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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化快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稀释甚至掩盖了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问题。
在1980年代初,中国曾经流行过一个词汇,叫做“万元户”,这些当年作为先富裕起来代名词的“万元户”,经过30年的中国金融洗礼,其财富的可能膨胀和缩水状况如何?
我们分别选取1981、1991、2001和2007年这四个时点来考察,看看货币可能的变迁途径。
第一种:从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看,上述四个时点分别为:500元、1700元、6800元和13800元。因此“万元财富”要跟得上人均货币收入增长,30年前的一万元,大体和现在的27-28万元相当。
第二种,从居民人均储蓄看,上述四个时点居民储蓄总额分别为:523亿、9200亿、7.4万亿和17.3万亿,考虑人口变化之后的人均储蓄为52元、800元、5900元和1.3万元。这样算来,1981年的“万元财富”相当于当时人均储蓄的200倍,折算到现在差不多是255万元。
例子可能是粗糙的,但结论显而易见:过去30年,钱本身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常“不值钱”了!虽然中国30年来CPI平均不过4.8%,表象上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的极速增长,这种进程就是所谓的“货币化”。
过去30年,中国货币化进程的一个维度是货币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在1980年代初期,可能只有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才用得着钱,并且还得有票证配给,才能派得上用途。当时的教育、住房、医疗等基本上是公费的。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上述领域大体都货币化了,上学贵、看病贵、商品房更贵。不仅如此,连许多不应该货币化的领域也充分货币化了,举凡行贿受贿、买官卖官,钱都是背后的根本推手。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本身就要求货币当局发行更多的货币,原来“高福利、低工资”的劳动报酬结构,也逐渐向以货币收入为主、以社会保障为辅的结构倾斜了。
中国货币化进程的另一个维度是货币发行规模的惊人膨胀。以每年净投放的现金看,1981年为50亿元,2007年则为3300亿元,增长了66倍,流通中现金则从3200亿增长到2.7万亿,这还没有考虑银行卡对现金的巨大渗透和替代效应。以广义货币M2的余额来看,1981年为1.9万亿,2007年则为40.3万亿,增长了21倍,在过去20年,即便在M2增速最低的2000年,也达到了同比增长12%。信贷和广义货币的投放持续快于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过去10年,中国的M2/GDP比率始终是全球最高的。
中国极速的货币化进程带来了许多幸运的事情,一是货币化能够使得财力实际上向政府集中,不利于持有银行储蓄或中长期国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
二是货币化能够使得银行体系的总资产不断膨胀,快速扩张不利于银行维持稳健的资本充足率,但却在很大程度上稀释甚至掩盖了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问题,周小川曾指出,在2003年之前,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化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产规模的扩张,然后才是治理结构的改善。从过去的30年看,中国极速的货币化进程,是政府得以统领经济改革不断向前的很重要的幸运因素。
在快速货币化的进程中,持有现金或者低风险低收益的储蓄、国债等金融资产,和把大半财富拱手让出的差异并不大。用货币去购买可以大规模产业化提供的消费品,几乎等同于奢侈的挥霍。
在我看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必须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回归,向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回归,使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和货币供应保持相对稳定合理的关系,货币政策工具也应不拘泥于所谓间接调控,而应该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并举,对内平衡和对外平衡兼顾,并关注资产价格和通胀预期异常变动的可能风险。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在1980年代初,中国曾经流行过一个词汇,叫做“万元户”,这些当年作为先富裕起来代名词的“万元户”,经过30年的中国金融洗礼,其财富的可能膨胀和缩水状况如何?
我们分别选取1981、1991、2001和2007年这四个时点来考察,看看货币可能的变迁途径。
第一种:从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看,上述四个时点分别为:500元、1700元、6800元和13800元。因此“万元财富”要跟得上人均货币收入增长,30年前的一万元,大体和现在的27-28万元相当。
第二种,从居民人均储蓄看,上述四个时点居民储蓄总额分别为:523亿、9200亿、7.4万亿和17.3万亿,考虑人口变化之后的人均储蓄为52元、800元、5900元和1.3万元。这样算来,1981年的“万元财富”相当于当时人均储蓄的200倍,折算到现在差不多是255万元。
例子可能是粗糙的,但结论显而易见:过去30年,钱本身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常“不值钱”了!虽然中国30年来CPI平均不过4.8%,表象上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的极速增长,这种进程就是所谓的“货币化”。
过去30年,中国货币化进程的一个维度是货币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在1980年代初期,可能只有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才用得着钱,并且还得有票证配给,才能派得上用途。当时的教育、住房、医疗等基本上是公费的。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上述领域大体都货币化了,上学贵、看病贵、商品房更贵。不仅如此,连许多不应该货币化的领域也充分货币化了,举凡行贿受贿、买官卖官,钱都是背后的根本推手。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本身就要求货币当局发行更多的货币,原来“高福利、低工资”的劳动报酬结构,也逐渐向以货币收入为主、以社会保障为辅的结构倾斜了。
中国货币化进程的另一个维度是货币发行规模的惊人膨胀。以每年净投放的现金看,1981年为50亿元,2007年则为3300亿元,增长了66倍,流通中现金则从3200亿增长到2.7万亿,这还没有考虑银行卡对现金的巨大渗透和替代效应。以广义货币M2的余额来看,1981年为1.9万亿,2007年则为40.3万亿,增长了21倍,在过去20年,即便在M2增速最低的2000年,也达到了同比增长12%。信贷和广义货币的投放持续快于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过去10年,中国的M2/GDP比率始终是全球最高的。
中国极速的货币化进程带来了许多幸运的事情,一是货币化能够使得财力实际上向政府集中,不利于持有银行储蓄或中长期国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
二是货币化能够使得银行体系的总资产不断膨胀,快速扩张不利于银行维持稳健的资本充足率,但却在很大程度上稀释甚至掩盖了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问题,周小川曾指出,在2003年之前,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化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产规模的扩张,然后才是治理结构的改善。从过去的30年看,中国极速的货币化进程,是政府得以统领经济改革不断向前的很重要的幸运因素。
在快速货币化的进程中,持有现金或者低风险低收益的储蓄、国债等金融资产,和把大半财富拱手让出的差异并不大。用货币去购买可以大规模产业化提供的消费品,几乎等同于奢侈的挥霍。
在我看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必须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回归,向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回归,使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和货币供应保持相对稳定合理的关系,货币政策工具也应不拘泥于所谓间接调控,而应该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并举,对内平衡和对外平衡兼顾,并关注资产价格和通胀预期异常变动的可能风险。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