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我太自私，只为自己的前途着想，现在想起来都犯迷糊。
2005年，父亲查出大病，都已经是晚期了，必须得手术。按就近照顾原则，最好当然是接到广州来看病开刀，可以一面工作，一面照料父亲，两不误。
然而，按照经济的原则而言则不然，爹的公费医疗在湖南才有效，对于我们这样的中低层收入者而言，这一层因素是百分百要考虑的。生死大事，固然不能以省钱为第一，但也不能多花冤枉钱。
这样权衡下来的结果就是：我请假回湖南，将父亲挪到长沙去住院动手术。长沙虽然是家乡湖南的城市，其实这只是一个大范围概念而已。从空间距离而言，根本就不算是家乡，父母之邦双峰县距长沙两百多公里，衣食之地广州距长沙六百多公里，长沙根本就是一异乡。
身在异乡，我当时的心，惶惶如也。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当时还有点啃老心态，买了房，还想着从老人家那里弄点装修费，爹却一不小心就老了，衰了，病了，病体侵蚀他的肌体，黑瘦，枯黄，憔悴，想着当年他和母亲把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全都抛给我，让我独自尽情享受，如今，吃了的西瓜转化为责任，甜蜜转化为苦涩和艰辛，儿呀儿，你得担起责任了。
慌慌张张叫了一辆县医院的救护车，六百多元，到了长沙，不敢跟两个老人家说，怕他们心疼我的钱，我当时还在供房，说熟人照顾，只花了三百元，说得老人家欢喜起来，说熟人真好。
到长沙，将老爹送入一家专门医院，正是深秋季节，落叶瑟瑟，老爹住院，我和老娘、老婆租那种每晚十元租金的民居，真闹不清山清水秀的湖南怎么这么多病人，医院外面供病人家属租住的房间遍地开花，租屋外面的湖面上浮满泡沫垃圾，秋风一扫，臭不可闻，就在窗外。
本来人手紧巴巴的，老婆上班的白云区一所中学，校长来电话，催她回去上班，老婆说家公要动手术，校长说家公又不是直系家属，你忙什么忙，否则就按事假扣钱。正在供房的我家怎敢轻易被扣钱，于是老婆第二天就买站票回广州。
老婆回广州了，我真的有点慌，不对，不是有点慌，而是很慌很慌。跑医生那里问老爹病情，每听一次，心情就慌一次，没有任何乐观消息，但对着老爹，又得强颜欢笑：“没事呢，医生说。”
又得去跑市场，买米买菜，娘也老了，很怕她老人家在长沙走丢了。娘在年轻时跟着老爹跑来跑去，现在年老了，只能跟着我跑来跑去，而我当时完全没有主意。幸亏当时有一个发小在该医院实习，总算能拉上开刀的医生吃个饭，套套近乎。
老爹手术还顺利，尽管带了止痛棒，但晚上还是痛得厉害，哼哼地不能安睡。老娘和我不停地抚摸他，徒劳地给他止痛。老娘心疼我，要我早点睡，老爹哼着，哪里敢睡。直到下半夜，才去病房凉台上睡着。老娘却还没合眼，远处黑魃魃的岳麓山上凉风透过防盗网栏杆吹来，梦里凉凉的，心里头忽然冒出一个概念：弟妹。有个弟妹可真好，大家可以轮流着来孝顺，呔家都有觉睡，父亲床头也不缺人照顾。
在湖南耽搁了这么久，得急着回去上班了，大领导虽然好，同事们也好，但按揭这事儿半点马虎都来不得，再超过假期就得请事假了，但老爹的出院手续咋办？没有弟弟，幸亏还有个表弟，在长沙工作。
表弟也是弟啊，这时候真庆幸老娘并不是独生女，还有姐弟，还有外甥，我还有表弟。表弟答应帮老爹办出院手续，并送老爹老娘去车站，我千感激万感恩地离开长沙。
在坐车去长沙火车站的路上，忽然掉眼泪，简直是爆眼泪，一直哭到火车上，火车又载着我的眼泪，一路到广州。想起父亲的病，那位当医生的发小说，最担心复发，想起老娘的辛勞，我当初离开湖南到底对不对？
如果有个弟妹在身边，哪怕要我去安慰他或者她，也会好一点吧。安慰兄弟姐妹，其实也是安慰自己，大家取暖，人皆有兄弟，何我独无？
2007年，父亲的病又复发，当时他在广州和母亲一起给我带小孩，他闹着要带孙儿一起睡，因为怕空调让小孩受凉，他反正睡得警醒，可以给孙儿扇扇子，用他的话来说是葵扇的“微微风”可以不让小孩受凉。 偏偏这个时候，他的病复发了，疼痛，尿道不通，进了某家军医院。一天到晚痛，医生也不管，那家医院的空调开得特别大，凉飕飕的，这让父亲更疼痛了。
我急着找熟人，看能不能对父亲积极一点，找不到，母亲很着急：“你老爸痛着，你想想办法呀。”我也着急，可有什么办法呢？上天入地找不到熟人，对父亲的惨状，医生的反应是，连个普通的指检都吝啬得不肯出手。
我没辙了，只好在医院走廊里悲愤地大吼：“你们领导呢，你们主治医生呢，都死了吗？都给我出来。”
吼声惊动大楼，主治医生很生气，和我怒目相对，我也豁出去了，瞪着他，捏着拳头，他总算心软了，主动给我父亲做检查，但最终不了了之，一直没弄清楚老人家疼痛的原因。只能断定：复发。
广州这里是没辙了，赶紧回湖南，去长沙，有家百年老医院，还可以有办法。
當时儿子才一岁多一点，老爹老娘和我回湖南，儿子没人带，老婆只好带着他第二天晚上回湖南娘家，那里还有外婆外公。
真可谓劳燕分飞，我带着父母跑火车站，老爹一手还得牵着自己的身上导尿管，和正常人一样，一路长跑步找车厢，跑得气喘吁吁。
后来老婆告诉我，她也狼狈不堪，虽然是卧铺，但每次上厕所，怕儿子被人抱走，都得抱在身上，尤其是蹲下来的时候，好不辛苦。
在长沙，暂时没有铺位，只好一家三口在走廊上睡着，白天热得不行，那日头淋下来如同开水，树叶都烫得白花花的。走廊上拥挤，我只好花两元钱一个小时去网吧补觉。
父亲做了很多检查，核磁共振、PTCT等等，要承认，这家老医院的医生负责多了，最后大致确认：病在腹部复发。
拿着父亲的诊断书，我在走廊急得半死，汗水和泪水滚烫地流着，心里忽然幻想这世间有没有灵丹妙药，把老爹的麻烦一次性祛除。
还是熟人照顾，父亲总算进了病房，有了病床。我和母亲每天楼上楼下跑来跑去，老婆那边又来电话，孩子总是发烧不退，说要我不告诉老人家，但父亲耳朵尖，听到了，在床上急得直哆嗦。
这家医院的医生极其负责，每天查病房问得很仔细，虽然脾气暴躁，一句话不对头就把病人家属甚至病人骂得狗血淋头，但我也认了，只要他们认真负责。起码父亲进医院才两天，他们就查出了病情，不像在广州一直耗着，痛着。
想着要不要送红包，手里拽着一千块钱，在医生办公室外等着，却怎么也出不了手，医生身边总是挤满了人，插针也得有根缝，这里连缝都没有。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是你手里拽着红包，要送的对象就在咫尺间，却怎么也送不出去。
主治医生没送红包，麻醉师也没送红包，我总疑心给父亲找了最差的医生，动了最差的手术，得到最坏的结果。
而一位同学说，他老妈生病动手术，因为兄弟姐妹多，大家商量着，办法就多了，红包也送了，也请医生吃饭了，手术也满意，听得我惭愧加惭愧也。在老人家关键时刻，能商量问题的，最好是兄弟姐妹。偏偏我是独生子，父亲则是独子，两代人都没得商量。
当然，自己无能，也不能怪没有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