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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
霍夫斯泰德把文化界定为：“区别于一类人群成员与另一类人群成员的智力综合程序”（the Collective programming of the mind）。他认为这个界定既适用于公司文化，也适合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人们普遍认为特定的国家拥有特定的文化品性，这种文化品性很难改变。“文化不仅仅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文化还影响了我们能发展去揭示我们实践的理论。文化对我们的控制是全面的”。蔡尔德（1981）指出，不同的文化趋向会产生出不同的组织效果。霍夫斯泰德（1980）的大规模研究表明，文化取向和组织生活之间存在一致关系。霍夫斯泰德关于国家价值观的调查结果表明，与组织生活相关的文化价值观主要有四个层面：权力距离、个人主义、男性气质以及回避不确定性。
关于儒家学说
孔子公元前500年左右出生于中国。他的学说主要关系到日常生活的伦理规范而不附带任何宗教成分。霍夫斯泰德和邦德（1988）指出，孔子的学说包含四个主要原则：人与人的等级关系，作为基本单位的家庭，仁，以及对教育的重视。现在展开讨论一下这四个主要原则：
1． 社会的稳定基于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伦理五常”,即“五伦”基于五种基本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以及朋友之间。这些关系是不平等并且互补的：下级要对上级表示尊重与服从，上级要保护和体谅下级。换言之，儒学“五伦”要求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朋谊友信。
2． 家庭是所有社会组织的原型。儒学如同社会的粘合剂，将家庭成员固定在合适的等级关系的网络中。不仅如此，家庭中的忠孝概念被转移到了社会组织中，使主从关系以及服从权威的习惯得到了加强（麦克法夸尔，1980）。这种集体主义的家庭结构同样适用于社会组织，它是亚洲五小龙取得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3． “仁”是儒家甚至整个中国传统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仁”由“人”和数字“二”构成，也就是说，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人们用一系列词语如爱、善、博爱、同情心、慈善、利他等等来诠释它。《论语》里有不少关于“仁”的例子。如”仁“被比作“黄金定律”：“仲弓问仁。综合起来看，“仁”乃是关怀他人的一种道德，是一种特殊的人性。“仁”诚然是一种广泛的爱，但是“仁”的应用，即人类之爱的实践，却要从我们最近的地方做起，从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开始。在家庭和亲属之间，我们学会“人类之爱”并发扬光大，使之能进一步发展为普遍的道德品质。这是符合中国乃至其他亚洲国家传统与实际的。
4． 人通过教育可达到尽善尽美，这是儒家思想的中心。重视教育成为了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并且扩散到每一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亚洲五小龙。据世界银行报道，1985年亚洲五小龙的学生数量在同一年龄群内所占比率为：中国香港69%，日本96%，新加坡71%，韩国94%，中国台湾99%。儒家强调的是“人之初，性本善“。通过自我修养，把亲族之爱，发展成人类之爱。也就是说，达到一个变化和谐的社会，应该从个人的改变开始，从个人自身的道德品质修养做起。
自身的伦理道德的完善并不是修身的目的，他只是造成了承担社会和政治责任的必备条件。换言之，个人的修身要用于使他人完善，用于公益事业。儒家的教育哲学基于“有教无类”的思想，而且十分重视伦理教育，旨在帮助学生培养理想的人格，这种教育体制造就了人一生应具有的品德，对亚洲五小龙的经济增长起积极作用的品德包括获得技术、吃苦耐劳、谦虚、耐心以及毅力。
儒学对管理行为的影响
以上关于儒家学说四项主要的原则的讨论可以得出结论：“人”是儒家学说的中心。如果把儒学应用到管理过程，这种儒式管理风格则被称为“人道主义管理”或“伦理管理”。管理的理想状态旨在通过自我培养和自我提高的过程来为组织中的所有雇员营造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M代表三个感念：人、媒介、管理。M理论说明管理是一个在人们之间达成协调平衡的过程。M理论有三个假设条件：第一，人性是可变的。管理者的责任是通过实施“仁”为雇员营造一个完美的工作环境。第二，一个效忠的雇员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管理者应该清楚地告知雇员公司行为标准以及标准目标。对变化的适应性受“义”的制约。第三，上司与下属间彼此的理解是组织中角色和地位的理解。管理者需要把角色行为具体化并且希望角色行为得以实现。这一目标的实现受到源于“礼”这一概念的合作、互惠以及彼此信任的制约。因此，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儒家学说中三个核心概念“仁”，“义”，“礼”在具体实践中的统一。领导艺术也是亚洲的社会群体能够在更专制的交际模式下顺利发挥领导管理功能的一个条件。儒家学说曾指明，有效的领导必须遵从两个要求：“正名”（对命名的修正）和“诚”（真诚）。只有当领袖的角色行为被正确地使用并被雇员所理解，组织活动的现实才被描述出来。正名是领袖正确认识角色行为并取得合法权威的过程。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经贸学院
霍夫斯泰德把文化界定为：“区别于一类人群成员与另一类人群成员的智力综合程序”（the Collective programming of the mind）。他认为这个界定既适用于公司文化，也适合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人们普遍认为特定的国家拥有特定的文化品性，这种文化品性很难改变。“文化不仅仅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文化还影响了我们能发展去揭示我们实践的理论。文化对我们的控制是全面的”。蔡尔德（1981）指出，不同的文化趋向会产生出不同的组织效果。霍夫斯泰德（1980）的大规模研究表明，文化取向和组织生活之间存在一致关系。霍夫斯泰德关于国家价值观的调查结果表明，与组织生活相关的文化价值观主要有四个层面：权力距离、个人主义、男性气质以及回避不确定性。
关于儒家学说
孔子公元前500年左右出生于中国。他的学说主要关系到日常生活的伦理规范而不附带任何宗教成分。霍夫斯泰德和邦德（1988）指出，孔子的学说包含四个主要原则：人与人的等级关系，作为基本单位的家庭，仁，以及对教育的重视。现在展开讨论一下这四个主要原则：
1． 社会的稳定基于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伦理五常”,即“五伦”基于五种基本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以及朋友之间。这些关系是不平等并且互补的：下级要对上级表示尊重与服从，上级要保护和体谅下级。换言之，儒学“五伦”要求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朋谊友信。
2． 家庭是所有社会组织的原型。儒学如同社会的粘合剂，将家庭成员固定在合适的等级关系的网络中。不仅如此，家庭中的忠孝概念被转移到了社会组织中，使主从关系以及服从权威的习惯得到了加强（麦克法夸尔，1980）。这种集体主义的家庭结构同样适用于社会组织，它是亚洲五小龙取得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3． “仁”是儒家甚至整个中国传统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仁”由“人”和数字“二”构成，也就是说，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人们用一系列词语如爱、善、博爱、同情心、慈善、利他等等来诠释它。《论语》里有不少关于“仁”的例子。如”仁“被比作“黄金定律”：“仲弓问仁。综合起来看，“仁”乃是关怀他人的一种道德，是一种特殊的人性。“仁”诚然是一种广泛的爱，但是“仁”的应用，即人类之爱的实践，却要从我们最近的地方做起，从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开始。在家庭和亲属之间，我们学会“人类之爱”并发扬光大，使之能进一步发展为普遍的道德品质。这是符合中国乃至其他亚洲国家传统与实际的。
4． 人通过教育可达到尽善尽美，这是儒家思想的中心。重视教育成为了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并且扩散到每一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亚洲五小龙。据世界银行报道，1985年亚洲五小龙的学生数量在同一年龄群内所占比率为：中国香港69%，日本96%，新加坡71%，韩国94%，中国台湾99%。儒家强调的是“人之初，性本善“。通过自我修养，把亲族之爱，发展成人类之爱。也就是说，达到一个变化和谐的社会，应该从个人的改变开始，从个人自身的道德品质修养做起。
自身的伦理道德的完善并不是修身的目的，他只是造成了承担社会和政治责任的必备条件。换言之，个人的修身要用于使他人完善，用于公益事业。儒家的教育哲学基于“有教无类”的思想，而且十分重视伦理教育，旨在帮助学生培养理想的人格，这种教育体制造就了人一生应具有的品德，对亚洲五小龙的经济增长起积极作用的品德包括获得技术、吃苦耐劳、谦虚、耐心以及毅力。
儒学对管理行为的影响
以上关于儒家学说四项主要的原则的讨论可以得出结论：“人”是儒家学说的中心。如果把儒学应用到管理过程，这种儒式管理风格则被称为“人道主义管理”或“伦理管理”。管理的理想状态旨在通过自我培养和自我提高的过程来为组织中的所有雇员营造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M代表三个感念：人、媒介、管理。M理论说明管理是一个在人们之间达成协调平衡的过程。M理论有三个假设条件：第一，人性是可变的。管理者的责任是通过实施“仁”为雇员营造一个完美的工作环境。第二，一个效忠的雇员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管理者应该清楚地告知雇员公司行为标准以及标准目标。对变化的适应性受“义”的制约。第三，上司与下属间彼此的理解是组织中角色和地位的理解。管理者需要把角色行为具体化并且希望角色行为得以实现。这一目标的实现受到源于“礼”这一概念的合作、互惠以及彼此信任的制约。因此，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儒家学说中三个核心概念“仁”，“义”，“礼”在具体实践中的统一。领导艺术也是亚洲的社会群体能够在更专制的交际模式下顺利发挥领导管理功能的一个条件。儒家学说曾指明，有效的领导必须遵从两个要求：“正名”（对命名的修正）和“诚”（真诚）。只有当领袖的角色行为被正确地使用并被雇员所理解，组织活动的现实才被描述出来。正名是领袖正确认识角色行为并取得合法权威的过程。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经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