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杂志评选出影响人类生活的12位最伟大企业家。毫无疑问，这样的名单，与中国人没有关系。因为，只有健全的市场经济和不断拓展的开放社会，才会催生出伟大的企业家，反之，只有伟大的企业家，才能促使市场经济向深度演进，才能引导社会进一步走向开放。历史作证，是企业家将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细节呈现出来，是企业家将人类的自由演变成一种具体的生活。
　　乔布斯的价值就在于不知疲倦的创新，他是一个能够给大多数人创造新生活方式的人。比尔·盖茨把人们的生活带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的窗口、他的模式，让人们的思想与知识最大化。史密斯和他的联邦快递，靠精细的管理取胜，他们的市场行为，让地球变小了。贝索斯的亚马逊、佩奇和布林的谷歌、扎克伯克的facebook、印度人穆尔萨和他的印孚瑟斯，典型的新经济、新产业，虽然他们都在美国，但与遥远的我们紧密相关，我们是他们的客户，甚至是他们忠诚的粉丝。
　　大企业家做出来的传统产业同样令人叹为观止，麦基和他的全食超市、沃尔顿和他的沃尔玛、凯勒尔和他的西南航空，还有尤努斯和他的格莱珉银行，无一例外地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确定性的方式。
　　中国的企业家和他们的确有距离，最近几年，一些有思想、有影响力的中国企业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是一个不争的市场现象。比如冯仑、任志强、王石、柳传志，而且有意思的是，我们关注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令人羡慕的财富，而是他们在财富背后不倦的思考。
　　有些现象马上就可以总结。比如冯仑看上去插科打诨，其实他一直在呼唤企业家阶层的独立，呼唤一个可以展开的自由竞争秩序。比如任志强，虽然口无遮拦，大话连篇，但他的趣味，在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在于尊重那一只看不见的手。而素有企业家教父之称的柳传志，可以说他一辈子思考的，就是一家真正的国有企业，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权改革，为此，他想到了，也做到了，在这个意义上，柳传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这是典型的、独特的中国企业家风景，和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12名企业家显得很不相同。按照常态，企业家应该仅仅是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思想者，他们不应该与制度有关，更不应该与意识形态有关。但在中国，在当下，这样的定位显然行不通。是的，按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路径进行观察，企业家的思想体系应该锁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如比尔·盖茨只是一名互联网工具的思想者，巴菲特只是一名股票投资大师，而年轻的佩奇和布林，也仅仅只是网络搜索的发明人。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关心价值体系，尽管他们有着自己最为清晰的价值底线，他们也不太关心制度设计，一个最不坏的国家制度陈列在那里，为他们的工具理性思考提供了足够大的制度性保障。
　　但是遗憾得很，中国的企业家不一样，大多数的企业家会认真思考他拥有哪些看上去不错的政府资源，而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家会思考他的产业结构是否与政府利益冲突，一个做网络门户的企业家会思考怎么绕开那些敏感的信息。政府关系似乎从来就是中国企业家思考的首要主题。还有一部分企业家在劳碌的管理之余，思考一些与价值理性有关的课题。比如孙大午，他甚至要在他那间不太大的企业里，独自实现他的宪政梦想。
　　这就是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之间的差别！如果说西方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创新，那么中国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则是应对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或者叫做制度的不确定性。我们看见太多的中国企业家，总是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则只是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忙于技术的、商业的创新。
　　站在这样的历史河流里，我们很遗憾地得出结论，在可以预见的时间之内，中国暂时不可能出现类似于巴菲特或者比尔·盖茨这样的大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