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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被風磨平了一寸，对天上的神仙来说只不过是瞬间的改变。就算偶尔有人闯进我们平静的生活，很快也会消失的。”
杨福东的作品浸淫着古典文人气息，又与当代场景对接，他运用影像构建了一个时空疏离的世界，每帧画面都能激起观者心底的涟漪。评论家认为杨福东专注于知识分子的角色：他们大多数迷失在现代社会，被推到社会边缘。透过他们，杨福东表现了被现代化狂潮践踏的中国传统文化。譬如《竹林七贤》第一部中，他把场景设在雾霭缭绕的黄山，一个身穿西服的女孩喃喃自语道：“当我站在群山之巅，被趋近的云和浓雾包围着，我感觉我好像在空中飞。我有种想要飞身跃下的冲动，想沐浴在云海中，想死在那里。”
在上海定居近20年后，杨福东早已习惯这里的生活，他选了张爱玲故居边上的咖啡馆，我们的采访从近作出发，延展到他多年创作的各个面向。在那些鲜少对外公开的晦涩影像背后，这个笔名“静雨天安”的当代艺术家并不神秘，据他自己介绍，这几天，他在家一边剪辑新片，“一边把电视剧《琅琊榜》又复习了一遍：拍得可真好！”
新女性们
人物周刊：徐悲鸿那幅《愚公移山》画里的女性很普通，但在你这部影像作品中母亲角色得到凸显，甚至成为故事的重要线索，当初是如何设计的？
杨福东：从《愚公移山》的题材来看，里面有老中青三代，还包括小孩，推动移山这件事有股巨大的力量，其实是说“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所有纽带都是母亲，她是家中承上启下很关键的角色。所以我觉得她自身就充满了力量，她怎么看待生活、怎么去演绎，会让一切变得丰富起来。
以母亲为切入点再想故事，这是山里面一个小农村，家中壮劳力不存在的状态。一个单亲家庭，两个小孩，她的作用是烘托那个老人家“愚公”，其实就是深山里劳作不息的这么一个人，但年老后有点痴呆，每天执着地抱着一块冰行走在山里，那个冰块里封存着他曾经的劳动工具：一把锤子。愚公到老了可以忘记一些东西时，他还是没忘记自己的工具，冻在那个冰块里面，记忆像是被凝固了。
人物周刊：这部片子里还有一组西装革履的男人，他们夹着公文包或提着长柄伞，有何寓意？
杨福东：这另外一组人像是城市青年，这些人因为某种目的路过这座山，他们在深山的黑夜里行走，就是一种迷失的状态——其实有点像现在的主流群体。在迷失的状态里，他们可能会路遇一头长期劳作受伤濒死的水牛，山里各样的劳作工具，或者这个正在寻找自己丈夫的女人。其实他们是黑夜迷失在山里的过路客，整部片子里有这些年轻人，有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母亲，照顾老少的同时她不停地出去寻找她的丈夫，她身兼重任，既要照顾好现实生活，也要照顾好感情世界。片尾她问：你们见过一个男人从这里路过吗？其实是在质询一个人存活的可能性。 人物周刊：你自己的母亲对你也有很深的影响？
杨福东：每个人对母亲的感受不一样，有的人对母亲非常依赖，或者说放不开，而我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很难述说，但我个人认为这个情感非常重要。2002年我带着《陌生天堂》去参加卡塞尔文献展，个人创作道路上慢慢成型，有了好的苗头，但那一年我母亲去世，我会更感慨亲人不在了，对母爱有了更深的体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在教你要怎么生活。
人物周刊：从早年《黄小姐昨夜在M餐厅》（2006）到《国际饭店》（2010）黑白组照，你的作品常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2013年的《新女性》和2014年的《天色·新女性II》两个系列风格迥异，创作上你是如何考虑的？
人物周刊：作为一部长片，它有没有什么主要的故事线？
杨福东：片子里没有一个绝对叙事，但有个大方向，简单地说，90年代末一个春节前后，老人去世，新人结婚，中年人发生意外。这就是记忆当中农村的生活，老中青三代的家庭，奶奶去世了，三个叔叔不同职业，有养猪的，有杀猪的，各司其职，在村里生活，屠户也想要赚钱，给自己的孩子买房子。这里面也有个第一视角，村里住着一个嫂子，她是外来的媳妇，她弟弟在县城里开摩托车拉脚，其实这类人就构成了农村和县城的关系。
人物周刊：你这次回去拍片，感觉老家变化大吗？
杨福东：我现在再回去看，其实农村人生活状态变化不大。但县城变化很大，到处是房地产、小商店，所有招聘启事都一样，五金店现在有了那些廉价的打印大字，就像我们城里铺天盖地的LED灯，所有装饰都是简单粗暴、千篇一律的。你仔细看，那是种很悲伤、异样的感觉，孤零零的房子面前立着小店，门口一串小灯，那种感觉很尴尬，也许换到古代，那就是新龙门客栈，门口飘着一个旗，上面写个“酒”字，感觉好怪。我没有任何批判的意思，就是很实际地感受着周遭的生活。在我心里，可能会把《香河》当成“图书馆电影计划”的第一部。
人物周刊：具体说说你这个庞大的“图书馆电影计划”？
杨福东：这也是拍《竹林七贤》时想到的，22部电影，可能用10到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些电影，很难说它有什么具体意义，它就像文献一样在书架上放着，其实有点像潜存着的电影，你做完了就放在那里，然后可能会有人去看看，对每个人来说，你看了可能是一扇窗户，也可能不是。这片子还是希望拿时间去做，有个大概的方向：就是人到底有没有精神生活？开玩笑地说，这计划有点浪费青春，因为它是一个需要花时间去做的东西，不管有意思没意思，重复也好，毕竟通过时间，对想做任何事的人来说，时间都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东西，它其实是个挺悲壮的词儿，因为不可回头。
（感谢香格纳画廊朱海娅、费阳协助联络）
杨福东的作品浸淫着古典文人气息，又与当代场景对接，他运用影像构建了一个时空疏离的世界，每帧画面都能激起观者心底的涟漪。评论家认为杨福东专注于知识分子的角色：他们大多数迷失在现代社会，被推到社会边缘。透过他们，杨福东表现了被现代化狂潮践踏的中国传统文化。譬如《竹林七贤》第一部中，他把场景设在雾霭缭绕的黄山，一个身穿西服的女孩喃喃自语道：“当我站在群山之巅，被趋近的云和浓雾包围着，我感觉我好像在空中飞。我有种想要飞身跃下的冲动，想沐浴在云海中，想死在那里。”
在上海定居近20年后，杨福东早已习惯这里的生活，他选了张爱玲故居边上的咖啡馆，我们的采访从近作出发，延展到他多年创作的各个面向。在那些鲜少对外公开的晦涩影像背后，这个笔名“静雨天安”的当代艺术家并不神秘，据他自己介绍，这几天，他在家一边剪辑新片，“一边把电视剧《琅琊榜》又复习了一遍：拍得可真好！”
新女性们
人物周刊：徐悲鸿那幅《愚公移山》画里的女性很普通，但在你这部影像作品中母亲角色得到凸显，甚至成为故事的重要线索，当初是如何设计的？
杨福东：从《愚公移山》的题材来看，里面有老中青三代，还包括小孩，推动移山这件事有股巨大的力量，其实是说“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所有纽带都是母亲，她是家中承上启下很关键的角色。所以我觉得她自身就充满了力量，她怎么看待生活、怎么去演绎，会让一切变得丰富起来。
以母亲为切入点再想故事，这是山里面一个小农村，家中壮劳力不存在的状态。一个单亲家庭，两个小孩，她的作用是烘托那个老人家“愚公”，其实就是深山里劳作不息的这么一个人，但年老后有点痴呆，每天执着地抱着一块冰行走在山里，那个冰块里封存着他曾经的劳动工具：一把锤子。愚公到老了可以忘记一些东西时，他还是没忘记自己的工具，冻在那个冰块里面，记忆像是被凝固了。
人物周刊：这部片子里还有一组西装革履的男人，他们夹着公文包或提着长柄伞，有何寓意？
杨福东：这另外一组人像是城市青年，这些人因为某种目的路过这座山，他们在深山的黑夜里行走，就是一种迷失的状态——其实有点像现在的主流群体。在迷失的状态里，他们可能会路遇一头长期劳作受伤濒死的水牛，山里各样的劳作工具，或者这个正在寻找自己丈夫的女人。其实他们是黑夜迷失在山里的过路客，整部片子里有这些年轻人，有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母亲，照顾老少的同时她不停地出去寻找她的丈夫，她身兼重任，既要照顾好现实生活，也要照顾好感情世界。片尾她问：你们见过一个男人从这里路过吗？其实是在质询一个人存活的可能性。 人物周刊：你自己的母亲对你也有很深的影响？
杨福东：每个人对母亲的感受不一样，有的人对母亲非常依赖，或者说放不开，而我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很难述说，但我个人认为这个情感非常重要。2002年我带着《陌生天堂》去参加卡塞尔文献展，个人创作道路上慢慢成型，有了好的苗头，但那一年我母亲去世，我会更感慨亲人不在了，对母爱有了更深的体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在教你要怎么生活。
人物周刊：从早年《黄小姐昨夜在M餐厅》（2006）到《国际饭店》（2010）黑白组照，你的作品常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2013年的《新女性》和2014年的《天色·新女性II》两个系列风格迥异，创作上你是如何考虑的？
人物周刊：作为一部长片，它有没有什么主要的故事线？
杨福东：片子里没有一个绝对叙事，但有个大方向，简单地说，90年代末一个春节前后，老人去世，新人结婚，中年人发生意外。这就是记忆当中农村的生活，老中青三代的家庭，奶奶去世了，三个叔叔不同职业，有养猪的，有杀猪的，各司其职，在村里生活，屠户也想要赚钱，给自己的孩子买房子。这里面也有个第一视角，村里住着一个嫂子，她是外来的媳妇，她弟弟在县城里开摩托车拉脚，其实这类人就构成了农村和县城的关系。
人物周刊：你这次回去拍片，感觉老家变化大吗？
杨福东：我现在再回去看，其实农村人生活状态变化不大。但县城变化很大，到处是房地产、小商店，所有招聘启事都一样，五金店现在有了那些廉价的打印大字，就像我们城里铺天盖地的LED灯，所有装饰都是简单粗暴、千篇一律的。你仔细看，那是种很悲伤、异样的感觉，孤零零的房子面前立着小店，门口一串小灯，那种感觉很尴尬，也许换到古代，那就是新龙门客栈，门口飘着一个旗，上面写个“酒”字，感觉好怪。我没有任何批判的意思，就是很实际地感受着周遭的生活。在我心里，可能会把《香河》当成“图书馆电影计划”的第一部。
人物周刊：具体说说你这个庞大的“图书馆电影计划”？
杨福东：这也是拍《竹林七贤》时想到的，22部电影，可能用10到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些电影，很难说它有什么具体意义，它就像文献一样在书架上放着，其实有点像潜存着的电影，你做完了就放在那里，然后可能会有人去看看，对每个人来说，你看了可能是一扇窗户，也可能不是。这片子还是希望拿时间去做，有个大概的方向：就是人到底有没有精神生活？开玩笑地说，这计划有点浪费青春，因为它是一个需要花时间去做的东西，不管有意思没意思，重复也好，毕竟通过时间，对想做任何事的人来说，时间都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东西，它其实是个挺悲壮的词儿，因为不可回头。
（感谢香格纳画廊朱海娅、费阳协助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