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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大明送来六本书。书名《阎锡山其人》，作者刘存善。大明是刘存善先生的长子。按照父亲生前嘱咐，他让我把书转交原副省长白清才、原省人大副主任李玉明和李蓼源各一本，转赠省档案馆两本，还有一本是送给我的。其时，老刘过世已经两月。这本封笔之作，该是老人离休后出的第六本书吧。虽然书中前言、后记都没有来得及写，但它留给人们的却是无言的感动。
刘存善先生离休，在1986年。当时，为办理离休手续，他让代为查阅1949年山西公学招收学员档案。第二天，我就把登有公学第三部第二期考试录用名单的《山西日报》复印件送到他家。
“好，好！”老刘一边点头，一边放下手中的笔，把报纸铺展开来。随即，指着报上500多人名说：“你看！我是第一名。”毫不掩饰，表现出一种自信。这种自信，在他的著述中，在他生命价值的实现中，演绎得可敬可佩。
离休后的老刘，不像好些人那样，贡献社会的生命承载大体了结，只留下自然形态的生命存在，饴儿弄孙之余，关心的多是保健长寿。老刘的“退休生活”，反倒是其事业的高峰，几部著作基本都是离休后完成的。
离休那年，老刘与省政协文史办原主任田际康先生合著《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1988年11月，在省政协原副秘书长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李蓼源先生主持下，与翟品三、徐崇寿、武尚仁等完成了《阎锡山日记》的标点注释。1991年又出版著作《山西辛亥革命史》。1994年出版《阎锡山的经济谋略与诀窍》，与全国政协等单位同人合作完成《晋绥抗战》。在2004年的年头、年尾，即出版其代表作《阎锡山传》和《辛亥革命与山西》，为民国山西最重要的人物、最重要的事件留下历史著述。
阎锡山，是民国时期执政时间最长的地方实力派，一个很有特点的历史人物。如果说，一部民国山西政权史是以阎锡山为主导的；为阎锡山做传，反映其历史真实，便是研究民国山西历史的重要课题。在完成《晋绥抗战》后，先生已近70高龄。他不允自己稍作停息，即为心中酝酿已久的大任务拟制提纲。在那张斑斑驳驳的三斗桌上，开始铺纸撰写《阎锡山传》。寒暑易节，历三载而脱稿。全书576万字，附有170余幅历史图片，是老刘著作中部头最大、颇受赞誉的上乘之作。
在刘著《阎锡山传》出版之前，已有团结出版社、群众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等多种版本的阎传，但“无出其右者”。先生笔下的《阎锡山传》，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复杂而真实的阎锡山。他参加同盟会，与温寿泉、黄国梁等领导、组织辛亥太原起义；致力于山西省政建设，发展经济实业；抗战初期抵御日军进攻，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在历史进程中起过推动作用。但阎锡山镇压人民革命，剿共、防共、反共；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对日妥协；解放战争时期死硬对抗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甚至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策划实施日军“残留”等，有其历史反动性。阎氏搞政治、经济“门罗主义”，致力于经营“特殊性的山西”；其军阀混战中的谋略，拥蒋（蒋介石）反蒋、联唐（唐生智）倒唐，挟冯（冯玉祥）自重又联冯中原鏖兵；其一整套思想理论，“中”的哲学，“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理念等，在书中都有记述和反映。
李蓼源先生评价该书“纲目清晰，叙述条理，文章有据。其中征引大量史料尤为可贵。可谓目前各地出版之《阎传》中一部佼佼之作。”
身任阎锡山秘书多年、现居台北市的原馥庭先生致函老刘：“《阎锡山传》廻环拜诵，感念万千。知人难，论史尤难。先生极费心劳，长期考究，持论平正，著作丰富，钦佩至深。辛亥革命，晋绥抗战，长官传记，在台之山西长者、且能写作者五六十人，无一能如此者。数十年来，两岸山西人写近代史，有其所知不多者，有思考不深者，有敷衍环境者。能如先生之求真务实者，实为罕见。”
山西人民出版社原编审郭平凡，称刘著《阎传》为“研究阎锡山及近代山西发展史不可多得的作品”。抗战时期任第二战区军政干部，现为西安市政府参事的温震东先生评论，《阎传》“较之前有多种版本，可谓无出其右者。”
“泱泱大国风，三晋中原雄”。《辛亥革命与山西》是刘存善先生另一部代表作。此书以写实笔法，纂录辛亥太原起义成功、民国山西肇始之重大社会变革。从辛亥革命前的山西，山西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写到辛亥革命中山西高标义帜，志士仁人扶危定倾。历史人物、历史过程、历史贡献尽在一览。
书中记述，山西地处清政府肘腋之间，继湖南、江西、陕西之后起义成功，但“比湘鄂陕对清政府的打击要严重的多”。且在武昌前线最困难的时刻，组织“燕晋联军”，扼制京汉铁路，致“清南征狼顾惕息”。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亲临山西视察，在评价辛亥山西起义时讲到“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
《辛亥革命与山西》在书后附录《孙中山对辛亥山西起义的评价》等珍贵文献，撰录130余人的《山西辛亥人物简介》。此书是先生在前著《山西辛亥革命史》文本上增补修订而成。2004年作为薛军副省长主编的《中国与山西》丛书之一出版。对山西历史文化的研究传播，有重要价值。
在长篇著作问世的同时，老刘还以对家乡的拳拳之情，于80岁高龄撰写了《吉县旧话》。2007年，又吸收反馈意见，增加《谚语集萃》一章重新印行。在《吉县旧话》再版《前言》中，他情意深切地写道：“《吉县旧话》作为《吉县志》的通俗、辅助读物，比较具体地介绍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风土人情，以期有助于后人了解吉县、热爱吉县。忆旧是为图新，区区寸心，如此而已。……吉县西关82岁老叟刘存善于2007年2月谨记。”
那是两年前的一个星期天，老刘打电话让我去他家。时先生患病已经四年。厨房里，二儿子亚明正在炒菜。老刘半躺在床上，地下摞着一些书刊资料，有阎锡山传记，有成套的文史刊物，还有民国山西史其他书籍。
见我进屋，老刘坐起身来指指脚底：“这些东西，你拿去吧！”
我的心沉甸甸的，不忍心拒绝老人，又觉得担不起他的重托。自己在省档案馆搞编研，虽然出了十来本书，内容却不在这方面。但是，老刘一本本一件件积累庋存的书刊资料，确实非常珍贵。
想了想，我对先生说：“您的这份信任，我非常感谢，可惜我的研究方向没在这块。这样吧！我请档案馆负责征集工作的同志来，您把它们捐赠给档案馆，行吗？”
老刘好像有点失望。不过，多年编刊著书的他，知道这些东西进了档案馆，应该就是最好的归宿。
几天后，我领着档案馆征集处王彩变处长来到老刘家，大捆小包，把百余件书刊资料拿到档案馆。为了感谢刘存善先生对档案事业的支持，王彩变处长把荣誉证和奖金恭恭敬敬送给了他。
后来，老刘也还不时地让我给他复印一些图片、资料。天气暖和的时候在院里碰上，老刘总是说起孙中山、赵戴文、徐永昌，说起辛亥山西起义史实如何如何，雁门关战役歼敌人数多少多少……每次说起来，话都那么长。他心里还装着很多积累要记述，要表达。我也总是站在他的旁边，耐心听他渠水般汩汩流淌的絮叨，是出于对长者的尊敬，更是一种对生命的感动。
2007年10月，老刘又把《阎锡山年谱》、《阎伯川先生感想录》、《阎锡山早年回忆录》等书刊资料60余卷册赠送档案馆，没有再多留什么。
3个月后，先生走了。回眸自己一本本编辑的《山西文史资料》，撰写汇集的4册《山西近代史文论集》，特别是离休后完成的六本著作，走的安详，从容。人，有两条生命线：一条是自然生命线，一条是事业生命线，刘存善先生把两条生命线画在了同一终点上。 （责编 张静涵）
刘存善先生离休，在1986年。当时，为办理离休手续，他让代为查阅1949年山西公学招收学员档案。第二天，我就把登有公学第三部第二期考试录用名单的《山西日报》复印件送到他家。
“好，好！”老刘一边点头，一边放下手中的笔，把报纸铺展开来。随即，指着报上500多人名说：“你看！我是第一名。”毫不掩饰，表现出一种自信。这种自信，在他的著述中，在他生命价值的实现中，演绎得可敬可佩。
离休后的老刘，不像好些人那样，贡献社会的生命承载大体了结，只留下自然形态的生命存在，饴儿弄孙之余，关心的多是保健长寿。老刘的“退休生活”，反倒是其事业的高峰，几部著作基本都是离休后完成的。
离休那年，老刘与省政协文史办原主任田际康先生合著《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1988年11月，在省政协原副秘书长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李蓼源先生主持下，与翟品三、徐崇寿、武尚仁等完成了《阎锡山日记》的标点注释。1991年又出版著作《山西辛亥革命史》。1994年出版《阎锡山的经济谋略与诀窍》，与全国政协等单位同人合作完成《晋绥抗战》。在2004年的年头、年尾，即出版其代表作《阎锡山传》和《辛亥革命与山西》，为民国山西最重要的人物、最重要的事件留下历史著述。
阎锡山，是民国时期执政时间最长的地方实力派，一个很有特点的历史人物。如果说，一部民国山西政权史是以阎锡山为主导的；为阎锡山做传，反映其历史真实，便是研究民国山西历史的重要课题。在完成《晋绥抗战》后，先生已近70高龄。他不允自己稍作停息，即为心中酝酿已久的大任务拟制提纲。在那张斑斑驳驳的三斗桌上，开始铺纸撰写《阎锡山传》。寒暑易节，历三载而脱稿。全书576万字，附有170余幅历史图片，是老刘著作中部头最大、颇受赞誉的上乘之作。
在刘著《阎锡山传》出版之前，已有团结出版社、群众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等多种版本的阎传，但“无出其右者”。先生笔下的《阎锡山传》，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复杂而真实的阎锡山。他参加同盟会，与温寿泉、黄国梁等领导、组织辛亥太原起义；致力于山西省政建设，发展经济实业；抗战初期抵御日军进攻，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在历史进程中起过推动作用。但阎锡山镇压人民革命，剿共、防共、反共；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对日妥协；解放战争时期死硬对抗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甚至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策划实施日军“残留”等，有其历史反动性。阎氏搞政治、经济“门罗主义”，致力于经营“特殊性的山西”；其军阀混战中的谋略，拥蒋（蒋介石）反蒋、联唐（唐生智）倒唐，挟冯（冯玉祥）自重又联冯中原鏖兵；其一整套思想理论，“中”的哲学，“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理念等，在书中都有记述和反映。
李蓼源先生评价该书“纲目清晰，叙述条理，文章有据。其中征引大量史料尤为可贵。可谓目前各地出版之《阎传》中一部佼佼之作。”
身任阎锡山秘书多年、现居台北市的原馥庭先生致函老刘：“《阎锡山传》廻环拜诵，感念万千。知人难，论史尤难。先生极费心劳，长期考究，持论平正，著作丰富，钦佩至深。辛亥革命，晋绥抗战，长官传记，在台之山西长者、且能写作者五六十人，无一能如此者。数十年来，两岸山西人写近代史，有其所知不多者，有思考不深者，有敷衍环境者。能如先生之求真务实者，实为罕见。”
山西人民出版社原编审郭平凡，称刘著《阎传》为“研究阎锡山及近代山西发展史不可多得的作品”。抗战时期任第二战区军政干部，现为西安市政府参事的温震东先生评论，《阎传》“较之前有多种版本，可谓无出其右者。”
“泱泱大国风，三晋中原雄”。《辛亥革命与山西》是刘存善先生另一部代表作。此书以写实笔法，纂录辛亥太原起义成功、民国山西肇始之重大社会变革。从辛亥革命前的山西，山西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写到辛亥革命中山西高标义帜，志士仁人扶危定倾。历史人物、历史过程、历史贡献尽在一览。
书中记述，山西地处清政府肘腋之间，继湖南、江西、陕西之后起义成功，但“比湘鄂陕对清政府的打击要严重的多”。且在武昌前线最困难的时刻，组织“燕晋联军”，扼制京汉铁路，致“清南征狼顾惕息”。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亲临山西视察，在评价辛亥山西起义时讲到“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
《辛亥革命与山西》在书后附录《孙中山对辛亥山西起义的评价》等珍贵文献，撰录130余人的《山西辛亥人物简介》。此书是先生在前著《山西辛亥革命史》文本上增补修订而成。2004年作为薛军副省长主编的《中国与山西》丛书之一出版。对山西历史文化的研究传播，有重要价值。
在长篇著作问世的同时，老刘还以对家乡的拳拳之情，于80岁高龄撰写了《吉县旧话》。2007年，又吸收反馈意见，增加《谚语集萃》一章重新印行。在《吉县旧话》再版《前言》中，他情意深切地写道：“《吉县旧话》作为《吉县志》的通俗、辅助读物，比较具体地介绍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风土人情，以期有助于后人了解吉县、热爱吉县。忆旧是为图新，区区寸心，如此而已。……吉县西关82岁老叟刘存善于2007年2月谨记。”
那是两年前的一个星期天，老刘打电话让我去他家。时先生患病已经四年。厨房里，二儿子亚明正在炒菜。老刘半躺在床上，地下摞着一些书刊资料，有阎锡山传记，有成套的文史刊物，还有民国山西史其他书籍。
见我进屋，老刘坐起身来指指脚底：“这些东西，你拿去吧！”
我的心沉甸甸的，不忍心拒绝老人，又觉得担不起他的重托。自己在省档案馆搞编研，虽然出了十来本书，内容却不在这方面。但是，老刘一本本一件件积累庋存的书刊资料，确实非常珍贵。
想了想，我对先生说：“您的这份信任，我非常感谢，可惜我的研究方向没在这块。这样吧！我请档案馆负责征集工作的同志来，您把它们捐赠给档案馆，行吗？”
老刘好像有点失望。不过，多年编刊著书的他，知道这些东西进了档案馆，应该就是最好的归宿。
几天后，我领着档案馆征集处王彩变处长来到老刘家，大捆小包，把百余件书刊资料拿到档案馆。为了感谢刘存善先生对档案事业的支持，王彩变处长把荣誉证和奖金恭恭敬敬送给了他。
后来，老刘也还不时地让我给他复印一些图片、资料。天气暖和的时候在院里碰上，老刘总是说起孙中山、赵戴文、徐永昌，说起辛亥山西起义史实如何如何，雁门关战役歼敌人数多少多少……每次说起来，话都那么长。他心里还装着很多积累要记述，要表达。我也总是站在他的旁边，耐心听他渠水般汩汩流淌的絮叨，是出于对长者的尊敬，更是一种对生命的感动。
2007年10月，老刘又把《阎锡山年谱》、《阎伯川先生感想录》、《阎锡山早年回忆录》等书刊资料60余卷册赠送档案馆，没有再多留什么。
3个月后，先生走了。回眸自己一本本编辑的《山西文史资料》，撰写汇集的4册《山西近代史文论集》，特别是离休后完成的六本著作，走的安详，从容。人，有两条生命线：一条是自然生命线，一条是事业生命线，刘存善先生把两条生命线画在了同一终点上。 （责编 张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