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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向后站”这样一个寻找原型的方法，源自现代版的“亚里士多德”——诺思罗普·弗莱，他在描述莎士比亚喜剧作品的时候，用了“绿色世界”这一专业术语进行了评价的总结，从而开辟了一种原型分析的新型领域。对于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这部“绿色世界”的代表作，剧中的原型特征以及神话的仪式都深层次发掘出了神话思想中的“集体无意识”。
关键词：原型 莎士比亚 《皆大欢喜》
“原型”出于希腊文“archetypos”，本义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原始、初起的意义和永久规范性的开端，原型批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重要批评流派，由弗莱最先提出，是通过探求、归纳、梳理文学中的各种原型，如意象、母题、表现方式等，发现文学发展演变规律的一种批评方法。莎士比亚作为人类伟大的戏剧大师，在创作戏剧时吸收了大量前人的艺术经验，其喜剧利用故事原型、主题原型、人物原型呈现了大量古希腊神话原型，并通过这些蕴含着深意的原型，折射出作者的人文主义热情和理想。《皆大欢喜》是莎士比亚戏剧的高峰期之作，本文即以这一作品为例，从原型批评理论视野下，试对莎士比亚的喜剧进行分析。
一 《皆大欢喜》的原型
“向后站”是弗莱在“原型”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寻找和阐释原型的最佳视角向度，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弗莱以绘画欣赏作比较，形象解释了“向后站”理论，指出在文学批评中，越向后站，就越可见作者整体思路，进而从整体上把握一部作品。而文学作品的分析中，所谓的“向后站”并非指实际的距离，而是指心理距离。
《皆大欢喜》中集中了莎士比亚戏剧大部分的特点，作品以充满梦幻色彩的亚登森林为背景，巧妙地运用多线情节，呈现了一段以“爱情战胜一切”为主题的故事，宣扬了人类的真、善、美，通过恶人被宽恕、好人和恶人互相和解达到和谐统一的美好结局，反映了莎士比亚理想中的以善战胜恶的美好境界。在艺术表现上，使用了多种喜剧艺术技巧，如独白、乔装等；在塑造人物时，应用了映衬手法，用风趣的小丑“试金石”的形象映衬剧中的男女主角。从这部喜剧的背景来看，利用原型分析理论中“向后站”的方法观看，生动人物和情节变得模糊后，只剩下一片绿色的大森林，这一古老森林原型，象征着永恒，代表了万物生长、繁殖、再生的机制。在原型理论中，与喜剧对应的是春天，这部喜剧的背景也因此披上了绿色，在这个远离尘世、田园牧歌式的“绿色世界”中，人们可以回归自然，呼吸淳朴、幸福、平和的空气，重获新生。从作品设定的情节来看，整部剧表现了两个不同世界的对立：充满和谐的春天般的绿色世界——亚登森林和冬天般灰暗的人类世界——法兰西某国，其原型是春天与冬天、善与恶、恨与爱之间的对立，而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又与神话中天堂与地狱、昼与夜、生与死等相对应。而剧中人物无一例外地从法兰西某国走向亚登森林，并在这一绿色的世界中，重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获得新生，象征着春天战胜了冬天、善战胜了恶、爱战胜了恨。
二 嘲讽下的和谐世界
这是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剧中使用的第一种原型特点：以讽刺人物为主。被讽刺的是老公爵和他的随从。老公爵的爵位被弟弟弗里德里克篡夺，放逐到了亚登森林，但是老公爵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在这里过着很安详的隐居生活。从生活中可以看出俨然一副看破红尘的隐士。封建的等级观念被抛弃，完全是一个平等和谐的乐园。随之附和的还有他的群臣，没有社会中的尔虞我诈，更没有权利的熏陶。但他们正在以狩猎为趣、田园生活快乐的时候，讽刺也就悄然进来了。在杰奎斯的眼中，老公爵就是一群暴徒。亚登森林原是野生动物繁衍的家园，但老公爵和他的群臣闯了进来，他们狩猎动物，让它们在自己的家园中“后腿领略箭镞的滋味”。这种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暴力的行为，受到了杰奎斯毫不留情的嘲讽，说他们只是些“篡位者、暴君或者比这更坏的人物”。这也说明是客观事实的存在，与出世的精神追求间形成了无法圆说的悖论，构成了对人物绝佳的讽刺。
剧中通过对老公爵的讽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说明了《皆大欢喜》中，莎士比亚所运用的讽刺效果是非常独特的。
三 主仆关系看狂欢色彩
中世纪黑暗的人权统治，完全压制了人性，文艺复兴运动到来后，人们开始恢复本性，行使人的权利，要求自由解放、平等，摆脱伦理束缚。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莎士比亚的作品不仅描写了正反两派的冲突，其实在主仆之间，还有一种平等的关系，这也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情怀的体现。在《皆大欢喜》本剧中，在创建主仆关系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狂欢色彩，主要包括：一，和谐的主仆关系反映出具有相对主义的狂欢思想；二，平等自由的主仆关系，体现在强调平等的狂欢理念中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皆大欢喜》中，莎士比亚为我们创设的主仆关系，仆人不再是简单没有思想的随从，而是被赋予高度智慧和自由，极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强调平等的狂欢世界观。《皆大欢喜》正是莎士比亚依据自己的人文理念，设置出的一个美好的世界，就是为了更好、更精妙地吸纳人性的自由和平等。还特意设计了一个“绿色森林世界”，一个没有喧嚣、没有勾心斗角，有的是仁爱、和谐和自由。最后的婚礼将狂欢的盛典推向顶峰。从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面，和主仆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把自己饱满的人文思想注入到了其中，而且非常巧合地应用了狂欢的表达方式，逃跑、吵架、讽刺和小丑的表演，有一种置身其中的感觉。在主仆关系的塑造上面，《皆大欢喜》充分糅合了狂欢的色彩，并且结合了时代的精神，形成了人生观和世界观上的“狂欢”。
四 象征的结构
具体来说，《皆大欢喜》关系到“转型”问题的两个场景：第一是篡位的奸王弗莱德里克改邪归正，另一个就是奥列弗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两个“转型”场景的背景都是古老、充满绿色的“亚登森林”，表现古老森林神奇的精华功能。奥列弗形象的转变属于爱情战胜了仇恨：他被逼无奈奉奸王之命把弟弟奥兰多和西利亚，还有罗瑟琳抓回去，没想到奥兰多以德报怨，将他从毒蛇和狮子的口中救了出来，奥兰多因此还被母狮咬掉了一块肉。面对弟弟的高尚情操，哥哥奥列弗决定痛改前非，并在后来与西利亚结婚。在处理奥利弗的转型时，莎士比亚作了大量的铺垫，使得人物的转型水到渠成，十分自然。但对于弗莱德里克的“转型”则显得突兀一些，因为每天都有很多的才士去森林中投奔老公爵，弗莱德里克一怒之下，准备攻打亚登森林，但在出兵去往这个古老绿色世界的途中遇到了高僧，席地而坐一番详谈让他顿时悔悟，将王权又还给了老公爵。 从上述的材料中关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得出一个新的诠释。哥哥奥列费改邪归正，是因为受到弟弟奥兰多以德报怨的感悟，最初他让怂恿弟弟奥兰多参加决斗，想要送他去死，但在森林中遇险时，弟弟并未计较以前，而是拼死相救。奥利弗转变的过程也暗示着亚登森林充满爱与和谐的绿色世界的净化功能；弗莱德里克的突然转变，则是为了营造全剧的喜剧氛围，虽然亚登森林中充满了爱，但若森林外面仍是黑暗，森林中的光明最终也会被外面的黑暗侵蚀。从传统文学批评表层叙事的结构来看，弗莱德里克的突然转变是不合写作逻辑的，但从原型理论来看，这一突然转变是一种纯粹的象征结构艺术，突出了绿色的亚登森林和灰色的法兰西某国这两个世界对峙的原型意义，表现了绿色世界的神奇功能，蕴含着强烈的神话仪式思想。这也正是莎士比亚喜剧思想的一种特质。
五 原型的意义
神话原型的批判是与文化人类学和现代心理学密切相关的，弗莱原型理论的创建主要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个苏格兰人类学家的J·G·弗雷泽，受到弗雷泽神话研究奠基之作《金枝》的启示，在神话中寻找构成深化的普遍形式。另一个创立了“荣格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弗莱将自己原型批评理论称为荣格的批评理论，称其原型理论的创建是受到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启发。原型批评从神话和象征仪式的视角对文学进行审视，认为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文学全部关注的主题是人类从何而来、命运如何，蕴藏的是读者和创作者集体无意识思想中对大自然的神秘体验。
从原型批评的视角来看，《皆大欢喜》中人物的转型是神话仪式的一种置换，剧中两个人物的改邪归正，象征着再生的意识。集体无意识理论中，神话原始思维中春与冬是相相呼应的，剧中分别与春与冬相对应的森林和森林外世界的置换，暗自契合了大自然春天与冬天的置换，是大自然中的一种再生仪式，也是春天战胜冬天，善良战胜邪恶的象征性仪式。同时标志着《皆大欢喜》艺术发展的轨迹，即从最初的悲剧到最后的喜剧，而剧中热闹、欢庆的结局，也蕴含着万物萌发的意义。由此可知，《皆大欢喜》堪称是莎士比亚“绿色世界喜剧”的代表作品，它通过仪式和象征结构向人们揭示了一个道理：“爱和生命战胜荒原。”
文本间性是评论一部作品与相类似作品时的核心，也即指文本的互文性。在文学批评中，“新批评”以作品为中心，着眼于文本，而不着眼于创作者的“文本自足”的评论方法与文本间性“不自足”互补，但新批评完全忽略了作品的历史、社会等外部范畴，不再重视文化心理，造成评论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而从视野较为开阔的原型批判和结构主义对文本间性进行分析，是从宏观层面上对《皆大欢喜》和其他代表绿色世界的喜剧的关联性进行把握，从相当宽阔的语境着手，综合考虑文化理念、社会历史、美学及结构模式，无限接近文本，在整体上把握文本。《皆大欢喜》这部喜剧，不仅与中古英国喜剧以及同时代下的喜剧文本相互参照，也与莎士比亚剧中的人文思想和丑陋现实的主题相联系在一起，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的因素。一方面，弗莱德里克和同类反映了原始社会的丑陋和残酷现实，另一方面罗瑟琳一系列具有理想色彩的形象，呼吁人文主义价值的取向。剧中所代表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也正是文艺复兴时期黑暗的人权统治和人文主义要求自由平等的正反两面。因此，《皆大欢喜》中的绿色世界/灰色人生、春天/冬天、善良/邪恶等一系列的原型意向和象征结构模式，既是传承历史文化信息，加以升华和改变，也是神话思想的“集体无意识”的思维沉淀，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真实的写照。通过相对等元素的转换，反映出莎士比亚喜剧的深厚文化内涵，赋予了其喜剧独特的艺术魅力。
六 结语
《皆大欢喜》这部莎士比亚的“喜剧世界代表作”，在很大的程度上，作者把自己的思想和理念毫不保留地融入到了其中，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影响下。莎士比亚超前的理念和人文思想的独特性，造就了他在世界文坛不可撼动的地位。从《皆大欢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追求的人文理念、平等自由、原型的特点和象征的结构，都反映出莎士比亚追求个性的解放。
参考文献：
[1] 张祥荣：《从主仆关系看〈皆大欢喜〉的狂欢化色彩》，《文学教育》）（上），2011年第1期。
[2] 徐蔚：《复调的喜剧——〈皆大欢喜〉的艺术结构解读》，《莆田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3] 张晓玲：《〈皆大欢喜〉：由嘲讽构建的和谐世界》，《四川戏剧》，2010年第3期。
[4] 石蕾：《〈皆大欢喜〉中的狂欢化》，《群文天地》，2010年第7期。
[5] 张征：《春天·莎士比亚·爱情》，《英语沙龙》（实战版·英汉版），2012年第2期。
[6] 徐蔚：《复调的喜剧——〈皆大欢喜〉的艺术结构解读》，《莆田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柴娟，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关键词：原型 莎士比亚 《皆大欢喜》
“原型”出于希腊文“archetypos”，本义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原始、初起的意义和永久规范性的开端，原型批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重要批评流派，由弗莱最先提出，是通过探求、归纳、梳理文学中的各种原型，如意象、母题、表现方式等，发现文学发展演变规律的一种批评方法。莎士比亚作为人类伟大的戏剧大师，在创作戏剧时吸收了大量前人的艺术经验，其喜剧利用故事原型、主题原型、人物原型呈现了大量古希腊神话原型，并通过这些蕴含着深意的原型，折射出作者的人文主义热情和理想。《皆大欢喜》是莎士比亚戏剧的高峰期之作，本文即以这一作品为例，从原型批评理论视野下，试对莎士比亚的喜剧进行分析。
一 《皆大欢喜》的原型
“向后站”是弗莱在“原型”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寻找和阐释原型的最佳视角向度，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弗莱以绘画欣赏作比较，形象解释了“向后站”理论，指出在文学批评中，越向后站，就越可见作者整体思路，进而从整体上把握一部作品。而文学作品的分析中，所谓的“向后站”并非指实际的距离，而是指心理距离。
《皆大欢喜》中集中了莎士比亚戏剧大部分的特点，作品以充满梦幻色彩的亚登森林为背景，巧妙地运用多线情节，呈现了一段以“爱情战胜一切”为主题的故事，宣扬了人类的真、善、美，通过恶人被宽恕、好人和恶人互相和解达到和谐统一的美好结局，反映了莎士比亚理想中的以善战胜恶的美好境界。在艺术表现上，使用了多种喜剧艺术技巧，如独白、乔装等；在塑造人物时，应用了映衬手法，用风趣的小丑“试金石”的形象映衬剧中的男女主角。从这部喜剧的背景来看，利用原型分析理论中“向后站”的方法观看，生动人物和情节变得模糊后，只剩下一片绿色的大森林，这一古老森林原型，象征着永恒，代表了万物生长、繁殖、再生的机制。在原型理论中，与喜剧对应的是春天，这部喜剧的背景也因此披上了绿色，在这个远离尘世、田园牧歌式的“绿色世界”中，人们可以回归自然，呼吸淳朴、幸福、平和的空气，重获新生。从作品设定的情节来看，整部剧表现了两个不同世界的对立：充满和谐的春天般的绿色世界——亚登森林和冬天般灰暗的人类世界——法兰西某国，其原型是春天与冬天、善与恶、恨与爱之间的对立，而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又与神话中天堂与地狱、昼与夜、生与死等相对应。而剧中人物无一例外地从法兰西某国走向亚登森林，并在这一绿色的世界中，重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获得新生，象征着春天战胜了冬天、善战胜了恶、爱战胜了恨。
二 嘲讽下的和谐世界
这是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剧中使用的第一种原型特点：以讽刺人物为主。被讽刺的是老公爵和他的随从。老公爵的爵位被弟弟弗里德里克篡夺，放逐到了亚登森林，但是老公爵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在这里过着很安详的隐居生活。从生活中可以看出俨然一副看破红尘的隐士。封建的等级观念被抛弃，完全是一个平等和谐的乐园。随之附和的还有他的群臣，没有社会中的尔虞我诈，更没有权利的熏陶。但他们正在以狩猎为趣、田园生活快乐的时候，讽刺也就悄然进来了。在杰奎斯的眼中，老公爵就是一群暴徒。亚登森林原是野生动物繁衍的家园，但老公爵和他的群臣闯了进来，他们狩猎动物，让它们在自己的家园中“后腿领略箭镞的滋味”。这种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暴力的行为，受到了杰奎斯毫不留情的嘲讽，说他们只是些“篡位者、暴君或者比这更坏的人物”。这也说明是客观事实的存在，与出世的精神追求间形成了无法圆说的悖论，构成了对人物绝佳的讽刺。
剧中通过对老公爵的讽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说明了《皆大欢喜》中，莎士比亚所运用的讽刺效果是非常独特的。
三 主仆关系看狂欢色彩
中世纪黑暗的人权统治，完全压制了人性，文艺复兴运动到来后，人们开始恢复本性，行使人的权利，要求自由解放、平等，摆脱伦理束缚。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莎士比亚的作品不仅描写了正反两派的冲突，其实在主仆之间，还有一种平等的关系，这也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情怀的体现。在《皆大欢喜》本剧中，在创建主仆关系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狂欢色彩，主要包括：一，和谐的主仆关系反映出具有相对主义的狂欢思想；二，平等自由的主仆关系，体现在强调平等的狂欢理念中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皆大欢喜》中，莎士比亚为我们创设的主仆关系，仆人不再是简单没有思想的随从，而是被赋予高度智慧和自由，极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强调平等的狂欢世界观。《皆大欢喜》正是莎士比亚依据自己的人文理念，设置出的一个美好的世界，就是为了更好、更精妙地吸纳人性的自由和平等。还特意设计了一个“绿色森林世界”，一个没有喧嚣、没有勾心斗角，有的是仁爱、和谐和自由。最后的婚礼将狂欢的盛典推向顶峰。从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面，和主仆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把自己饱满的人文思想注入到了其中，而且非常巧合地应用了狂欢的表达方式，逃跑、吵架、讽刺和小丑的表演，有一种置身其中的感觉。在主仆关系的塑造上面，《皆大欢喜》充分糅合了狂欢的色彩，并且结合了时代的精神，形成了人生观和世界观上的“狂欢”。
四 象征的结构
具体来说，《皆大欢喜》关系到“转型”问题的两个场景：第一是篡位的奸王弗莱德里克改邪归正，另一个就是奥列弗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两个“转型”场景的背景都是古老、充满绿色的“亚登森林”，表现古老森林神奇的精华功能。奥列弗形象的转变属于爱情战胜了仇恨：他被逼无奈奉奸王之命把弟弟奥兰多和西利亚，还有罗瑟琳抓回去，没想到奥兰多以德报怨，将他从毒蛇和狮子的口中救了出来，奥兰多因此还被母狮咬掉了一块肉。面对弟弟的高尚情操，哥哥奥列弗决定痛改前非，并在后来与西利亚结婚。在处理奥利弗的转型时，莎士比亚作了大量的铺垫，使得人物的转型水到渠成，十分自然。但对于弗莱德里克的“转型”则显得突兀一些，因为每天都有很多的才士去森林中投奔老公爵，弗莱德里克一怒之下，准备攻打亚登森林，但在出兵去往这个古老绿色世界的途中遇到了高僧，席地而坐一番详谈让他顿时悔悟，将王权又还给了老公爵。 从上述的材料中关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得出一个新的诠释。哥哥奥列费改邪归正，是因为受到弟弟奥兰多以德报怨的感悟，最初他让怂恿弟弟奥兰多参加决斗，想要送他去死，但在森林中遇险时，弟弟并未计较以前，而是拼死相救。奥利弗转变的过程也暗示着亚登森林充满爱与和谐的绿色世界的净化功能；弗莱德里克的突然转变，则是为了营造全剧的喜剧氛围，虽然亚登森林中充满了爱，但若森林外面仍是黑暗，森林中的光明最终也会被外面的黑暗侵蚀。从传统文学批评表层叙事的结构来看，弗莱德里克的突然转变是不合写作逻辑的，但从原型理论来看，这一突然转变是一种纯粹的象征结构艺术，突出了绿色的亚登森林和灰色的法兰西某国这两个世界对峙的原型意义，表现了绿色世界的神奇功能，蕴含着强烈的神话仪式思想。这也正是莎士比亚喜剧思想的一种特质。
五 原型的意义
神话原型的批判是与文化人类学和现代心理学密切相关的，弗莱原型理论的创建主要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个苏格兰人类学家的J·G·弗雷泽，受到弗雷泽神话研究奠基之作《金枝》的启示，在神话中寻找构成深化的普遍形式。另一个创立了“荣格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弗莱将自己原型批评理论称为荣格的批评理论，称其原型理论的创建是受到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启发。原型批评从神话和象征仪式的视角对文学进行审视，认为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文学全部关注的主题是人类从何而来、命运如何，蕴藏的是读者和创作者集体无意识思想中对大自然的神秘体验。
从原型批评的视角来看，《皆大欢喜》中人物的转型是神话仪式的一种置换，剧中两个人物的改邪归正，象征着再生的意识。集体无意识理论中，神话原始思维中春与冬是相相呼应的，剧中分别与春与冬相对应的森林和森林外世界的置换，暗自契合了大自然春天与冬天的置换，是大自然中的一种再生仪式，也是春天战胜冬天，善良战胜邪恶的象征性仪式。同时标志着《皆大欢喜》艺术发展的轨迹，即从最初的悲剧到最后的喜剧，而剧中热闹、欢庆的结局，也蕴含着万物萌发的意义。由此可知，《皆大欢喜》堪称是莎士比亚“绿色世界喜剧”的代表作品，它通过仪式和象征结构向人们揭示了一个道理：“爱和生命战胜荒原。”
文本间性是评论一部作品与相类似作品时的核心，也即指文本的互文性。在文学批评中，“新批评”以作品为中心，着眼于文本，而不着眼于创作者的“文本自足”的评论方法与文本间性“不自足”互补，但新批评完全忽略了作品的历史、社会等外部范畴，不再重视文化心理，造成评论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而从视野较为开阔的原型批判和结构主义对文本间性进行分析，是从宏观层面上对《皆大欢喜》和其他代表绿色世界的喜剧的关联性进行把握，从相当宽阔的语境着手，综合考虑文化理念、社会历史、美学及结构模式，无限接近文本，在整体上把握文本。《皆大欢喜》这部喜剧，不仅与中古英国喜剧以及同时代下的喜剧文本相互参照，也与莎士比亚剧中的人文思想和丑陋现实的主题相联系在一起，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的因素。一方面，弗莱德里克和同类反映了原始社会的丑陋和残酷现实，另一方面罗瑟琳一系列具有理想色彩的形象，呼吁人文主义价值的取向。剧中所代表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也正是文艺复兴时期黑暗的人权统治和人文主义要求自由平等的正反两面。因此，《皆大欢喜》中的绿色世界/灰色人生、春天/冬天、善良/邪恶等一系列的原型意向和象征结构模式，既是传承历史文化信息，加以升华和改变，也是神话思想的“集体无意识”的思维沉淀，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真实的写照。通过相对等元素的转换，反映出莎士比亚喜剧的深厚文化内涵，赋予了其喜剧独特的艺术魅力。
六 结语
《皆大欢喜》这部莎士比亚的“喜剧世界代表作”，在很大的程度上，作者把自己的思想和理念毫不保留地融入到了其中，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影响下。莎士比亚超前的理念和人文思想的独特性，造就了他在世界文坛不可撼动的地位。从《皆大欢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追求的人文理念、平等自由、原型的特点和象征的结构，都反映出莎士比亚追求个性的解放。
参考文献：
[1] 张祥荣：《从主仆关系看〈皆大欢喜〉的狂欢化色彩》，《文学教育》）（上），2011年第1期。
[2] 徐蔚：《复调的喜剧——〈皆大欢喜〉的艺术结构解读》，《莆田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3] 张晓玲：《〈皆大欢喜〉：由嘲讽构建的和谐世界》，《四川戏剧》，2010年第3期。
[4] 石蕾：《〈皆大欢喜〉中的狂欢化》，《群文天地》，2010年第7期。
[5] 张征：《春天·莎士比亚·爱情》，《英语沙龙》（实战版·英汉版），2012年第2期。
[6] 徐蔚：《复调的喜剧——〈皆大欢喜〉的艺术结构解读》，《莆田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柴娟，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