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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调查研究、建章立制、总结部署这三部曲,我们看到了过去几年国资委、中央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发展脉络。
今年4月,我国第25次南极考察队圆满完成建设昆仑站等任务后,乘坐“雪龙”号极地考察船载誉归来。许多人并不清楚,204名受到英雄般欢迎的考察队员中,有13位是来自宝钢集团的突击队员。这13位突击队员加入了总人数只有28人的内陆考察队,用了不到70天时间(其中50多天用在长途跋涉)建成了昆仑站。在此期间,他们克服了极端低温、故障、冻伤等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去年8月,北京奥运会令世人瞩目。这届奥运会成功背后,有一个默默奉献了7年的团队应该被人们记住——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科技奥运技术团队。他们设计建设了一套创多项国内外“第一”的安保科技系统:第一套中国自主设计建设的超大型活动安保科技系统;第一次在奥运会中成功应用的电子票证系统;第一套国内专为公安系统配备的防控防爆重大突发事件现场监控和指挥系统。
2006年,在许多人为中国农民工的处境满怀同情又无能为力的时候,每年使用180万农民工的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提出了农民工与职工同学习、同劳动、同管理、同生活、同报酬的“五同”管理社会责任实践项目。这家中央企业几年来致力于打破农民工是“打工仔、雇佣劳动者、廉价附属劳动力”等旧思想,不仅为农民工提供了就业的岗位,而且给了农民工真正的尊严。
以上是记者从11月3日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会议上信手拈来的几个案例。这些案例,几乎不会成为舆论的热点话题,但他们都是曾经发生、正在发生的真实的故事。
这些案例尚难受到关注,国资委的这次会议就更容易被忽视。事实上,根据《国企》杂志长期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现象的关注,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对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这个对国家、对每一个普通人都有重要影响的现象,既是一次总结,又是一个谋划长远的部署。
我们结合《国企》杂志历年对社会责任话题的报道,将国资委、中央企业几年来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加以梳理,划分为三部曲,供读者参考。
迎接新潮流
2006年,《国企》杂志筹备创刊期间,在国资委研究局、宣传局的指导下,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时代潮流,并在创刊号上刊发《“双面神”难题——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辨析与思考》。我们在提要中这样说:“股东利益至上”遭遇“企业社会责任”,两股先后来自西方的企业理论思潮合流,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新的认识角度。
当时,无论学术界、企业界,还是国资委,对这个问题都在摸索的过程中。我们在采访中听到的声音,更多的是困惑、矛盾,而不是迎接这一思潮的具体措施。
我们在报道中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的反复争论和试探,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终于明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股份制改造、海内外上市无一不是据此展开。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是绕不开的必经之路,国企改革在这一阶段无意间搭上了“股东利益至上”的列车——这是一趟由美国企业充当火车头的列车。整个90年代,高呼“股东利益至上”的美国企业,把重视相关者利益、重视福利的日本、欧洲企业压得喘不过气来,美国模式在全球大为流行。在中国,从政府到学界、企业界,提高国企活力心情之急切,使得大家对注重股东价值的“美国模式”顶礼膜拜几乎是势所必然。到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利润至上”、为股东创造价值的观念已经比较认同。这些年来,股东利益至上的楷模——美国通用电气前CEO杰克•韦尔奇频频访华,成为中国企业界的第一面偶像。
而企业社会责任思潮,正是在中国国有企业逐步认清“股东价值”的过程中悄然酝酿,2003年以后迅速升温。这种潮流转换带来的冲击与困惑,当时国资委分配局局长熊志军在一次演讲中的一段话最能说明问题:作为中国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多年来是错位的。今天面临的则是双重错位。第一重错位就是企业办社会,企业做了政府的事,政府又去干预企业,政府和企业双方是错位的。第二个错位,我们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好像企业是不应该承担任何社会责任的。很有意思的是,很多国有企业把食堂关掉了,但是有一些外资和合资企业反而办起了食堂、办起了幼儿园,有的还办了医院。
“企业社会责任”一般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客户、环境、社区以及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类似的说法还有“企业公民”、“公司责任”、“可持续发展”等等。
2006年,国资委研究局开始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而一些敏锐的央企也开始迅速追赶这一潮流。2006年3月,国家电网公司在中央企业中率先公布“社会责任报告”,中铝、中远、中海油也先后跟进。
不过,此时多数国企对企业社会责任还不甚了了,把社会责任简单等同于慈善捐助的人也不在少数。
建章立制的里程碑
2008年初,国资委发布当年1号文——《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促进中央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这份文件就是国资委研究局2006年开始对社会责任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这是一次深入系统的研究,最终形成了20多万字的《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在此基础上,国资委研究局广泛征求了社会各方面意见,最终形成了《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发布后,《国企》杂志及时专访国资委研究局彭华岗局长,刊发了封面文章《享受责任》。
彭华岗向《国企》杂志介绍了他们的研究过程,对《指导意见》进行了解读。他们在研究中发现,虽然少数中央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走在前列,但从整体上看,中央企业的性质与地位、强大影响力以及不断增加的经济效益都使利益相关方对其有着更高的责任期望。而受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中央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仍有待提高。他们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搞了个问卷调查,从问卷分析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部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还不到位。
部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个别企业甚至对社会责任存在片面看法。有企业在社会责任自检报告中表明,企业承担责任的主要动力在于政府相关部门的号召或者要求,或者说企业把很多社会责任内容作为政治任务来承担。还有个别企业甚至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际上就把理应由政府部门负责的事揽到企业身上,对企业健康成长不利。
其次,企业社会责任尚未形成内容完整的框架。
企业普遍认为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过于模糊,边界不清,管理者不清楚哪些工作是企业必须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受访企业反映,社会责任内容过于宽泛,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管理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都无准确定义,具体到中央企业这种特殊企业,社会责任内容更为宽泛和模糊,出于不同角度和目的,不同的利益相关方都为企业框定了不同社会责任内容,企业常常无所适从,而相关管理部门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缺乏清晰的、操作性强的指导意见,使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方向不明,无从下手。
企业要将社会责任转化为行动,必须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由于履行社会责任工作起步不久,目前大部分企业没有统筹社会责任工作的组织或机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内容不全,普遍缺乏社会责任评价系统,沟通机制也不畅,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比率不高。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指导意见》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涵、范围、措施做出了规定。《指导意见》提出符合中央企业实际的三项原则:首先要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与促进企业改革发展相结合;其次要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实际相适应;第三要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与创建和谐企业相统一。
《指导意见》将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法律规范的自觉遵守。自觉遵守法律规范,是中央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是必尽责任。
第二,企业价值的充分体现。充分体现企业价值,是中央企业基本的社会责任,是应尽责任。
第三,道德伦理的高尚追求。模范实践对道德伦理的高尚追求,是中央企业在自愿基础上履行的社会责任,是愿尽责任。
《指导意见》发布后,在央企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将之称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里程碑。
新成就 新起点
11月3日的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会议,距离《指导意见》发布将近两年的时间。
两年时间,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有了迅猛提高。
据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介绍,一年多来,中央企业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探索以社会责任的理念、要求和方式推动各项工作,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效。一是中央企业按照将社会责任融入治理结构、融入经营管理的要求,积极探索建立与现有管理体系融合的社会责任工作体系,加大了社会责任管理力度。二是中央企业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增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中央企业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切实履行了环境责任。四是中央企业积极吸纳就业,维护了职工合法权益。五是中央企业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在重大自然灾害和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顶梁柱作用。六是中央企业在海外业务中模范履行社会责任,树立了负责任的良好形象。
从一个具体的环节可以看出明显的变化:2007年底,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中央企业有11家,截至目前,已经提高到35家。一些中央企业还发布了国别报告,中钢集团发布了可持续发展非洲报告,中国石油发布了哈萨克斯坦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远集团荣获可持续发展报告倡议组织(GRI)最高A+级评价及联合国全球契约企业社会责任典范报告奖。
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之处是部分中央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将社会责任管理有机地融入了企业发展战略之中。国家电网公司发布了国内首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南,明确提出并构架了全面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系统指导公司各单位把社会责任理念全面融入电网运营实践;中国移动以企业三重底线责任为基础,提出并实施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用短短三年时间,一跃成为中国大陆首家也是唯一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公司。
不过,黄淑和也指出,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发展还不平衡,还存在不少差距和问题。黄淑和提出,目前还未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企业应逐步建立报告发布制度,力争在3年内所有央企都能做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相关报告。对报告编制,黄淑和提出了两点要求,即客观性和时效性,不能一味地谈成绩。“要把履行社会责任的成绩说透,也要披露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既要报喜,也要报忧,实事求是,为以后的持续改进增加压力和动力。”
另外,对于社会广泛关注的捐赠问题,黄淑和表示,今后中央企业的各项对外捐赠都要在国资委备案。未来,企业捐赠和社会公益活动支出要纳入公司预算,和其他预算一起,由董事会讨论决定。任何一笔捐赠,都要做好可行性论证,使公益活动真正起到效果。
经过调查研究、建章立制、总结部署这三部曲,我们看到了过去几年国资委、中央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发展脉络,同时也要对他们今后几年的表现寄予更高的期待。
今年4月,我国第25次南极考察队圆满完成建设昆仑站等任务后,乘坐“雪龙”号极地考察船载誉归来。许多人并不清楚,204名受到英雄般欢迎的考察队员中,有13位是来自宝钢集团的突击队员。这13位突击队员加入了总人数只有28人的内陆考察队,用了不到70天时间(其中50多天用在长途跋涉)建成了昆仑站。在此期间,他们克服了极端低温、故障、冻伤等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去年8月,北京奥运会令世人瞩目。这届奥运会成功背后,有一个默默奉献了7年的团队应该被人们记住——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科技奥运技术团队。他们设计建设了一套创多项国内外“第一”的安保科技系统:第一套中国自主设计建设的超大型活动安保科技系统;第一次在奥运会中成功应用的电子票证系统;第一套国内专为公安系统配备的防控防爆重大突发事件现场监控和指挥系统。
2006年,在许多人为中国农民工的处境满怀同情又无能为力的时候,每年使用180万农民工的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提出了农民工与职工同学习、同劳动、同管理、同生活、同报酬的“五同”管理社会责任实践项目。这家中央企业几年来致力于打破农民工是“打工仔、雇佣劳动者、廉价附属劳动力”等旧思想,不仅为农民工提供了就业的岗位,而且给了农民工真正的尊严。
以上是记者从11月3日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会议上信手拈来的几个案例。这些案例,几乎不会成为舆论的热点话题,但他们都是曾经发生、正在发生的真实的故事。
这些案例尚难受到关注,国资委的这次会议就更容易被忽视。事实上,根据《国企》杂志长期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现象的关注,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对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这个对国家、对每一个普通人都有重要影响的现象,既是一次总结,又是一个谋划长远的部署。
我们结合《国企》杂志历年对社会责任话题的报道,将国资委、中央企业几年来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加以梳理,划分为三部曲,供读者参考。
迎接新潮流
2006年,《国企》杂志筹备创刊期间,在国资委研究局、宣传局的指导下,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时代潮流,并在创刊号上刊发《“双面神”难题——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辨析与思考》。我们在提要中这样说:“股东利益至上”遭遇“企业社会责任”,两股先后来自西方的企业理论思潮合流,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新的认识角度。
当时,无论学术界、企业界,还是国资委,对这个问题都在摸索的过程中。我们在采访中听到的声音,更多的是困惑、矛盾,而不是迎接这一思潮的具体措施。
我们在报道中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的反复争论和试探,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终于明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股份制改造、海内外上市无一不是据此展开。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是绕不开的必经之路,国企改革在这一阶段无意间搭上了“股东利益至上”的列车——这是一趟由美国企业充当火车头的列车。整个90年代,高呼“股东利益至上”的美国企业,把重视相关者利益、重视福利的日本、欧洲企业压得喘不过气来,美国模式在全球大为流行。在中国,从政府到学界、企业界,提高国企活力心情之急切,使得大家对注重股东价值的“美国模式”顶礼膜拜几乎是势所必然。到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利润至上”、为股东创造价值的观念已经比较认同。这些年来,股东利益至上的楷模——美国通用电气前CEO杰克•韦尔奇频频访华,成为中国企业界的第一面偶像。
而企业社会责任思潮,正是在中国国有企业逐步认清“股东价值”的过程中悄然酝酿,2003年以后迅速升温。这种潮流转换带来的冲击与困惑,当时国资委分配局局长熊志军在一次演讲中的一段话最能说明问题:作为中国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多年来是错位的。今天面临的则是双重错位。第一重错位就是企业办社会,企业做了政府的事,政府又去干预企业,政府和企业双方是错位的。第二个错位,我们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好像企业是不应该承担任何社会责任的。很有意思的是,很多国有企业把食堂关掉了,但是有一些外资和合资企业反而办起了食堂、办起了幼儿园,有的还办了医院。
“企业社会责任”一般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客户、环境、社区以及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类似的说法还有“企业公民”、“公司责任”、“可持续发展”等等。
2006年,国资委研究局开始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而一些敏锐的央企也开始迅速追赶这一潮流。2006年3月,国家电网公司在中央企业中率先公布“社会责任报告”,中铝、中远、中海油也先后跟进。
不过,此时多数国企对企业社会责任还不甚了了,把社会责任简单等同于慈善捐助的人也不在少数。
建章立制的里程碑
2008年初,国资委发布当年1号文——《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促进中央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这份文件就是国资委研究局2006年开始对社会责任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这是一次深入系统的研究,最终形成了20多万字的《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在此基础上,国资委研究局广泛征求了社会各方面意见,最终形成了《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发布后,《国企》杂志及时专访国资委研究局彭华岗局长,刊发了封面文章《享受责任》。
彭华岗向《国企》杂志介绍了他们的研究过程,对《指导意见》进行了解读。他们在研究中发现,虽然少数中央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走在前列,但从整体上看,中央企业的性质与地位、强大影响力以及不断增加的经济效益都使利益相关方对其有着更高的责任期望。而受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中央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仍有待提高。他们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搞了个问卷调查,从问卷分析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部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还不到位。
部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个别企业甚至对社会责任存在片面看法。有企业在社会责任自检报告中表明,企业承担责任的主要动力在于政府相关部门的号召或者要求,或者说企业把很多社会责任内容作为政治任务来承担。还有个别企业甚至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际上就把理应由政府部门负责的事揽到企业身上,对企业健康成长不利。
其次,企业社会责任尚未形成内容完整的框架。
企业普遍认为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过于模糊,边界不清,管理者不清楚哪些工作是企业必须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受访企业反映,社会责任内容过于宽泛,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管理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都无准确定义,具体到中央企业这种特殊企业,社会责任内容更为宽泛和模糊,出于不同角度和目的,不同的利益相关方都为企业框定了不同社会责任内容,企业常常无所适从,而相关管理部门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缺乏清晰的、操作性强的指导意见,使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方向不明,无从下手。
企业要将社会责任转化为行动,必须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由于履行社会责任工作起步不久,目前大部分企业没有统筹社会责任工作的组织或机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内容不全,普遍缺乏社会责任评价系统,沟通机制也不畅,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比率不高。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指导意见》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涵、范围、措施做出了规定。《指导意见》提出符合中央企业实际的三项原则:首先要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与促进企业改革发展相结合;其次要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实际相适应;第三要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与创建和谐企业相统一。
《指导意见》将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法律规范的自觉遵守。自觉遵守法律规范,是中央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是必尽责任。
第二,企业价值的充分体现。充分体现企业价值,是中央企业基本的社会责任,是应尽责任。
第三,道德伦理的高尚追求。模范实践对道德伦理的高尚追求,是中央企业在自愿基础上履行的社会责任,是愿尽责任。
《指导意见》发布后,在央企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将之称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里程碑。
新成就 新起点
11月3日的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会议,距离《指导意见》发布将近两年的时间。
两年时间,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有了迅猛提高。
据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介绍,一年多来,中央企业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探索以社会责任的理念、要求和方式推动各项工作,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效。一是中央企业按照将社会责任融入治理结构、融入经营管理的要求,积极探索建立与现有管理体系融合的社会责任工作体系,加大了社会责任管理力度。二是中央企业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增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中央企业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切实履行了环境责任。四是中央企业积极吸纳就业,维护了职工合法权益。五是中央企业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在重大自然灾害和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顶梁柱作用。六是中央企业在海外业务中模范履行社会责任,树立了负责任的良好形象。
从一个具体的环节可以看出明显的变化:2007年底,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中央企业有11家,截至目前,已经提高到35家。一些中央企业还发布了国别报告,中钢集团发布了可持续发展非洲报告,中国石油发布了哈萨克斯坦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远集团荣获可持续发展报告倡议组织(GRI)最高A+级评价及联合国全球契约企业社会责任典范报告奖。
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之处是部分中央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将社会责任管理有机地融入了企业发展战略之中。国家电网公司发布了国内首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南,明确提出并构架了全面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系统指导公司各单位把社会责任理念全面融入电网运营实践;中国移动以企业三重底线责任为基础,提出并实施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用短短三年时间,一跃成为中国大陆首家也是唯一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公司。
不过,黄淑和也指出,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发展还不平衡,还存在不少差距和问题。黄淑和提出,目前还未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企业应逐步建立报告发布制度,力争在3年内所有央企都能做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相关报告。对报告编制,黄淑和提出了两点要求,即客观性和时效性,不能一味地谈成绩。“要把履行社会责任的成绩说透,也要披露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既要报喜,也要报忧,实事求是,为以后的持续改进增加压力和动力。”
另外,对于社会广泛关注的捐赠问题,黄淑和表示,今后中央企业的各项对外捐赠都要在国资委备案。未来,企业捐赠和社会公益活动支出要纳入公司预算,和其他预算一起,由董事会讨论决定。任何一笔捐赠,都要做好可行性论证,使公益活动真正起到效果。
经过调查研究、建章立制、总结部署这三部曲,我们看到了过去几年国资委、中央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发展脉络,同时也要对他们今后几年的表现寄予更高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