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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营养健康和贫困代际传递一直是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两大重要部分，它们不仅影响着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更关系着祖国的未来，然而这两大问题在中国农村地区表现的更为突出。该研究主要利用CHNS数据，借助SPSS19.0、Excel等统计软件，对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程度，以及营养健康对中国农村贫困代际的作用机制等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进而对提高中国农村营养健康水平，改善贫困代际传递状况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研究表明：中国农村依然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其中相对代际贫困传递成为主要的形势。父辈的健康水平对子辈健康的影响显著，父辈对子辈的健康投资和对健康的认知水平对子辈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弱。
关键词营养健康；贫困；代际传递；中国农村
中图分类号S-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0517-6611（2015）21-347-0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整体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官方贫困线的提升使得中国相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居高不下。解决贫困问题依旧是中国政府重点工作之一，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大部分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广大农村地区，这些地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由此带来贫困率和返贫率很高，并且恶性循环，出现较为明显的贫困积累效应。因此研究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对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主要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对中国农村的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以期对提高中国农村营养健康水平、改善贫困代际传递状况有所助益。
1研究综述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内外学者就国家和地区贫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国外，Corcoran根据PSID 数据库分析了美国贫困代际传递情况，发现有 30%出生在贫困家庭的美国黑人在成年后仍处于贫困之中，美国白人的贫困代际传递比重明显较低（约7%左右）[1]。Corcoran和Adams还发现，出生于贫困家庭的黑人成年后处于持久性贫困的比重较高，约为出生于非贫困家庭黑人的2.5倍[2]。在国内，张立冬利用CHNS 数据，对1988～2008 年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存在非常显著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相对贫困层面的代际传递现象较为突出，教育和非农就业对于削弱贫困代际传递具有积极作用[3]。在理论分析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包括多因素和单因素对贫困代际传递影响的分析，多因素分析如肖冬平[4]、甘露[5]、陈文江等[6]、韩春[7]等都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内在和外在原因进行了分析，李晓明则阐述了农村农民贫困代际传递对社会、家庭及个人的负面影响[8]。而李昕则以持久性收入假说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贫困代际的影响[9]。单因素影响分析如马新通过理论分析，着重研究了教育对于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作用及政府在教育方面应承担的责任[10]。查阅文献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于农村贫困代际傳递的实证研究较多，国内学者在这方面较为稀少。然而对于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来说，研究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并进行实证分析，提出指导性的建议和意见，不仅有助于政府从代际的视角了解农村长期存在的贫困状况，而且也为国家如何制定和调整农村扶贫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2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描述性分析
该研究所采用数据为2011年CHNS数据，所反映的实际年份为2010年。在具体数据上，使用经过CPI调整的子辈收入水平以及经过CPI调整的父辈收入水平，其中经过CPI调整的父辈收入水平是由经过CPI调整的父亲收入和母亲收入的均值共同决定，且采用年龄在16～65岁间的样本。根据CHNS数据给定的家庭成员关系对父辈和子辈进行配对，最终得出2010年有效子辈样本数量为333人，有效父辈样本数量为326人。绝对贫困线采用的是世界银行贫困线，张立冬研究指出2008年的绝对贫困线为1 798.60元[3]，根据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可得，2010年的绝对贫困线为1 857.76元。相对贫困线是基于所得有效样本中位数收入的50%作为贫困线的标准，计算得到2010年的相对贫困线为7 784.51元。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进行描述性分析。
2.12010年绝对和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情况
以绝对贫困线1 857.76元为标准，对2010年有效样本数据进行筛选，经统计得父辈与子辈处于绝对贫困的比重分别为4.29%、9.01%。在父辈处于绝对贫困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筛选出子辈收入位于绝对贫困线及以下的样本，即为子辈代际贫困人数。统计发现，符合条件的子辈代际贫困人数为3，最终得出绝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为21.43%。与绝对贫困代际传递统计方法相同，经统计分析得，父辈与子辈处于相对贫困的比重分别为19.63%、24.02%，相对代际传递比重为4189%。将绝对和相对贫困比重的统计数值绘制成柱状图（图1）。由图1可直观地看出，子父辈的相对贫困比重明显高于绝对贫困比重，说明以绝对贫困线为标准，中国农村居民在世界范围来说处于较低贫困水平。在国内进行比较，我国农村居民中仍有较大比重处于贫困线及以下，贫困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由图1还可得出，无论是以绝对贫困线还是以相对贫困线为标准，子辈和父辈的贫困比重都较为接近，可以推测中国农村的贫困存在较为严重贫困代际的现象，即子辈继承了父辈的贫困。对此，该研究统计得出：子辈处于相对贫困，父辈不处于贫困状态的比重为62.50%；子辈处于绝对贫困，父辈不属于绝对贫困人群的比重高达90%。说明2010年绝对贫困代际传递较弱，而相对贫困代际传递作用较明显。
2.2各年份贫困代际传递情况比较分析
收集已有数据，汇总整理得到1998～2010年绝对和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绘制出贫困代际传递情况折线图（图2）[3]。将绝对和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二者变化趋势进行比较，总体上，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下降较为缓慢且下降幅度较小。绝对代际贫困传递比重下降较快，尤其在2003年以后。具体来看，1996和2003年为2个转折点，在1996年以前绝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超过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并且二者差距越来越小。1996～2003年，绝对和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较为相近，差距较小；而2003年以后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超过绝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且二者差距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为41.89%，略高于2008年的40.31%，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又出现新一轮的反弹迹象。以上数据表明，21世纪中国总体的贫困代际传递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中国农村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仍较为严重，成为主要的形势。 3健康对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人对营养健康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因而该研究重点从健康角度，对健康人力资本对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该作用机制为父辈通过其自身健康、对子辈的健康投资以及对健康的认知水平，对其子辈的健康产生影响，而子辈的健康水平会影响其后一辈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后一辈的健康投资、对健康的认知水平等，从而进一步对后一辈的健康产生影响，若该影响为不利影响，则在子父辈之间产生贫困代际传递的现象。基于该作用机制，该研究用父辈的收入水平来替代对子辈的健康投资，用BMI值来衡量健康程度，用母亲的教育程度来衡量对健康的认知水平，建立Logit模型：
ln[p/（1-p）]=ln[E（H）/1- E（H）]=b0+b1×health+b2×income+b3×education+e
式中，H为子辈健康水平；health为父辈健康水平；income为父辈收入水平；education为母亲的教育水平；b0为常数项；b1、b2、b3为系数；e为误差项。
关于数据，收入水平沿用该研究第二部分得出的有效样本数据，在CHNS数据中查找出母亲的教育程度、身高、体重等指标数据，计算出BMI（Body Mass Index）值，将各个变量的数据进行样本匹配，去除无效或缺失数据的样本，最终得到子辈和父辈有效样本各282个。
3.1健康人力资本与收入的相关性研究
根据BMI指数的中国划分标准，将健康状况划分为3类来考察：①营养不良；②营养正常；③营养超常。将营养不良和营养超常进一步划分为“不健康”一类，将营养正常视为“健康”水平。对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得在子辈中有45.04%处于身体“不健康”水平，在父辈中约有51.06%的样本归于“不健康”一类。总体来说，处于健康和不健康的子辈和父辈的比重较为相近，样本中约1/2身体是处于“不健康”状态。
为便于分析，将样本的健康水平设置为虚拟变量，其中0表示“健康”，1表示“不健康”。将CPI调整的子辈的收入与其健康水平进行OLS回归，回归的效果非常不理想。同时将子辈的收入与其健康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输出结果显示子辈收入与其健康水平的相关关系数值为0.068，说明子辈收入与其健康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其实际显著性水平为0.253，远大于理论显著性水平0.01，相关性分析的结果也不理想。推测可能的原因有：一是在所有影响收入的因素中，健康状况的作用相对较小；二是健康水平本身的复杂性，衡量指标存在偏差，学术界有诸多关于衡量健康指标方法的研究，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衡量方法。
3.2基于代际传递角度对影响子辈健康水平因素的实证分析
将数据录入SPSS19.0，对模型进行二元Logit回归，结果显示：在90%的显著性水平下，health、income、education所对应的P值为0.030、0.264、0.188。该输出结果表明父辈的健康程度（health）对子辈的健康有重要的作用，这可以从遗传角度来解释，与预期相符合。而父辈对子辈的健康投资（income）和对健康的认知水平（education）这2个因素对子辈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弱，回归结果并不理想。
虽然健康与遗传有直接关系，但科学研究已表明后期对健康投资，包括医疗保健、营养摄入等都会对人体健康产生重要影响。父辈对子辈的健康投资这一变量回归结果与实际有偏差，笔者推测是健康投资所采用的数据存在问题，此处健康投资应为子辈未成年前的父辈收入，但由于数据采集难度过大，该研究采用2010年的父辈收入来替代是不大恰当的。除此之外，父辈尤其是母亲对健康的认知水平也会影响子辈的健康，具体表现在直接影响子辈在未成年时期营养的摄入数量和质量，影响子辈的健康意识等，这一因素回归出现偏差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考究。另外，该研究仅用BMI指数不足以准确衡量样本的健康状况，相对贫困线数值设置相对于中国式贫困而言偏高。
4结论与建议
综合对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情况的描述性分析和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①中国农村依然存在非常显著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且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有增强的趋势；②健康水平对收入及后代健康产生重要影响；③女性在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不容忽视。
为改善中国贫困代际传递的程度，提出以下建议：
（1）加大对中国农村居民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对女性的教育投资。增强居民的就业能力和收入获取能力，从而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自身抵御健康风险的能力。
（2）推进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真正形成正规的健康风险应对机制。
（3）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引导性政策，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教育水平的高低与健康意识的强弱具有正相关关系，因此加大教育投資是避免陷入健康贫困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政府需积极引导，通过加大宣传、采取激励政策等引导农村居民提高对健康的重视程度。
参考文献
[1]
CORCORAN M.Mobility，persistence，and the consequences of poverty for children： Child and adult outcomes[M]//DANZIGER S，HAVEMAN R. Understanding poverty.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 CORCORAN M，ADAMS T.Race，sex，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M]//DUNCAN G J，BROOKSGunn J.Consequences of growing up poor.No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7.
[3] 张立冬.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6）：45-50.
[4] 肖冬平.我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成因探析： 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J].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 2008（1）：7-12.
[5] 甘露.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贫困的致因分析——基于贫困代际传递论与贫困陷阱论比较[J].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2）：117-120.
[6] 陈文江，杨延娜.西部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社会学研究以甘肃 M 县四个村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 2010（4）：18-23.
[7] 韩春.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根源探究[J].经济研究导刊， 2010（16）：46-48.
[8] 李晓明.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负面影响[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7（2）：72-73，80.
[9] 李昕.我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分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2（1）：66-71.
[10] 马新.教育公平对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J].现代教育管理，2009（1）：19-22.
43卷21期汪诗萍等营养健康与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
关键词营养健康；贫困；代际传递；中国农村
中图分类号S-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0517-6611（2015）21-347-0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整体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官方贫困线的提升使得中国相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居高不下。解决贫困问题依旧是中国政府重点工作之一，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大部分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广大农村地区，这些地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由此带来贫困率和返贫率很高，并且恶性循环，出现较为明显的贫困积累效应。因此研究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对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主要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对中国农村的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以期对提高中国农村营养健康水平、改善贫困代际传递状况有所助益。
1研究综述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内外学者就国家和地区贫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国外，Corcoran根据PSID 数据库分析了美国贫困代际传递情况，发现有 30%出生在贫困家庭的美国黑人在成年后仍处于贫困之中，美国白人的贫困代际传递比重明显较低（约7%左右）[1]。Corcoran和Adams还发现，出生于贫困家庭的黑人成年后处于持久性贫困的比重较高，约为出生于非贫困家庭黑人的2.5倍[2]。在国内，张立冬利用CHNS 数据，对1988～2008 年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存在非常显著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相对贫困层面的代际传递现象较为突出，教育和非农就业对于削弱贫困代际传递具有积极作用[3]。在理论分析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包括多因素和单因素对贫困代际传递影响的分析，多因素分析如肖冬平[4]、甘露[5]、陈文江等[6]、韩春[7]等都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内在和外在原因进行了分析，李晓明则阐述了农村农民贫困代际传递对社会、家庭及个人的负面影响[8]。而李昕则以持久性收入假说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贫困代际的影响[9]。单因素影响分析如马新通过理论分析，着重研究了教育对于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作用及政府在教育方面应承担的责任[10]。查阅文献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于农村贫困代际傳递的实证研究较多，国内学者在这方面较为稀少。然而对于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来说，研究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并进行实证分析，提出指导性的建议和意见，不仅有助于政府从代际的视角了解农村长期存在的贫困状况，而且也为国家如何制定和调整农村扶贫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2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描述性分析
该研究所采用数据为2011年CHNS数据，所反映的实际年份为2010年。在具体数据上，使用经过CPI调整的子辈收入水平以及经过CPI调整的父辈收入水平，其中经过CPI调整的父辈收入水平是由经过CPI调整的父亲收入和母亲收入的均值共同决定，且采用年龄在16～65岁间的样本。根据CHNS数据给定的家庭成员关系对父辈和子辈进行配对，最终得出2010年有效子辈样本数量为333人，有效父辈样本数量为326人。绝对贫困线采用的是世界银行贫困线，张立冬研究指出2008年的绝对贫困线为1 798.60元[3]，根据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可得，2010年的绝对贫困线为1 857.76元。相对贫困线是基于所得有效样本中位数收入的50%作为贫困线的标准，计算得到2010年的相对贫困线为7 784.51元。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进行描述性分析。
2.12010年绝对和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情况
以绝对贫困线1 857.76元为标准，对2010年有效样本数据进行筛选，经统计得父辈与子辈处于绝对贫困的比重分别为4.29%、9.01%。在父辈处于绝对贫困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筛选出子辈收入位于绝对贫困线及以下的样本，即为子辈代际贫困人数。统计发现，符合条件的子辈代际贫困人数为3，最终得出绝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为21.43%。与绝对贫困代际传递统计方法相同，经统计分析得，父辈与子辈处于相对贫困的比重分别为19.63%、24.02%，相对代际传递比重为4189%。将绝对和相对贫困比重的统计数值绘制成柱状图（图1）。由图1可直观地看出，子父辈的相对贫困比重明显高于绝对贫困比重，说明以绝对贫困线为标准，中国农村居民在世界范围来说处于较低贫困水平。在国内进行比较，我国农村居民中仍有较大比重处于贫困线及以下，贫困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由图1还可得出，无论是以绝对贫困线还是以相对贫困线为标准，子辈和父辈的贫困比重都较为接近，可以推测中国农村的贫困存在较为严重贫困代际的现象，即子辈继承了父辈的贫困。对此，该研究统计得出：子辈处于相对贫困，父辈不处于贫困状态的比重为62.50%；子辈处于绝对贫困，父辈不属于绝对贫困人群的比重高达90%。说明2010年绝对贫困代际传递较弱，而相对贫困代际传递作用较明显。
2.2各年份贫困代际传递情况比较分析
收集已有数据，汇总整理得到1998～2010年绝对和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绘制出贫困代际传递情况折线图（图2）[3]。将绝对和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二者变化趋势进行比较，总体上，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下降较为缓慢且下降幅度较小。绝对代际贫困传递比重下降较快，尤其在2003年以后。具体来看，1996和2003年为2个转折点，在1996年以前绝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超过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并且二者差距越来越小。1996～2003年，绝对和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较为相近，差距较小；而2003年以后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超过绝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且二者差距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为41.89%，略高于2008年的40.31%，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比重又出现新一轮的反弹迹象。以上数据表明，21世纪中国总体的贫困代际传递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中国农村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仍较为严重，成为主要的形势。 3健康对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人对营养健康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因而该研究重点从健康角度，对健康人力资本对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该作用机制为父辈通过其自身健康、对子辈的健康投资以及对健康的认知水平，对其子辈的健康产生影响，而子辈的健康水平会影响其后一辈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后一辈的健康投资、对健康的认知水平等，从而进一步对后一辈的健康产生影响，若该影响为不利影响，则在子父辈之间产生贫困代际传递的现象。基于该作用机制，该研究用父辈的收入水平来替代对子辈的健康投资，用BMI值来衡量健康程度，用母亲的教育程度来衡量对健康的认知水平，建立Logit模型：
ln[p/（1-p）]=ln[E（H）/1- E（H）]=b0+b1×health+b2×income+b3×education+e
式中，H为子辈健康水平；health为父辈健康水平；income为父辈收入水平；education为母亲的教育水平；b0为常数项；b1、b2、b3为系数；e为误差项。
关于数据，收入水平沿用该研究第二部分得出的有效样本数据，在CHNS数据中查找出母亲的教育程度、身高、体重等指标数据，计算出BMI（Body Mass Index）值，将各个变量的数据进行样本匹配，去除无效或缺失数据的样本，最终得到子辈和父辈有效样本各282个。
3.1健康人力资本与收入的相关性研究
根据BMI指数的中国划分标准，将健康状况划分为3类来考察：①营养不良；②营养正常；③营养超常。将营养不良和营养超常进一步划分为“不健康”一类，将营养正常视为“健康”水平。对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得在子辈中有45.04%处于身体“不健康”水平，在父辈中约有51.06%的样本归于“不健康”一类。总体来说，处于健康和不健康的子辈和父辈的比重较为相近，样本中约1/2身体是处于“不健康”状态。
为便于分析，将样本的健康水平设置为虚拟变量，其中0表示“健康”，1表示“不健康”。将CPI调整的子辈的收入与其健康水平进行OLS回归，回归的效果非常不理想。同时将子辈的收入与其健康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输出结果显示子辈收入与其健康水平的相关关系数值为0.068，说明子辈收入与其健康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其实际显著性水平为0.253，远大于理论显著性水平0.01，相关性分析的结果也不理想。推测可能的原因有：一是在所有影响收入的因素中，健康状况的作用相对较小；二是健康水平本身的复杂性，衡量指标存在偏差，学术界有诸多关于衡量健康指标方法的研究，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衡量方法。
3.2基于代际传递角度对影响子辈健康水平因素的实证分析
将数据录入SPSS19.0，对模型进行二元Logit回归，结果显示：在90%的显著性水平下，health、income、education所对应的P值为0.030、0.264、0.188。该输出结果表明父辈的健康程度（health）对子辈的健康有重要的作用，这可以从遗传角度来解释，与预期相符合。而父辈对子辈的健康投资（income）和对健康的认知水平（education）这2个因素对子辈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弱，回归结果并不理想。
虽然健康与遗传有直接关系，但科学研究已表明后期对健康投资，包括医疗保健、营养摄入等都会对人体健康产生重要影响。父辈对子辈的健康投资这一变量回归结果与实际有偏差，笔者推测是健康投资所采用的数据存在问题，此处健康投资应为子辈未成年前的父辈收入，但由于数据采集难度过大，该研究采用2010年的父辈收入来替代是不大恰当的。除此之外，父辈尤其是母亲对健康的认知水平也会影响子辈的健康，具体表现在直接影响子辈在未成年时期营养的摄入数量和质量，影响子辈的健康意识等，这一因素回归出现偏差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考究。另外，该研究仅用BMI指数不足以准确衡量样本的健康状况，相对贫困线数值设置相对于中国式贫困而言偏高。
4结论与建议
综合对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情况的描述性分析和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①中国农村依然存在非常显著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且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有增强的趋势；②健康水平对收入及后代健康产生重要影响；③女性在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不容忽视。
为改善中国贫困代际传递的程度，提出以下建议：
（1）加大对中国农村居民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对女性的教育投资。增强居民的就业能力和收入获取能力，从而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自身抵御健康风险的能力。
（2）推进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真正形成正规的健康风险应对机制。
（3）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引导性政策，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教育水平的高低与健康意识的强弱具有正相关关系，因此加大教育投資是避免陷入健康贫困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政府需积极引导，通过加大宣传、采取激励政策等引导农村居民提高对健康的重视程度。
参考文献
[1]
CORCORAN M.Mobility，persistence，and the consequences of poverty for children： Child and adult outcomes[M]//DANZIGER S，HAVEMAN R. Understanding poverty.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 CORCORAN M，ADAMS T.Race，sex，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M]//DUNCAN G J，BROOKSGunn J.Consequences of growing up poor.No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7.
[3] 张立冬.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6）：45-50.
[4] 肖冬平.我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成因探析： 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J].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 2008（1）：7-12.
[5] 甘露.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贫困的致因分析——基于贫困代际传递论与贫困陷阱论比较[J].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2）：117-120.
[6] 陈文江，杨延娜.西部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社会学研究以甘肃 M 县四个村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 2010（4）：18-23.
[7] 韩春.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根源探究[J].经济研究导刊， 2010（16）：46-48.
[8] 李晓明.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负面影响[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7（2）：72-73，80.
[9] 李昕.我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分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2（1）：66-71.
[10] 马新.教育公平对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J].现代教育管理，2009（1）：19-22.
43卷21期汪诗萍等营养健康与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