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文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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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1942年 / 地点:上海
  人物:张爱玲 梅兰芳 黄宗英
  解说:即使沦陷,但日子终究还要过。上海文艺圈,有人离开,有人压根没打算走,有人走了又回来。选择留下的人,依旧照着自己的人生轨迹生活着。
  张爱玲“兀自燃烧”的名句真是太多了,写着写着“一九四二”活该就碰上了一句“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这话是她在《倾城之恋》中说的。本文要说的便是1942年的上海滩的文艺圈的那些人,有人离开,有人压根没打算走,有人走了又回来了。走了的很多,且不去说罢;走而复返的拣最要紧的两个人梅兰芳和张爱玲来说;没走的有“话剧皇帝”石挥、“甜姐儿”黄宗英。诗人邵洵美在集邮、杨绛(钱钟书1942年也在上海)写话剧,画家蒋兆和1942年恰好来上海办他的画展;此外老电影明星孙道临,冯(《南征北战》的高营长)那年都在上海,知道的人不多。想要说的人太多,只好先说其中几位,她和他今天还有足够高的人气,可以称得上家喻户晓的名流。
  本文的材料和图片多为第一次披露,称得上闻所未闻,想表达的是,1942年所发生,所启示的,依旧于今天另具意义。
  如果张爱玲没回上海
  1942年一个初夏轻阴的下午,还没有一丁点儿名气的张爱玲坐着日本轮船从香港回到了上海。三年前她是从这里走的。1939年,张爱玲考取伦敦大学,因战争的影响,未去成英国,改入香港大学。在去香港之前张爱玲在《天才梦》中写出了传诵至今的名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香港18天即告失守,张爱玲呆不下去,她要离开。飞机天天轰炸,张爱玲照常读她的小说,虽然她是一名防空员。防空员驻扎图书馆,她拿起《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炮弹一颗颗丢下爆炸,你猜张爱玲说什么,她居然说“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几十年后张爱玲写《小团圆》回忆她1942年这次回上海,她居然是和梅兰芳同船——“她刚回上海的时候写过剧评。有一次到后台去,是燕山第一次主演《金碧霞》,看见他下楼梯,低着头,逼紧了两臂,疾趋而过,穿着长袍,没化妆,一脸戒备的神气,一溜烟走了,使她立刻想起回上海的时候上船,珍珠港后的日本船,很小,在船阑干边狭小的过道里遇见一行人,众星捧月般的围着个中年男子迎面走来,这人高个子,白净的方脸,细细的两撇小胡子,西装虽然合身,像借来的,倒像化装逃命似的,一副避人的神气,仿佛深恐被人占了便宜去,尽管前呼后应有人护送,内中还有日本官员与船长之类穿制服的。她不由得注意他,后来才听见梅兰芳在船上。”
  张爱玲回到上海,即做起了自由撰稿人,开始向上海滩的期刊杂志密集投稿,很快便声名鹊起,连傅雷都称赞她的小说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彼时也在上海的作家柯灵1984年写下名篇《遥寄张爱玲》,他分析了张爱玲为什么能在两三年间蹿红文坛——“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丐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风避雨。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周振甫、徐调孚、顾均正诸老,就都是的。”
  1942年,文化界的半壁江山,仍在上海。柯灵最终点明“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30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故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历史的吊诡又一次显灵,“国家不幸诗家幸”,如果1942年张爱玲没回上海的话,在香港她至多就是一个大学生。
  梅兰芳是乘船还是乘飞机
  关于梅兰芳回上海的确切日期及是乘船回还是乘飞机回,研究梅兰芳的专家学者都是稀里马虎,说什么的都有,更不要提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是如何不顾历史真相了。最终还是我利用自己的收藏得出了准确的答案。
  1938年年初(另一说是“1938年春末”),梅兰芳携带家眷和剧团演职人员,乘上海邮轮到达香港演出。香港被日军占领后,1942年(准确日期不详,一说当年春,一说当年夏),梅兰芳选择返回上海。关于这次回上海,梅兰芳是乘船回的上海,还是乘飞机回的上海?还是先乘船到广州,再由广州乘飞机回的上海?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历史分粗线条和细线条,轮船乎,飞机乎,可能连细线条都算不上,枝节末梢,无关宏旨,但是如果连梅兰芳这么个大名人的这点儿小事情都定不下来,确实有点儿说不过去吧。
  许姬传与许源来,许氏昆仲都是梅兰芳最亲近的人(梅滞港期间虽不登台演出,但于住处由许源来吹笛吊嗓。),这是人所共知的。许源来在《梅兰芳在香港》中讲:“他(梅兰芳)回到上海,又黑又瘦,比去的时候憔悴多了,嘴上又留了胡子,样子变了。梅夫人一把抓住他,含着眼泪说‘上海传遍了你的凶讯,说你从香港坐船回来,半路上船被打沉了,今天我们还能见面,真不容易!”
  著名记者金雄白说:“梅兰芳留香港不久,汪伪政权向日方梅松两机关交涉的结果,派了徐采丞(杜月笙的密友,前数年在港仰药自尽)等把在港囚禁中的叶恭绰、李思浩、陈友仁、郑洪年、唐寿民、林康侯等专机接往上海,而梅兰芳竟得与这几位当时政治经济方面的巨头一同东返。”
  柯灵1945年9月发表的《梅兰芳的一席谈》,梅兰芳对柯灵讲:“后来他带我去见了矢崎——这个人您大概知道,不久以前他还在南京,管着‘民政’什么一类的事,他把我找了去,骇了我一身汗,闹到归齐,原来他也是我的二十年前的看客。他问我为什么不在香港登台,我说嗓子坏了,是养病来的,所以不能演出。”柯灵紧张地看着梅兰芳,急于知道下文,梅兰芳安慰似的,用轻松的语调跟柯灵讲:“还好,他还不怎么为难。我趁此机会说离家久了,急于想回上海,问他能不能替我弄张飞机票;他答应了,后来我就是这么回上海的。”“闹到归齐”是北京方言,通常说成“闹了归齐”。   某日整理书刊,翻出一摞《太平洋周刊》,随手打开一本(1942年8月8日,第一卷第三十期),轰隆一声雷——《安然归来的梅兰芳》,轰隆又一声——本报专访·文熊《梅兰芳安然归来 暂拟息影红氍毹》,旁边还有一张“梅兰芳近影”。
  梅兰芳行将返沪的消息,粉碎了他溺死在海洋里的谣诼,全沪“梅迷”,皆大欢喜,拭干眼泪,盼望梅博士“从天而降”(乘机飞沪),然而日复一日,梅兰芳回沪依旧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于是怀疑纷起——以为这又是个谣言。
  终于在7月26日的午后四时半,这位阔别五载,使人望眼欲穿的“缀玉轩主人”梅兰芳,在大场飞机场(大场飞机场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1938年侵华日军所建,占地4136亩。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军队接管。1953年3月由海军航空兵部队管理,为军队服役机场。)出现了。回沪的消息,现在是千真万确地被证实了。
  “梅兰芳老得多了。”这是我见到梅兰芳后,脑中第一个浮起的印象。他的脸庞是那么得清瘦,精神又不振作,而嘴唇上留着的一撮短髭,更显出他苍老的姿态。
  梅兰芳是乘飞机回到上海的,那张爱玲在船上看到的那个人绝不可能是梅兰芳。
  “甜姐儿”黄宗英登台表演
  五七版的电影《家》,黄宗英饰演的梅表姐,郁郁而生,忧忧而死,看得叫人气闷死了。孙道临饰演的大哥觉新,只会说一句“梅,你躲我?”黄宗英三岁时叫孙道临“以亮哥”,黄宗英的大哥黄宗江与孙道临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是同学。黄宗英是表演得好吗?我原来这样以为,及待看到刊物上黄宗英写自己和别人写黄宗英,才明白“身世之感”与演技之间的互相渗透。黄宗英表演得非常出色,没有几个镜头的梅表姐,隐约影射了黄宗英18岁时遭遇的人生最大打击。也该算幸而相离得不太远,黄宗英还算年轻(演《家》时还刚刚30岁),再晚几年,我们就看不到现在这个样子的梅表姐了,不早不晚,以后黄宗英渐渐疏远了银幕。上海沦陷后,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选择去了大后方,妹妹却留下来从艺,对于那个时候的个人去留选择的评价,落到每个人的档案里,多少是个麻烦。
  刊物对演艺界一直舍得给篇幅,那时还不到20岁的黄宗英,刊物有一回竟拿出一个画页上了她三张生活照,黄宗英的三封私信亦得以披载,还有一篇采访记,夹在别人文章里的她,这些加在一起,那几年的黄宗英面目就完整了。我从对黄宗英的电影感兴趣慢慢进展到所有联系到她的旧资料都喜欢搜集,这本杂志上的发现,似乎对我最有用,连带着把一些始终搞不清串不起来的人事也初具眉目了。彼时,与黄宗英走得近熟的人大致有:李德伦(著名指挥家)、异方(郭元同)、丁力(石增祥)、石挥、黄裳、陈传熙。和这些人熟,还是因为凡她大哥黄宗江圈子里的朋友最终都成了她的朋友,好像黄宗英自己不会发展朋友。
  异方是黄宗江燕京大学时的同学,后来成了黄宗英的新郎,最惨的一幕就发生在新婚当天,新郎突然病倒,“勉强被搀扶着行过‘昏’礼”,18天后的深夜,新郎在羊市大街医院(今人民医院)病逝。如此如戏如梦,使“我(黄宗英)总把戏,梦,人生分不清,掰不开。”《杂志》里竟然还有两张异方下葬的照片,一身白衣臂戴黑纱的黄宗英悲伤欲绝地在墓穴边。为了化解这巨痛,黄宗英在北平香山过了半年“信教”的生活,直到有人来接她去上海演戏。在“故都来鸿”内,黄宗英写道:“我的丈夫悄悄的离开了人间,他生没有作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业,死也没有留下万古不朽的大杰作,月白风清之夜,辗转相思,每念人世之不可解,既生之,又死之,短短二十三年的奔走劳碌,算什么事?算什么事!一日偶翻案首,得此录之,慰我夫在天之灵,也引以自慰。他曾勇敢的留下足迹到水边去,千万的足迹踏成了平地,千万的尸骸堆成了渡桥,其余的便都过去了。一九四三年岁暮于香山一棵松”。这段不长的悼亡夫文,不太像一个18岁女子写的,几十年后黄宗英忽然转行成了作家,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她具有写文章的潜质。
  对黄宗英一生走向影响最大的人无疑是大哥黄宗江。《寄大哥》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黄宗英已回到上海,而黄宗江已与黄裳搭伴“入蜀”了,少了那么多朋友围伴在身边,黄宗英变得独立而坚强——“我在想,我从前的好哭好烦,都是你们娇惯了我。我哭了,你们就哄我,我气了,你们就对我特别好,我病了,你们就在家陪我讲故事,你们又似乎时常在欣赏着我的眉尖轻蹙,嘴儿微撅,于是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多愁善病起来。现在呢,元同(注:异方)死了,你也远在数千里外,剩我一个人在这孤伶伶的小亭子间里,与那戴了防空帽的可怜的台灯为伴。外面是没有月亮的夜,下着雾一般的小雨。弄堂里静悄悄,整幢房子看不见一丝儿光亮。如果我从现在开始酸鼻子,流眼泪,张嘴,抽肩膀——哭,恐怕哭到太阳出来也没人来理我。如果我一生气。砸碎一个茶杯,那也只好劳驾自己的两条腿,到楼下人家去借扫帚和畚箕。所以我学乖了,不再哭了。照照镜子,笑脸是比哭脸可爱。在实生话方面,我还是本着你的戒妹条例,依旧是很严肃的在计划着学,不断的学。”
  今天黄宗英还住在上海,但已是久卧病榻了,我一想起70年前的“甜姐儿”,总感觉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每天都在上演不同的剧目。
  链接 香港秘密大营救
  1942年,张爱玲、梅兰芳都从香港回到了上海,彼时的香港发生了什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随即,日军开始搜捕被困在香港九龙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与此同时,一场中共组织的秘密大营救也就此开始。
  根据党中央的紧急指示,港九地区各级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展开了一场秘密大营救,使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胡绳、范长江、戈宝权等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名人及其家属800余人安全脱险。
  这场营救动用了很多人。从香港九龙转移到大后方的名人一批批住进秘密集中点,吃饭是首要问题。负责营救工作的地下工作者每天天还没亮就和市民一道去配给站排队。很多战士省吃俭用,吃番薯、豆叶以保证他们的两顿干饭。
  这场秘密大营救历时3个月,遍及10余省市,参与营救的战士像一根互相看不见的锁链,一环紧扣一环,组成了特别的营救大军。然而由于保密的需要,这支营救大军里的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营救的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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