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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在上海送外卖很赚钱”
中午11点，正是上班族下班、学生放学回家的高峰期，黄成天则要进入一天中工作最忙碌的阶段。
他穿着工作服，一只脚撑在地上稳住摩托车，拿起挂在胸前的手机拨一个短暂的电话，然后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走来，确认订单、小心翼翼地递过餐品，转身便又骑着车，和那装满食物的餐箱一起，匆忙消失于人流车流之中。这样的奔波，是黄成天自2016年进入外卖送餐行业以来的工作常态。
用互联网进行点餐，已经成为中国都市人越来越接受的消费方式。2009年4月，“饿了么”，”在上海悄然成立，成为中国最早的在线外卖平台。2011年，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让外卖020行业真正生根发芽，“饿了么”也由此进入成长阶段。2013年，“饿了么”疯狂扩张，“美团”外卖正式成立。一年后，“百度”外卖也加入送餐大战。
随后，烧钱补贴大战、地推大战愈演愈烈。特别是在经历了补贴大战之后，外卖用户、消费单量急剧增长，让这一行进入野蛮发展时期。根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餐饮外卖市场规模已超过2300亿元，占整体餐饮消费比例的7.4‰
黄成天的老家在海南。初三毕业后，黄成天没能升学。父母曾希望他继续读书。不满家里的安排，2014年底，黄成天来到上海。他对大城市有着特殊的执念，从小的梦想就是在大城市开一家大饭店，“是规模较大的酒楼，而不是小餐厅。”他17岁时也曾去广州寻找过自己的都市梦。在广州，黄成天在一家酒吧当服务员，“天天陪客人喝酒”。后来他感觉那不是他喜欢的状态，便又北上至这个曾经只能通过在电视上观看东方明珠来了解的城市。
抵沪后，黄成天一直在五角场闯荡，他先是在面包店专门送餐，也干过快递行业。在外卖市场争夺呈现白热化之际，黄成天听朋友说“在上海送外卖挺赚钱的”，便加入了某个著名外卖平台，成为五角场骑手大军中的一员。
像黄成天这样从外地慕名而来的骑手有很多。骑手之间平目的交流，往往是在等单的时候进行。他们常常几个人坐在商家的店里，一边闲聊一边等待。大家都喜欢谈论赚到钱后的打算，有的人下豪言会在几年之内买到房，有的人说自己以后会拥有一辆豪车。黄成天就曾当着众人的面声称“要在两年后买上宝马或者奔驰”。
干了一年多之后，黄成天听说另一家外卖平台单子多，而且工作时间自由，2016年7月20曰，黄成天选择从原来的送餐平台辞职，加入另一家送餐巨头。
“之前那家管理太严了，每天早晨要开会，如果迟到就要罚钱。穿拖鞋上班被拍照了，衣服腰带之类没有穿戴好也要扣钱，数额从100到1000元不等。”黄成天就曾因为穿了拖鞋而被罚100元。
现在这家外卖平台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在APP上_注册的骑手可以在任何时间抢单。如今黄成天的工作时间比较弹性，没有自制力的他经常在家睡一天而不抢一单。
为了好评，使出浑身解数
2016年10月23日，由于店内就餐顾客较多，而煲仔饭需要现场烧制，一位外卖小哥在国定路上的餐厅惠粤轩内站了大约15分钟才取到餐。
独自站立在餐厅内，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额头冒着汗，时不时拿出手机看时间，生怕因超时配送而赔钱。他嘴里喃喃地抱怨了两句：“怎么还不好啊！”，却只换回老板一句不走心的回答。又过了5分钟，老板将煲仔饭打包好，交给了这位外卖小哥，他才急匆匆地离开。
对于专职送餐的骑手来说，每天都要经历类似的场景。不过，让黄成天最烦恼的是跟顾客打交道。他经常在校园里送餐，往往要送到学生寝室楼下，再拨打电话，通知学生到寝室门口取餐。一天下来，这样的电话要打上不少通。通常而言，订单中有些地址填写不清楚的需要打电话询问，不按时来取餐的客户需要再打两三次电话催促，一个月下来，黄成天的电话费往往有300到400元，而这个费用都由骑手自己承担。
骑手胡鑫没有荧光绿马甲，但是他不像有些骑手一样，让学生到学校大门口来取餐，他通常把摩托车停在门口，将餐盒抱在胸前，一路走到寝室楼下，“有的寝室楼太远了，让人家出来拿就没有好评了。”
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王涵文也曾被外卖小哥要求给好评，但是有些过于功利的求好评行为让他觉得突兀，“有次外卖小哥一打电话过来我就下楼取餐，他看我走过来就很不耐烦地说快点快点，等我接过餐后，他还让我给他五星好评，这让我觉得不是很舒服。”
然而对于骑手们来说，好评太重要了，得一个好评每单可以多赚一元钱，而得一个差评则会扣一元钱。骑手们为了好评使出浑身解数，胡鑫的同事们还会选择发短信求好评，“毕竟短信是一角钱，但是得到一个好评可以赚一元钱。”
订餐人的高投诉也是最让骑手们头疼的事。一般情况下，商务订单较之学校订单的用餐数量大很多，常常一单就有十几二十几份餐的情况，黄成天需要提着沉甸甸的食物乘电梯送到指定楼层。在这种情况下，超时送达被投诉的风险也会更大。超时后一单只能赚一半的钱，而被投诉则是100到1000元的代价。
黄成天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两单配送超时的，若再遇上下雨天就更多了。每个月因为投诉被扣的工资，少的时候几百元，多的时候则有1000多元。除了投诉，让黄成天揪心的还有剌耳的责备，“超时送达的话，就会打电话说你怎么这么慢之类的，有的甚至会用上海话骂我。”来自海南的黄成天就听得懂一句上海话，“小赤佬！”
也有让黄成天感觉愉快的时候。那是夏季一个炎热的中午，黄成天送餐到一户居民家里，年轻的女主人邀请他进屋歇息，还给他端来水果和一杯水消暑。
总体来看，外卖行业由于订单量庞大，牵涉到客户、商户、骑手、外卖平台等多方人员，从客户订单到取餐的整个过程，难免有信息交换不及时带来的混乱。
骑手的归宿
时间就像是骑手的生命，他们骑着装运食物的摩托和身边呼啸而过的汽车赛跑。
然而，在送餐过程中，风险时刻与骑手同在。2015年的一个雨天，黄成天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当时，他正在派送外卖的途中，行驶在他前方的轿车突然急转弯，为了避让，黄成天紧急刹车，结果轮胎在湿滑的路面上打滑，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撞上了轿车却无能为力。当时骑的摩托车几乎报废。老板没让他赔摩托车，却从他的工资里扣去了疗伤的2000多元医药费。所幸，他的右膝盖恢复得不错，没有什么后遗症。经过这次车祸，黄成天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现在他为自己投了保，最高可以赔付100万元，而买保险的钱，也是黄成天自己出的。
骑手胡鑫的表哥陈其龙产生买保险的想法，更多源于老乡的血泪教训。他的老乡因为送外卖途中出了严重的车祸摔断了腿，只能离开上海回到云南老家，而公司统一为他们买的意外伤害险，只能赔付20000元。陈其龙的同事中出这样悲剧的不止一个，这让他下决心为自己掏钱投保。
事实上，出车祸已经成了骑手们的家常便饭。下雨天格外多的訂单，为了准时送达避免被投诉的急切心理，加上高峰期的巨大车流量，这些因素都加大了车祸的发生率。有时候为了赶时间，他们也会无视交通规则，黄成天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偶尔也会闯个红灯吧。”
“说实话，我们跑外卖的人，天天风里去雨里来，再冷再热，哪怕是40摄氏度高温也要送。我感觉我们这个行业就算高风险行业。”陈其龙虽然这样抱怨，但仍在继续做着骑手。
全职送外卖的陈其龙一天从早到晚可以接下50到60单，这份工作让他每月能有10000多元的收入。即使这样，生活的压力依旧不轻。陈其龙一家都在上海，妻子也在上海打工，全家人_个月有20000元不到的收入。“送外卖风险性高，但是工资稍微高一些。”他其实也很无奈，“没办法的呀。”
打拼了十几年，陈其龙在上海买了房。负担每个月的房贷已然不轻松，还有一个正在念小学的孩子要供养。在做这行之前，陈其龙也干过保安等许多工作，最后还是选择了做骑手。
黄成天大半年的骑手经历也让他觉得，“在上海开个送外卖的店，也是有的赚钱有的不赚钱，竞争太大了。”黄成天同样打算慢慢退出这一行业，他的骑手工作从全职到兼职，投入的时间越来越短，来到目前这家外卖平台后，黄成天一天“顶多工作6个小时”。
与此同时，黄成天从这两年自己打工攒的钱中拿出部分积蓄，在淘宝上开了一家卖男装的网店，最近他还做起了微商，代理面膜。他曾想在国顺路东方蓝海广场开一家小餐馆，专门接外卖的单子，而20000万元一月的昂贵房租和难办理的营业执照将他拒之门外。
刚刚开起来的网店也还没有接到什么生意，面膜卖了两盒，衣服还没卖出去。黄成天有些发愁，“过一两个月如果卖不好，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中午11点，正是上班族下班、学生放学回家的高峰期，黄成天则要进入一天中工作最忙碌的阶段。
他穿着工作服，一只脚撑在地上稳住摩托车，拿起挂在胸前的手机拨一个短暂的电话，然后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走来，确认订单、小心翼翼地递过餐品，转身便又骑着车，和那装满食物的餐箱一起，匆忙消失于人流车流之中。这样的奔波，是黄成天自2016年进入外卖送餐行业以来的工作常态。
用互联网进行点餐，已经成为中国都市人越来越接受的消费方式。2009年4月，“饿了么”，”在上海悄然成立，成为中国最早的在线外卖平台。2011年，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让外卖020行业真正生根发芽，“饿了么”也由此进入成长阶段。2013年，“饿了么”疯狂扩张，“美团”外卖正式成立。一年后，“百度”外卖也加入送餐大战。
随后，烧钱补贴大战、地推大战愈演愈烈。特别是在经历了补贴大战之后，外卖用户、消费单量急剧增长，让这一行进入野蛮发展时期。根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餐饮外卖市场规模已超过2300亿元，占整体餐饮消费比例的7.4‰
黄成天的老家在海南。初三毕业后，黄成天没能升学。父母曾希望他继续读书。不满家里的安排，2014年底，黄成天来到上海。他对大城市有着特殊的执念，从小的梦想就是在大城市开一家大饭店，“是规模较大的酒楼，而不是小餐厅。”他17岁时也曾去广州寻找过自己的都市梦。在广州，黄成天在一家酒吧当服务员，“天天陪客人喝酒”。后来他感觉那不是他喜欢的状态，便又北上至这个曾经只能通过在电视上观看东方明珠来了解的城市。
抵沪后，黄成天一直在五角场闯荡，他先是在面包店专门送餐，也干过快递行业。在外卖市场争夺呈现白热化之际，黄成天听朋友说“在上海送外卖挺赚钱的”，便加入了某个著名外卖平台，成为五角场骑手大军中的一员。
像黄成天这样从外地慕名而来的骑手有很多。骑手之间平目的交流，往往是在等单的时候进行。他们常常几个人坐在商家的店里，一边闲聊一边等待。大家都喜欢谈论赚到钱后的打算，有的人下豪言会在几年之内买到房，有的人说自己以后会拥有一辆豪车。黄成天就曾当着众人的面声称“要在两年后买上宝马或者奔驰”。
干了一年多之后，黄成天听说另一家外卖平台单子多，而且工作时间自由，2016年7月20曰，黄成天选择从原来的送餐平台辞职，加入另一家送餐巨头。
“之前那家管理太严了，每天早晨要开会，如果迟到就要罚钱。穿拖鞋上班被拍照了，衣服腰带之类没有穿戴好也要扣钱，数额从100到1000元不等。”黄成天就曾因为穿了拖鞋而被罚100元。
现在这家外卖平台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在APP上_注册的骑手可以在任何时间抢单。如今黄成天的工作时间比较弹性，没有自制力的他经常在家睡一天而不抢一单。
为了好评，使出浑身解数
2016年10月23日，由于店内就餐顾客较多，而煲仔饭需要现场烧制，一位外卖小哥在国定路上的餐厅惠粤轩内站了大约15分钟才取到餐。
独自站立在餐厅内，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额头冒着汗，时不时拿出手机看时间，生怕因超时配送而赔钱。他嘴里喃喃地抱怨了两句：“怎么还不好啊！”，却只换回老板一句不走心的回答。又过了5分钟，老板将煲仔饭打包好，交给了这位外卖小哥，他才急匆匆地离开。
对于专职送餐的骑手来说，每天都要经历类似的场景。不过，让黄成天最烦恼的是跟顾客打交道。他经常在校园里送餐，往往要送到学生寝室楼下，再拨打电话，通知学生到寝室门口取餐。一天下来，这样的电话要打上不少通。通常而言，订单中有些地址填写不清楚的需要打电话询问，不按时来取餐的客户需要再打两三次电话催促，一个月下来，黄成天的电话费往往有300到400元，而这个费用都由骑手自己承担。
骑手胡鑫没有荧光绿马甲，但是他不像有些骑手一样，让学生到学校大门口来取餐，他通常把摩托车停在门口，将餐盒抱在胸前，一路走到寝室楼下，“有的寝室楼太远了，让人家出来拿就没有好评了。”
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王涵文也曾被外卖小哥要求给好评，但是有些过于功利的求好评行为让他觉得突兀，“有次外卖小哥一打电话过来我就下楼取餐，他看我走过来就很不耐烦地说快点快点，等我接过餐后，他还让我给他五星好评，这让我觉得不是很舒服。”
然而对于骑手们来说，好评太重要了，得一个好评每单可以多赚一元钱，而得一个差评则会扣一元钱。骑手们为了好评使出浑身解数，胡鑫的同事们还会选择发短信求好评，“毕竟短信是一角钱，但是得到一个好评可以赚一元钱。”
订餐人的高投诉也是最让骑手们头疼的事。一般情况下，商务订单较之学校订单的用餐数量大很多，常常一单就有十几二十几份餐的情况，黄成天需要提着沉甸甸的食物乘电梯送到指定楼层。在这种情况下，超时送达被投诉的风险也会更大。超时后一单只能赚一半的钱，而被投诉则是100到1000元的代价。
黄成天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两单配送超时的，若再遇上下雨天就更多了。每个月因为投诉被扣的工资，少的时候几百元，多的时候则有1000多元。除了投诉，让黄成天揪心的还有剌耳的责备，“超时送达的话，就会打电话说你怎么这么慢之类的，有的甚至会用上海话骂我。”来自海南的黄成天就听得懂一句上海话，“小赤佬！”
也有让黄成天感觉愉快的时候。那是夏季一个炎热的中午，黄成天送餐到一户居民家里，年轻的女主人邀请他进屋歇息，还给他端来水果和一杯水消暑。
总体来看，外卖行业由于订单量庞大，牵涉到客户、商户、骑手、外卖平台等多方人员，从客户订单到取餐的整个过程，难免有信息交换不及时带来的混乱。
骑手的归宿
时间就像是骑手的生命，他们骑着装运食物的摩托和身边呼啸而过的汽车赛跑。
然而，在送餐过程中，风险时刻与骑手同在。2015年的一个雨天，黄成天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当时，他正在派送外卖的途中，行驶在他前方的轿车突然急转弯，为了避让，黄成天紧急刹车，结果轮胎在湿滑的路面上打滑，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撞上了轿车却无能为力。当时骑的摩托车几乎报废。老板没让他赔摩托车，却从他的工资里扣去了疗伤的2000多元医药费。所幸，他的右膝盖恢复得不错，没有什么后遗症。经过这次车祸，黄成天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现在他为自己投了保，最高可以赔付100万元，而买保险的钱，也是黄成天自己出的。
骑手胡鑫的表哥陈其龙产生买保险的想法，更多源于老乡的血泪教训。他的老乡因为送外卖途中出了严重的车祸摔断了腿，只能离开上海回到云南老家，而公司统一为他们买的意外伤害险，只能赔付20000元。陈其龙的同事中出这样悲剧的不止一个，这让他下决心为自己掏钱投保。
事实上，出车祸已经成了骑手们的家常便饭。下雨天格外多的訂单，为了准时送达避免被投诉的急切心理，加上高峰期的巨大车流量，这些因素都加大了车祸的发生率。有时候为了赶时间，他们也会无视交通规则，黄成天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偶尔也会闯个红灯吧。”
“说实话，我们跑外卖的人，天天风里去雨里来，再冷再热，哪怕是40摄氏度高温也要送。我感觉我们这个行业就算高风险行业。”陈其龙虽然这样抱怨，但仍在继续做着骑手。
全职送外卖的陈其龙一天从早到晚可以接下50到60单，这份工作让他每月能有10000多元的收入。即使这样，生活的压力依旧不轻。陈其龙一家都在上海，妻子也在上海打工，全家人_个月有20000元不到的收入。“送外卖风险性高，但是工资稍微高一些。”他其实也很无奈，“没办法的呀。”
打拼了十几年，陈其龙在上海买了房。负担每个月的房贷已然不轻松，还有一个正在念小学的孩子要供养。在做这行之前，陈其龙也干过保安等许多工作，最后还是选择了做骑手。
黄成天大半年的骑手经历也让他觉得，“在上海开个送外卖的店，也是有的赚钱有的不赚钱，竞争太大了。”黄成天同样打算慢慢退出这一行业，他的骑手工作从全职到兼职，投入的时间越来越短，来到目前这家外卖平台后，黄成天一天“顶多工作6个小时”。
与此同时，黄成天从这两年自己打工攒的钱中拿出部分积蓄，在淘宝上开了一家卖男装的网店，最近他还做起了微商，代理面膜。他曾想在国顺路东方蓝海广场开一家小餐馆，专门接外卖的单子，而20000万元一月的昂贵房租和难办理的营业执照将他拒之门外。
刚刚开起来的网店也还没有接到什么生意，面膜卖了两盒，衣服还没卖出去。黄成天有些发愁，“过一两个月如果卖不好，再想想别的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