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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被眼角的痒和痛唤醒的。
在屋顶的小破吊扇一夜“哗哒哗哒”的转动声里，我和寝室里的其他三个同学度过了“高三党”提前回校的第一个夜晚。
每年，“高三党”都会被安排住到临湖的“风荷园”，我们也不例外。住在这里，窗口多了“莲叶何田田”，夜里可“听取蛙声一片”。
校方似乎想借此告诉我们，高考并没有传说中那样可怕，高三的生活也可以“风和（荷）日丽”。
还没来得及享受“风和（荷）日丽”，一夜间从眼角冒出并扩散开的一片红斑，就把我弄得羞于见人。上铺的楷挠着被蚊子叮咬后肿起的包，慢慢爬下床，看到我这副有点吓人的模样，说：“你不会被什么小毒虫咬了吧？湖边本来蚊虫就多，说不定你会变得跟蜘蛛侠一样……”
我白了他一眼。他吐了一下舌头，戴上眼镜，陪我去校医院。
医生说，看症状像是我昨晚用手挠眼角引起的感染，不抹药，过几天红肿也会消去，抹点药好得更快。我当然要抹。
药水学名“炉甘石洗剂”，看形态很像课本上讲过的“悬浊液”。最有趣的莫过于医嘱：“记住，用前摇一摇！”楷在我耳边悄悄接了一句：“农夫果园，喝前摇一摇！”
我简直哭笑不得。
直到药水上脸，我才明白“摇一摇”的威力，药瓶中起先沉淀在底部的药粉会漂浮上来，涂到脸上后会凝结成块，形成一层保护膜。镜子里，我的脸上就像是涂了层厚厚的粉底，且没抹匀，样子狰狞可笑。
“你怎么成唱戏的了？”楷忍不住调侃了一句。
我的高三，就在这样戏剧化的“妆容”里开篇了。
Miss郑教我们化学。她一头齐刘海，两腮还冒着几颗小痘痘，是个标准的年轻教师。这是她第一次带毕业班。
看得出，Miss郑压力很大。我们时不时会去办公室请教Miss郑一些问题，每次她都详详细细地解答。对一些特别复杂的题目，她讲解完以后，还会带着我们一起向坐在办公室角落的陈老师求证。陈老师是典型的老教师，教书育人二十年，瓶底似的镜片后面有一对小眼睛，闲来喜欢在走廊上抽几根烟，外形基本符合很多书上对“古董老师”的描述。不过陈老师一点也不古董，他为人和蔼，爱开玩笑，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基本没有他答不出来的化学题——这也是Miss郑乐意找他的原因。
Miss郑有时会在晚自习时到各班巡查纪律。每当她慢悠悠地走过我们班的窗口时，总有几个男生主动跟她打招呼。有一次，楷就很厚脸皮地问她：“郑老师，没扣我们班纪律分吧？”
Miss郑板着脸，很威严地回答：“管好你自己。”
楷吐了吐舌头回到座位上。
Miss郑说完却没走开，打开手里那张纸看了一眼，对他说：“嗯，没扣。”
楷和周围不少同学都捂嘴笑起来。
我那时候化学学得很不好，尤其不会写离子方程式。我实在搞不明白，到底是哪一极发生了氧化反应，哪一极在这个过程里失去或得到了多少电子。学校为我们订了一大堆《试题调研》，从基础篇到进阶篇、冲刺篇，应有尽有，但在我眼里它们没什么区别，因为这些题我都不会做。有好多次我去Miss郑的办公室想请教一些简单的问题，却碰见有同学正和她滔滔不绝地探讨难题，就悄悄地退出来。我真的没脸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她请教一些很白痴的题目。后来我经常假装路过她的办公室，看里面人少，才抱着练习册进去问。Miss郑有次给我讲解完题目后，特别对我说了一句：“高考考的都是基础，你来问最基础的题，那就对了！”
我很受鼓励，因此越来越频繁地去找Miss郑答疑。回想起来，若Miss郑不是那么耐心的话，我大概这辈子都要和离子绝缘了。
高考百日誓师完毕，从大礼堂回教室的路上，Miss郑正好走在我身边。我跟她开玩笑说：“郑老师，在接下来的100天里，我的化学要是能提高到你那样的水平，高考的时候就不怕理综了。”她轻轻回我：“有什么好怕的呢？一定要像刚刚喊口号时那样充满信心啊！只要好好发挥，你们都有可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呀！”
Miss郑总说“年轻就有希望”，这句话给了我很大鼓舞，让我在前行的路上，不惧失败，不畏将来。
因为汪航，我的高三多多少少带上了一点浪漫色彩。
我俩当时是名副其实的文艺青年。我们常一起去图书馆借书，最后连图书管理员朱老师都认识我们了。有一次，我们在语文课上听闻古代才女鱼玄机的大名，觉得其人定和她的名字一样充满“玄机”，就拼命地在图书馆里寻找关于她的书。结果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实在没辙，只好跑去请朱老师帮忙。朱老师告诉我们，图书馆里没有关于鱼玄机的书，但她从家里找出一本自己的藏书，特意带来借给我们。我们受宠若惊。我至今还记得，书的作者是日本小说家森鸥外。我们因此和朱老师成了好朋友。
汪航喜欢写诗，长长短短的句子，都写在一本精致的本子上。写诗的时候，他喜欢用钢笔，点点墨迹在纸上晕开，复杂的心情也随之展现。对一个高三生而言，这时候写诗真够“不务正业”了，也只有同样“不务正业”的我甘愿当他的读者。
我们一起给某个作文大赛投稿，郑重其事地填好报名表，附上作品，封好信封，放进邮筒，幻想着两人都能拿回一等奖，然后换来大学的预录取书，从此逃离试卷和辅导书。然而，几个月后，入围名单公布了，我们不在其中。得到消息的时候，我们除了失落伤心，还开始担忧另一件事——两节课后就要交的数学作业还没做该怎么办。
渐渐地，我们意识到了成绩的重要性，开始尽力去做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把有丝分裂和无丝分裂的过程再背一遍，记清楚各个阶段的姐妹染色体数量；把第一、第二、第三宇宙速度都记牢，多做些题以充分理解开普勒定律——虽然研究着星体间彼此的关系，我们却永远搞不清自己和这些遥远的星球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做题做累了，就约汪航一起去操场散步。有一次汪航问我：“有没有听说过，外星飞碟劫人事件？” “不要吓我。”
“据说啊，”汪航继续他的外星理论，“很多人都在操场上被飞碟劫走过，只是他们回来之前，在飞碟上的那段记忆已被抹去，所以什么都不记得了。”
汪航说得太逼真了。我开始默默期待外星生物降临，帮我脱离高三的苦海，哪怕片刻，哪怕记忆会消除。能跟遥远的星辰发生那么一丁点关系，也是好的。
我们闭上眼，让凉风拂过耳际，耳边不时传来跑步声、树叶摩挲声。睁开眼，晚霞已经在天边渗着紫色。我和汪航对视了几秒，突然放声大笑——我们都知道彼此在想些什么。我们都认定在刚刚闭眼的短暂时间里已去过外太空，虽然记不得期间发生过什么。
高三淬火般灼热的岁月里，我们都需要这样一小段清凉的时刻，来平复内心，找回自信。
离高考只有3天的时候，大家都抱着“大考大玩”的心态去操场运动。我和汪航并肩站在热闹的跑道边上，他突然变魔术似的递上一本黑色笔记本，说：“这本诗集，送你啦！”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些方方正正的字笔画分明，笔锋锐利，那些长长短短的诗句，记录下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过的高三时光。
无论多么辛苦，一笔一画写就的高三，都应该是首诗。
我不会忘记在高三做过的那些疯狂的事。
有一天晚自习时突然停电了，整幢教学楼顿时回荡着同学们无比响亮的尖叫声。我和L拿着粉笔，在黑板上胡乱涂鸦。那时候，我们都喜欢刀刀狗，喜欢它半月形脸上安着的小小鼻子，刀刀短短的一句话，常常治愈了我们受伤的心。“风过了就过了，不要再想了。”“生活的一半是倒霉，另一半是如何处理倒霉。”“快乐都是自找的。”……我都一一记在摘抄本上。停电的时候，我和L拿着粉笔，借着微弱的手电光，把这些话抄在黑板上，根本不管究竟写成什么样，只是借此平复慌乱的内心。过了一会，灯光大亮，大家都有重回人间的感觉。班主任进来，瞪着黑板上的一片狼藉惊呼：“谁干的？”我和L赶紧上前，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
百日誓师以后，教室门边的墙上就挂了倒计时牌。每撕去一张，高考就逼近一日。为了抢倒计时牌上“66”“88”这类有着幸运寓意的号码页，大家没少动歪脑筋。有人悄悄地在看中的那页上写下自己的学号，示意这页上的号码已经“名花有主”。做得最绝的那位为了收集好运，在晚自修下课的时候，走遍全年级每个班，把当天教室里的号码牌都撕了下来，凑了8张88。看着他把一张张写满学号的88在桌上排开，我突然感到一丝悲壮——有这么多的高三学子，正一齐朝着独木桥前进啊。
我还记得那些“开夜车”的日子。某个周二，生物老师说周五要检查《世纪金榜》的完成情况。相比其他人，我做得太慢了。当晚我躲在闷热的被窝里，先铆着劲把一格一格的填空写满，然后在卫生间放张凳子，坐在那里，左手拿着手电筒当台灯，右手奋笔疾书做问答题。写到后来，哈欠一个接一个，室友轻微的呼噜声不断暗示我，睡觉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但当我想起室友学霸陈不仅可以把当天新学的单词在临睡前全背出来，甚至能把化学复习到连玻璃纸的别名叫“赛璐玢”都熟记于心时，就默默给自己鼓劲，咬牙再写一阵。
有一天晚上，上铺的楷失眠，正好我也醒着，他就下来和我聊天。我们压低嗓音，聊作业，聊同学，聊考试，聊未来。
“你的目标是？”我问楷。
“你呢？你先说。”楷看着我。
我们不约而同地沉默了，因为心里明白，要想去理想中的殿堂并不那么容易。
那时我们是多么骄傲又倔强啊，心里明明很憧憬未来，却装作淡然，害怕梦想曝光，最终却没能实现，招来同伴的嘲笑。大家虽然已经很疲惫，却又都不甘人后继续努力，只因觉得比自己聪明的人都还在努力，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空气中弥漫着桂花香，秋日艳阳高照，阳光耀眼如同聚光灯，而我们已在高三的舞台上演出过，把轰轰烈烈的青春留在了身后。
在屋顶的小破吊扇一夜“哗哒哗哒”的转动声里，我和寝室里的其他三个同学度过了“高三党”提前回校的第一个夜晚。
每年，“高三党”都会被安排住到临湖的“风荷园”，我们也不例外。住在这里，窗口多了“莲叶何田田”，夜里可“听取蛙声一片”。
校方似乎想借此告诉我们，高考并没有传说中那样可怕，高三的生活也可以“风和（荷）日丽”。
还没来得及享受“风和（荷）日丽”，一夜间从眼角冒出并扩散开的一片红斑，就把我弄得羞于见人。上铺的楷挠着被蚊子叮咬后肿起的包，慢慢爬下床，看到我这副有点吓人的模样，说：“你不会被什么小毒虫咬了吧？湖边本来蚊虫就多，说不定你会变得跟蜘蛛侠一样……”
我白了他一眼。他吐了一下舌头，戴上眼镜，陪我去校医院。
医生说，看症状像是我昨晚用手挠眼角引起的感染，不抹药，过几天红肿也会消去，抹点药好得更快。我当然要抹。
药水学名“炉甘石洗剂”，看形态很像课本上讲过的“悬浊液”。最有趣的莫过于医嘱：“记住，用前摇一摇！”楷在我耳边悄悄接了一句：“农夫果园，喝前摇一摇！”
我简直哭笑不得。
直到药水上脸，我才明白“摇一摇”的威力，药瓶中起先沉淀在底部的药粉会漂浮上来，涂到脸上后会凝结成块，形成一层保护膜。镜子里，我的脸上就像是涂了层厚厚的粉底，且没抹匀，样子狰狞可笑。
“你怎么成唱戏的了？”楷忍不住调侃了一句。
我的高三，就在这样戏剧化的“妆容”里开篇了。
Miss郑教我们化学。她一头齐刘海，两腮还冒着几颗小痘痘，是个标准的年轻教师。这是她第一次带毕业班。
看得出，Miss郑压力很大。我们时不时会去办公室请教Miss郑一些问题，每次她都详详细细地解答。对一些特别复杂的题目，她讲解完以后，还会带着我们一起向坐在办公室角落的陈老师求证。陈老师是典型的老教师，教书育人二十年，瓶底似的镜片后面有一对小眼睛，闲来喜欢在走廊上抽几根烟，外形基本符合很多书上对“古董老师”的描述。不过陈老师一点也不古董，他为人和蔼，爱开玩笑，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基本没有他答不出来的化学题——这也是Miss郑乐意找他的原因。
Miss郑有时会在晚自习时到各班巡查纪律。每当她慢悠悠地走过我们班的窗口时，总有几个男生主动跟她打招呼。有一次，楷就很厚脸皮地问她：“郑老师，没扣我们班纪律分吧？”
Miss郑板着脸，很威严地回答：“管好你自己。”
楷吐了吐舌头回到座位上。
Miss郑说完却没走开，打开手里那张纸看了一眼，对他说：“嗯，没扣。”
楷和周围不少同学都捂嘴笑起来。
我那时候化学学得很不好，尤其不会写离子方程式。我实在搞不明白，到底是哪一极发生了氧化反应，哪一极在这个过程里失去或得到了多少电子。学校为我们订了一大堆《试题调研》，从基础篇到进阶篇、冲刺篇，应有尽有，但在我眼里它们没什么区别，因为这些题我都不会做。有好多次我去Miss郑的办公室想请教一些简单的问题，却碰见有同学正和她滔滔不绝地探讨难题，就悄悄地退出来。我真的没脸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她请教一些很白痴的题目。后来我经常假装路过她的办公室，看里面人少，才抱着练习册进去问。Miss郑有次给我讲解完题目后，特别对我说了一句：“高考考的都是基础，你来问最基础的题，那就对了！”
我很受鼓励，因此越来越频繁地去找Miss郑答疑。回想起来，若Miss郑不是那么耐心的话，我大概这辈子都要和离子绝缘了。
高考百日誓师完毕，从大礼堂回教室的路上，Miss郑正好走在我身边。我跟她开玩笑说：“郑老师，在接下来的100天里，我的化学要是能提高到你那样的水平，高考的时候就不怕理综了。”她轻轻回我：“有什么好怕的呢？一定要像刚刚喊口号时那样充满信心啊！只要好好发挥，你们都有可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呀！”
Miss郑总说“年轻就有希望”，这句话给了我很大鼓舞，让我在前行的路上，不惧失败，不畏将来。
因为汪航，我的高三多多少少带上了一点浪漫色彩。
我俩当时是名副其实的文艺青年。我们常一起去图书馆借书，最后连图书管理员朱老师都认识我们了。有一次，我们在语文课上听闻古代才女鱼玄机的大名，觉得其人定和她的名字一样充满“玄机”，就拼命地在图书馆里寻找关于她的书。结果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实在没辙，只好跑去请朱老师帮忙。朱老师告诉我们，图书馆里没有关于鱼玄机的书，但她从家里找出一本自己的藏书，特意带来借给我们。我们受宠若惊。我至今还记得，书的作者是日本小说家森鸥外。我们因此和朱老师成了好朋友。
汪航喜欢写诗，长长短短的句子，都写在一本精致的本子上。写诗的时候，他喜欢用钢笔，点点墨迹在纸上晕开，复杂的心情也随之展现。对一个高三生而言，这时候写诗真够“不务正业”了，也只有同样“不务正业”的我甘愿当他的读者。
我们一起给某个作文大赛投稿，郑重其事地填好报名表，附上作品，封好信封，放进邮筒，幻想着两人都能拿回一等奖，然后换来大学的预录取书，从此逃离试卷和辅导书。然而，几个月后，入围名单公布了，我们不在其中。得到消息的时候，我们除了失落伤心，还开始担忧另一件事——两节课后就要交的数学作业还没做该怎么办。
渐渐地，我们意识到了成绩的重要性，开始尽力去做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把有丝分裂和无丝分裂的过程再背一遍，记清楚各个阶段的姐妹染色体数量；把第一、第二、第三宇宙速度都记牢，多做些题以充分理解开普勒定律——虽然研究着星体间彼此的关系，我们却永远搞不清自己和这些遥远的星球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做题做累了，就约汪航一起去操场散步。有一次汪航问我：“有没有听说过，外星飞碟劫人事件？” “不要吓我。”
“据说啊，”汪航继续他的外星理论，“很多人都在操场上被飞碟劫走过，只是他们回来之前，在飞碟上的那段记忆已被抹去，所以什么都不记得了。”
汪航说得太逼真了。我开始默默期待外星生物降临，帮我脱离高三的苦海，哪怕片刻，哪怕记忆会消除。能跟遥远的星辰发生那么一丁点关系，也是好的。
我们闭上眼，让凉风拂过耳际，耳边不时传来跑步声、树叶摩挲声。睁开眼，晚霞已经在天边渗着紫色。我和汪航对视了几秒，突然放声大笑——我们都知道彼此在想些什么。我们都认定在刚刚闭眼的短暂时间里已去过外太空，虽然记不得期间发生过什么。
高三淬火般灼热的岁月里，我们都需要这样一小段清凉的时刻，来平复内心，找回自信。
离高考只有3天的时候，大家都抱着“大考大玩”的心态去操场运动。我和汪航并肩站在热闹的跑道边上，他突然变魔术似的递上一本黑色笔记本，说：“这本诗集，送你啦！”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些方方正正的字笔画分明，笔锋锐利，那些长长短短的诗句，记录下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过的高三时光。
无论多么辛苦，一笔一画写就的高三，都应该是首诗。
我不会忘记在高三做过的那些疯狂的事。
有一天晚自习时突然停电了，整幢教学楼顿时回荡着同学们无比响亮的尖叫声。我和L拿着粉笔，在黑板上胡乱涂鸦。那时候，我们都喜欢刀刀狗，喜欢它半月形脸上安着的小小鼻子，刀刀短短的一句话，常常治愈了我们受伤的心。“风过了就过了，不要再想了。”“生活的一半是倒霉，另一半是如何处理倒霉。”“快乐都是自找的。”……我都一一记在摘抄本上。停电的时候，我和L拿着粉笔，借着微弱的手电光，把这些话抄在黑板上，根本不管究竟写成什么样，只是借此平复慌乱的内心。过了一会，灯光大亮，大家都有重回人间的感觉。班主任进来，瞪着黑板上的一片狼藉惊呼：“谁干的？”我和L赶紧上前，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
百日誓师以后，教室门边的墙上就挂了倒计时牌。每撕去一张，高考就逼近一日。为了抢倒计时牌上“66”“88”这类有着幸运寓意的号码页，大家没少动歪脑筋。有人悄悄地在看中的那页上写下自己的学号，示意这页上的号码已经“名花有主”。做得最绝的那位为了收集好运，在晚自修下课的时候，走遍全年级每个班，把当天教室里的号码牌都撕了下来，凑了8张88。看着他把一张张写满学号的88在桌上排开，我突然感到一丝悲壮——有这么多的高三学子，正一齐朝着独木桥前进啊。
我还记得那些“开夜车”的日子。某个周二，生物老师说周五要检查《世纪金榜》的完成情况。相比其他人，我做得太慢了。当晚我躲在闷热的被窝里，先铆着劲把一格一格的填空写满，然后在卫生间放张凳子，坐在那里，左手拿着手电筒当台灯，右手奋笔疾书做问答题。写到后来，哈欠一个接一个，室友轻微的呼噜声不断暗示我，睡觉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但当我想起室友学霸陈不仅可以把当天新学的单词在临睡前全背出来，甚至能把化学复习到连玻璃纸的别名叫“赛璐玢”都熟记于心时，就默默给自己鼓劲，咬牙再写一阵。
有一天晚上，上铺的楷失眠，正好我也醒着，他就下来和我聊天。我们压低嗓音，聊作业，聊同学，聊考试，聊未来。
“你的目标是？”我问楷。
“你呢？你先说。”楷看着我。
我们不约而同地沉默了，因为心里明白，要想去理想中的殿堂并不那么容易。
那时我们是多么骄傲又倔强啊，心里明明很憧憬未来，却装作淡然，害怕梦想曝光，最终却没能实现，招来同伴的嘲笑。大家虽然已经很疲惫，却又都不甘人后继续努力，只因觉得比自己聪明的人都还在努力，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空气中弥漫着桂花香，秋日艳阳高照，阳光耀眼如同聚光灯，而我们已在高三的舞台上演出过，把轰轰烈烈的青春留在了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