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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书展表面上是在比成品,实际是在比哪一个社会有最丰沃的土壤,有最自由的空气和独立的精神。一个社会一旦具有这些品质,产品自然会好。”
“其实,我还想来北大讲学一年呢,但不知道北大能不能像港大那样提供条件给我。”10月下旬,当下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龙应台接受笔者专访时,如是表达了她最近的一个心愿。一个多小时的专访结束后,她特意走到北京华侨大厦门口“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辨认着王府井大街上的行道树到底是杨树还是榆树,借机体察“唐诗宋词的中国”。
从2004年夏天开始,卸任台北文化局局长的她到香港城市大学访学一年,参观港大教授公寓时看到的“一片海”让她决意留下。港大5年,让她发现:“港大有一个非常新的状况,研究生几乎80%以上是大陆学生。”
专访次日午后,“龙应台《目送》新书见面会”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举行。在穿插着演讲、欧洲式诵读和问答的两个半小时见面会上,除了拒绝“你化妆吗?怎么保持这么好的气色?”一类的个别问题外,龙应台基本上是知无不言。她再一次表达了她最近的心愿:“我确实希望有机会能到北京来长住一段时间,住半年或者一年。如果我有过在中国大陆真正的脚踩在泥土上的生活经验的话,我再来写(一些题材)会不一样,会更好。缺了这块泥土上真正的生活经验,你就比较不容易知道这片土地上真正的痛之所在和情感。”
文化输出的差距
1980年代初,旅美苦学9年的龙应台在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台湾执教和写作。1984年,她在《中国时报》撰写“野火集”专栏,呐喊“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因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猛烈抨击和对公民意识的倡导而引起热烈反响;次年,“野火集”结集出版,不到1个月内再版24次,被诗人余光中誉为“龙卷风”。从1986年,起,她旅居欧洲共13年,其间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开设“台湾文学”课程,并在欧洲报纸如《法兰克福汇报》撰写专栏。
龙应台在法兰克福住过11年,那时每年都会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今年也以台湾出版商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了10月19日刚刚闭幕的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100多年才能轮到做主宾国的机会。它不同于汽车展等一般的商展,其实是思想展,各个国家借此展示自己最有潜力被外国买去的书。它是各个国家文化输出的竞赛,是思想竞技的场所”,龙应台很为中国是这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主宾国而高兴,也很为中国图书在装帧设计等领域的微观进步而欣慰。
但“中国在所谓大国崛起的趋势里,相较于商业输出,文化输出这块是比较落后的。中国作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其实接受了一个刺激:在文化输出上,与国际的差距那么大”,龙应台也看到了中国出版在全球化态势下需要奋起直追和锦上添花之处,“中国的展台上有很多很多书,但这些书能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比例是很低的。”
对于大陆官方近年大力倡导的“出版走出去”战略,龙应台认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首先,“输出之前,你要去了解什么样的书才能打入德文、英文等市场”,“这势必要我们对英文世界、德文世界进行深入了解,而对文化的理解比对汽车、电冰箱市场的了解面临的挑战更多,是需要下功夫的”;其次,出版品乃至文化商品“无论在思想深度、对世界认知的广度和文字艺术的高度上,(本身品质)都要好,这是一个竞技的事情”,“一个社会的文字作品,不止文学,要达到最高境界,社会一定要给它最宽广、刺激最大的创作环境”,“法兰克福书展表面上是在比成品,实际是在比哪一个社会有最丰沃的土壤,有最自由的空气和独立的精神。一个社会一旦具有这些品质,产品自然会好。”
这个时代怎样“被记忆”
最近5年,除“一个月去一次台湾清华大学讲课”,龙应台主要给港大学生授课,“我有时开对社会开放的课”,听课的三分之一是当地政府官员,三分之一是律师和建筑师等专业人士。来听“文化政策”的港府官员和公共文化艺术机构的主事者,显然看重龙应台1999年夏至2003年2月受马英九之邀担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的经验。龙应台不太愿意多谈“公务员经历”,不过她表示:“当只是纯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一个钟表,看到两个时针是怎么走的。当你有实际经验的时候,你就知道齿轮是怎么回事。”
回望那4年,龙应台最敝帚自珍的是“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文化局能独立行使职权,不是市长的化妆师,只对市民负责。它包含城市规划、古迹保存、公共意识、城市的艺术教育和文化人才培育等。”
“政府的所有钱来自税收,来自人民,所以要保证每一个人的文化权”,龙应台在任上大张旗鼓地推行“庶民文化权”、“公民文化权”的概念,并提出“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就在巷子里”等主张:“所谓的文化,不是停留在装饰着水晶灯的大歌剧院里上演的歌剧上,它是城市里的居民如摆路边摊以糊口的老太婆的文化权,甚至包括坐牢的犯人都有文化权。城市的居民有权利追问官员:我有文化权,我和那些穿着华服去听歌剧的人的文化权的差距在哪儿?”
“决策者一旦有了人文涵养,他在修路时会为一棵400年的老树转个弯,会保护对历史积淀有贡献的人的老房子,会在最新潮的建筑里融进古代的建筑元素。”龙应台主政台北市文化局时,会组织专家就民间文化团体申请政府资助的项目进行科学评估,“我要看你的土壤好不好”,“我作为政府,会设法给你一个‘钓竿’而不是直接给‘鱼’,但好多民间申请者只要钱,想直接得到‘鱼’。”糟糕的是,民选的政府官员为了拉拢选票,很可能迫于选民压力而把政府资助划拨给投自己票的选民和团体。
南京作家范泓写作《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时,触动他的就有一个细节:2002年5月23日,龙应台偕“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员钱永祥与资深报人南方朔等会勘年久失修的雷震故居,“那天,在蒙蒙细雨之中,龙应台手执一本1956年10月适逢蒋介石七十寿辰出版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其中有雷震先生所写一篇题为《寿总统蒋公》的社论……龙应台女士动情地说:‘这篇社论正是雷震十年牢狱之灾的关键点’。”时隔7年,龙应台回忆:“我在保存雷震、梁实秋等台湾‘外省人’的故居时,还会考虑是否保存台湾本土文化名人的故居”,“决策者从下到上界定什么叫文化,什么值得保存,什么要拆掉,才是多元社会所需要的。如果民间声音出不来或者得不到落实,这个多元社会就听不到足够多的人的声音、意见。”
“当我想到北平的时候,我马上想到梁实秋”,龙应台认同“文化中国”的概念,她追问:“当代中国有这样的人吗”,“我们这个时代又会被人家怎么样地记住?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建国60周年,这是一个该思考的问题。”
龙应台现在最关注青年问题。
“两颗子弹的事情(指2005年3月19日的‘陈水扁枪击案’,笔者注)发生之后,我们这些朋友们觉得,恐怕应该放弃任何对于政治人物的期待了,还是要回到原点,让咱们直接在民间社会里面,尤其是面对年轻人做一点基本的事情。”
龙应台注定了被误读和被期待。《孩子你慢慢来》本来与《野火集》是同期的作品,但陷入二元对立偏执的读者非要把《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和《目送》这个貌似“软”的系列和“硬”的《野火集》生生对立起来。龙应台哭笑不得,“白天骂政府”和“晚上回家给孩子喂奶”丝毫不矛盾。
有“刁钻”的读者提问,假设龙应台那温驯的次子菲利普是“同性恋”时怎么办,龙应台坦然作答:“跟他对我说‘妈,我是个左撇子’一样,没有任何差别”,“比他跟我说‘妈,我吸毒’这种问题好多了”,“我会跟他一起去同性恋的酒吧”。
在逗留北京的三天里,龙应台竭力敞开自己,一点一滴地去感受胡同、平房和杨树等构成的“心灵里面的唐诗宋词的中国”;读者见面会上,为了多听听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她请求提问的读者尽量少写纸条而多用口头提问。面对海峡这边的青年崇拜者,龙应台的最大期待是:“挑战自己,你们心中原来有的所有价值都是可以被挑战的,那才是真正的年轻的中国人、下一代中国人最有志气的表现!”
“其实,我还想来北大讲学一年呢,但不知道北大能不能像港大那样提供条件给我。”10月下旬,当下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龙应台接受笔者专访时,如是表达了她最近的一个心愿。一个多小时的专访结束后,她特意走到北京华侨大厦门口“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辨认着王府井大街上的行道树到底是杨树还是榆树,借机体察“唐诗宋词的中国”。
从2004年夏天开始,卸任台北文化局局长的她到香港城市大学访学一年,参观港大教授公寓时看到的“一片海”让她决意留下。港大5年,让她发现:“港大有一个非常新的状况,研究生几乎80%以上是大陆学生。”
专访次日午后,“龙应台《目送》新书见面会”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举行。在穿插着演讲、欧洲式诵读和问答的两个半小时见面会上,除了拒绝“你化妆吗?怎么保持这么好的气色?”一类的个别问题外,龙应台基本上是知无不言。她再一次表达了她最近的心愿:“我确实希望有机会能到北京来长住一段时间,住半年或者一年。如果我有过在中国大陆真正的脚踩在泥土上的生活经验的话,我再来写(一些题材)会不一样,会更好。缺了这块泥土上真正的生活经验,你就比较不容易知道这片土地上真正的痛之所在和情感。”
文化输出的差距
1980年代初,旅美苦学9年的龙应台在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台湾执教和写作。1984年,她在《中国时报》撰写“野火集”专栏,呐喊“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因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猛烈抨击和对公民意识的倡导而引起热烈反响;次年,“野火集”结集出版,不到1个月内再版24次,被诗人余光中誉为“龙卷风”。从1986年,起,她旅居欧洲共13年,其间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开设“台湾文学”课程,并在欧洲报纸如《法兰克福汇报》撰写专栏。
龙应台在法兰克福住过11年,那时每年都会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今年也以台湾出版商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了10月19日刚刚闭幕的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100多年才能轮到做主宾国的机会。它不同于汽车展等一般的商展,其实是思想展,各个国家借此展示自己最有潜力被外国买去的书。它是各个国家文化输出的竞赛,是思想竞技的场所”,龙应台很为中国是这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主宾国而高兴,也很为中国图书在装帧设计等领域的微观进步而欣慰。
但“中国在所谓大国崛起的趋势里,相较于商业输出,文化输出这块是比较落后的。中国作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其实接受了一个刺激:在文化输出上,与国际的差距那么大”,龙应台也看到了中国出版在全球化态势下需要奋起直追和锦上添花之处,“中国的展台上有很多很多书,但这些书能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比例是很低的。”
对于大陆官方近年大力倡导的“出版走出去”战略,龙应台认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首先,“输出之前,你要去了解什么样的书才能打入德文、英文等市场”,“这势必要我们对英文世界、德文世界进行深入了解,而对文化的理解比对汽车、电冰箱市场的了解面临的挑战更多,是需要下功夫的”;其次,出版品乃至文化商品“无论在思想深度、对世界认知的广度和文字艺术的高度上,(本身品质)都要好,这是一个竞技的事情”,“一个社会的文字作品,不止文学,要达到最高境界,社会一定要给它最宽广、刺激最大的创作环境”,“法兰克福书展表面上是在比成品,实际是在比哪一个社会有最丰沃的土壤,有最自由的空气和独立的精神。一个社会一旦具有这些品质,产品自然会好。”
这个时代怎样“被记忆”
最近5年,除“一个月去一次台湾清华大学讲课”,龙应台主要给港大学生授课,“我有时开对社会开放的课”,听课的三分之一是当地政府官员,三分之一是律师和建筑师等专业人士。来听“文化政策”的港府官员和公共文化艺术机构的主事者,显然看重龙应台1999年夏至2003年2月受马英九之邀担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的经验。龙应台不太愿意多谈“公务员经历”,不过她表示:“当只是纯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一个钟表,看到两个时针是怎么走的。当你有实际经验的时候,你就知道齿轮是怎么回事。”
回望那4年,龙应台最敝帚自珍的是“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文化局能独立行使职权,不是市长的化妆师,只对市民负责。它包含城市规划、古迹保存、公共意识、城市的艺术教育和文化人才培育等。”
“政府的所有钱来自税收,来自人民,所以要保证每一个人的文化权”,龙应台在任上大张旗鼓地推行“庶民文化权”、“公民文化权”的概念,并提出“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就在巷子里”等主张:“所谓的文化,不是停留在装饰着水晶灯的大歌剧院里上演的歌剧上,它是城市里的居民如摆路边摊以糊口的老太婆的文化权,甚至包括坐牢的犯人都有文化权。城市的居民有权利追问官员:我有文化权,我和那些穿着华服去听歌剧的人的文化权的差距在哪儿?”
“决策者一旦有了人文涵养,他在修路时会为一棵400年的老树转个弯,会保护对历史积淀有贡献的人的老房子,会在最新潮的建筑里融进古代的建筑元素。”龙应台主政台北市文化局时,会组织专家就民间文化团体申请政府资助的项目进行科学评估,“我要看你的土壤好不好”,“我作为政府,会设法给你一个‘钓竿’而不是直接给‘鱼’,但好多民间申请者只要钱,想直接得到‘鱼’。”糟糕的是,民选的政府官员为了拉拢选票,很可能迫于选民压力而把政府资助划拨给投自己票的选民和团体。
南京作家范泓写作《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时,触动他的就有一个细节:2002年5月23日,龙应台偕“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员钱永祥与资深报人南方朔等会勘年久失修的雷震故居,“那天,在蒙蒙细雨之中,龙应台手执一本1956年10月适逢蒋介石七十寿辰出版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其中有雷震先生所写一篇题为《寿总统蒋公》的社论……龙应台女士动情地说:‘这篇社论正是雷震十年牢狱之灾的关键点’。”时隔7年,龙应台回忆:“我在保存雷震、梁实秋等台湾‘外省人’的故居时,还会考虑是否保存台湾本土文化名人的故居”,“决策者从下到上界定什么叫文化,什么值得保存,什么要拆掉,才是多元社会所需要的。如果民间声音出不来或者得不到落实,这个多元社会就听不到足够多的人的声音、意见。”
“当我想到北平的时候,我马上想到梁实秋”,龙应台认同“文化中国”的概念,她追问:“当代中国有这样的人吗”,“我们这个时代又会被人家怎么样地记住?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建国60周年,这是一个该思考的问题。”
龙应台现在最关注青年问题。
“两颗子弹的事情(指2005年3月19日的‘陈水扁枪击案’,笔者注)发生之后,我们这些朋友们觉得,恐怕应该放弃任何对于政治人物的期待了,还是要回到原点,让咱们直接在民间社会里面,尤其是面对年轻人做一点基本的事情。”
龙应台注定了被误读和被期待。《孩子你慢慢来》本来与《野火集》是同期的作品,但陷入二元对立偏执的读者非要把《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和《目送》这个貌似“软”的系列和“硬”的《野火集》生生对立起来。龙应台哭笑不得,“白天骂政府”和“晚上回家给孩子喂奶”丝毫不矛盾。
有“刁钻”的读者提问,假设龙应台那温驯的次子菲利普是“同性恋”时怎么办,龙应台坦然作答:“跟他对我说‘妈,我是个左撇子’一样,没有任何差别”,“比他跟我说‘妈,我吸毒’这种问题好多了”,“我会跟他一起去同性恋的酒吧”。
在逗留北京的三天里,龙应台竭力敞开自己,一点一滴地去感受胡同、平房和杨树等构成的“心灵里面的唐诗宋词的中国”;读者见面会上,为了多听听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她请求提问的读者尽量少写纸条而多用口头提问。面对海峡这边的青年崇拜者,龙应台的最大期待是:“挑战自己,你们心中原来有的所有价值都是可以被挑战的,那才是真正的年轻的中国人、下一代中国人最有志气的表现!”